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百年忌辰寻访:在车站去世场景保留至今

列夫·托尔斯泰(1905年)
托翁去世时留下的石膏面模和手模，现在静静放在小站的陈列室内，屋内是无声的参观者（关海彤 摄）
托尔斯泰寻访之旅
托尔斯泰的100年忌辰如此寂静，当地报纸的内版里偶见小小的黑白照片，旁边配的故事却是俄罗斯年轻人新的文学爱好，比如侦探小说。“文学在这二三十年里的边缘化，应该是整个俄罗斯社会的趋势。”莫斯科国立大学教授米哈耶尔·克鲁普科夫说。
狂风裹着白絮乱飞，俄罗斯开始降下今冬的第二场雪。大街上穿着整齐的乞讨者，挂着个吉他唱自编的《托尔斯泰歌谣》：“我是托家的孩子，我的妈妈在火车包厢和托老爷厮混……”但很快被围观的俄罗斯人骂走。
“世界上有这么多受苦的人，为什么你们只看到我一人？”这是托尔斯泰临终前最完整的一句话。
记者◎ 葛维樱(发自俄罗斯)
最后一站
桌上的小座钟永远停留在了这一刻：6点5分。100年前的11月20日，俄罗斯寒冬的早晨还是午夜般的漆黑，托尔斯泰辞世于当时还叫阿斯塔波沃的火车站站长室内。这个著名的悲哀场景至今保留：惨白的一束灯光笼罩在两个堆叠的白色方枕头上，上面有一个头印出的小窝。旁边是一块打补丁的看不出颜色的桌布、掉瓷的水缸，还有已经失去座位的木椅子。站长奥佐林的家是个普通的一层房屋，绿屋顶加红色木条建造，正面有5扇窗户，并列4个小房间。托尔斯泰临终前，妻子索菲亚不允许进屋探望，而她连续几小时站在那儿向里焦虑探望的窗子，正是中间那个。到达现场才发现照片里没能记录下的残忍：屋里的托尔斯泰头虽然靠窗，却被一架屏风严严挡住，索菲亚能看到的，其实只是丈夫的脚。
以各种人名命名的地方太多，这里又很不起眼，改来改去居然还保留着这个名字。迄今每年都重新粉刷一新的，还有车站其他三四个小房子，刷成差不多模样。车站至今仍在运行，其他的房屋都还在履行售票或乘务员工作室的职责。托翁去世的房子外面，没有任何明显的标志性提示，只侧面有一块很小的俄文牌子。我们到达时，门外还没有等待的客人，是一片很小的以木栅栏围起的花园，从外面看，窗帘全部拉下来，和一般农家没两样。这所房子完全看不出是目的地，就试着推开了门。小镇从1939年起改名叫托尔斯泰镇，其实和我们的村子差不多大，不过除了托尔斯泰去世的房子，还有东正教堂两座，卫国战争纪念碑3座，而且居然还有一个小小的免费博物馆，对村子里从18世纪起的历次战争保留的文物、牺牲的战士姓名和照片以及一些百姓日用品做展示。朴实的乡村刺绣、草编的摇篮都展示在温暖的橙黄色灯光下，本地人一点也没有忽视自己的历史。
从那个时候起，阿斯塔波沃变成了一个必然出现在托翁所有生平简介里的地名。寻访者的问题是，现有资料中找不到这个地名了。摊开俄罗斯地图，找到了一个名叫阿斯塔波沃的小镇，不过这地方却在莫斯科州，不在很多教科书列出的梁赞省，使我们不敢贸然买票。托尔斯泰从家园出走，走不远就病倒了，而且死后从车站运回老家也就一天时间。此阿非彼阿，去过的人说，“至少要走十几个小时的荒芜之地”。于是又查，终于在半信半疑中来到了这个名叫列夫·托尔斯泰镇的地方。在买火车票时，莫斯科大学任光宣院长特意给我在阿斯塔波沃后面用俄语写上“托尔斯泰去世的地方”，可售票员依然迷惑。
100年前的这个地方在7天里占据了几百份报纸的头条，收到了1000多封来自世界各地的电报：所有人都意识到，托尔斯泰要死在这里了。为了避免妻子的追踪，托尔斯泰和随行多年的医生马科维茨基一开始乘坐马车，可是很快小女儿就来报信：“母亲不仅要跳湖自杀，还要追过来。”于是，两天里托尔斯泰两次改变线路，他本来只想去修道院看望出家的妹妹，并没有预料到会结束自己的生命。他身边的医生、女儿都是索菲亚的反对派，不断告诉他“母亲来了”，使托尔斯泰一会儿想去高加索“找个农家待着”，一会儿又想去保加利亚或欧洲一段时间。忧怕和嘈杂中，他走了两段完全相反的路程，“坐在三等浑浊肮脏的车厢里”，终于发热到40摄氏度，在阿斯塔波沃这个谁也说不清方向的小镇下了车。
