自由主义市场观批判——市场经济的八个命题-社会思潮批判-马克思主义评论网a

    20世纪90年代以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成为世界性的潮流。但是，对于市场经济的研究并没有因为其被普遍认同而失去意义。在市场经济的旗帜下面，可能包含着内容各异甚至是相互对立的改革理念，这些不同的理念对于现实的改革政策和改革实践无疑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比如，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机制实质上是以价格为基础的稀缺资源的配置机制，因此“管住货币，放开价格”是经济转型的核心。凯恩斯主义在承认市场经济有效性的前提下强调自由市场的缺陷，因此，主张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发挥国家的作用。演进主义认为，市场制度只能自发生长和演进，不能人为大规模地构建。新制度经济学把市场化的核心归结为“产权的明晰化”，并把改革的过程理解为理性人通过成本与收益的计算而进行的制度博弈。公共选择理论强调了宪法和政治秩序的选择在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等。（注：张宇：《过渡经济学的回顾与反思》，《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5期。）因此，对于经济转型来说，重要的不仅在于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还在于弄清这一目标的具体含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行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丰富实践，为人们深刻理解市场经济的实质和结构提供了难得的经验，通过对经济转型实践的反思，可以得出以下的一些值得重视的理论命题：

    1.市场经济既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把市场经济作为稀缺资源配置的方式，是比较流行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关注的是市场的表面过程，而没有揭示出市场经济深刻的社会内含和复杂的内在结构。如果说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那么，这不仅仅是就它的物质内容而言的，而更重要的是就它的社会形式而言的。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看，商品不是物，而是被物的形式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特殊经济关系。资源配置归根结底是资源在相互间存在利益差别以至利益冲突的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因而在一定所有制基础上形成的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体系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上层建筑是资源配置由以实现的社会基础。从表面现象上看，市场机制是以价格为核心的，因此，管住货币，放开价格似乎就成了改革的主要内容。但是，价格以价值为基础，价值又反映了具有独立财产权的经济主体之间自由的交换关系，因此，没有产权制度的改革，价格信号无法充分发挥作用。而产权制度的根本改革又要求有完整的生产要素市场、健全的法律制度和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关系和意识形态。在政治上，市场经济需要个人身份的独立和自由、民商法体系的充分发展、政府与市场的明显分离。在意识形态上，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伴随着自主、自由、竞争、效率、功利、契约等意识的增强，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氛围。最后，所有这些因素归根到底又是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的。经济剩余的日益增加、社会需要的日益丰富、人的能力日益提高、社会分工的日益广泛、技术和产品的日益创新，推动着市场经济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因此，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不仅仅涉及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而是包括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深刻变化的长期而复杂的整体性过程。

    2.市场经济既是一般的中性概念，也具有明显的制度属性。从市场机制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的观点出发，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借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建立了自己最初的理论模式，即所谓的兰格－勒纳－泰勒（简称兰格模式）。（注：奥斯卡·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这一模式假定，市场机制是中性，没有特殊的制度属性，这一观点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市场化改革曾经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不过，中性论的观点虽然突破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反市场的传统，把市场机制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剥离出来，从而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联姻在理论上开辟了道路，但是，这种观点从根本上来说是非历史的，忽视了市场经济的特殊的社会属性和历史性质，依靠这种理论不可能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诚然，商品交换和市场机制是存在于许多社会形态中的一种普遍经济现象，并不为某种社会制度所独有，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机制是中性的，它既不姓“资”，也不姓“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市场机制是一种可以脱离开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的整体结构而独立存在和一种技术性工具，可以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随意搬来搬去。实际上，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关系或制度形态，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市场机制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也是不相同的，从这一点来看，市场机制又不完全是中性的。古典的市场经济不同于现代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迄今为止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以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为基础、并与这种制度的改革相联系的，从而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是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市场化的模式和道路，规定了中国市场化的可能性边界和基本的约束条件。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已经发生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本质和过程。另一方面，现实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市场关系的形成反过来会推动宪法制度的改革和所有制形式的变化，从而社会主义具有了新含义。如何在市场化过程中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从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轨，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正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质和难点所在。

