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意识并非牢牢掌控权力　“实现人权没有标准化阶段”(南方都市报 2008-4-22)

执政意识并非牢牢掌控权力　“实现人权没有标准化阶段”
2008-04-22 10:24:17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 虞伟 谢丹　褚天炀

图：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陈士球

图：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图：昨天，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罗豪才在首届“北京人权论坛”上发言。

图：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李君如作大会发言。
他在首届北京人权论坛上表示，不否认在中国人权发展道路上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失误都由我们自己纠正
昨天，首届“北京人权论坛”在北京开幕，以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论坛的主题是“发展、安全与人权”，3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10余名代表参加。
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罗豪才说，30年来，中国在人权建设方面实现了巨大进步。但他也指出，中国民主法制还不健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还不平衡，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等方面还存在问题。
本次论坛由中国人权研究会主办。中国人权研究会是中国最大的非政府人权组织，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享有特别咨商地位。
昨天，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李君如表示，我们并不否认，在中国人权发展的道路上，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是这些失误都是我们自己纠正的。他强调，在一些人心目中，执政意识就是牢牢掌控权力的意识。这不仅是片面的，而且是错误的。
不否认犯过大规模侵犯人权错误
李君如发言的题目是《中国人权事业的历史性进步》。他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的人权一步一步地从纲领性的要求变为活生生的现实。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中国人权发展的道路上有过曲折，犯过错误，特别是像“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大规模地侵犯人权的错误。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提出，这些失误的伤害者不只是群众，还有我们自己的党员干部，而且这些失误都是我们自己纠正的。
人权的实现与社会成熟度有关
李君如解释，人口多，人权问题也多；发展中国家，人权问题也处在发展中。应该注意到的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就明确规定了“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依法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以及思想、言论、集会、出版、结社……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但是，这些人权的实现并不容易，其中既有执政党领导工作中的问题，也有社会成熟度的问题。
李君如表示，我们从不否认，中国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出现过像“反右”斗争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等伤害民主和人权的失误，但是这些失误是我们自己开始纠正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人权事业发展的历史上没有犯过错误。
“造反”“夺权”势必把党搞乱
李君如说，我们今天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要尊重和保障人权，不是因为这一问题遇到了来自外部的压力，而是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清醒和自觉。中国人权事业能否健康发展与中国共产党是否有正确的执政意识息息相关。这种认识，来自于对“文化大革命”教训的深刻反思和对改革开放经验的深刻总结。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留给我们许多思考和启发。其中之一，就是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后，再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阴暗面，并通过造反、夺权等革命手段来解决党内问题，势必把党搞乱，把国家机构搞乱，也给全国人民带来灾害。
执政意识不是牢牢掌控权力
李君如强调，在一些人心目中，执政意识就是牢牢掌控权力的意识。这不仅片面，而且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认识，是一些人在执政过程中，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盛行，腐败滋生蔓延，不能很好地尊重和保障人权，甚至侵犯人权的事情屡屡发生的认识根源。
李君如认为，执政意识，就是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的意识。
服刑人员结婚　落实还不理想
中国监狱协会副会长称缺乏可操作性，建议尽早出台程序规定
昨天，中国监狱协会副会长韩玉胜指出，为了不让服刑人员的结婚权沦为纸上的权利，建议有关部门尽早出台可操作性的程序规定。
韩玉胜说，服刑人员在生物学意义上作为人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曾经有过把犯罪的人当作“异类”的做法，但这并不能否定犯罪人仍然为人的本质。而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这样的刑罚观念逐渐被淘汰。另外，服刑人员并未丧失公民权，结婚权也并未被法律所禁止。
2004年，民政部首次以规章的形式对服刑人员申办婚姻登记的问题进行了规定。韩玉胜认为，这是我国在保障服刑人员人权方面的一个进步。但他坦言，由于缺乏可操作性的程序规定，落实情况还不理想。
韩玉胜表示，首先是结婚审批制度要完善。服刑人员要结婚，首先要申请，那具体的申请标准、审批期限都需要作明确规定。其次，服刑人员登记制度需要完善。对于服刑人员来说，“亲自”前往婚姻登记机关是存在困难的，需要作出变通性规定。
韩玉胜说，其实还有很多现实的后续问题需要考虑。比如，女服刑人员会不会在结婚后借怀孕来达到逃避法律惩罚的目的呢？一个服刑人员结婚会不会对周围其他服刑人员造成不良的心理影响，从而增大改造难度呢？韩玉胜最后强调，虽然有很多现实的困难，但我们不能因为数量少，而不重视服刑人员的结婚权。
王晨履新　公开亮相
新任国新办主任谈人权事业：漫漫求索路，沧海行舟途