这是一个如此偏僻的火车站，偏僻到仅有一列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位于莫斯科以南，经过图拉省或者梁赞省后，更南的利沛茨克州。俄罗斯现在的火车依然根据票价分成天壤之别的等级，头等火车比机票贵并提供极周到的餐饮和服务，到这里的三等车类似中国绿皮车，早上在送来我们之后就只剩下了4节，原本的十几节车厢半路就被去其他城市的车头拉走了。4节车厢静静地等在小火车站上，晚上再把来的客人送回莫斯科。我们买了车厢里最奇特的床位，类似中国普通硬卧车厢，然而除三排相对的铺位，另一侧窗户下方，本来窄小的一对座椅处，和其上行李架似的窄铺，都被当做“卧铺票”来卖了。“我们不是没有好的车厢，只是好车厢不到这里。”侧卧下来要不正对卧铺上客人的脚丫，要不正对漏风的窗户。13个小时慢悠悠地在各种难闻的味道、寒冷和嘈杂中睡去。
托尔斯泰逝世100年以后，这里热闹不再，专门研究托尔斯泰的学者威廉·尼克尔研究了所有的电报和报纸说，“这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大众传媒事件”，“对于隐衷的挖掘令人惊讶”。当时屋里的托尔斯泰虽然死得孤独，然而门外却是世界各地赶来抢新闻的记者、想要在临终前见到托尔斯泰以便编造他已皈依的神父、托尔斯泰主义的信徒们、为了书稿版税的遗产权分裂成两派的家人，还有在两年里为了托尔斯泰的真假死讯严阵以待好几次的军警宪兵们。托翁在房中不知道外面已经成了狗仔队的世界，其实索菲亚从当月16日凌晨就到达了车站。儿女们商量，怕母亲出现刺激、加速父亲的死亡，医生也坚决反对，因此托翁不知道妻子已来到，他担心她的情况，又一再告诉人“不要让她知道我生病，否则她来了，我将无法拒绝她”。于是，直到逝世前几小时，索菲亚终于被允许看一眼已经失去了知觉的托尔斯泰。
托翁死时，索菲亚被屋里人指责为凶手。尤其是托尔斯泰最信任的切尔特科夫，在托尔斯泰去世后立刻写了小册子《托尔斯泰的去世与出走》，不仅满足了世人的窥探欲，还把天才和家庭的矛盾推在索菲亚身上。而索菲亚向来讨厌那群围在丈夫身边“嘤嘤叫的马屁之徒”，“非常‘适切’、非常‘机警’地大吃着托尔斯泰的精神，并竭力想在大作家的生活和记忆中留下印记”，竟然一时间无所依靠。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曾是托尔斯泰的好友兼给多部作品配画的插图画家，当时索菲亚给插图画家发电报求助，帕斯捷尔纳克还是孩子就跟着父亲去了。“当进入那小小房屋的时候，她像一座黑山一样，朝我们扑过来：‘你要给我作证啊！不是我害死了他！’她哭着向父亲说。”最后还是高尔基看不下去，他说：“那个女人跟一个富于独创性而又烦躁不安到极点的大艺术家在一块生活50年……而眼下，人们只有在高兴诽谤她的时候才记起她来。”
现在这涌动过复杂情绪的房子，已经成了供人凭吊的地方，分别陈列着托翁的一些遗物、作品，托尔斯泰临终从家带走的文具箱里摆着整整齐齐的玻璃和象牙的墨水瓶、笔和小玩具，还有他冒险回家去取的帽子。托尔斯泰死后立刻按照当时对待名人的礼仪，以石膏灰涂在面部，因此有长逝后的托尔斯泰真人大小的面部遗像，每根头发和胡须都纤毫毕现，静静地卧在展览柜里。
不过是早上9点多钟，屋里已经有一批四五十岁年纪的俄罗斯人，穿着优良质地的笔挺大衣，戴着华丽的首饰。这天是11月6日，11月7日原来是苏联的国庆节，现在改成了“联合执政日”。“原是11月国人习惯了有个节日长假，现在又不想明说是旧节日，只好取个新名字。”本以为漫长寒冷的冬日，又逢星期四开始的长假，俄罗斯人恨不能从星期一就开始关掉手机，并以节日作为一切邀约的对答。没想到每一处托翁的居所里都是络绎不断的人群，刚从一个房间出来，另一拨十几号人就占满了房间。
