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论坛》：未来十年你我面临的挑战

王占阳,王海光,易宪容,汪玉凯等
未来十年，将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机遇期。回顾国家发展历程，机遇总是与挑战并存，前所未有的机遇，往往伴随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欲把握发展的先机，必然要对可能面临的挑战作出判断，未雨绸缪。
人民论坛杂志发起的“未来10年10个最严峻挑战”问卷调查，得到专家学者、干部群众和网友的广泛关注与参与。“环境危机凸显”、“贫富差距拉大”、“基层干群冲突”等十大挑战当中，有些精确地切中了时代弊端，有些让我们感同身受，有些可能离我们的生活较远，但这些可以说都是民众真实心声的表达，是大家的共同关切。
国家的命运总是与个人的生计紧密相关。未来十年的挑战，不仅关乎中国发展全局，更关乎你我的平凡生计。相关领域知名专家分别就调查结果撰写了分析文章，他们的战略思考高屋建瓴，不仅打开了时代的思维空间，对国家发展和公共决策也有重要参考意义，值得品鉴。
“未来10年10大挑战”调查报告
根据人民论坛“千人问卷”调查显示，未来10年10项挑战分别为：第一大挑战为“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82.3% 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第二大挑战为“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激化社会矛盾”，80.6%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 第三大挑战为“基层干群冲突”，63.2%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 第四大挑战为“高房价与低收入的矛盾”，62.8%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第五大挑战为“诚信危机，道德失范 ”，61.7%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第六大挑战为“民主政治改革低于公众预期”， 52.3%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第七大挑战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 51.6%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第八大挑战为“老龄化矛盾凸显，老无所依，老无所养 ”， 44.1%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第九大挑战为“大学毕业生就业更加困难，诱发不稳定因素”， 43.4% 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第十大挑战为“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36.3% 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

为什么要关注“未来10年10大挑战”
逢10大庆，这是中国人的传统。2009年10月1日，天安门前一场盛大的国家庆典，让中国人回味了过去的辉煌，展现了国人的自信和骄傲，并对中国未来满怀期待。当人们还沉浸在60周年庆典展现出的盛世景象中时，2009年岁末已悄然而至。
“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这一重要论断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即使是在财富与实力上升最快的战略机遇期，也会遇到重重考验，越在盛世当中越要头脑清醒。人民论坛杂志09年7月下期“中国崛起何其艰难”调查显示，如果把美国“国家崛起难度系数”设定为100，比照之下，69.95%的受访者选择中国崛起难度系数在150以上，只有5.66%的人选择50以下。这说明，广大民众清醒地认识到，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崛起之路将充满艰辛，要实现中国崛起的梦想，还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
欢庆过后，我们将迈开新的征程。下一个10年，中国发展将遇到哪些挑战?哪些是最严峻、最需要关注的?该如何去应对?诸如此类问题，需要未雨绸缪。为此，人民论坛杂志发起了“盛世危言：未来10年10个最严峻挑战”调查。
“10大挑战”是如何得出来的?
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问题很多，但哪些是最为严峻的?为了科学、客观地挑选出未来10年面临的严峻难题，我们进行了两个阶段的调查。
第一阶段为询问、访谈专家学者。为此，我们在11月16日-21日，通过电话、电邮、短信的方式，请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列出未来10年中国可能面临的10个挑战，100余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他们的意见，从专家所列问题当中，我们选取了20个排名靠前的问题，作为调查选项。
第二阶段为网络调查。自11月26日-12月8日，“盛世危言：未来10年最严峻的10个挑战”的专题调查在人民网、腾讯网、人民论坛网上推出。调查推出后，共有8128人参与了投票，我们按照票数的多少，列出了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十个最严峻的挑战。这三大网站受众群体各不相同，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调查的代表性。
多少受访者认为未来面临严峻考验?
在调查的第一部分，“对未来10年中国的发展，您比较认同哪种判断”，我们提供了5个选项，其中有4473人选择的是“各类矛盾集中爆发，执政党和民众将面临严峻考验”这一选项，百分比为55%;32%的人选择的是“各类矛盾、风险加剧，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使发展停滞”;10%的人选择“虽然会有风险，但中国完全能平稳度过”;3%的人选择“说不清楚”，仅有1%的人选择“没有什么风险，中国会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中国民众对中国的国情和积累的问题有最深切的感受，因此，他们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不会盲目乐观。55%的人选择“各类矛盾集中爆发，执政党和民众将面临严峻考验”充分说明，中国在过去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深层的社会问题不断增加，并将成为中国今后发展的桎梏。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将是中国政府未来的重头戏。
“10大挑战”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
通过网络投票统计，我们按照百分比从高到低，列出了10个严峻挑战(如图)。政治领域受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腐败、干群矛盾及政治改革，如分别为第一、第三、第六大挑战的是“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基层干群冲突”以及“政治民主改革低于民众预期”。但从数量来看，民生问题居多，如分别为第二、第四、第八、第九大挑战的是“贫富差距逐步拉大，分配不公激化社会矛盾”，“高房价与低收入的矛盾不断积累并爆发”，“老龄化矛盾凸显，老无所依，老无所养”， 以及“大学毕业生就业更加困难，诱发不稳定因素”。
“环境危机”为第七大挑战。位居第五、第十大挑战的是“诚信缺失，道德失范”和“西方价值观主流化与主流价值观边缘化的矛盾”。可见，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经济问题已经不是人们关心的首要问题，由经济发展带来的政治、社会、道德问题才是我们的政府和社会所应该反思的。针对每个挑战，我们约请专家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们的精到见解切中问题的要害，值得品读。(执笔：高源 马静)
挑战一：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
王明高：科学制度反腐的最佳时期
6688位受访者认为“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是未来10年的严峻挑战，占受访人数的82.3%
编者引言 虽然惩治腐败是我们党的一贯立场和方针，而且惩治腐败的力度逐年加大，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但无须讳言的是，腐败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在某些时期、某些地方、某些领域甚至还呈蔓延之势，主要表现在犯罪的人数越来越多，职务越来越高，金额越来越大，腐败的“出生率”大于“死亡率”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苏共解体和东欧剧变的事实证明，即使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也没有对政权更替的“历史周期率”获得终身免疫力。相反，腐败现象的蔓延却是加速政权更替的催化剂。
因此，胡锦涛指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历史任务。”将反腐败提高到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足见党中央对反腐败的紧迫感和腐败危害的危机感。
拨开历史迷雾，我们发现，导致苏联剧变的原因有许多，但有一个被我们忽略的重要原因，就是苏共领导层中的腐败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即他们所攫取的特权和社会财富之多，使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外衣已经成为束缚，不便于他们更放手、更放心地去侵占和鲸吞更多的国家财富。可以说，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由腐败导致民心丧失，最终丧失政权。
未来10年，在我们党正处在历史上最兴旺发达的时候惩治腐败顽症，无疑是选择了最佳的手术期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颁布的制度可以说不胜枚举，为什么腐败仍屡禁不止?
