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人”说谢冕

“知情人”说谢冕
■洪子诚

谢冕
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1932年1月生于福州市。1949年秋入伍，1955年复员考入北大中文系。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文学理论、中国当代文学、中
国新诗的教学、研究。1980年5月发表《在新的崛起面前》，引发“朦胧诗论争”。1986年，在北京大学建立国内第一个中国当代文学博士点，担任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著述有《中国现代诗人论》、《文学的绿色革命》、《新世纪的太阳》、《1898：百年忧患》、《论20世纪中国文学》等六百余万字。
在《“严”上还要加“严”》那篇写严家炎先生的文章里，说到在文革时期，我起草了有十来个人签名的大字报，批判他追随邵荃麟鼓吹写“中间人物”。文革期间，我批判、伤害的人，肯定不只是严先生。
1968年夏秋，军宣队、工宣队开进学校，接着就开展“清理阶级队伍”。那时流行一句话，说北大是“池深王八多”，很多暗藏的阶级敌人都还没有挖出来。中文系所有教员，都被集中到19楼，有家的星期六下午才能回家。白天学习，交代揭发问题，晚上九点在楼道列队，听管理教员的军宣队的训话，难忘的一句是“要把中文系搞得个鸡犬不宁，锅底朝天”。后来教师又都下放到各个班级，接受教育监督。然后，就不断有“反革命”（历史的或现行的）被挖出。周强先生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是因为在学习会上读报纸的时候，紧张慌乱之中，将刘少奇错读为毛泽东。而研究方言的一位老师，听到刘少奇被揪出的消息，在宿舍里说了一句“真是宦海浮沉”，被人告发，立刻就被挂上“现行反革命”的牌子，打上叉叉，拉出去游街。
有一天，又说挖出了一个恶毒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的“反动小集团”。小集团的成员有严家炎、谢冕、曹先擢、唐沅等。唐沅、严家炎是教现代文学的，曹先擢则研究现代汉语。惊讶之余，纷纷打听他们究竟有什么罪行，却没有一点结果。原因是“恶攻”（文革中“恶毒攻击党中央、毛主席”的缩略语）的具体内容要严格保密，不许扩散。这样，便出现了荒诞的一幕：在全系，或各班级召开的批判“反动小集团”的会上，发言者义正辞严地批判他们反动，却始终不知道他们“反动”在什么地方。
“小集团”揪出后的一天，工宣队师傅通知我到二院（那时中文系的所在地）开会，但没有告诉我是什么会。进了楼下中间的会议室，发现里边已经坐着十几个教员。虽然大家都很熟，互相却都不打招呼，空气沉重凝固。接着，工宣队的连长便宣布“知情人学习班”开始。说在座的，都和“反动小集团”的成员关系密切，一定了解他们的情况，要揭发他们的问题，和他们划清界限，不要一起掉进反动泥坑。又说这是一次机会，当机立断不要错过。说如果涉及“恶攻”的言行，具体内容不要在会上说，下来再写书面材料。
“知情人”？“知情人”是什么人？我是谁的“知情人”？这是快速掠过我脑子的问题。我想，和严家炎、曹先擢等先生很少来往，唯一可能的就是谢冕了。谢冕读书时高我一个年级，平常也不认识，但1958年底1959年初，我们六个人在一起编写过《新诗发展概况》。留校后，他在文艺理论教研室，我在现代汉语教研室的写作组。经济困难时期，他还下放到京西的斋堂公社工作一段时间。记得1963年有一次我找过他。那时他是系教师党支部委员，我总在不断地争取入党，却总没有人理睬我，就“靠拢组织”地找他。听完我前言不搭后语的“思想汇报”，他只是说了些“要继续努力”之类的不着边际的鼓励话。但是文革发生后，来往却多起来了。学校开始分裂为两大派，我们既不愿如“井冈山兵团”那样激进，也不满意聂元梓一派的那种得势当权者的做派，七八个有点“中间骑墙”立场的教员，便组织了一个“战斗队”；应该是谢冕的主意，起名“平原”，取同情“井冈山”，但又与之有别的含义。在激烈的运动中，这种“中间派”立场，肯定是左右不讨好的。因为是一个“战斗队”，便常在一起开会，讨论问题，写大字报。可是，“战斗队”里有七八个人，为什么就我是“知情人”？想来想去，真的想不明白。