    3.市场经济既是自由经济，也需要社会和政府的调节。在经济自由主义的理念中，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的代名词，市场机制作为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和引导着资源的合理配置，它不受政治和其他社会力量的左右。经济自由主义的理念对于打破封建制度的束缚，促进市场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曾经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当代它却具有了更多的意识形态色彩。市场经济强调个人利益、自主决策和自由竞争，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自由经济。但是，它从一开始起就包含了一个基本矛盾，即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分工一方面造成了不同生产者的相互分离，使他们成为自由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另一方面造成了他们之间全面的相互依赖，每个人只有依赖他人才能存在。从市场经济的这一基本矛盾中既内生出了经济自由的要求，也内生出了否定自由市场的种种因素：个别企业是有组织的，而整个社会生产却是无政府的，自由的市场不可避免地导致宏观经济的失衡，使宏观调节的出现成为必然；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而市场需求却由于分配关系中存在的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而相对狭小，从而使国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成为必要；人与人的关系在市场经济中被彻底物化，个体在获得更大自由的同时，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冲突却不断加深，从而在市场竞争之外，社会合作和社会调节同时也得到广泛发展；交换过程中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自由竞争必然导致两极分化，一方面引起财富的集中和权力的垄断，另一方面导致弱势群体被边缘化，这就需要经济的民主化和平等化；市场交易的顺利进行需要与市场关系相适应的产权制度和市场秩序，而产权制度和市场秩序的形成与完善，只能是人类政治活动的产物。因此，事情就不会像经济自由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当每个人追求自己私人利益的时候，也就达到了私人利益的总体即普遍利益。“从这种抽象的说法反而可以得出结论：每个人都互相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页。）因此，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是不可持续的，市场机制必然要以非市场的因素来保证，自由必然要以约束为条件，自由市场经济向有调节市场经济的过渡、国家干预主义的出现、宏观政策的广泛采用、公共选择范围的扩大以及各种非市场组织和非市场因素对市场过程的渗透，就成了市场经济生存发展的历史趋势。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政府直接干预的减少和个人自由的增加代表了改革的方向，但是，不应忽视的是，任何制度都是由国家来创造和推动的，特别是对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国家来说，由于制度环境的不确定、产权制度不健全、市场的不完备、价格信号的扭曲、私人行为的短期化，市场失败的范围更大，因此，改革政府体制，提高政府效率，充分发挥政府在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稳定的社会环境、有效的宏观调控、健全的法律体系、适当的行政干预、明智的发展战略和策略以及强有力的组织和协调，对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中国现代化的成功需要的是能充分履行其经济和社会职能的强政府，而不是无所作为的弱政府和小政府；有效率的市场经济模式不是“大市场，小政府”，而是“大市场，强政府”。

    4.市场经济既是自发秩序的产物，也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市场经济能不能规划和设计？市场化的过程能不能计划和控制？对于这一问题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看法。演进主义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是自发的演进的，这一过程是不可知、不可控、不确定的；建构主义的观点则相反，认为制度的变迁过程是可知的、可控的、确定的，因而是可以人为建构的。这两种观点都具有其合理性，同时也都存在某些片面性。实际上，市场经济既是自发秩序的产物，也是社会建构的结果。一方面，市场秩序在本质上是自发的，是以自发分工和市场交换为基础、以私人利益和竞争为动力、以供求和价格为机制调节劳动分工和资源配置的社会形式，因此，它的形成和演进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和不确定的，人们不可能对这一过程做出准确无误的设计，并完全按照预定设计的蓝图有计划地加以实施，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必然带有一定程度的摸石头过河的特征，中国改革开放中实行过的自下而上、分步推进、双轨过渡、先实验后推广等做法，都体现了制度变迁的演进性质。市场经济是历史演进的，因而作为改革目标的市场经济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从中共十二大“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理论，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十三大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模式，到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们对改革目标的认识也是处在不断发展和深化之中，也具有演进的性质。但是，在看到这一点的同时也要认识到，社会的进化过程不完全像演进主义认为的那样，只是个人之间无意识作用的产物，只能自发演进，而不能人为建构。相反，任何合法的社会规则都是通过国家来制定和实施的，都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可以有意识地设计和实施。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框架内，经济改革的过程要比其他任何社会都更多地要求受到有组织力量的控制。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改革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改革目标的提出和调整、改革方案的设计和选择、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宪法制度的修订、市场规则建立、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等，无不是由国家构建和推动的。人类社会既是演进的，又是建构的，既是自发的，又存在着选择性。如何处理好自发秩序与社会理性的关系也始终是经济转型面临的一个基本课题。