惩治腐败是一项世界性的严峻课题。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面对腐败的严重挑战，世界各国政党、政府都在研究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对策。
制度反腐是人类反腐的经验总结和历史选择，在人类几千年的反腐实践中，历朝历代也制定过许多制度，为什么最终都因腐败而亡?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颁布的制度可以说不胜枚举，为什么腐败仍如此猖獗?
改革开放以来颁布的法律制度，之所以对惩治腐败的效果不佳，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制度设计不科学;二是制度执行没有刚性;三是反腐败工作没有一部统一的纲领性法律。
要提高反腐倡廉制度的执行力，必须提高制度的质量和执行的刚性。一是制度设计必须持定“无赖原则”。在制度设计时，应有这样一个假设，就是每个人都是“无赖”，只有以硬性的制度制约，才能让其规规矩矩服从公共利益。英格兰著名思想家休谟提出，制度设计要从“最坏”情形出发，不能对人的“觉悟”心存侥幸。
二是制度操作必须具有可行性。制度是运用于实践的，不是用来装饰的。它必须具体、可操作，具有内在逻辑性。既有实体性要求，又有程序性规定;既有宏观架构，又有微观措施。要在实际工作中行得通、用得上。凡是具有“不可行性”或“低度效益性”的制度，都是可行性不强的制度，除了造成资源浪费和信誉流失外，没有任何正面效益。
三是好的制度应该上升为法律。只有把制度变为法律，上升为国家意志，才能强化制度的权威性和惩治性。让遵纪守法者在全社会畅通无阻，使破坏法律者在全社会无路可逃。这样的制度才称得上科学的反腐制度。
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腐败的发生有其特殊原因，因而惩治腐败的措施和对策也就有所差异。中国的反腐败有中国的特殊性，因此，中国应走中国特色的反腐败之路。经过长达十多年的认真研究，笔者认为，当腐败现象在中国尚未取代经济发展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前，采取措施遏制和惩治腐败，既十分重要，又十分紧迫，既是现实之需，更是历史之举。
借鉴世界各国的反腐成果，中国特色的科学反腐制度，主要应包括家庭财产申报制度、金融实名制度、遗产税和赠与税制度、公民信用保障号码制度、反腐败国际合作制度五种，并以此为核心内容，制定和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只有科学设计和强力推行上述五项制度，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使之互相配合、互相衔接、互相支撑，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多发、高发的态势，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政治和经济保障。
毋庸置疑，随着以阳光法案——家庭财产申报制为代表的反腐制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的出台，中国社会将面临一场深刻的变革。
既然以家庭财产申报制为代表的反腐制度如此高效，那中国为什么不用?
以家庭财产申报制为代表的反腐制度，实践证明是目前世界上最有效的科学制度，而中国惩治腐败的方略，应该是建立在以家庭财产申报制为代表的科学制度上。对此，人们不禁要问，既然以家庭财产申报制为代表的反腐制度如此高效，那中国为什么现在还不用?这里面既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更有复杂的现实原因。
历史原因是：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伦理型政治，在中国占统治地位并长期延续。数千年来，人们可以对现存的政治状况进行激烈的批判，主张各种政治改革甚至进行政治“革命”，但很少有人对这种以人治为基本特征的君主政治的根本点发生怀疑。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自上而下的官僚网络等等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即使存在着政治腐败现象，也不过是帝王、官僚的道德品质问题，关键在于使统治者——权力握有者保持或恢复他们内在的贤明、善良。之所以产生如此认识，都是基于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和思想信念——人性本善。恰恰相反，在地球另一端的发达国家，为防止政治权力的扩张、垄断和专制，却进行着另一种探索，即建立法理型政治体制，全力谋求对政治权力的外部制约。所以如此认识，也是基于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和思想信念——人性本恶。
显而易见，发达国家与中国在防范权力异化、政治腐败上所走的路线是有所不同的。但如何评价这两种路线的社会效果呢?无疑，这两种路线在其历史发展中都有过自己的光荣，但从历史必然性和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看，应该说，伦理型路线过于理想化，它将希望寄托在某些领袖的重视与官吏的自律上，因而往往只能在某些时期或某些个人身上发生作用。中国古代的太平盛世大多出现在王朝之初，而其清官又寥若晨星便是最好的说明。
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法理型路线则以其突出的稳定性、常规性而更贴近于实际。世界上所有清廉国家在近现代，几乎无一例外地建立了一整套相关的法律制度，来防止、消除政府官员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其中诸多成功经验足以证明廉政制度化的必要和可行。当然，在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中，也有过政治黑暗和官员腐败，但其主要原因在于制度的不完善与制度未得到切实执行。而这又从事物的另一面向我们昭示：建立制度必须科学有效，执行制度必须具有刚性。
现实原因是：实行家庭财产申报制和金融实名制为代表的几项制度，将使党和国家面临三大风险。
一是政治风险。任何政治改革都是为政权巩固服务的，但政治改革常常容易加速政权的丧失，这样的例子在当今世界不胜枚举。如时任韩国总统金泳三实行的金融实名制，导致两位前总统的身败名裂和自身的垮台;意大利、日本的反腐举措使得政府内阁象走马灯似地频繁更迭等。
二是经济风险。家庭财产申报制、金融实名制等制度的实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的出台，使腐败成为一种“风险极大”而“收效甚微”的事情，使原有巨额的腐败资金成为“烫手山芋”。 俗话说，“狗急跳墙”。腐败分子为了逃避法律制裁，必然想方设法掩盖事实、转移财产，势必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国民经济由此面临重大风险。
三是社会风险。历史上许多动乱最初都是以反腐败的名义发动的。腐败现象的曝光和查处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执政党的决心和勇气，同时也使执政党的公信力面临巨大的考验，容易引发民众不满和社会骚乱，造成执政基础动摇。
上述三大风险，对于一个正处于上升期的发展中国家，尽管有着不可确定的因素，但仍属“刮骨疗伤”之痛。正如一个身患重病的人，采取积极的手术治疗可能有生命危险，但不动手术几乎没有希望。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在身体免疫力较强的时候冒险救治，其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同样的道理，未来10年，在我们党正处在历史上最兴旺发达的时候惩治腐败顽症，无疑是选择了最佳的手术期。
笔者最近出版的新著《科学制度反腐论》，对未来10年如何构建反腐格局进行了系统论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或许会有所启发。(作者为著名反腐问题专家)
挑战二：分配不公激化社会矛盾
王占阳：分配制度改革不能小打小闹了
——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占阳教授谈未来挑战
6555名受访者认为“分配不公激化社会矛盾”是未来10年 的严峻挑战，占受访人数的 80.6%
编者引言 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不同群体之间均存在着不平衡问题。尤其是关系民生的收入分配，其差距的拉大不仅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导致仇富心态的产生、官民对立，严重危及和谐社会关系的构建。因此，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是事关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战略问题。
收入分配问题不解决会产生一系列后果
人民论坛记者：未来10年，中国发展将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可能是什么?