托尔斯泰几乎意味着俄文课三分之一的内容。我们来得晚了，一些女士已经纷纷开始拭泪，因为在进入托翁去世的主卧室前，先在会客室里放一段当时托翁逝世的纪录片，纪录片描述的是他离开庄园后凄苦不堪的境地，有一张当时的漫画，画着苍老的裹着毯子的托尔斯泰坐在一张长条椅上打哆嗦，烛火只有一点点，四周都是黑暗。不断播放着托尔斯泰苍老的原音录音。托尔斯泰晚年家里常备一堆追随者，他们拿着小本子记录每一句话，用几个相机拍摄所有来访者，并且给托翁录了很多讲话稿，其中大部分是关于托尔斯泰的教义和文学宗旨。“人是那么多，故虚荣也是那么多。虚荣！墓门前都是虚荣！这是我们世纪的特殊病，为何荷马与莎士比亚时代谈着爱、光荣与痛苦，我们这世纪只是虚荣和时尚呢？”那苍老的声音不断发出疑问，配合极低沉幽哑的大提琴，使更多人流泪。“他教会俄罗斯人什么是爱。”她们毫不吝惜表达自己的情感。所有等待观看那方白枕头的人们，自动排成两行，脚下没有一点声响。似乎躺在那张小小铁架床上，在微弱烛光中死去的，是自己精神中依托的一部分。
波良纳：一生之地
11月22日，托尔斯泰被专列送回老宅，他居住了一生的伯爵领地，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俄语是“明亮的林中空地”。波良纳很难用庄园来形容，因为这里一眼望去全是高大的参天树木，380多公顷似乎无穷无尽。已经进入初冬季节，俄罗斯的室外温度始终在1摄氏度甚至更低，然而大片森林却依然黄绿树叶繁茂，地上更是青青的毛茸茸的草。从图拉坐公交车大约半小时。从莫斯科到图拉要乘坐“大巴”，其实是很简陋狭小的长途公交车，只能坐十几个人，后面坐着几个大兵，一路都在用手机播放俄罗斯版山寨歌曲，客人们拿出各式食物抵抗寒冷，3个多小时就能到达。
2006年曾经开通过托尔斯泰旅游专列，半年就无声息地停止了，原本这趟车有托翁小说里的人物扮演，复制了小说菜肴，还有很多相关图画展示。没了这个有趣的列车，又使图拉冷清了不少。图拉是图拉州的省会，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只有重型武器，街上到处可见作为城市骄傲标志的坦克或大炮展览。紧邻大街的小巷里就和农村一样了，坑洼不平的土路街道，几乎没有路灯，只有低矮的小屋。这里的人口和规模相当于中国中部的二三级小城市，除了两条名为“五一大街”和“列宁大街”的大街呈十字状穿过城市，中心区保留着和足球场差不多大的“克里姆林宫”，地面长满青草，给当地人休闲之用。
波良纳就完全是世外的农庄了，蓝色的长着金色羽毛项圈的小鸟一点不怕人，苹果树极繁茂，达到40多公顷，到了收获季节任人摘取分文不要，很多附近的农民都来摘果、制果酱。小湖泊上还有树枝搭成的换衣服的格间，“托尔斯泰在这里游泳，现在到夏天，还是很多人来游”。格间里干干净净，只有一些飘来的落叶。托尔斯泰小时候和哥哥们一起玩“蚂蚁兄弟”的游戏，大哥说自己有一个秘密，全藏在一根小绿棒上，谁找到这绿棒，就能消灭一切罪恶，获得巨大幸福。托尔斯泰的一生不断诠释“桌布下黑暗中兄弟们紧紧依偎”的感情，他曾说：“关于蚂蚁兄弟相亲相爱这种理想，我始终没有改变过。不过不再是桌布之下，而是全人类互相依傍的广阔苍穹下。”小绿棒虽然没有被找到，却传说就埋在托尔斯泰自家庄园名叫扎卡斯的峡谷里，托尔斯泰生前的遗愿是和小绿棒埋在一起。
庄园难以视线为界，有围墙的和没有围墙的地方，自然地被当地人作为胜地。顺着小山谷向远处蔓延，无边际的大森林，杂草丛生难辨方向的未知之处。为游人所能踩踏的地方不过几条时宽时窄的小土路，没有任何车辆可以进入。近年来有几次总统到访，也都是步行或以马代步。这是当地人的骄傲，“采访需要提前一个月预约，为什么，去问普京吧！”“二战”时德国进攻苏联，短暂占领了图拉，居然放弃城里便利的条件，把大本营设在了波良纳的托尔斯泰庄园。这45天的占领是庄园里唯一的耻辱，德国人砍掉了一些道路两旁的树木当柴烧，结果图拉刚刚收复，西线战事尚紧，斯大林第一个指示就是迅速把庄园里的树木植好，现在很多小松鼠在上面跳跃的这些高而细的桦树和杉树，就是这样的来历。
