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论训政

一、训政思想的由来
辛亥之后，虽然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共和国统初获创建，但是，接踵而来的袁氏公然复辟帝制，张勋公然复辟满清，和北洋军阀“假共和真复辟”的种种不幸事实，实是对民主革命的公开反扑和对共和国统的蓄意颠覆。它既给辛亥之后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不幸，又对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造成了极大的刺激。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当时的孙中山先生虽然还不能及时认识到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反复较量和残酷较量，乃是民主革命的必然历程，甚至是主体历程，并且，唯有历经了这个艰难和痛苦的历程，民主革命才能达到她最后的成功，民主制度才能得到她最后的确认和确立，但是，辛亥之后十余年复辟、混乱与混战的痛苦现实，已经使孙中山先生认识到，在民主革命已经初造成功、共和国体已经初获创建之后，为了保证民主革命不遭遇专制复辟，为了保卫共和国统不遭遇专制颠覆，则不仅要建立革命的权威统治，来保卫刚刚诞生的新国家和新秩序，而且还要自下而上地规定、并且实行人民的权利和义务，以造就对新国家和新秩序确认和确立的广阔社会基础。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九日，孙中山于《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称：“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
同时，孙中山先生亦因辛亥之后政治叠生复辟混乱的教训，而进一步明确指出：“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间，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一流弊，在旧污未能荡涤，新治无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在发扬旧污，压抑新治。更端言之，第一为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也。”
二、训政的历史目标
一九一三年一月十九日，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茶话会上演说时就曾明白主张：“中国政党之间应展开竞争，一党在朝主政，一党在野监督。”并称，“假使本党设施之党纲，不为人民所信任，则地位必致更迭，而本党在野，亦当尽监督之责任。”在此，孙先生已将中国国民党作为一个民主政党的性质，表述得十分清楚。
一九二四年国民党“一大”之后，孙先生又一再指出：“余之从事革命，建主义为标的，定方略为历程。所谓主义，即三民主义；所谓方略，便是军政、训政和宪政三大历程。军政时期即“以党建国”时期，训政时期即“以党治国”时期，宪政时期即“还政于民”时期。不论军政、训政，其最终目的，都是要“还政于民”。
一九二四年四月，孙先生发布《建国大纲》，将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及其各自的做法，详加规定，藉以说明中国国民党决不采用俄国一党永久专政的制度。泾清渭浊，由是而明。
三、训政的具体内容和现实目标
孙先生认为：“训政为过渡时期，在此时期内施行约法（非现行者，即非“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者），建设地方自治，促进民权发达，以一县为自治单位，每县于敌兵驱除战事停止之日，立颁布约法，以规定人民之权力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
对训政的具体内容，孙先生亦曾明白规定：“军政时期及训政时期，所最为着重者，在以县为自治单位；盖必如是，然后民权有所托始，主权在民之规定，便不至成为空文也……第一，以县为自治单位，所以移官治于民治也……第二，事之最切于人民者，莫如一县以内之事，县自治尚未经训练，对于中央及省，何怪其茫然不知律涯。第三，人口清查，户籍厘定，皆县自治最先之务。此事既办，然后可以言选举。今先后颠倒，则所谓选举，适为劣绅、土豪之求官捷径，无怪选举舞弊，所在皆是。第四，人民有县自治以为凭藉，则进而参与国事，可以卓卓然有余裕……苟不如是，则人民失其参与国事之根据，无怪国事操于武人与官僚之手。”
至于国民党训政的现实目标，孙先生则在《建国大纲》第三条中明确指出：“对于人民之政治知识能力，政府当训导之，以行使其创制权，行使其复决权。”
对国民党实行训政所要达到的要求，孙先生于《建国大纲》第九条和第十四条中称：“一完全自治之县，其国民有直接选举官员之权，有直接罢免官员之权，有直接创制法律之权，有直接复决法律之权。”“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国民大会得选省长，为本省自治之监督。至该省内之国家行政，则省长受中央之指挥。”“凡全国有半数省份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时期，则召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宪法颁布之日，即为宪政告成之时。全国国民则依宪法行全国大选，国民政府则于选举完毕之后三个月解职，而授政于民选之政府，是为建国大功告成。”
四、训政的必要手段
训政的必要手段，是要在一定阶段内，以革命政党的权威统治来保护和巩固刚刚建立的新国家和新秩序，即保证训政的实行。由孙先生亲自审定的“国民党一大宣言”曾明白指出：“至于既取得政权树立政府之时，为制止国内反革命运动，及各国帝国主义压制吾国民众胜利的阴谋，芟除实行国民党主义（按：三民主义）之一切障碍……盖惟组织有权威之党，乃为革命民众之本据……”
由是可知，孙中山交待给国民党的“训政”任务，其根本意义绝不在“一党专政”。其始，乃因军政结束；其志，乃在“还政于民”；其意，乃在“教民用权”；其行，乃在“规定人民的权利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换言之，便是革命政府之行使统治权的目的，乃在养成“人民的权利与义务”，以为实行宪政、“还政于民”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