王占阳：今后10年的发展，最大的问题是收入分配制度问题。讨论今后10年的问题要比讨论今后30年的问题要实在得多。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至关紧要的十字路口上，当前最紧迫的就是要讨论面对这个十字路口，我们究竟应该怎么走。
从经济角度讲，最大的问题就是收入分配制度问题。收入分配问题不解决会产生一系列的致命后果。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市场发生重大变化后，仍然依靠国际市场维系年均10%以上的超高增长已经不可能了。但我国经济的发展空间仍然非常大，我们仍然能够争取年均6%–8%的经济增长率。然而，历史和现实表明，这种增长率也不是能够自然实现的。二战后，西方各国实行了大规模的分配制度改革，内需随之大幅扩大，以致从原先70%依靠外需转变为了70%依靠内需，这才实现了这种高增长。现在我们能够保八，主要依靠的是超强力度的财政、信贷及其所形成的投资拉动的，但这种特殊的反危机措施终究是不可持续的。今后的发展必然要转向大幅度地扩大内需，而这又只有依靠收入分配制度的重大改革才能实现。所以说，如果没有收入分配制度的重大改革的话，中国经济就会在若干年后再次严重失速，即使是年均6%–8%左右的增长率，也将无法保证。
从政治角度看，按照我们现有的分配格局，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5%，就会影响到稳定。因为，在我国的财政分配中，政府行政支出所占份额非常大，而老百姓要求增加民生支出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大。在这样一个大盘子里面，如果经济增长率严重下降，财政收入随之大幅减少，“蛋糕”也就小了许多，再要同时照顾到这两个方面，还要拿出巨资维稳，那就不可能了。在这种情况下，或者是仍然保持政府的高支出，同时大幅压低民生支出，或者是继续保持以至提高民生支出，同时大幅度压低官员支出，或者是同时压低双方支出，或者是实行重税政策，这些都会导致许多严重问题，特别是使官民矛盾越来越尖锐。
经济增长严重下滑后，还会出现另外一个影响稳定的因素，这就是人心向背。低增长意味着经济状况很不好，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如果坚持依靠投资拉动，以至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和恶性通货膨胀，那就更危险了。
所以，今后10年内，特别是今后数年内，如果不在分配制度上实施重大改革的话，经济增长速度就将大幅度下滑，社会稳定和政权合法性更将开始受到严重威胁。分配制度改革已经不能再是小打小闹、不痛不痒了，而是到了必须动真格的时候了。否则，经济、政治都会出现大挑战。
今后10年已是决定中国改革命运的关键期
人民论坛记者：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积极稳妥地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您看来，目前这一领域还存在哪些突出问题?
王占阳：从总体上看，大部分人的收入都程度不同地增加了，分配制度改革也是导致这种现象的一种重要因素。但这种增加只是绝对值的增加，并不等于收入分配格局有了改善。有限的分配制度改革未能扭转整个分配格局继续恶化的危险趋势，只是在这种恶化中百姓收入的绝对值还在增加，公共财政还是给老百姓花了一些钱。基尼系数最能反映收入分配格局。我国的基尼系数现在已经高达0.5以上。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这显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趋势在现实当中不仅没有得到遏制，而且还在继续扩大中。
这里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特殊利益集团在过去10年间迅速扩大。作为这种过程的一种社会表现，10年前，党政机关干部下海经商还是一个热潮，而现在考公务员却成了大热门，因为，权力可以变成钱，已经完全是公开的秘密了。
所以，现在突出的问题是，分配制度弊端丛生，收入差距继续扩大，贫富分化异常严重，中产阶级遭到掠夺(特别是在股市、房市中)，官民矛盾、劳资矛盾急剧上升，所有这些，不仅现在已经导致了大量恶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而且孕育着更大的危险和危机。
人民论坛记者：深化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统筹兼顾，配套进行。您认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措施有哪些?
王占阳：我们都知道，扩大内需是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中心环节，因而也是保持社会稳定的中心环节。但扩大内需不能依靠增加高收入阶层的高消费，而只能依靠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这就要做两件事，一是大幅度地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从而使之有钱花;二是大幅度地提高他们的社会保障水平，从而使之敢于把增加的收入花出去。要做到这两件事，最根本的就是要解决分配制度问题，特别是解决国富民穷的问题。
目前，初次分配的问题已经很大，二次分配的问题就更大了，三次分配暂时还提不到日程上来。二次分配严重不公的集中体现就是国富民穷。导致国富民穷的根本原因就是分配制度改革不到位，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公共财政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我们现在确实应该对于收入分配严重不公、腐败现象广泛蔓延、特殊利益集团逐步形成、改革道路日趋艰难、社会不满日益加深、社会公众对于地方政府的信任严重流失、干群矛盾日益深化、党群关系也已愈益疏离等等危险现象引起高度重视了。这些现象表明，深化改革已是当务之急，今后10年已是决定中国改革命运的关键期。如果没有关键性的改革措施及时遏制和扭转目前这种恶化趋势的话，特殊利益集团的强化和人心的流失将会对社会稳定构成致命伤。(人民论坛记者周晓燕采访整理)
挑战三：基层干群冲突
王海光：巩固执政基础需要注意两大问题
5140名受访者认为“基层干群冲突”是未来10年的严峻挑战，占受访人数的63.2%。
编者引言 现阶段，我国社会基本稳定，各种主要社会关系总体上较和谐，但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研究报告》里提到，在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出现的问题中，干群关系冲突最大。
事实证明，干群关系的好坏、干群矛盾的积聚与解决直接关系着社会稳定和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尤其对于基层政权来说，人民是政权的基础，民心向背关乎政权兴衰存亡。根基不稳，势必将造成整个国家大厦的坍塌。
受访者认为，未来10年，基层政权中的干群冲突将成为严峻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如何有效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加强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抗拒风险的能力，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历史课题，迫切需要我们不断解放思想，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开拓创新的勇气，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必须构建科学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科学、规范、透明的税收机制和财政转移支付机制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坚持改革创新精神，对在新的形势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了进一步的战略部署。应对基层干群矛盾带来的新情况新考验，需要着重把握好下面两个问题。
如何构建科学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需要选派自己的优秀干部，通过法定程序进入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人民执掌国家政权。国家体现的是代表全体国民利益的社会公共权力。作为掌握国家政权的执政党，所作所为必须要体现全体国民的利益，为全体国民负责，保障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所以，执政党应拥有比革命党时代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既要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也要重视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既要发挥社会精英的栋梁作用，也要调动普通民众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积极性;既要讲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也要讲国家利益的公共性。