顺土路走，绕行三座绿白色的二层小楼，就是大多来者的目的地了。鹅群摇摇摆摆从房前经过，两三匹马不仅给苹果树上肥，冬天还可以拉雪橇。“我们当地人到了冬天就在里面让马拉着雪橇玩，这里再过一个月就是深冬了，林子里积出膝盖以上的雪没问题，游人来了也坐雪橇，收费都是象征性的，几个卢布。”工作人员列娜说。最前面的房屋视线最佳，正对着庄园入口的一大片湖泊，还有庄园领地以外各色乡村屋顶组成的漂亮的烟火胜景。不过却把马厩修建在正前方，马粪味道弥散也无所谓。大肥猫们在庄园里自己玩耍，都非常干净又爱亲近陌生人。
湖外有路将村庄和庄园隔开，不过很少有人能全部游玩过整个森林，连托尔斯泰自己都曾经在打猎时被一头母熊咬住过头，后来他的朋友打下了这头熊，熊皮就铺在莫斯科寓所中。1884年他放弃了继承自父亲的最大爱好行猎，但还时常策马奔驰，其森林的原始广袤可想而知。至今还有托尔斯泰为了自己骑马休息所建的小驿站，里面有热的土炕和茶炊，在林地中走很长一段才能看见。
与更多的朝圣者不同，我们直奔托尔斯泰的墓地扎卡斯。这个有“世界上最美墓地”鼎鼎大名的地方，居然如此小，周围的林地也就五六平方米，在矮草形成的半圆里，一座和棺材差不多形状的又短又窄的坟丘，高度大约只到脚踝以上。俄罗斯人拿着一枝玫瑰，绕坟丘走一圈，绝不会踩到附近的青草，仔细看那青草居然是杉树的针叶铺成。坟丘面向峡谷的一面是要走一点下坡的，不过连小幼童都不用提醒。沿一条周围很荒芜的小土路走就能达到坟丘，没有“墓地”字样，唯一的俄文是“静地”。所处位置正在峡谷的上方，一条看起来像雨水流经的小沟从坟旁绕过。“如果水大冲坏坟墓怎么办？”工作人员安德烈回答：“那也得让水自然流过。不能为了坟墓去改变天然水流。”
坟丘在德军占领时被工作人员先平掉了，用泥土枯枝做伪装，“担心德国人破坏我们的圣地”。庄园里只有这一处墓，1921年去世的妻子索菲亚和托尔斯泰家族的墓地还在附近一个很偏僻的集体墓群里。托尔斯泰下葬时，没有神职人员主持，只有一英里长的送葬队伍，来唱歌的大学生，和众人自发齐齐下跪的场面，现在还能通过纪录片看到。“有一个军官很高傲地站着，但被大家训斥跪下！”安德烈说，俄罗斯人只有对信仰者才行跪拜之礼，托尔斯泰一死，“俄罗斯人感到自己成了孤儿”。
位于波良纳庄园的托尔斯泰墓地，没有标识和护栏，只有小土路入口的指示牌上写有“静地”（关海彤 摄）
莫斯科寓所里写作《复活》的房间，位于旧楼部分，避开了前面新楼里的热闹和华丽（关海彤 摄）
家庭生活的爱情细节
波良纳庄园的三栋小楼，个个散发出粉刷一新的味道。不过托尔斯泰出生的房子早已烧毁，只有原址上有一块小石头刻着。他的庄园来自他的外祖父沃尔康斯基公爵，曾经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侍从武官，担任过驻柏林大使和一省总督，所以托尔斯泰总是被认为是“省长的外孙”。公爵只有独生女玛丽娅，也就是托尔斯泰的母亲，所以，庄园作为陪嫁送到了托尔斯泰父亲手中。父母都在他年幼时去世，托尔斯泰成年后与兄弟姐妹平分财产，因为领地巨大分布各处，托尔斯泰选择了继承家园。他年轻时梦想“做个好老爷”，于是真的和农奴们处得犹如父子般融洽，农活样样精通，也就有了列宾的那幅《托尔斯泰在耕地》。
除了在喀山上大学和在高加索打仗，还有一些短暂的旅行，托尔斯泰一生没有离开波良纳。庄园的外部还是彪悍的俄式贵族生活，最多时达到330名年轻的男性农奴，现在只剩下维持庄园农活的一些普通工人，他们大多是附近村庄的农民。“托尔斯泰年轻时好赌博，所以卖掉过一部分。他也过过几年少爷的生活，酒、女人和纸牌。”安德烈每天早上5点上班，就是喂养短腿马Bonni，然后带它去苹果园里给树木上肥料。苹果园之外就是广阔无边的森林，周围有一个超过1000人口的大村庄，在庄园入口就可以看到那些童话般各色屋顶的农民矮房子。过去他们的祖上很多曾经都是托庄的农奴，“十月革命”后他们有了自己的土地。可是能在托庄工作却成了莫大的荣耀，他们认真地把屋顶的落叶扫除，把地上的每一点杂木捡干净，国家发给他们工资。“因为俄罗斯的老年人太多了，工资又低，退休后一直工作很多年的老人大有人在，所以托尔斯泰庄园和很多博物馆都是雇用上了年纪的又热爱托尔斯泰的老大娘。不过，附近村子也没有什么年轻人了，俄罗斯的农产品价格很高，可是农民却不爱种地，觉得辛苦，都往城里工作去了。”