在致辞最后，王晨用一句诗来形容人权事业，“漫漫求索路，沧海行舟途”，人权理论的发展、人权事业的推进，需要每个国家、每个社会成员的不懈努力。
昨天，新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首次公开亮相，出席了“北京人权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素有“中国政府的公关总领”之称，王晨在4月初接替蔡武出任该职。他同时兼任的另外两个重要职务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此前，他曾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国报业协会主席。58岁的王晨是北京人，自1974年起，长期在光明日报社工作，1995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2000年6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一年后调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2001年10月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2002年11月任人民日报社社长。2003年3月任中国报业协会主席。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联合国人权专家陈士球：
“实现人权没有标准化阶段”
昨天，首届“北京人权论坛”在北京开幕，以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论坛的主题是“发展、安全与人权”，3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10余名代表参加。
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罗豪才说，30年来，中国在人权建设方面实现了巨大进步。但他也指出，中国民主法制还不健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还不平衡，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等方面还存在问题。
昨天，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联合国人权小组委员会专家陈士球与本报记者进行了对话。
南都：今天的人权会议，标志着中国的人权发展到了什么阶段？
陈士球：不同国家的发展程度、经济水平、文化历史背景不一样，因此，各国对人权内涵的理解、实现人权的途径、人权享有的水平不可能是一刀切的，因此不太容易界定中国现在的人权具体发展到什么阶段。实现人权没有一个标准化的阶段，不可能声称某个人权状况已经达到了最高标准。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都在不停地发展，比如收入水平从每个月200元到现在的平均3000元，人均住房面积也提高了很多，但永远不会到了最高的水平。
南都：关于中国的人权状况，有专家说比美国更好，也有专家说比美国差，你怎么看？
陈士球：虽然我们有好的地方，但肯定也有差的地方。必须要考虑的一点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比美国相差甚远。美国有自己的人权问题，我们也肯定有自己的人权问题。人权的发展是可以互相交流、促进的，但美国却把人权当作棒子打击别人。
南都：1998年10月，我国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这一条约一直没有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按《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规定，条约经签署后，还需要按国内法规定经有权机关批准后才能生效。这个公约何时能够签订？
陈士球：还在讨论当中，但具体时间很难说，还是取决于人大。其实，这主要是国际标准和国内法律的衔接问题。中国人是实实在在的，一旦签署了，就好好遵守、执行，不能签署是一回事，执行又是一回事。所以，与国内法律的衔接问题就需要谨慎考虑。目前，国家、专家、学者都在进一步研究。
南都：在论坛上，有专家提议建立专门的国家人权机构，你怎么看？
陈士球：不同的国家其实都有自己的人权机构，我们也一样有，但是性质不太一样。比如，中国人权研究会也是一个人权机构，再如一些大学里的人权研究中心等，比较分散。当然，成立一个统一的人权机构也是我们的方向，虽然现在世界上维护人权的机构还相对分散。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jwxy/200804220055.asp
今天，我们的社会成熟度如何？
2008-04-23 09:44:36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
来信
不管有多少不如愿之处，这都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一块里程碑。首届“北京人权论坛”在北京召开，昭示着我们今天具有公开谈论这一问题的勇气与胸怀。
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李君如在大会发言中指出，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就明确规定了“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依法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以及思想、言论、集会、出版、结社……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但是，这些人权的实现并不容易，其中既有执政党领导工作中的问题，也有社会成熟度的问题。(据4月22日《南方都市报》)众所周知，未成年人是不能参与选举的，但并不是说未成年人不拥有选举权，只是选举权被政府“托管”了。基于同样的“权利托管”法理理念，在一个社会成熟度不足时，某些宪法所确立的公民权可暂由政府托管。但既然是托管，就有归还的问题。作为归权的前提条件，今天我们有必要认真审视这社会的成熟度。
社会成熟度，只能以一些社会事件呈现出来的公民的心智状态为判断标准。有两件事我认为是可值得观察的，一是华南虎事件，一是厦门抵制PX项目“广场散步”事件。在旷日持久的华南虎事件中，公众表现出智力上的成熟，他们对真相寻求所表现出来的锲而不舍精神，足以让人相信，这不是一群可以随意欺骗和糊弄的民众。而在厦门“广场散步”事件中，则表现了公民的强烈自我约束感，说明他们一样可以跟高度成熟的国家公民那样行事，一样有着克制、理性、非暴力的良好公民品格。
或许不能从以上两起事件就能片面地判断我们社会业已成熟，可以马上将宪法纸上的公民权完整交还于民，但至少在这两起自发性事件中，我们公民所表现出来的成熟度是不落后于任何国家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努力成长，这点尤应为政府所看到并加予足够的尊重。社会的成熟需要足够的训练与尝试，站在岸上的人永远学不会游泳，奥运会三个多月后就要召开了，这是社会成熟生长的一个机遇之窗，期望民众和执政者都本着爱国之心，好好利用这机会，共同推动社会进步，早日将宪法上的公民权落到实处，几乎可以说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历史担当。
□范大中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spqy/200804230012.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