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网络表达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网络表达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近十年来国外网络传播研究述略
陈红梅
1994年，我国在国际上被正式承认为“有互联网的国家”，而在西方，这一年则被称为互联网的商业化年。那么，近十年来，国外学者对网络传播研究的兴趣和焦点是什么？本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以期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启迪，给未来的网络传播研究提供借鉴。
一
大致上，英、美等国的网络传播研究是从三个相互联系的角度展开。一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关注网络上的社会交往行为；二是从政治、法律的角度，关注网络传播对现有社会规范体系的影响和改造；三是从与传统媒介相参照的角度，关注网络传播对信息传播活动带来的变化及其特点。但这三个角度并不是完全割裂，如果从最终指向来说，他们关注的则都是网络传播对于现实社会过程的影响。
霍华德·莱因戈德（Howard Rheingold）是较早把网络交流作为独立的对象进行系统观察和研究的人之一。他提出，网络交流（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将从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对现实生活产生影响。首先，在媒介饱和年代，网络交流将重新塑造人们的个性和情感；其次，传统的人际关系是建立在一对一的交流基础上，而网络交流提供的是多对多模式，因而也将对群体观念和人际关系构成挑战；最后，则是对民主政治社会的影响，网络交流挑战了权力集团对传播媒介的垄断，并有望使建立在市民参与基础上的民主政治重焕生机。⑴
莱因戈德的开创性研究极具启迪性，他的著作大体上为后来的研究和争论设置了一个框架。卡斯特曾对有关虚拟社会交往行为的主要观点进行梳理，⑵认为大体上可以分为三派：一是乐观主义的期待，强调网络传播产生新的社会交往形式，并将与新的都市生活环境相适应；一派则体现出强烈的批判意识，认为电脑带来社会关系的非人性化，互联网的使用加剧了人的孤独、疏离感，甚至是沮丧的感觉。第三派的观点带有某种折衷主义色彩，认为虚拟社群独立于现实社群之外，与之互动，但并不对立。不过，其代表学者威尔曼（Barry wellman）的观点总体上还是倾向于乐观，他认为，在这个似乎是日趋个人化和人际关系冷漠化的社会，互联网可能会对增强社会联系有所裨益。
根据笔者在亚马逊网站所获资料，⑶近几年关于网络社会交往研究的著述还体现出一些新的角度和倾向。1997年琼斯主编《虚拟文化》，收集11篇传播学者的论文，从社会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的角度切入，来探讨网络社群和网络交流的影响和缺陷。1998年史密斯和克劳科主编《赛博社群》，探讨了4个方面的问题：网络空间的身份、网络空间的规范和控制、网上社群的结构和动力，以及集体行为中的赛博社群。2003年威尔曼和海森斯威特主编《日常生活中的因特网》，提出一个基本理念，互联网已经从一个神奇的具有魔力的事物变成了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部分，尽管它很重要，但并不殊异于日常生活中的其他事物。⑷
二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引发了人们的担心，特别是搜索引擎和信息屏蔽技术，使一些学者意识到网络在促进人们的交流和联系时，也存在隔绝交流的潜在危险。在1996年提交第17届国际信息秩序会议的论文中，阿斯特尼和杰佛逊（Marshall Van Alstyne＆Eric Brynjolfsson）认为，⑸互联网使人们之间的沟通可以突破地理的障碍而进行，但由于人的信息处理能力是个有限的常数，而且人们在接触信息和建立联系时会体现出一定的偏好，所以网络传播带来的未必是地球村，而只是人们交流方式的一种转换，从原先地域性交流转变为以共同兴趣和偏好为基础的交流。从政治、法律的角度，网络交流的这种隔绝性所可能产生的后果则更值得关注和忧虑。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一书中深入探讨了网络传播所带来的民主困境。⑹他通过对60个政治网站的随机研究发现，大部分网站都不提供与自己意见相左网站的链接，而网络上的圈内传播确实容易造成群体意见极端化倾向。
从积极的角度，也有不少学者发现网络传播促进了公共交流。坦勒（Tanner）对1998年智利人围绕前总统皮诺切特被捕一事的网上讨论进行了个案研究，⑺她发现网上论坛具有与公共领域理论相关的四个特点，即可接近性、自由交流、协商结构和公众理性，因而构成公共空间，论坛参与者的争论不仅形成了一致舆论，而且产生了对过去时代的集体记忆，网上论坛由此而成为智利人重新和解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桑（Dhavan Shah）等人的研究发现，⑻网络的使用时间与人们对公共活动和公民志愿活动的参与程度呈正相关关系，他们检测了网络使用频度与非正式社会交往、公共事务参与、公民志愿活动参与等三种社区行为的关系，没有证据表明时间被从后者转移到了前者的使用上。
不过，在许多人都视互联网为恢复民主政治的工具时，英国学者莫根姆从政治传播的角度对互联网影响的分析却比较悲观。⑼他认为英国的政治竞选已经由政治论战转变为由一组专家运用最老练的劝服技术进行紧密控制的公开展示，在这个过程中，大众是被动的，仅能就一些微不足道的小问题发表意见。而互联网的应用使政党内沟通更加直接，增强政党竞选工作的专业化，强化了精英群体对政治传播和政治议程的控制和协调。他认为那些由分散的公民团体和边缘政党所设立的网站对英国主流政治行为只有一些边缘的和零星的冲击，而如果希望互联网能够改变政治行为，那么首先是需要国家的政治体系结构和文化方面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盖瑞（Galley）的一项实证研究则发现，⑽尽管互联网为市民与政治领袖的人际互动提供了可能，但大多数政治竞选都不愿意使用互联网的人际互动（human interaction）功能，而更喜欢媒介互动（media interaction），因为前者可能损害他们对竞选信息的控制，并给竞选传播带来不确定性。
三