屋子里的陈设精致但朴素，很多器物已经罩上了玻璃罩，不过却没有常见的古董艺术品。画作是托家自己的亲人，大女儿达吉亚娜擅长刺绣，竟能把来者在一黑桌布上用粉笔随手签的名字全部绣上去，色彩和笔触与粉笔几乎一样。家里大多是实用又富有生活情趣的小玩意儿。从文具里的无数不知用途的小针小笔，到称量标本的小天平，还有全套的微缩版手术刀具，众多的手稿，漂亮的黑色蕾丝阳伞，和他早期的皮鞋、帽子、小提琴、长长的佩剑，还有很多照片。托尔斯泰觉得他自己长得并不美，“像个乡下人”，年少时照片较少。不过除了这些精美的东西，托尔斯泰写作《安娜·卡列尼娜》的楼下书房，后来也停了他的灵柩。楼上写作《战争与和平》的屋子还在，窗外就是森林。这些著作一写就是七八年，他在桌前的茶桌上随便吃点东西，几乎每天手不释卷。旁边矮小的桌子就是妻子索菲亚的，自从18岁的她嫁给了34岁的伯爵，工作就是每晚誊抄他潦草的手稿。托尔斯泰对索菲亚表白的方式就是自己画出起首字母，而索菲亚就知道了整个句子的意思。
《战争与和平》是托尔斯泰感情稳定之后集中式写作的结果，而索菲亚在至今所有的评论中都是“贤惠、富有才华又真心爱着托尔斯泰”。她16次怀孕，生下13个儿女，虽然其中8个都早夭了。托尔斯泰家的人要不就是未成年或年轻时就离世，要不就是活得很长。这些家族孩子们的照片，连同各式各样儿童玩具，还有圣母像，都是各房间最鲜明的物品。托尔斯泰家还是很有温情氛围的，他的书桌脚边就是孩子们的玩耍地带，小摇马、小冰刀和各种洋娃娃，在足够20多人围坐的长餐桌上，索菲亚的一生尽母亲和女主人的职责，可以看到她自己画的画、刺绣以及为孩子们教授法、俄、英语的简单记录。尤其善于管理托尔斯泰的经济和对外事务，以丰厚的版税来支撑一家人的生活，最少也保持二十几位仆人。她对丈夫很多行为、想法和作品都有自己清醒、独特的认识。
然而，托尔斯泰随着年岁渐长声誉日隆，又喜欢发一些对抗教会和政府的言论，渐渐聚集了一些托尔斯泰主义信徒在身边，其中就有索菲亚攻击其“中年秃头肥佬”的切尔特科夫，因为多次以托尔斯泰名义在圣彼得堡从事进步活动而被捕。切尔特科夫的照片至今还能看见，独自一大张悬挂在托尔斯泰书桌的正前方，抬眼就能看到。而在照片、画像挂满墙的托家，卢梭、伏尔泰、屠格涅夫等真正彼此影响的文坛巨匠们，也不过是桌上的小小的立像或多人合影。当时切氏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希望托尔斯泰把自己的所有版权“捐给人民”，这引起了索菲亚及儿子们的反对。托家的女儿们倒都和切氏意气相投，因此才会不断地打嘴仗。原本，托尔斯泰已经写下了遗嘱，把日记以外的所有财产都留给妻子，但是他还是在切氏“一天三次”的逼迫和讴歌下，签署了把版权留给人民的遗嘱。但切氏希望改成具体的自己，托最后改成留给了小女儿。托尔斯泰既不愿意背叛妻子，也不愿背叛朋友，于是对很多事情都采取折中处理，结果遭受了更大的双面压力。索菲亚把对切尔特科夫的怨恨都放进了和托尔斯泰无休止的争吵中，她更觉得托翁的想法无法理解，因此不断追问他是否爱自己。所以最后托尔斯泰出走前留下的信中，开头就是：“不要以为我出走是不爱你，我爱你，且真诚地怜悯你……”
莫斯科的7年城市生活，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托尔斯泰对妻子和家庭的爱。托尔斯泰一直自认为是个“久居城外”的人，他的文章不少都排斥工业文明，很少有城市是他喜欢到可以长住的。喀山是他的浪荡的开始，而圣彼得堡是他年少得志和文学圈、贵族圈打交道的地方，巴黎的虚伪浮华他更是很快就厌倦了。莫斯科当时更像圣彼得堡如今的地位，远离政治核心。靠近当时的市郊林地，现在名为托尔斯泰大街和托尔斯泰故居的地方，当时有一块地被托翁买下作为居所。这个黄绿相间的小房子，就是他写作《复活》之地，他的晚年只有这一部长篇，就在这里完成。