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民告官”的立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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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告官”的立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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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jfdaily.com 2008-4-25 稿件来源:解放网-报刊文摘
在中国，“民告官”是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很独特的东西。封建社会没有“民告官”，国民党时期没有“民告官”，新中国成立的前30年也没有“民告官”。
中国政法大学原副校长江平在《财经》第8期上撰文回顾了行政诉讼法的立法过程。
1987年4月，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法院、中央宣传部、司法部等单位组织纪念民法通则颁布一周年的座谈会。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王汉斌参加。原来民法典起草的领导人陶希晋，以及我们几位担任顾问、参与起草民法通则的教授也参加了。
陶老的发言很引人注目。他说，新中国成立快40年了，我们还没有建立自己的法律体系。国民党时期是“六法”，我们应该是几法呢？
他接着说，新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新六法体系”，这就是宪法下面的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现在，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都有了，缺的就是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因此，今后要加紧行政法方面的立法工作。
王汉斌在总结发言时表示，要重视陶老提的建议，但是，我们对行政立法知之甚少，缺乏经验。他提出，成立一个行政立法研究组，由专家学者、法工委和实际部门（最高法院和法制局）参加，由陶老直接领导，具体工作以及经费等由法工委负责。
陶老接受这个任务后，提出要我担任这个研究组的组长。当时的副组长是罗豪才与应松年教授，小组成员还有姜明安、朱维究、江必新，法工委的肖峋，还有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的同志，共十几人。
进行了一段工作后，大家感到，搞个实体法的大纲性东西难度很大。这时，我提出，能不能改变思路，先程序、后实体，以诉讼程序促实体法的完善？
早在1983年，我第一次访问德国时，专门访问了德国行政法院。这个法院是独立于普通法院的。对当时的我来说，行政诉讼简直是闻所未闻。问了许多问题，要了许多资料，特别是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以及行政诉讼中，如果“民告官”，原告的胜诉率是多少。当听到回答胜诉率可以达到30%左右时，我心中就产生个期望：如果有哪一天，中国也能有行政诉讼制度，那么，中国的法制建设会大大推进一步。而如今，当我们可以提出这个倡议时，为什么不抓住机会尽快推进呢？与会的人都同意我的意见，都主张先制定行政诉讼法，作为行政立法研究组的第一项工作。
当我把这个意见向陶老汇报时，他表示同意。法工委领导也同意了这项立法安排。这项工作很快提上议事日程，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行政立法研究组就提出了行政诉讼法试拟稿，然后再经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的努力，广泛征求意见。
行政诉讼法草案在法律委员会通过时是相当顺利的，但是，在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上讨论时仍有些争论。“管辖地”是当时争论的大热点。当时，全国人大中一些来自各级政府的代表，以及与政府权力运作有密切关系的代表，对行政诉讼法有一些抵触情绪。他们认为，这会影响政府权力的权威，会带来很多麻烦。但是，公开反对这部法律已经不行了，于是，就在管辖地方面坚持必须以被告所在地法院作为管辖地，一个理由就是，如果由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审理，各地方政府机构就会跑到全国去打官司，这会增加很大的财政负担——许多地方办公经费都困难，哪里来的经费去全国打官司？而在学者、社会团体和其他专业人士中间，行政诉讼法得到强烈支持。一些代表发言说：“如果行政诉讼法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那就意味着在政府所在地法院管辖，法院和政府、公安、检察院都在同一个党委领导下，原告怎么能告赢？外地老百姓在北京被拘留了、被处罚了，还要千里迢迢来北京告状。一部力图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如果规定由被告所在地法院审理，那么，它的光辉就失去了一半。”他们坚决主张由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
法律最后作了某些“模糊”规定，以便顺利通过。1989年通过后的行政诉讼法第18条规定：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提起诉讼的，由被告所在地或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行政诉讼法是宪政道路上里程碑式的法律。首先，它包含现代民主精神，民和官是平等的。
其次，它包含现代法治精神，任何权利的侵犯都由法院去解决，法院是依照法律规定，公平正义地去解决任何纠纷，包括“公”与“私”的纠纷。
