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百年祭：历史在他的预言和渴望中运行

李正荣

2010年11月12日07:47  

　　2010年11月，列夫•托尔斯泰必将再“被隆重”一次。

　　100年前的10月28日凌晨，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这位俄罗斯大文豪突然决定离家出走。慌慌张张备车，急急忙忙逃走，在黎明前的夜色中，白须冉冉的老人离开了自己生活了80多年的故乡，美丽的雅斯纳亚•波良纳。

　　翁去何方？托尔斯泰自己也不知道，他只有一个念头，离开家，离开坐拥几百公顷土地的家庭，离开可以保有无限创作版权的书斋，离开私有制，离开罪恶……

　　毕竟是八十二高龄，毕竟是俄罗斯的冬天，出走第三天，在开往乌拉尔方向的火车上，“狮子”托尔斯泰肺部感染，体温猛然升高，不得不在一个小火车站下车。7天以后，托尔斯泰就在这个叫做“阿斯塔波沃”的火车站结束了辉煌的生命。

　　这一天，是1910年11月7日，这是俄国旧历的时日，公历为11月20日。

　　100年过去了，为了纪念这个时刻，俄罗斯多个部门联合行动，举办“纪念列•尼•托尔斯泰去世100周年”论坛，并利用各种渠道，向全世界发布邀请。届时，列夫•托尔斯泰一定会再一次隆重地占据世界舆论。

　　托尔斯泰离家出走百年之后，托尔斯泰死亡百年之后，似乎又回到了俄国，又回到了这个世界，继续向人们发布他在文学、在所有言论中揭示的真理。

　　回首百年：对托翁盛名的七大贬抑

　　托尔斯泰全名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列夫”在俄语里，在整个印欧语系里都有“狮子”的含义，“尼古拉”是圣人的名字，“托尔斯泰”是强壮硕大的意思，这姓名“三位一体”似乎全意味着“隆重”。

　　事实上并不如此，这个名字至少遭受过七次较大的“贬抑”。

　　先说说最近的“贬抑”。二战之后，世界文学现代主义大盛，另一位俄国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推举”为现代主义鼻祖，半个世纪的文学品味隐约有一种崇扬陀思妥耶夫斯基，贬抑托尔斯泰的倾向。当代中国，这一倾向似乎更为明显。这是一“抑”。

　　1950年代苏联解冻时期，东正教潜回；19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东正教荣归。于是，服膺东正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声望大大超过了托尔斯泰。这是二“抑”。

　　1963年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出版，这是他本人1929年发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的修订版。巴赫金在修订本中，更尖锐地提出“复调小说”、“对话文体”的理论，经过上世纪70至80年代欧美批评界的推广，巴赫金的这个理论可以说已征服了全球，并渗透到哲学、教育、传播、艺术等领域。应该说，巴赫金的理论的确具有广泛性、普遍性，但问题在于巴赫金在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例论“复调小说”的时候，又以托尔斯泰为例说了“独白小说”。巴赫金虽没有明确褒“陀”贬“托”，但褒“复调”、贬“独白”是极其明确的。这是三“抑”。

　　1908年托尔斯泰诞辰80周年，俄国围绕托尔斯泰掀起浩大争论，以至于社会革命家也纷纷卷入这场文学争论。一批社会革命激进派很自然地反对托尔斯泰主义——勿以暴力抗恶，当时这种批判性的贬抑，相当凶猛。另一种观点似乎不忍心这位伟大作家被彻底否定，提出著名的一分为二的观点，认为文学家的托尔斯泰是“无与伦比”的天才；宗教家、社会说教家的托尔斯泰则“最卑鄙龌龊”。这又是两“抑”。

　　1901年2月22日，东正教主教公会将托尔斯泰开除教籍，因为托尔斯泰“傲慢的反对上帝和他的基督”。1901年2月25日，俄国各报刊载这项公告。于是教会所控制的领域，出现大规模贬抑托尔斯泰的活动。一些公共图书馆把他的著作下架，各报不准报道因此事而出现的民众示威活动，教堂布道先要诅咒托尔斯泰一番，甚至有人威胁：暗杀托尔斯泰。据说，公告第二天，托尔斯泰在莫斯科行走，有人喊道：“瞧，那就是装扮成人形的魔鬼！”当然，这一次贬抑同时引发了对托尔斯泰更高的崇拜。

　　一百年后的今天，有人极力“恢复”托尔斯泰东正教的本质，似乎只有挖掘出托尔斯泰对东正教的忠心信仰，才可以把他从种种“贬抑”中拯救出来。这会不会是对托尔斯泰之名的一次新贬抑？