“知情人”的揭发会开了一个下午。断断续续有人发言，也不断有长时间的沉默。但主持人不理会这种沉默，坚决不散会。我是个不坚强，甚且软弱的人，经受不了这种气氛长时间产生的压力，便搜肠刮肚地来想谢冕的“问题”。终于想出了两条。其中的一条，现在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另一条，我说，有一次我们去天安门游行（文革中游行是家常便饭），回校的时候，骑自行车从紫竹院公园穿过。天气很热，我们坐在湖边的树荫下休息。凉风吹过来，谢冕说，真好。他说有一种解脱的、身心放松的舒畅。还说，人和自然的关系其实很重要，可是我们不明白这一点……我一边揭发着谢冕，一边心里惴惴不安，便把自己也拉进去，说我和他有同感，赞同他的看法。然后我上纲上线说，这是我们对革命厌倦的情绪的流露，是一种消极的情绪。说完，我注意着会议主持人的反应，看到的是毫无表情；显然离他的期望相距甚远。会议最后他做总结的时候说，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别以为对你们的底细不了解，别拿些鸡毛蒜皮的事来搪塞！——我想，肯定也将我包括在这些话里面。
我沮丧地走出二院时，在门口，也参加会议却没有说话的另一位工宣队师傅（北京齿轮厂）走到我身边，用不经意的平淡语气说，“没事，不要紧的，别放心上……”这话出自工宣队员之口，当时很出乎我的意料，但也因此让我长时间不忘。
在60－80年代的政治风云中，谢冕的“反动”、“右倾”、“反马克思主义”，并不止这一次。文革中，他担任1972级、1974级的教学工作，与学生关系很好，工作兢兢业业，还带领他们（记得是高红十那个班）到西双版纳体验生活。在反右倾回潮等运动中，却多次受到批判。80年代初支持“朦胧诗”，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又受到围攻，指责他的“崛起论”是“系统地背离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和道路”的“放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挑战”。“清污”运动中，工作组进驻北大，中文系的文艺理论、当代文学教研室是运动重点，谢冕又是重点中的重点。他的这些遭遇，经受的困难、打击，我并不是很清楚，因为他很少详细谈过。“清污”运动中，他私下没有诉冤，也没有写文章公开检讨。事情过后，当“反动”、“受难”成为获取“光荣”的资本时，也从不见他拿这些来炫耀。当我试图从他发表的大量文字中，来寻找他对自己这些经历的讲述时，找到的只有下面零星且笼统的片断：
（文革）十年中，我曾经数次“打入另册”。随后，一边要我不停地工作，一边又不停地把我当作阶级斗争的对象。我个人和中国所有知识分子一样，无法抗拒那一切。……我只能在独自一人时，偷偷吟咏杜甫痛苦的诗句：不眠忧战伐，无力振乾坤！
……《在新的崛起面前》中我为“朦胧诗”辩护，……这篇三千字的文章所引起的反响，是我始料所不及的。它从出现之日起，即受到了激烈的、不间断的批判和围攻，其中有一些时候（如“反自由化”和“反精神污染”时期），甚至把这些本来属于学术和艺术层面的论题，拔高到政治批判的高度上来。
80年代以来，我和谢冕同在一个教研室，我们的教学、研究，又都和新诗有关，所以来往也多起来了。1985年前后，他开设《诗歌导读》和《当代诗歌群落研究》的讨论课，都要我去参加，我从这些课中学习了许多东西。1993年从日本回来后，又参加他主持的“批评家周末”的活动，他并让我加入他和孟繁华主持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著作编写。他说，本来他是要写1956年这一本的，“我让给你了”，并给这本书起了书名：“1956：百花时代”。在和他的交往中，我看到在学识、历史感、艺术感受力和判断力，以及对生活的热爱上与他分明的差距。我知道有些东西是很难学到的，但毕竟也受到某些影响。在对当代历史，对新诗，对人、事的看法上，我们有许多相通的地方。不过，有时也有意见不合的时候。之所以没有引发冲突，原因是由于他的克制、宽容。在是非上他有明确的标准，但对待朋友，从不把这种标准，当做“道德棍棒”随便挥舞。他总说要记住朋友的好处。
举几个例子来说。有一次“批评家周末”讨论美国畅销书《廊桥遗梦》，谢冕对这部小说评价很高。现在想起来，他的这个评价，可能和那时他对“人文精神”失落的深切忧虑有关，他把对这个文本的阅读，加入了对时代严重病症的思考。我对《廊桥》并无好感，觉得它是个俗套，我也从来不喜欢过分感伤的作品。但那时我不是正常地谈我的意见，而是故意往极端上去糟践它：那是在故意显示我与他的区别。谢冕不会不知道我的“诡计”，但他没有表现愠怒，照样正常地引导着这个讨论。1997年在武夷山开诗歌研讨会，也发生类似的事情。他出于对新诗现状的关切（他认为90年代诗歌普遍存在回避现实，走向对个人的“自我抚摸”的情况），提出了“诗正离我们远去”的有名论断。我又一次故意“唱反调”。在他发言后我说，我们总埋怨诗离我们远去，为什么不反省我们在离诗远去，反省我们对诗歌出现的新因素缺乏认识、感受的能力和耐心？