最后，它包含现代人权精神，私权神圣，人的权利至高无上。公权力随意践踏私权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必须从宪政的高度来维护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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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jfdaily.com 2008-4-25 稿件来源:解放网-报刊文摘
在中国，“民告官”是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很独特的东西。封建社会没有“民告官”，国民党时期没有“民告官”，新中国成立的前30年也没有“民告官”。
中国政法大学原副校长江平在《财经》第8期上撰文回顾了行政诉讼法的立法过程。
1987年4月，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法院、中央宣传部、司法部等单位组织纪念民法通则颁布一周年的座谈会。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王汉斌参加。原来民法典起草的领导人陶希晋，以及我们几位担任顾问、参与起草民法通则的教授也参加了。
陶老的发言很引人注目。他说，新中国成立快40年了，我们还没有建立自己的法律体系。国民党时期是“六法”，我们应该是几法呢？
他接着说，新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新六法体系”，这就是宪法下面的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现在，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都有了，缺的就是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因此，今后要加紧行政法方面的立法工作。
王汉斌在总结发言时表示，要重视陶老提的建议，但是，我们对行政立法知之甚少，缺乏经验。他提出，成立一个行政立法研究组，由专家学者、法工委和实际部门（最高法院和法制局）参加，由陶老直接领导，具体工作以及经费等由法工委负责。
陶老接受这个任务后，提出要我担任这个研究组的组长。当时的副组长是罗豪才与应松年教授，小组成员还有姜明安、朱维究、江必新，法工委的肖峋，还有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的同志，共十几人。
进行了一段工作后，大家感到，搞个实体法的大纲性东西难度很大。这时，我提出，能不能改变思路，先程序、后实体，以诉讼程序促实体法的完善？
早在1983年，我第一次访问德国时，专门访问了德国行政法院。这个法院是独立于普通法院的。对当时的我来说，行政诉讼简直是闻所未闻。问了许多问题，要了许多资料，特别是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以及行政诉讼中，如果“民告官”，原告的胜诉率是多少。当听到回答胜诉率可以达到30%左右时，我心中就产生个期望：如果有哪一天，中国也能有行政诉讼制度，那么，中国的法制建设会大大推进一步。而如今，当我们可以提出这个倡议时，为什么不抓住机会尽快推进呢？与会的人都同意我的意见，都主张先制定行政诉讼法，作为行政立法研究组的第一项工作。
当我把这个意见向陶老汇报时，他表示同意。法工委领导也同意了这项立法安排。这项工作很快提上议事日程，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行政立法研究组就提出了行政诉讼法试拟稿，然后再经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的努力，广泛征求意见。
行政诉讼法草案在法律委员会通过时是相当顺利的，但是，在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上讨论时仍有些争论。“管辖地”是当时争论的大热点。当时，全国人大中一些来自各级政府的代表，以及与政府权力运作有密切关系的代表，对行政诉讼法有一些抵触情绪。他们认为，这会影响政府权力的权威，会带来很多麻烦。但是，公开反对这部法律已经不行了，于是，就在管辖地方面坚持必须以被告所在地法院作为管辖地，一个理由就是，如果由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审理，各地方政府机构就会跑到全国去打官司，这会增加很大的财政负担——许多地方办公经费都困难，哪里来的经费去全国打官司？而在学者、社会团体和其他专业人士中间，行政诉讼法得到强烈支持。一些代表发言说：“如果行政诉讼法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那就意味着在政府所在地法院管辖，法院和政府、公安、检察院都在同一个党委领导下，原告怎么能告赢？外地老百姓在北京被拘留了、被处罚了，还要千里迢迢来北京告状。一部力图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如果规定由被告所在地法院审理，那么，它的光辉就失去了一半。”他们坚决主张由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
法律最后作了某些“模糊”规定，以便顺利通过。1989年通过后的行政诉讼法第18条规定：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提起诉讼的，由被告所在地或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行政诉讼法是宪政道路上里程碑式的法律。首先，它包含现代民主精神，民和官是平等的。
其次，它包含现代法治精神，任何权利的侵犯都由法院去解决，法院是依照法律规定，公平正义地去解决任何纠纷，包括“公”与“私”的纠纷。
最后，它包含现代人权精神，私权神圣，人的权利至高无上。公权力随意践踏私权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必须从宪政的高度来维护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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