故居分为华丽和朴素的完全两重风格，因为过去的老房子基础上加建了很多高大的部分，使这个新楼部分13个房间有11个大壁炉，隐藏在墙壁立柱里，温暖极了。最美丽的接待厅，也是晚年托翁在莫斯科接待朋友的场所，铺陈着多块美丽的土耳其地毯，厚厚的帷帐，拉起帷帐里面还有一个丝绒长沙发，水晶吊灯照耀下更私密的会客室。而外面的接待厅也像咖啡馆，有七八个小圆桌和围绕的皮椅组成，茶器之精美和波良纳不相上下。更加完整的是，这里的环境还是清幽的，窗外望出去是一个三个篮球场大小的后院，美丽的树木金黄色叶子铺满一地，室内鲜花开遍。那些年，托家的孩子们在莫斯科接受了系统的贵族教育，蕾丝的精致衣鞋到现在还是美丽，而这一切索菲亚喜欢的生活，都和托尔斯泰真正的追求越来越远。
就在这宽阔敞亮的新居背后，走下一个仅一人宽的楼梯，就是托尔斯泰当年自己的地盘了。他带来他在波良纳庄园的那些农活器具，不过没什么用处，只有两双他自己亲手缝制的皮鞋，除了边缘粗糙，看起来还不错。他照样穿着粗布宽袍，勒着腰带，以68岁高龄开始骑自行车玩，在附近的工人们聚集的一个小公园，骑车而去的头发胡须飘飘的托尔斯泰常和他们聊天。然后再回去写书，《复活》的写作地点是楼背后二层夹层里一个必须低头才能进入的小屋子，极为矮小，如果不细细看，很容易在楼里错过或以为是储藏室。它远离主楼的喧嚣，朴素得和波良纳的书房一样，小桌子、绣花搁脚凳和矮腿圈椅，那个搁置墨水和笔的木架子上写着“第一次下笔你写了什么”。
托氏遗泽与俄罗斯文学现实
俄罗斯国立莫斯科大学语言系教授米哈耶尔·克鲁普科夫，是俄罗斯国内研究托尔斯泰排名头几位的学者，俄罗斯中小学教材的文学史，都要由他亲自撰写。“我可以列个名单，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科夫、冈察洛夫、屠格涅夫，这是19世纪的俄罗斯经典作家，而20世纪还没有固定谁是经典，我的名单是高尔基、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索尔仁尼琴、普拉多诺夫等。”米哈耶尔说，托尔斯泰死后有一段遭到了专业的批判，因为列宁写了7篇评论说他“是一面旗帜”，二三十年代托尔斯泰在俄罗斯文学界的地位稍有下降。
俄罗斯从上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放弃了纪念名人逝世周年的传统。“我记得最后一次盛大的全国纪念是1937年为了普希金，此后就再也没有那样的对于文化的顶礼膜拜了。当然，那次纪念依然是新政府为了振兴俄罗斯文化而做，同时是‘十月革命’20周年，与其说为了普希金，不如说为了新政府本身。”米哈耶尔说，“上世纪90年代开始，文学不再处于社会中心地位，很多之前没有发表的作品在国内发表，一下子俄罗斯文学界就有地下文学、侨民文学和官方文学三大潮流，思想混乱，洪水决堤。”
“俄罗斯读者也就此改变了阅读的心态，过去是崇拜的，现在却改变了。”米哈耶尔说，作家的言论不再影响政治和社会，苏联时期因为意识形态不愿意研究19世纪经典。托尔斯泰虽然写政论文章，其实并不醉心当时的政局。相对于狭隘的政治和教派，托尔斯泰的思想已经站在了更广的宽度上。“我最近写的文学史里，开头介绍托尔斯泰就说，他是一个有现代性的作家，他在写人，写人的行为，这些都可以参照到现代人身上来，而且他还有道德的永恒追求，这都是现代性应该注意的。还有就是，托尔斯泰永远有一个内心自由的主人公，从农奴制废除到革命时代，他主张一个保持内心自由又有精神探索的人。”