在执政前后，政党的政治代表性是不同的。执政前，政党争取国家权力的活动，是作为特定阶级和社会阶层利益的代表来进行的。在成为执政党以后，代表的则是全体民众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所以，决定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是政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决定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巩固与否，是民众基础和社会基础。这是国家权力的公共性质所决定的。因此，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善于从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出发，协调社会各方面的不同利益冲突，特别要关注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因为工人阶级利益的实现，具有社会大多数成员普遍受惠的意义，执政党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更多地是体现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方面。我们党讲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最要紧的就是要体现最大多数人特别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的利益要求。这是我们观察和处理当今中国问题的基本原则。
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阶层、集团和群体越来越复杂化了。工人阶级的队伍在扩大，其内部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知识分子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产业工人的科技文化素质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一部分农民成为工人阶级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管理阶层、知识分子阶层、产业工人阶层的工作方式、收入水平、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特别是社会上出现了少数高收入的富裕群体和大量的失业、下岗、低收入的弱势群体，这些问题导致了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层出不断，甚至引发不安定的因素，需要引起高度的警惕。
如何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目前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极其重大而迫切的战略问题。农民的不稳定性最大，收入增长过慢，生活水平很低，大量的农民长期进城务工，还有3000万贫困的农民。所以，执政党如何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解决好 “三农”问题，已成为巩固执政基础重大课题。
另外，我国现已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特别是个体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他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已成为推动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但他们的工作方式、收入水平、生活方式等方面与其他阶级、阶层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具有特殊性，我们党如何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要求，是执政基础巩固和扩大的新问题。
总之，进入21世纪，我们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特别是GDP人均已超过3000美元以后，各种利益冲突加剧，主要表现为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城乡之间、阶级、阶层、集团和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加剧，人民群众经济、政治、文化利益的要求满足程度的不平衡加剧，在这种复杂的利益格局面前，传统的利益协调机制失灵了，新的利益协调机制正在建设中，极容易引发社会危机。所以，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必须构建科学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科学、规范、透明的税收机制和财政转移支付机制，以国家的力量维护社会成员平等发展的权利，抑制住社会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就是建立起一个维护起点公平的社会机制。
如何在法治和民主的制度框架下重新构建党的执政方式问题
当前，体制性弊端造成的一些问题，已经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是影响我们党执政合法性的根本性因素。应当看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巨大进步，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党在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已越来越不适应了。人民群众要求当家作主、参与国家管理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如果我们党不能顺乎人民的意愿，加快民主建设的步伐，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就不能代表和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所以，我们党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使人民群众能够享受政治文明的成果，自觉拥护和支持共产党的领导。加大决策制度的改革力度，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使党的决策真正反映、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扩大干部人事选拔工作中的民主权利，让我们党组织推荐的人选，真正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让我们的干部通过民主程序，得到群众的认可非常重要。这是巩固执政基础的一个重要途径。在不断推进民主的同时，还需要大力进行精兵简政，调整党组织的领导职能和国家政权机关的职能，减少国家机器运作和党执政的成本;另外，还要加强权力制衡的制度建设，加强党和政府政务活动的透明度，使人民能够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这是防止和减少腐败现象的不二法门。可以说，党能够做到公共权力真正为民所用，以廉洁公正的形象取信于民，是党巩固执政基础的一项根本措施。(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
挑战四：高房价与低收入矛盾
易宪容：房产泡沫导致危机的中国警示
5103名受访者认为“高房价与低收入的矛盾不断积累并爆发”是未来10年的严峻挑战，占受访人数的 62.8%
编者引言 2009年12月7日上午，中国社科院在京发布2010年《经济蓝皮书》。蓝皮书指出，明年GDP增长将回升到9%，我国房价远远超出家庭收入，房价收入比超出合理承受范围，85%家庭无能力买房。可见，房价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国内经济问题最突出、民众最关心的问题。
尽管政府几年来出台了不少的调控措施，然而调控屡屡成为“空调”，房价一直居高不下，而且涨势越加汹涌。参考国际经验，我们看到，房地产业发展是否正常将影响到整体经济的兴衰。例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引发了日本金融体系动荡，并使日本经济重创。日本医治这一创伤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直到近年才摆脱其阴影。
当前，尽管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否确实存在严重的泡沫问题也尚未有定论，但普通城镇居民的家庭收入增长远远赶不上飙升的房价，商品房空置率居高不下已是不争的事实。虽然中日两国国情不同，土地供应机制不一，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应该认真汲取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的教训，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不断上涨的房价。
中国房地产的高房价已经成了一种严重扭曲的财富转移机制，它让国民的财富在短期时间内向极少数人转移与聚集，社会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公等
2009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遇到现代房地产市场出现以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可以说，今年国内房地产之所以走出这种繁荣有人为政策的因素。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借助世界金融危机推出了比美国更强有力的房地产政策。城市房价快速飚升，带动房地产市场投资及消费增长，表面看是有利于整个经济复苏，有利于所谓的保经济增长，但其带来的问题也是无可复加的。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导火线就是美国早些时候吹大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而且在世界金融史上，无论是资产价格泡沫破灭还是房地产泡沫破灭，都不可避免地会带给整个国家及经济像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一样的灾难。尽管就全国的平均房价水平来说，房地产市场好像没有出现泡沫，就目前四大一线城市房价水平来看，无论是从房价收入比、住房租金回报率，还是实际住房价格的国际比较来看，这些房地产市场泡沫已经吹得很大了，而且已经高于2007年的水平。世界的房地产泡沫都会导致金融危机，岂有中国能够例外?