我显然是在离开具体事物在抽象谈问题。还有一件事是，1992年夏天我在日本东京大学教书的时候，得知当年中文系职称评定，我又没有评上教授。我1990年开始申请，三年了却仍然没有我，不免怒火中烧。那种因面子、虚荣心受挫的“怨恨”情绪，一下子爆发，夜不能寐，便给谢冕和当时任中文系主任的孙玉石先生写信。信究竟写些什么，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但肯定是说了许多“恶狠狠”的，故意想着要冒犯人的话。好在孙、谢两位先生都没有搭理我的怒气，后来我也有了一点反省。因此，1993年秋天回国时，我希望的是最好不要再提起这件事，而且也不需要有什么解释。事情正像我所想的那个样子。对此我很感激他们。
谢冕这二十多年来，为学术，为新诗，为新诗的当代变革，为年青人费了那么多心血，做了那么多事情，自然获得许多人的爱戴、尊敬。但相信他也不会没有体验过“世态炎凉”。举个我亲眼看到的例子。十多年前，我和他到南方的一所大学去，那里系的领导奉他为上宾。再过几年，又到那所学校开学术会议，可能觉得他已经“过气”，没有多大“用处”了（他已经退休），就换了一副面孔，虽客气，但明显将他冷落在一旁，而改为热捧那些掌握着大小政治、学术“资源”的当权者。因为亲眼见到这样鲜明的冷热前后对比，我也不禁忿忿然。但谢冕好像并不介意，仍一如既往地认真参加会议，认真写好发言稿，认真听同行的发言，仍一如既往和朋友谈天，吃饭仍然胃口很好，仍然将快乐传染给周围的人。我有点惭愧，他的确不像我这样的狭隘。
2005年初的冬日，北大新诗所一行到日本旅行。谢冕兴致很好，吃了不少他酷嗜的海鲜、“刺身”。在东京浅草寺的仲见世通，陈素琰急匆匆地跑来对我们说，快去劝劝谢冕，让他不要买那件衣服了，他也就是一时兴起。一打听，原来是他看中了一件男士的日本传统服装，价格大概要一两万日元吧。我反过来劝陈素琰，谢冕决定的事情说是没有用的；况且，只要高兴就是值得。后来衣服还是没有买成，原因不是大家的反对，而是谢冕自己改了主意。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谢冕打来电话，让我转告新诗所的会他不能参加了。问原因，说：“谢阅病了。”“严重吗？”“严重。”“在家里还是在医院？”“在医院。”看到他不愿再多说，也就没有问下去。我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系的领导。
谢冕儿子谢阅我是知道的。小时候还带他到动物园玩。记得是文革发生不久出生的。因为生日正好是国庆节，所以起名检阅的“阅”字。后来，另一位教员的女儿也出生在十月一日，谢冕又为她起名周阅。谢阅正是事业有成的盛年，是北京朝阳医院神经外科的骨干医生，很快就知道他患的是恶性的脑部胶质瘤。八年前，他在德国进修的时候检查身体就已经发现，他自己就是从事这方面研究、治疗的医生，自然明白后果的严重。但是他对谢冕、陈素琰一直隐瞒，他不愿意让操劳一生的父母再为他担惊受怕。他知道他在这个世界的日子已经不多，因此，他与他的妻子，细心地为父母的晚年生活作了妥当的安排，这包括在郊区购置一处房子，那种有个小小的院子（这是谢冕多年的期望）的房子；谢冕在里面种了一棵紫玉兰……
直到这次病情严重发作住进医院，谢冕才知道真相。在此后儿子手术、治疗到去世的艰难的时间里，谢冕坚忍地对待这突然的打击。他和陈素琰几乎每天都从昌平北七家，倒几次公共汽车到朝阳医院去陪儿子。他也仍答应、出席不知情的人们要他参加的会议、活动。他同样写好发言稿，在会上认真发言。他在人们面前，从不主动提起家庭发生的变故。朋友问起，回答也只是三言两语。告别谢阅的时候，他一再叮嘱我们不要去。但中文系的领导，他的几个学生，和我们几个朋友，还是赶到朝阳医院。在那间窄小的摆满鲜花的房间里，谢冕拥抱我们每个人，但没有说一句话。他和谢阅一样，独自坚忍地承受生活中的打击。
在《北京大学当代学者墨迹选》（北大出版社1992）这本书里，收有严家炎、谢冕的墨迹。严先生引录李白诗句“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谢冕写的则是培根的语录：“幸福所生的德性是节制，厄运所生的德性是坚忍，奇迹多是在厄运中出现的。”——这应该是他所欣赏、甚至就是他所奉行的“人生哲学”了。以“节制”和“坚忍”来概括谢冕性格中的重要方面，应该是恰当的。他经历“厄运”。对待厄运他取的态度是“坚忍”；他对自己能够独自承担拥有信心，他也不愿意给别人带来麻烦和负担。他的生活中，又确有许多幸福。他懂得幸福的价值，知道珍惜。但从不夸张这种幸福，不得意忘形，不以幸福自傲和傲人，也乐意于将幸福、快乐与朋友，甚至与看来不相干的人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