米哈耶尔教授自己出版过一本神秘主义的小说。他说：“就是我住的米乌斯卡娅广场，是旧俄时代的贵族区，全国的作家协会、音乐协会等最高文化单位都在那里。苏联时期，斯大林经常去我们楼下看不公开的电影。在苏联，你知道二三十年代发生了很多常人思维解释不了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可以用神秘主义来写作。”他想用神秘主义解释“上帝、人、地狱这一个纵轴”。“托尔斯泰到了晚年，为什么他的死亡会变成一场如此经久不衰的话题？我觉得是他的内心出现了危机，他晚年有很多论述世界观、宗教观的书，小说已经无法解答他的疑问。他笃信宗教，又否定东正教的仪式，我印象中，东正教历史上扫地出门的人顶多不过三四个，托尔斯泰被驱逐对他是个严重的事情，他反对教会七大圣事，最后要去妹妹的修道院也是为了讨论精神层面的问题。”米哈耶尔说，“一辈子紧张地创作，那么丰沛、旺盛地活着，到晚年都想对自己做个总结，他看了几乎所有哲学书籍，也希望自己的思想能得到读者的理解，可我觉得这些对于一般读者太高深了。有个俄语词叫‘天才的痛苦’，一个天才不满意自己的人生，这很正常。难道你不认为，一个人满意自己的人生，感到安宁和满足，这是可耻的吗？”
现代的俄罗斯人基本都接受了这样“对自己不满”的观点，很少有再谴责妻子和家庭关系的言论。索菲亚和托尔斯泰的结婚日都成了家族庆典。这些年，托尔斯泰家的后裔散落世界各地，因为他的几个儿女前往美国、意大利、日本等地，托尔斯泰的后代目前大约有230人，其中瑞典等欧洲国家最多。他们中的大部分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但也有少数人成为欧洲国家王室的成员。这些人从事的职业有银行家、农场主，但没有作家。弗拉基米尔·托尔斯泰是波良纳名义上的园长，事实上却基本停留在欧洲，波良纳的工作人员也很难联系上他。“已经有俩月没有园长的消息了，我们最近八九年来，每年园长回来组织总有一到两次托尔斯泰家族的大聚会，今年来了100多位后裔。”代理园长阿尔贡说。
尽管庄园的园长仍由托尔斯泰一位重孙担任，然而他很少到庄园。今年最大的盛事是为了包括巴黎的德米特里·托尔斯泰、里约热内卢的瓦西里·托尔斯泰等人。托门另一系、意大利的阿尔贝蒂尼家族也派来了代表，重外孙路易吉·阿尔贝蒂尼携其孙子托马佐和孙女玛尔塔由罗马赶到。其余托裔来自美、德、瑞典、乌拉圭等国。弗拉基米尔·托尔斯泰在伦敦，他在邮件里回复：“我初以为大聚会难以实现，因为互相保持联络的托翁儿孙皆已亡故，重孙子也死去了好几位，但这130位老少终于在亚斯纳亚·波良纳欢聚一堂，从8月16日到22日的一周时间里，同吃同住同劳动——做果酱、割草，同朗读，同游戏，同看电影，包括关于托翁生平的纪录片和去年的英语故事片《最后一站》。”这部电影以托翁临终前的日子里两派矛盾为主来演一个矛盾又困惑的老人，却因为导演说“俄罗斯连个让演员能去的厕所都没有”，而选在了德国乡村拍摄。弗拉基米尔依然觉得，这是曾祖父文学热潮复兴的好兆头，他说“希望21世纪是托尔斯泰的世纪”。
安德烈是图拉托尔斯泰大学的学生，托尔斯泰在图拉议会担任小官职时曾经提议用3万卢布修建一所给穷人子弟念书的学校。“但一个滚圆的小老头站起来问，‘为什么不把钱花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像上呢？’”安德烈说：“因此每年都有一个全校参加的对托翁作品的文学讨论会，我写的是托翁作品里的死亡意象。”他家就在波良纳旁边的农庄，他说：“我小时上的学就是托尔斯泰小学。”这所小学的教导主任希罗普科说：“我们用的教材就是托翁编写的，只不过插上了更漂亮的图画。”我们到这所学校时正值假日，只有两个帮老师做杂事的孩子。1928年创建的托尔斯泰小学，第一任校长是托尔斯泰的小女儿亚历山德拉，她一年后因为革命去了美国，后来就常年居住在日本、美国和欧洲了。小学校园里如果从正面看，建了好几个台基，第一个是卫国战争时为了守护托庄死去的村民的名字，大概有30人。第二个是列宁像，第三个就是小学的正门。以为破败不堪的楼，进去后却极舒适明亮，装饰得很淡雅生动。学校里现在从小学到初中总共150名学生，孩子们从一年级开始学习托尔斯泰著作的片段和名句，托翁的诗歌和名句一开始就深入每个孩子的血液。“只有喜欢的孩子才会来，这里地处偏僻，却是虔诚的托尔斯泰主义的继承者！”这里不收取任何费用，费用完全由国家补贴。孩子们学习到5年级，就开始系统学习《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等大部头，每年9月9日他们举行盛大的舞会和诗歌朗诵会，然后再去庄园敬献玫瑰。今天是战胜法西斯的周年纪念，于是墙上有不少孩子们的画作，这些画里充满了杀伐之气和恐怖，尤其是一个纯黑色炭笔加勾勒人物的白边，所描绘的景象，正是纳粹占领了小学后抱着弹药箱匆忙往返的情景。学校大厅内托尔斯泰的大雕像，以悲悯的神色看着这些人，底下写着作者的名字，他只有11岁。■　(感谢任光宣、张光政、孔霞蔚三位老师的帮助和贡献)