同时，高房价的副作用还不止于此。因为，对于绝大部分的居民来说，住房是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即住房完全是一个民生的问题。住房不仅是他们基本生活的权利，也是生存得以保证的根本。如果房价过高，无论是他们进入这个市场还是不进入这个市场，都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如果他们进入这个高房价的市场，他们多面临一辈子为“房奴”而背负着沉重债务压力，面临一生许多生活消费严重挤出、一生个人人力资本投入减少的局面，从而这些民众的贫困只能代际转移而无法让整个家庭在社会阶层中不断提升。对于没有进入市场的民众来说，则面临着居住条件恶劣，生存环境无法改善的困境。
高房价的一时暴利还会鼓励房地产市场炒作恶风，阻碍经济创新及社会经济调整。近年来，政府一直在说保增长、调结构，但是房地产的暴利状况不改变，要调什么结构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房地产暴利不仅各行各业的企业纷纷进入房地产市场，而且凡有权力者都在千方百计持有住房。其最大的后遗症就是扩大贫富差距，形成新的社会问题。可以说，目前中国房地产的高房价已经成了一种严重扭曲的财富转移机制，它让国民的财富在短期时间内向极少数人转移与聚集，社会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公等。也就是说，住房问题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民生问题和一个社会问题。如果高房价得以持续，这些问题将会聚集在一起在某个时间爆发。正是这个意义上，中央政府的政策权衡将是未来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关键。(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发展室主任、研究员)
挑战五：信任危机
杨宜音：契约社会还有多远
5012名受访者认为 “诚信危机，道德失范” 是未来10年的严峻挑战，占受访人数的61.7%
编者引言 当有陌生人对你说他的钱包丢了，没钱回家，希望你给他一点钱，你不会心生怜悯，而是置之不理，因为你知道，他是个职业骗子;当你遇到困难，有陌生人前来帮助时，你也不会心存感激，而是小心谨慎，或者拒人于千里之外，因为你害怕他另有所图;当你与外界交往时，尽管打起十二分精神，仍然有种不安全感，因为造假事件频频发生——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诚信，曾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诚信资源逐渐匮乏，信任危机逐渐凸显。
在当今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人与商业机构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个人和企业与政府之间，都处于一种相互之间缺乏某种信任和信用的危险局面。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解决诚信、信任危机，是当务之急。
生人社会一方面要求人信任信用制度，另一方面，也会通过良性的互动，形成人际“普遍信任”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实际上是一件非常有风险的事情。与此同时，信任作为一种预期又是生活中必需的。对此，人类社会发展出相应的对策，来保证人与人之间形成足够的信任。
当代社会是不同于传统“熟人社会”的“生人社会”。生人社会是在社会流动中形成的。社会分工的加大，每个人离开本乡本土，离开了“自己人”推断的土壤，来到陌生人中间。每一个人都是匿名的，不被别人了解底细的，并且可能迅速离开而在茫茫人海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因此，一些人恰恰利用了社会转型，看到了所谓的“商机”，大行欺骗之道。
用制度保障信用
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一个生人组成的社会。然而，生人社会未必就是可怕的，让人提心吊胆，没有安全感的社会。在生人社会中，依然可以通过制度和交往两个方面来对信任提供保证。当然，这里的制度，不是亲属制度或拟亲属制度，而是信用制度和法律制度。这里的交往，不是长期交往，而是短期交往。信用制度在人类社会中一直在发展完善。在我们身边就可以看到信用制度起作用的例子。例如，使用纸币，房屋交易中的银行担保，考试作弊的惩罚，企业的诚信记录等等。当所有人通过契约而不是人情，在规定的权利义务的合约中信守承诺，在大家认可的制度面前，平等地接受契约的制约，这样就会得到制度为所有人的利益不受侵犯提供的保障。当生人社会同时也是契约社会时，人们在生人社会中依然可以得到安全感和自由。此外，生人社会的人际交往，要求人们对他人的知觉、判断、归因更为准确和正确。因而，对他人人格特征的知觉能力、交往中的分寸把握、自我保护意识、对他人所言的求证意识等都有了新要求。信任与盲从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也就是说，信任将是有条件的，有根据的，而盲从是无条件的、根据不足的。
期待契约社会
生人社会一方面要求人信任信用制度，另一方面，也会通过良性的互动，形成人际“普遍信任”。这种普遍信任，是一种对社会的基本信念，即“大多数人都是值得信任的”。这种信念来自人们对世界是公平的、人类社会的制度设计也是成功的信任。所以，这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只不过，这是全人类依靠共同合作来实现的“预言”。
对于受到传统文化浸润的人，契约的意义往往抵不过人情。契约的拟定和遵守包含着大量的人情和关系。所以，一方面，我们的契约里面可能会考虑到人情，另一方面，我们的契约在执行中，也会因“合情合理”的价值判断所左右。而受利益驱动，并且无视社会规则的人，可能根本不打算信守契约和社会规范，如果监管不力、制度不健全，就会从中牟取不义之财。
生人社会是一个人人更加相互依赖的社会。每一个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她应该受到平等、公平的待遇，这样，社会的各项制度才会被遵守、被信任、被依赖，同时，也被建设。否则，不信任制度，认为制度仅仅服务于某些人，进而认为制度是束缚自己便利他人的，就会把制度看成是不值得遵守的，或者，看到有些人因不执行制度而得到好处，认为制度是可以不遵守的，或通过关系疏通而打折扣的，那么，新的“自我实现的预言”也会出现。接下来的情况就会越来越糟，越来越没有诚信：菜要自己种才没有超标的农药，房子要自己盖才不会变成豆腐渣工程，医生要给红包才能保证手术成功，上大学要托关系才能进……直到自己做的事情也可以敷衍……这样的后果，将证明这个社会是不值得信任的社会，大概就会走到尽头了。
生人社会要变成契约社会，还必须是一个人人参与建构的公民社会。如果每个人有权参与社会的制度建设，将社会变为自己所属的社会，互信的建立才有保证。(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挑战六：民主政治改革低于公众预期
汪玉凯：可控性政治改革是最佳选择
4251名受访者认为“民 主政治改革低于公众预期”是未来10年可能面临的严峻挑战，占受访人数 的52.3%
编者引言 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通过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推动二者的互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增强了人们的主体意识和自由观念，社会政治生活的逐步宽松和电子网络技术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发表言论的空间。民众对政府政治民主化改革的预期越来高，那么，未来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是否会满足民众的预期，如果达不到，将会造成怎样的后果?中国政府应该如何作为?
我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不应该自下 而上，而应该自上而下。上面控制，制定重大政策，但改革不一定要从 上面开拓，而是从下面寻找突破口
人民论坛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国的民主政治改革?
汪玉凯：中国的改革是以政治改革开题的。但改革开放以后，工作重心转移了，更多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其他的一切改革，包括政治改革、教育改革等都是为经济服务的。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个性开始张扬，中国社会活跃起来，于是，人们对民主改革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
20世纪90年代以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网民的人数大大增加，网络为中国公民提供了广阔的表达空间，公众参与政治的意识越来越强，加之市场经济赋予了老百姓平等、公平、竞争的意识，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被大大调动。中共十七大提出四个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提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报告说，人民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这是对中国未来政治路线图的最准确描绘，激发了老百姓对政治民主化的期望值。
因此，如果不改革，将会与老百姓的期望形成巨大的反差。另一方面，中国当前的深层社会问题，比如腐败、贫富差距等都与政治改革滞后有关。如果不解决政治改革问题，将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政治改革如果不跟进，中国的未来将会有很大的风险。
人民论坛记者： 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来，政治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公众的期待也在提高，您认为未来10年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汪玉凯： 1992年以后，权力与资本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从上而下，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它不是一个个别现象，而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和资本的关系千丝万缕，两者结合，成了改革路上的巨大障碍。改革一旦要触及他们的利益，几乎就寸步难行。具体来说，第一，公权受到制约。从理论上来讲，我国的政治体制是完整的，比如人大、政协、媒体、公众，但实际上从司法上来讲我们对一把手没有制约。我们不搞三权分立，但我们要搞公权制度设计，不然社会影响很不好。第二，政府公信力受到质疑。党政自身的改革很滞后，如“三公”消费，公车、公款旅游、公款吃喝，老百姓对这些意见很大。第三，执政党自身改革滞后。如何通过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这是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我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不应该自下而上，而应该自上而下。上面控制，制定重大政策，但改革不一定要从上面开拓，而是从下面寻找突破口。
人民论坛记者：有人认为，改革是好事，但因为政治体制改革具有较大的风险性，弄不好会带来社会的动荡不安或无序。那么，我国的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基本思路和措施有哪些?