    5.市场经济既是全球性的，也是国家性的。市场经济本质是一种开放经济，它必然要冲破地区和国家之间的限制，把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市场连成一体。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伴随着信息化的滚滚浪潮，经济的全球化也进入了一个急剧扩张的新阶段。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金融国际化趋势进一步增强；全球生产经营网络正在形成；跨国公司日益在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宰；区域经济集团化向纵深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跨国公司的迅猛崛起、世界经济的高度一体化和国际调节的日益加强，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主权国家的权力，加强了经济的全球性而削弱了经济的国家性或民族性。随着中国正式加入WTO，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日益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中国的对外开放也进入了一个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的新阶段，如何有效地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是中国改革和发展必须面对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但是，在积极和主动地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不能无条件地接受“全球主义”者鼓吹的“民族国家崩溃说”和建立“全球政府”的主张。应当看到，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在全球化的滚滚浪潮中，发达国家只是一味推动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却设置了重重障碍，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化远远落后于商品和资本的全球化，换言之，目前正在进行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一种不对称全球化：货物和资本市场倾向于全球化，而劳动力市场却被分割成许多板块；一方面是越来越全球化的经济，另一方面是不同主权国家和政治社会的继续存在。（注：萨米尔·阿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全球主义》，载罗纳德·H·奇尔科特主编《批判的范式：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张宇、田方萌：《不对称的全球化》，《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3期。）全球化的不对称性意味着，民族国家在可见的将来不仅不可能消失，而且仍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这表现为：国家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权力主体；领土仍然是划分国家的基本标识；国家认同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认同；国家的公民权仍然是最重要的成员资格权；国家利益仍然是根本的政治利益；国家仍然是正式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国家仍然是最重要的行为主体；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国家的作用甚至有所加强。特别是个别发达国家，正是凭借着其强大的国家，才能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其新帝国主义战略。（注：俞可平等：《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而落后的国家要想实行赶超式的发展战略，获得后发性优势，同样也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国家机器。这同时也意味着，保持经济开放与经济自主之间的平衡，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维护民族国家的利益，追求国家的自主性发展仍然应当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6.市场经济既是交换经济或契约经济，也是一种生产体系或生产关系。市场经济是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一种经济形态，市场经济中的所有经济关系都首先表现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之间平等的契约关系，因此，市场经济经常被称作为契约经济。但是，把市场经济概括为契约经济只是一种表面化的看法，不能反映市场经济的深层结构。为什么会出现市场，市场的发展又是由什么决定的，为什么同样的市场经济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发展阶段会产生巨大差异？回答这些问题必须透过市场交易的表象进入生产过程的内部。这是因为，生产决定交换，分工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分工与生产发展的程度和结构决定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7页。）交换关系的性质也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契约关系的内容是由生产关系的内容赋予的，比如劳动力买卖的契约不同于物质产品交换的契约，商品交换的契约不同于资本交易的契约，等等。因此，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结构的变迁，特别是取决于分工和所有制的状况。其中，所有制结构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而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则具有根本的作用。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特别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与不发达市场经济的差异，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从而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程度不同导致的。同样的市场制度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会产生明显的差异和不同的经济绩效。没有先进的生产力和高度发展的分工，单纯依靠放开价格、取消政府管制或者模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制度，不可能迅速建成现代的市场经济。作为一个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市场发育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不仅受各种社会制度的制约，而且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还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落后，市场经济的发展面临着分工粗疏、结构简单、信息不畅、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薄弱、城乡差距过大、工业化水平过低、科学文化落后、资源资金短缺、对外竞争力不强等限制性因素，市场发育的深度、广度和完善程度都受到了很大局限，具有明显的二元结构的特点，这决定了，中国现阶段已经形成的市场经济只能是一种初级的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这是现阶段中国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特点。