从1812到十月革命
托尔斯泰时代的俄罗斯
◎舒可文
托尔斯泰在生命最后一年里的写作中，“人生大道”，“论疯狂”，“论社会主义”这些题目几乎为19世纪的俄罗斯文化画出了一道清晰的线索。《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中又几乎描述了整个19世纪俄罗斯的精神和生活全貌，但他本人却从未真正进入他所描写的任何一种精神世界。如果说他是19世纪俄罗斯最疯狂的探索者，那也可以说他是最冷静的怀疑者。
俄罗斯帝国从一确立就开始了向西方求学的过程，每一次政治变革的推动力都首先来自沙皇在欧洲争霸的需要，试图通过政治改革和启蒙运动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然后，它被学习了西方思想的知识阶层继续向前推动。伴随着每一次开明改革，俄罗斯的知识阶层便从西方寻找到更多的社会变革观念。
俄罗斯19世纪的这种躁动似乎很符合“托克维尔定理”：一个专制政府为了国家利益进行改革以缓解政治压力，但是托克维尔看到，这种强大压力下的改革又是最危险的政治时刻，“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们，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要好些。……被消除的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未被消除的那些流弊，于是人们情绪更加激烈”。托克维尔定理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革命总是发生在社会情况开始好转的时候这一似乎于理不通的现象。
发生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社会变革有着成熟的社会动力，资本主义经济造就了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阶层，宗教改革启动的世俗教育得以使一种社会要求达成共识。相比而言，俄罗斯的变革社会动力不足，沙皇政府在改革危害到专制权威时总是出现停滞或后退，知识阶层所推动的社会思潮总是依赖引入的西方观念，不同观念引导着各自所爱的理想，所有这些动力都因为俄罗斯社会特有的一个巨大鸿沟而难以传达到整个社会，结果就如奈仁在评论革命时所发现的，“由于现实并不往理念靠拢，两者之间出现的一条沟，比先前窄是窄了，但却深了许多”。俄罗斯的社会革命悲剧性地延续了“让修辞勇敢地凌驾于现实之上”的政治修辞传统。
托尔斯泰以一种极度的道德热情经历着理想与现实的痛苦分裂，他比同时代的知识阶层更为煎熬的是，那些被热捧的种种观念和政治设想都在他特殊的追问下，变得荒谬可疑。他就像19世纪俄国思想的照妖镜，一生都在寻找着“人生大道”，而被他所质疑的那个知识阶层在同样的道德热情支配下，变得激进和极端。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待19世纪终结的时候，最激进的列宁主义成为最有行动能力的思想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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