汪玉凯：政治改革是有风险的，但不改革的话，风险更大。我认为改革的思路有三点：第一，改革不能盲目冒进，过快会出现很多问题。拉美、印度都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值得注意。所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速度和适度要和经济保持一致。第二，进行可控性改革，执政党自身要改。一方面，社会公众对政体改革的期望值是动力，另一方面，基层社会矛盾也是改革的动力。如何上下配合，对政府来说就要动脑筋，可控性改革是非常关键的。第三，以县为改革的突破口。按照广东顺德的做法，一是建立了党政统合的组织架构;二是形成了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三是高效、经济的政府运转模式。在基层扩大党的领导干部直接选举的范围，以此推动党内民主的发展，如县一级可否设想县委书记不兼任人大主任，而县委书记和县长由一人担任，但必须是通过党的代表会议和人代会选举产生。这样县委书记就会对党员、人大代表负责，而不是对上级负责。县一级可控了，我们就能往上涉及，这就是改革的思路。(人民论坛记者 高源采访整理)
挑战七：环境危机凸显
胡鞍钢：中国有可能成为“绿色革命”领导者
4196名受访者认为“环境危机”是未来10年的严峻挑战，占受访人数的 51.6%
编者引言 尽管电影《2012》是一部虚构的世界末日的寓言，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博弈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为此也付出了环境污染的沉重代价。目前为止，威胁人类生存并已被人类认识到的环境问题主要有：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酸雨、淡水资源危机、能源短缺、森林资源锐减、土地荒漠化、物种加速灭绝、垃圾成灾、有毒化学品污染等众多方面。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被破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对于未来10年的中国来说，要达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那就只有走绿色发展之路。
中国现在已经实现了经济复苏，那么下一步实际上是实行绿色复苏，推动绿色发展。我们要很好的认识到这个潮流，中国有可能成为这个潮流的领导者
绿色发展是一个潮流，是一个趋势
人民论坛记者：当前的金融危机大家都非常关注，而对于未来10年中国可能面临的挑战，关注的人则少得多。您是如何看待未来挑战的?
胡鞍钢：表面上看我们当前的最大危机是金融危机，但是更本质的看，我们当前及未来10年面临的最大危机是气候变化。可以说金融危机会很快过去，所以金融危机是一个短期的危机，当然它反映了当前全球的经济、贸易、投资、产业的不平衡在一个时点上的暴露，但是最大的不平衡是人与自然的不平衡。
我们讨论问题，首先要把什么是最大的危机搞清楚。看起来当前最大的危机是国际金融危机，但实际上，最大的危机还是气候变化。为什么呢?我们看到，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是相当有限的，不管怎么估计，我们现在也就是经济增长率减少一到两个百分点，虽然出口、失业的冲击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回过头看，我们现在自然灾害的损失就非常之大了。仅去年，气候的异常变化，如冰、冻、雨、雪灾害超过了1500亿元，这是直接的经济损失。当然去年最大的气候灾害还是汶川地震，将近损失有10000亿。这其实是中国人每天真正感到的灾害，中国人并不是每天在感受金融危机。
人民论坛记者：环境危机不仅是中国未来面临的严峻挑战，更是世界面临的重大挑战。
胡鞍钢：其实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上，联合国就比较率先提出要通过绿色新政、绿色投资、绿色消费走出国际金融危机。联合国潘基文秘书长去年在一个气候变化大会中呼吁全球领导人在投资方面转向创造更多工作机会、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投资，促进绿色经济增长和就业。而后，韩国作出响应，在今年的7月6号公布了一项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确定了韩国发展“绿色能源”的道路，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投资107兆韩元(约合844亿美元)于绿色能源经济，以此带动经济的发展。奥巴马推出的近8000亿美元经济复兴计划也有“绿色经济复兴计划”之称，它将刺激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岗位的短期政策与美国的持久繁荣结合起来。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绿色发展是一个潮流，是一个趋势。在这方面，中国完全可以率先着手、率先实践。比如，我今年1月份在重庆、江西调研时，提出要把加快林业发展作为扩大内需的领域，促进中国绿色改革和绿色发展，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实践有中国特色的绿色新政。没想到我们的意见在高层迅速得到了回应，就在11月4号，国家林业局推出了林业振兴规划，这也是全世界第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林业振兴方案，从这个方案中可以看出，我们对林业的认识已经不简单了，已经提高到了绿色发展的高度。
我们要很好的认识到这个潮流，中国有可能成为这个潮流的领导者
人民论坛记者：绿色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在应对当前危机及未来挑战方面，有哪些作用?
胡鞍钢：绿色发展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以林业为例，中国现在是世界上人工林最多的国家，也是蓄积量增长最快、吸收二氧化碳最多的国家。我们今天发展林业，应该是放在一个全球化的角度去认识，所以，我们不是简单的去应对金融危机，我们要从中国的角度出发，看能否找到一个好的模式，走出危机，走进绿色发展。
所以我建议在扩大内需的投资中，应该进一步增加林业等生态方面的投资。
而且，通过我的调研发现，这个投资效果非常好。江西省政府在两年前已经决定每年要拿出3亿进行林业建设，没有想到的是，通过各级带动，包括私营资本的进入，也包括林权改革，居然带动了将近40个亿，也就是说，省政府出1块钱，可以带动13块钱，其中社会投资占了1/3以上。不仅加速了出口，带动了经济，也带动了就业。林业对创造就业拉动作用十分巨大，它是由一、二、三产业构成的一个产业链，第一产业是农业，第二产业是加工业。中国现在是木材加工最大的国家，而且还出口，第三产业就是中国现在兴起的农业服务业，包括旅游等。
另外，重庆市政府提出“森林重庆”，2008重庆制定的规划中，总投资是480个亿，国家只占14%，主要靠社会投资，占了50%。现在看来，预计未来10年(到2017年)全部投资有可能超过1000亿。目前，森林工程整个用工5000万个。其中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505万人次，返乡农民177万人次。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绿色发展”在中国已经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概念了，地方确确实实按照这么一个发展方式在进行绿色发展、绿色投资、绿色内需，做得可以说是相当之好了。
人民论坛记者：“十二五”规划将对中国未来10年产生重要影响，需要什么样的战略思想来指导这一规划?