　　文学“大哥”：临终留给他一张便条

　　看一看今年俄国举办的托尔斯泰百年祭的论题，似乎也凸显这种褒贬倾向。

　　百年祭“论坛”总题目是“托尔斯泰和时代运动：思想家和作家的哲学，宗教—道德遗产”。虽然提到“作家”，但是，论坛是要讨论这个“作家”的“哲学，宗教—道德遗产”。再看具体题目，前几个是“在历史-文化和当代精神体验语境中的列•尼•托尔斯泰哲学、道德-宗教观”、“列•尼•托尔斯泰与社会及哲学思想”、“托尔斯泰的非暴力哲学和在现代社会中的宽容的问题”……可以说这些论题与我们印象中的文学家的托尔斯泰“大相径庭”。不过事实上，这些社会、哲学、宗教、道德论题于托尔斯泰最为合适。托尔斯泰从来就不是象牙塔里的作家，他一生几次放弃文学，选择教育，选择社会批判，选择宗教说教。

　　如果要评出对“托尔斯泰”这个名字的最烈“贬抑”，恐怕要数托尔斯泰对自己的猛烈批判了。1898年，经过20多年的反复修改，他终于发表了震撼艺术界的长篇论文《什么是艺术》，其中对自己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全面否定，对自己作为一名贵族艺术家的所有成果全面否定。

　　托尔斯泰否定自己的艺术创作，不止一次。他的这种古怪，让俄罗斯另一位大文学家屠格涅夫深怀遗恨。屠格涅夫年长托尔斯泰十岁，他早就觉得托尔斯泰热衷社会问题是天大的浪费。1883年6月底，屠格涅夫深知自己已处在“死亡的边缘”，于是，这位文学“大哥”尽管浑身无力，还是勉强拿起铅笔，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言辞哀婉的便条，以垂死的口吻劝说托尔斯泰：“我的朋友，回到文学事业上来吧！须知您这种才华只能用在这方面，用在别的地方那就另一回事了。”

　　托尔斯泰呢？收到便条，毫无悔改之意，继续他的社会关注。

　　比如，托尔斯泰与俄国沙皇之间的“争论”，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屠格涅夫劝说托尔斯泰“改邪归正”之时，托尔斯泰刚刚规劝过当时的沙皇放弃专制暴力。托尔斯泰与沙皇的政治争论可以说一直到了2008年还在进行中。

　　帝俄末世：不理会“小说家”的良言

　　2008年10月1日，俄罗斯最高法院十分“庄重”地为90年前被革命军人处决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平反。最高法院发言人奥金佐夫说：“本院主席团宣布，对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的镇压毫无理由，并恢复他们的名誉。”最高法院的结论是最后的结论吗？恐怕在2010年冬天托尔斯泰百年祭的时候，还会讨论。

　　早在1881年，托尔斯泰就试图以自己的“善言”影响沙皇和革命者之间的仇恨。1881年3月1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俄国民意党暗杀，五位参与谋杀案的同谋者被捕，面临刑罚。就在处罚的决定还没有发出之际，列夫•托尔斯泰焦虑万分，彻夜梦魇，他已经清楚地估计到沙皇的报复性判决，但依然“妄想”以自己微薄的笔力，劝说新沙皇放弃处决革命者的意图。托尔斯泰给继位的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写信，劝沙皇宽恕这五位暗杀者：“如果你不宽恕这些罪犯，而处死他们，你不过在成百的罪犯里连根拔除了三四个，可是罪恶繁殖罪恶，代替那三四个的，将是三十个或四十个，而你则永远失去一个价值大于百年的时刻——你本来可以实行上帝的旨意，可是你没有这样做的时刻——你将永远离开你本来可以在那里选择善，而不选择恶的十字路口，永远陷入为那叫做‘国家利益’的罪恶服务之中。”当然，新沙皇听不进托尔斯泰的嗦：“假如那次攻击是向我自己而发的，我愿意赦免这几个阴谋犯，可是我没有权利赦免杀死了父亲的罪犯。”