    7.市场经济既追求效率，也需要公平。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意味着社会公平，而市场经济意味着高的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公平加市场效率。这种观点是缺乏根据的。实际上，社会主义不等于公平，市场经济也不等于效率。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历来众说纷纭。首先，对公平和效率的含义，就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定义。其次，对于公平和效率的选择问题，人们的认识也存在着很大分歧。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流行的看法是把公平当作一个价值标准，而效率则被认为是客观的，在价值上是中立的。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在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做出这样明确的区分是站不住脚的。人们的道德判断和效率评价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复杂的、常常很不明确的相互影响。就效率评价而言，不仅效率概念本身总要以某种常常有争议的假设为前提，而且，当一个具体的社会安排满足其中一种效率标准时，对它的重要性和意义的评价，也是与道德有关的。（注：艾伦：布坎南：《伦理、效率与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正因为如此，平等和效率的关系要比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复杂得多。公平与效率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导致了人们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不同态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市场经济既要追求经济效率，也要追求社会公平，社会公平对于市场经济并不是外在的。社会公平的意义在这里至少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含义：（1）作为市场经济基本规范的公平。这一意义上的公平是直接从商品交换关系中引导出来的，它的实质是交换主体彼此承认对方是自主的独立的产权主体，在法权和身份上处于平等地位，可以公平地展开竞争，这种意义上的社会公平既是市场经济本质所在，也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基本前提。（2）作为收入分配均等化意义上的公平。经济学中通常假定，在收入分配的公平与经济效率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即过分的公平会降低效率，而过分追求效率则又会影响社会的公平，因此，需要在公平与效率之间进行权衡。但事实上收入公平并不一定是无效率的，它有利于增加社会有效需求，有利于保障劳动者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有利于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因而它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成为经济发展和效率提高的动力。（3）作为社会主义目标的社会公平。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物质生活，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7页。）这是历代的社会主义者所一贯追求的社会理想，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付出更大的努力，在更高的程度上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8.市场经济既是民主的动力，也可能成为民主的障碍。一般认为，市场化与民主化是密切相关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这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打破了封建的等级制和人身依赖关系，奠定了独立政治人格的经济基础，造就了平等自由的社会关系；市场经济是以分散决策为特征的，因而，它扩大了分权的范围，减少了集权和专制的可能性；市场经济培养和造就了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和利益结构，这表现在政治体制上，要求权力的相互制衡；市场经济改变了社会的价值标准，用货币本位代替了官本位，用货币拜物教代替了权力拜物教；市场经济创造了竞争、开放和不断变化与创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使传统社会赖以存在的封闭、保守和狭隘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被瓦解。不过，虽然民主化与市场化、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二者不能等同。市场强调个人自由，民主化则强调社会的联合；市场要求发挥个人的首创性，民主要求发挥社会的协调作用；市场以私人分散决策为基础，民主则以公共决策为基础；市场首先是要设法限制国家权力，民主则是要在国家权力中嵌入人民权力。（注：乔·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因此，市场化并不会自动带来民主化，市场经济并不直接等于民主政治，不仅如此，它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成为民主的障碍。这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众多的经济决策如投资、就业、工资、物价等被私人利益所支配；作为市场竞争必然结果的财富的集中，可能使少数人对政府公共决策产生广泛的影响力；实业界由于拥有极其雄厚的资金、一切就绪的组织结构，以及接近政府的特殊通道，因而他们在政治中利益也容易享有主导地位，等等。（注：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一些拉美和东欧转型国家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大规模的腐败和权贵资本主义就是一个明证。因此，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必须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把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保证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

    总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不是静态的、确定的、机械性的工程建设，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的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变迁过程，这一过程必然是长期的、渐进的并且是独特的，在许多方面也必然是出人意料的，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国经济转型的独特道路和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