胡鞍钢：我们现在已经明确提出要把十二五规划定位为“绿色规划”，为什么呢?我们认为气候是最大的挑战，也是最大的机遇。我们现在已经做的一个是提出了绿色发展的理念，或者说重要原则。其中，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发展循环经济三大支柱在“十一五”规划中都给予了考虑。而建立气候适宜性、气候友好型社会则是新增加的内容。此外，还要实行综合性的国家防灾减灾战略。
从指标设计来看，绿色发展应该进一步凸显绿色发展指标，比如，一是继续实行单位GDP能耗20%;二是进一步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到2020年提高到15%;三是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20%;第四是森林覆盖率要继续提高1.5个百分点，蓄积量增加5亿立方米。这些指标反映了我们这次规划要明确突出气候变化这个挑战，这既是我们对挑战的一种响应，也是我们创新一种发展模式的机遇。这个机遇就会创新一种新的革命，也就是“绿色革命”。
中国现在已经实现了经济复苏，那么下一步实际上是实行绿色复苏，推动绿色发展。我们要很好的认识到绿色发展潮流，中国有可能成为这个潮流的领导者，事实上，中国在这方面做的是很好的。
建议取消省级以下的GDP统计和指标衡量
人民论坛记者：现在很多老百姓、官员很关心GDP增长速度，以我们地方政府现有的发展理念，他们能不能有足够的动力去推动绿色发展?
胡鞍钢：绿色经济GDP是指从GDP中扣除自然资源耗减价值与环境污染损失价值后剩余的国内生产总值。我们提出绿色发展，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名义GDP，但是会增加绿色GDP。名义GDP的发明可以说是20世纪最大的发明，但是，到21世纪，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需要的是绿色GDP了。人类对自己创造的财富实际上是要经历几个阶段的，人类对自己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福利并不清楚，从GDP到绿色GDP，人们会认识到人类的福利实际上是净福利，绿色发展，本质上就是要减少发展的成本，提高净福利。
地方官员的节能减排动力已经成为最大问题。今后，我建议取消省级以下的GDP统计和指标衡量，因为首先它会出现重复计算，不科学，也就是说，我们原来一直用GDP来牵着鼻子走。第二，它不符合我们发展的方向，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公共服务。我有一个观点，GDP不是政府的政绩，而是市场的政绩，政府最大政绩应该是什么?就是提供公共服务，取消省以下GDP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在全世界范围看，也没有地方GDP,说GDP就是全国整体的GDP，不管大国还是小国。我们到乡里县里还有GDP其实已经闹笑话了，我们也希望这个笑话尽快停止。(采写 人民论坛记者 常青)
挑战八：人口老龄化矛盾凸显
王桂新 ：尽快把解决老龄化问题作为国家战略
3584名受访者认为“老龄化矛盾凸显”是未来10年的最严 峻挑战，占受访人数的44.1%
编者引言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教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王丰博士一再强调：人口问题是21世纪中国的最大风险。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生产力进步、经济发展及医疗保健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尽管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惊人，但依然难以消化如此迅速的老龄化对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以及制度等诸多方面所形成的重大冲击。
根据人口普查，1982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为4927万人，1990年增为6299万人，2000年进一步增长到8827万人。因疾病、伤残、衰老而失去生活能力的老年人显著增加，给国家、社会和家庭带来沉重负担，社会保障面临严峻挑战。
中国主要通过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而加快完成了人口转变，老龄化问题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比如，计划生育导致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规模扩大;经济基础的薄弱使得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导致“未富先老”;户籍制度造成大量的“人”、“户”分离和农村留守老人及空巢家庭，增大了农村养老困难。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些问题正日益深刻地影响到中国人口、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及挑战，应作为国家头等大事来抓。
中国目前主抓的国家战略重点不能仅停留在“炒房”、“炒股”阶段，而要未雨绸缪，力争主动，尽快把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作为国家战略，像抓计划生育一样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少子化、老龄化“双鬼”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提前“拍门”
人口老龄化与人口结构失衡及生育率下降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循环作用的。生育率的下降导致人口加速老龄化，人口加速老龄化又将反过来促进生育率的加速下降及人口增长减缓、甚至停滞。这样，中国生育率加速下降导致的少子化及老龄化“双鬼”提前“拍门”就不可避免。人口结构失衡，会削弱国家发展优势，后果也将十分严重。
人口老龄化影响人口自身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导致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减少和需抚养老龄人口的相对增加。这两大人口集团及其作用和需求的反向变化，造成了人口老龄化的基本难题，使每个劳动年龄人口除自己以外需要抚养的老龄人口迅速增加。抚养老人经济负担的不断增加，是难以破解的人口老龄化的核心问题。
目前，已有不少企事业单位，离退休职工比在职职工还多，财务已陷于不堪重负境地。不少早年退休的职工，只能得到很少的退休金，一些城市居民甚至未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这些人都早已在通胀中“贫困”生活。特别在城乡分割和二元社会体制下，与城市老人相比，农村老人更在“九地”之下，社会保障缺失，更无收入保证。由目前人口迁移造成的数千万农村留守老人及空巢家庭的养老，也已成为中国养老及养老制度之“痛”。
与日本、欧美等“先富后老”的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是“未富先老”。长期实施的计划生育控制政策，使少子化、老龄化“双鬼”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提前“拍门”，而且带来的问题特殊又复杂。这不仅给解决老龄化问题造成很大困难，而且也将增加中国经济的负重，影响经济发展的动力而拖中国经济发展的后腿，甚至导致中国经济增速延缓或停滞。
人口老龄化导致家庭结构失衡，动摇社会发展基础
少子化与老龄化，是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变动的两种表现，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的变动将导致家庭结构的失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少子化将导致家庭规模、结构的“小型化”和“核心化”，二是老龄化又带来家庭结构的“老龄化”和“空巢化”。空巢家庭老人的养老，目前已成为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即使有劳动力人口(扶养人口)和被抚养老龄人口的家庭户，由于家庭中的劳动力人口不仅要参与社会竞争、工作谋生养家，还要照料家中的老人。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在这样的家庭结构模式下，抚养人口不仅自己难有闲暇，也往往顾此失彼，不堪工作、家庭负担的双重压力，更难言一家人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
一些家庭在仅凭自己难以照料家中老人的情况下，就把老人送到养老院，把家庭照料关系转变为社会照料关系。这种照料生活关系的变化，使被抚养老人与家人分离。而与家人交流的减少和亲情的缺失，以及由此造成的孤独和淡漠，成为不少老人心中难以治愈的痛。家庭关系的改变和不和谐，将直接动摇社会发展的基础，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在家庭日益小型化和老龄人口特别是空巢老年家庭不断增加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居家养老模式已面临很大的挑战。
因此，十分必要广泛调动国家、地方、企业与政府、民间、个人等多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根据制度化和市场化机制，大力发展多元化为老服务事业。如对老人养老可发展居家养老，机构养老以及社区、家庭相结合、以居家养老为主、社区扶助为辅的社区化养老等多种养老模式。但在目前，不仅居家养老以外养老方式的设施极不健全，各层次的护理、照料服务人员亦有巨大短额。发展多元化为老服务事业，健全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应成为全社会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重大课题。