　　时隔十几年，沙皇亚历山大病死，儿子尼古拉二世继位。加冕礼极为宏大奢华，中国清政府派李鸿章率团参加庆典。就是这个沙皇，1900年派兵参与八国联军镇压中国义和团，入侵北京，然后又独自一国派军队大面积侵占了中国东北。就在这个时候，“幼稚”的托尔斯泰又给沙皇写了一封信，再次劝说这个新沙皇放弃专制皇权。托尔斯泰写道：“即使目前的骚乱被镇压了下去，它也不会熄灭，而将在暗中越来越猛烈地燃烧，迟早将会不可避免的以更大的力量爆发出来，造成更大的痛苦和罪恶……如果政府只忙于镇压这些骚动，而不触及产生它们的原因，双方将不可避免地遭到苦难和犯罪。”尼古拉二世在1901年的时候不过33岁，正是气盛之时，当然没有听从托尔斯泰的劝告。1904年这个沙皇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动日俄战争，年底，俄国惨败。托尔斯泰对这两个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胡作妄为怒不可遏，他在“给一个中国人的信”（这个中国人是辜鸿铭）中说，“一些强盗的得逞引起了别的强盗的垂涎，赃物成了纷争的对象，并将毁灭强盗自身。狗是这样，堕落到动物水准的人也是这样”。

　　思索俄国的惨败，托尔斯泰已经估计到一场新的革命将要到来：“俄国政府的垮台，这不只是陆海军的覆灭和俄国政府的垮台，而是俄国国家开始崩溃的征兆。而俄国国家的崩溃，我以为，就是整个伪基督教文明开始崩溃的征兆。这是旧世界的结束，新世界的开始。”1905年的俄国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再度实施暴力镇压，在自己的都城彼得堡酿成“流血星期日”事件。这期间，托尔斯泰写下《到底怎么办》、《论俄国革命的意义》等政论，态度激烈，但是观点依然是托尔斯泰主义的“非暴力”。沙皇呢，依然没有听从这位“小说家”的良言。

　　十几年之后的结果是沙皇全家七口，惨遭灭门，而且连带了四位无辜随从。

　　又一百年：预言都在他的作品里

　　英国传记作家艾尔默•默德在叙写托尔斯泰致沙皇呼吁信时说，看看后来的俄国革命，再读托尔斯泰的警告，就会看到他是真正有预见的人。

　　一百年过去了，说来也漫长，说来也短暂。

　　这一百年，我们的地球经历了多少“战争与和平”！俄国经历了1917年的十月革命，1918年的沙皇罗曼诺夫王朝覆灭；经历了1920年代的国内战争，193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经历了1940年代的卫国战争，1950年代的思想“解冻”；经历了1980年代的新思维，1990年代苏维埃联盟的解体；经历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悲剧，并且继续经历着车臣的动荡。而整个世界也经历了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东欧的两次巨变，经历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的独立运动。这一切，似乎都被托尔斯泰审视过，预言过。还有很多其他事情，将要证实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同时也是伟大的预言家的预言。托尔斯泰早就预言过现代科学技术的悲剧，他也早在最初的《袭击》、《伐林》、《高加索俘虏》小说中和最后的《哈吉•穆拉特》小说中写过高加索山民的故事。

　　是的，托尔斯泰的遗产并不仅仅限于文学。如果联系印度甘地的成功，如果考虑到南非曼德拉的胜利，那么一生主张“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与沙皇之间的争论，恐怕就不能以2008年俄罗斯最高法院的判决做最后的判定。

　　1910年10月28日，托尔斯泰离家出走，就是用身体行为写下的最后的预言。当时的人们大多以为是“家庭纠纷”，以为是托尔斯泰的妻子索菲娅的吵闹迫使托尔斯泰离家出走。的确，托尔斯泰突然决定出走，直接原因就是前一天晚上妻子索菲娅的监视。托尔斯泰出走路上曾写日记：“睡到两点多钟。醒来之后，同前几夜一样，又听见开门声和脚步声……不管白天黑夜，我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必须让她知道，受她监视……憎恶和愤怒越来越强烈，使我喘不过气来。我数了数脉搏，九十七下。不能再睡，我突然做出了出走的最后决定……”

　　妻子索菲娅之所以如此“监视”托尔斯泰，是因为害怕托尔斯泰把所有财产“裸捐”出去。夫妻之间的争吵，有更为久远的原因。展开托尔斯泰最后一年的日记，或者他后半生的日记，就会看到，托尔斯泰早已意识到，自己正生活在自己所批判的罪恶中。1910年1月2日，托尔斯泰生命最后一年的第一则日记，就写了这种深陷罪恶而不能自拔的“羞愧”。1881年，托尔斯泰决定放弃财产，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1910年10月底，几十年的内心斗争，终于促使他走出了私有制的罪恶。可能托尔斯泰已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所剩无几，如果再不出走，就会成为最大的谎言家。只有出走，只有死在无罪的路上，才可以“复活”。

　　一百年了，托翁早已不知“去向何处”，历史却依然在“战争与和平”的预言中、在“复活”的渴望中继续运行。

    来源：同舟共进

（责任编辑：吴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