从新闻和大众传播学角度对互联网的研究相对滞后。莫瑞斯和奥根（Morris＆Ogan）呼吁要把互联网作为一种大众媒介来看待，并且放在与其他大众媒介相联系的背景上来理解，如此将会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大众传播理论假说和范畴，甚至有可能发现观照传统媒介的新视角。⑾实际上，网络传播已经对传统媒介的新闻报道和议程设置带来了微妙的变化。麦克奎（McCoy）从“新闻纠正”（news repair）的角度对1996年轰动全美的新闻个案“黑色联盟”报道进行了细致的分析，⑿这条由地方报纸发起的报道最初并没有吸引主流媒体的关注，而网络传播使之产生全国性影响，从而挑战了传统的全国性报纸在重大报道上的权威地位。“新闻纠正”在这个案例中其实是确认了全国性报纸对地方性报纸的传统优势地位，不过，尽管如此，为“新闻纠正”制造需要和机会的是网络传播，所以，McCoy认为这个案例标志着网络传播侵蚀传统媒体权威的第一步。从与传统媒体相比较的角度，学者们对网络传播有一个基本假设，即网络可以用来促进公共表达，因为传统媒介是零和媒介，用过多的篇幅就公共事务进行讨论必然要损害信息的传递，而网络传播克服了这一难题。但是，Singe对2000年大选期间美国15家主流报纸网站的调查却发现，⒀网站编辑们首先强调的是网络可以提供更快更丰富的信息，尽管他们认为网络可以用来促进政治讨论，但是在网站的实际运作中，不管是互动性还是多媒体呈现都没有被编辑们作为主要目标来追求，也不被认为是成功的。不过，Singer认为这是编辑们仍然在延续传统媒体的思维模式，没有充分意识到网络所带来的机会和挑战。
综上所述，从公众表达的角度，国外网络传播研究的一个基本立场是：网络为促进公众表达、加强市民和政治精英的对话从技术上提供了可能性，但对其在实践层面产生的影响则持谨慎态度。一方面是言论自由的原则有可能在网络传播中被滥用，小群体意见趋同和走向极端化，从而增加社会分裂的风险。另一方面，实证研究也很少有直接证据表明网络传播对现实的政治行为产生明显影响，学者们一个普遍的担心是，网络可能给已经高度专业化的政治选举提供了更为强大的信息控制和意见操纵能力。但是，从更为生活化更为日常的层面，网络传播确实给很多人带来了影响和变化，而这些影响和变化累积起来，会在一个比较宏观的层面产生什么结果？这是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而有待观察的一个课题。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传播系）
注释：
⑴详细情况见莱因戈德的个人网站http：／／www. rheingold.com。在这个网站上，他不仅有个人经历的介绍，还发布了他所写的有关网络文化的论文，包括《虚拟社群》一书的电子版本。
⑵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第441～445页
⑶亚马逊网站http：／／www.amazon.com是全球最大的网上图书销售商，它为每一本销售的图书都制作网页，内容通常包括书名、作者、版本、网站对该书的评论、一些专业期刊对该书的评论和读者评论。在每一种图书网页上还提供“同类书目”链接。笔者通过此链接获得与本段论述相关的材料。当然，这份资料并不完备，但可作为对卡斯特视野的补充。
⑷这几本著作的英文名、著者和版本情况分别如下：
Virtual Culture：Identity and Communication in Cybersociety，by Steven Jones，Sage Publications（1997）；
Communities in Cyberspace，by Marc A. Smith＆Peter Kollock，Routledge（1998）；
The Internet in Everyday Life，by Barry Wellman＆Caroline Haythornthwaite，Blackwell Publishers（2003）
⑸Electronic Communities：Global Village or Cyberbalkans，http：／／web.mit.edu／marshall／www／papers／CyberBalka－ns.pdf
⑹【美】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⑺Eliza Tanner，“Chilean Conversations：Internet Forum Participants Debate Augusto Pinochets detention”，Journal of Communication，June2001，p.383
⑻Dhavan Shah，Michael Schmierbach，Joshua Hawkins，Rodolfo Espino，and Janet Donavan，“Nonrecursive Models of Internet Use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Question Whether Time Spent On line Erodes Social Capital”，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Vo l.79，No.4，Winter 2002，pp.964－987
⑼【英】杰夫·莫根姆：《互联网的政治冲击：英国政党对互联网的应用》，载《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⑽Jennifer Stromer－Galley，“On－Line Interaction and Why Candidates Avoid it”，Journal of Communication，Autumn 2000，Vo l.50，No.4，p.111
⑾Merrill Morris，Christine Ogan，“the Internet As Mass Media”，Journal of Communication，Winter1996，p.39
⑿Mary E.McCoy，“Dark Alliance：News Repair and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Journal of Communication，March 2001，p.164
⒀Jane B.Singer，“Compaign Contributions：On line Newspaper　Coverage of Election 2000”，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Spring2003，Vo l.80，No.1，pp.3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