人口老龄化是客观趋势，不可避免。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却使少子化、老龄化“双鬼”提早“拍门”，而且来势凶猛，不易应对。少子化、老龄化“双鬼”提早“拍门”，中国准备好了吗?从《 人民日报 》2009年10月26日04 版的一个标题“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启动”可以窥见，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还刚刚起步，目前主抓的国家战略重点似乎还停留在“炒房”、“炒股”阶段。因此，中国一定要未雨绸缪，力争主动，尽快把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作为国家战略，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计划，制定专项国家老龄化对策规划和计划及相关法律、法规，像抓计划生育一样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作者为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博导)
挑战九：大学毕业生就业困局
3528名受访者认为“大学毕业生就业更加困难，诱发不稳定因素”是未来10年的严峻挑战，占受访人数的 43.4%
编者引言 考大学曾是改变中国人命运的关键一跳，随着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毕业即失业”正在成为现实。千万家庭的梦想和巨大的经济投入一旦破灭和失败，将会引发怎样的社会矛盾，进而影响政治与社会稳定?2009年全国有610万大学生毕业，加上往届待业的，需要就业的人数有700多万。当前大学生就业困难引发社会矛盾的可能性增大。
面对大学生就业难这一新课题，2009年5月份，人民论坛杂志组织二十余个相关领域的机构和二十余位专家组成课题组，深入研究了关于大学生就业困难与政治、社会稳定的关系。
人民论坛杂志课题组设计并实行了大样本与广地域结合，网络调查与问卷调查结合，访问高校与采访教育主管机构结合，学生调查与专家咨询结合的方式，调查全国各地22所高校，采访调查万余人次，获得了鲜活的一手资料，撰写了3万余字的《大学生就业困难与社会稳定关系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大学生就业困难主要表现为摩擦性、结构性失业与高等教育的盲目扩张、教育脱离现实等相关。当代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不够;大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成熟;其政治行动从众性强。大面积失业可能引发家庭破产，激化社会矛盾。这时，大学生群体的就业困难就可能成为引发政治不稳定的因素。
另一方面，有利于稳定的积极因素也十分显著。政府扩大就业的各项政策在奏效;就业对政治稳定的影响有一个缓冲期，中国的家庭结构为应对失业提供了较为柔性的缓冲地带。从长期因素看，当代大学生对当前的政治制度基本认同，他们也是改革发展的受益者;其价值观趋向于功利化，政治参与热情不高;其政治动员能力不强，组织能力弱化;比较而言，中国政府则拥有强大的政治力量。
大学生就业困难群体稳定占主流，但要防患于未然。大学生群体不会对政治稳定构成重大威胁。但是，当其根本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也会引发反抗。在社会矛盾加剧的背景下，失业可能成为诱发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可能存在的几种不稳定因素是：个别突发意外事件引起群体性反应;社会出现较大政治动荡引发学生的心理宣泄;国外意识形态的渗透与散播产生较大影响;就业不满成为社会问题，进而演变成为政治问题;民族主义情绪因国际性事件或中国外事问题被激化。
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建议要增强媒体对大众舆论的建构能力，高度重视引导网络舆论;分化对象，区别对待，重点监控，防止出现由个别事件引发群体性事件;有效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尤其是防止国外的渗透;提高大学生对政府的政治认同度;完善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拓展大学生情绪宣泄通道。以发展促稳定，促进城乡一体发展，推动中西部地区发展;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调整产业结构;推进户籍等制度改革，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人民论坛“大学生就业困难与社会稳定关系研究”课题组)
挑战十：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
刘志明：主流价值观的时代化、大众化
2949名受访者认为“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是未来10年的严峻挑战，占受访人数的 36.3%
编者引言 全球化势不可挡的今天，资本主义国家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时常伴随着政治和文化的输出。当前，中国意识形态领域西方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主流价值观交锋不断。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对我国产生了极为复杂的影响，其突出表现是，我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变化日益深刻，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日益与世界紧密相连，越来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们就业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方面的独立性、多样性、差异性、多变性日益增强，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更加明显，意识形态领域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尖锐复杂，若不积极应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将遭遇边缘化危机。
笔者认为，应对西方价值观对马克思主义主流价值观的冲击，关键在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值得关注的问题有以下三点。
如何引导好世界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社会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成为世界范围内人们热议的话题。世界关于中国的议论，不乏友好善意的，也有居心叵测如 “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之类的言论。关于中国发展道路或所谓“中国模式”成功的原因，西方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是“中国模式的成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功”。在西方思想理论界那里，“国家资本主义”虽然与自由资本主义相区别，但却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因此，“中国模式的成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功”在他们看来，其实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成功。进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成了他们所谓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如果我们不能提供更具有说服力的理论或观点，西方关于“中国模式”的这些观点无疑会误导公众。因此，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引导世界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是新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必要前提。
深入研究和批判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各种变种
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兴起及其对世界产生的巨大危害，应该说早已经引起我们党和国内学术理论界的高度重视。此次金融危机无疑使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指导的发展模式在全世界面前声誉扫地。但是，作为曾经肆虐全球的所谓“最成功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意识形态霸权”，与资本主义及其私有制紧密相连的新自由主义不会被埋入泥土之中，它仍然存在深厚的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我们很难保证它以后不兴风作浪。因此，继续深入研究新自由主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各种变种及其传播机理，“长流水，不断线”地揭露和批判各种改头换面的形形色色的新自由主义，对我们党顺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以及在今后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经受住复杂、严峻的执政考验意义极为重大。
辩证地研究和处理好“普世价值”的问题
目前，国内对于“普世价值”问题的讨论，可以说是一幅百家争鸣的景象。可以预见，这种状况将长期存在。无庸置疑，国内思想理论界最近关于“普世价值”问题的讨论，对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所谓“普世性”的价值观，对贬损和诬蔑我国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以及主张“全盘西化”的观点和企图，作出了极为深刻的学理批判，从而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但是，“普世价值”的问题，绝非仅仅一个学理的问题，我们必须从政治的高度，辩证地研究和处理这一问题。“普世价值”的问题，也绝非简单一个“破”字了得，今后要“立”字当头，尤其要在把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和让世界深入了解中国核心价值观上下大功夫。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这应该说给我们提供了契机，关键是我们能否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