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贺捷生女士谈点信仰问题

与贺捷生女士谈点信仰问题

2010-07-06 00: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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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贺捷生女士谈点信仰问题

顾则徐

贺捷生女士于2010年7月5日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篇文字《今天谈信仰为何变得沉甸甸》，核心的意思是：“不论社会怎么发展，不论经济怎么繁荣，即使到了我们成了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时候，如果放弃了对理想对信仰的追求，我们的社会同样会走向沉沦和没落。不谈信仰，我们的先辈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精神就无法理解。”相关的前提是觉得“理想、信仰，今天忽然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摆在全社会的面前”，而“思绪回到50年前,那时我在北大读书。那时我们也谈理想，也谈信仰，当时我们的中心话题是：报效国家，尽快完成学业投身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中国”。

前几天遇到一个四十左右的男士，与我一个朋友一起聊天，他们说的是粤语，我听不懂，只是自顾喝茶。忽然朋友跟我翻译：“Z先生觉得，现在的青年太颓废，没理想，很糟糕。”我当即说：“不。进步了。”Z先生睁大惊讶的眼睛看着我，大概无法接受我的说法，于是我便不得不解释：“我们看我们的父辈，觉得很愚昧、很落后，他们看我们，则觉得没出息，一代不如一代。我们看80后、90后，觉得很糟糕，80后、90后看我们是什么？是傻瓜，是落后。老的看小的，觉得一代不如一代。小的看老的，父辈、祖辈，其实也是一代不如一代，是反过来的一代不如一代。事实是，我们比我们的父辈总体上是进步了，80后、90后比我们，也是进步了。”Z先生哈哈大笑起来：“有道理。我们在他们眼睛里，实际就是又傻又呆。”用普通话聊了一会，知道Z先生原来是香港人，很年青时候就到大陆做生意了。知道他是香港人，而且是个喜欢读大陆政治历史方面书籍的香港人，我就又补充道：“大陆五十年代的青年，只知道国家，不知道有自己，有理想，却愚昧，献身国家的结果是把所谓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打死、骂死，把中国80%的森林砍光了炼废铁渣。六十年代的青年，只知道有毛泽东，不知道有国家，更不知道有自己，更愚昧，但搞阴谋诡计、挖曲阜孔庙的坟、斗人、打人，却是本事特别大，前所未有。七十年代的青年，林彪事件后开始醒过来了，但站在马路边抖着腿的流氓也是前所未有地多。大陆的80后、90后跟香港的80后、90后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的颓废其实是反抗。人要反抗，但实在反抗不了，极端的选择只能自杀，不极端的，就只能颓废，用颓废进行反抗——我不为你们所谓的理想利用，只顾自己的就业、吃、喝、穿、做爱，总行了吧？他们知道反抗了，这是中国几十年从来没有过的进步。中国的希望就在他们身上。你们香港人可以投点票了，大陆的80后、90后也许实现不了投票，但经过他们教育的他们的下一辈，一定可以实现投票，他们会更娇气，受不了专制、独裁，要跟你要死要活地对抗的。”Z先生深沉起来，沉默一会后说：“顾先生有道理，他们知道反抗了。颓废就是一种反抗。”我说：“自杀是反抗，吸毒是反抗，3P也是反抗。你们要我干这个、干那个，用监狱吓死我，我没有别的办法抗拒，自己拿根绳子上吊总可以的，呵呵。这可是看上去没有任何智慧的大智慧，每个女孩子血液里都有的大智慧——我不愿意，你要我上床，我就割手腕，把你的鸟吓软。”彼此大笑。

虽然话语不同，但就实质来说，七十四岁高龄的贺捷生女士的思维，不过就是一种一代不如一代的模式，跟我与Z先生对话中所涉及的，基本是差不多。一代不如一代的思维模式，并不是贺捷生女士特有，实际是60后甚至70后以前的人们非常普遍的思维特征。

贺捷生女士文字的关键词，是“信仰”。我来谈点关于信仰的问题，虽然不知道贺捷生女士的通讯方式，无法直接邮送，但聊作是一种自作多情的交流。

50年前的贺捷生女士有没有信仰？如果贺捷生女士的信仰真是“报效国家，尽快完成学业投身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中国”，那么，贺捷生女士就是没信仰。

信仰这个词，当在没有特定限制时，就是指一般的信仰，也即是指人的信仰。人的信仰以一般的世界观为基础。所谓一般的世界观，如果用学究式的语言表达，也就是核心的哲学观。这种核心的哲学观在哲学中属于本体论和最一般的方法论，用贺捷生女士所熟悉的哲学派别语言来说，就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我之所以把使用哲学语言称为学究式语言，是因为这很容易导致误解，使人以为文盲甚至没有读过哲学的人就不会有什么一般的世界观。某种一般的世界观是否正确或是否符合人类理性，是个十分复杂的哲学问题，但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一般的世界观则不是一个复杂的哲学问题，而是极其平常和俗的现象，不需要一定读多少书，更不需要一定懂得哲学，它是自幼文化环境和心灵的自然赋予，以后随着年龄增长过程的心智而可能有自己的思考，也即一个人成年后即使不思考也还是已经有了他的一般的世界观。比如，一个没有人识字的极其偏僻的乡村里的孩子，在他还被抱着吃奶时候，天空响起了一个惊雷，他受惊而哭起来，母亲则给予安慰，于是，对“天”的恐惧的种子就已经在他的心灵中萌芽。当他稍大时候，母亲发现他不在身边，紧张地从夜的黑暗处将他找到，母亲的惊恐就已经使他心灵深处有了对神秘力量的畏惧。他顽皮了，喜欢去村外河里戏水，惟恐他生命出现危险的母亲将他从水中呵斥到岸上，他的内心便有了神灵的苏醒。一般的世界观就是这样，在似乎无意的微小的细节中，逐步在一个人的心灵深处萌发并形成了起来，它并不需要特别的学校教育。当然，在哲学上，可以将这种世界观称为不自觉的，而通过专门教育和思考形成的一般世界观，则属于是自觉的。

一般的世界观是无法纯粹成立的，在其实际的形态上，自然就是一种一般的人生观。也就是说，一般的世界观和一般的人生观，实际上就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是一而二、二而一。一个人的一般世界观之所以能够自然地形成，原因就在于它正是一个人最根本的人生精神，是他衡量人生真、善、美的最基本尺度和因果（原因、目的）。从衡量人生真、善、美的最基本尺度来说，这种一般的人生观也就是一个人一般的价值观。这样，一个人的一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是一而二、二而三，彼此侧面不同，实际是一件事情，是三位一体。这种三位一体是什么呢？这就是信仰。这种信仰是自然的，不需要专门的学校教育和思考就会形成，因此，任何人都有信仰。即使还只是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氏族，每个人也都是有信仰的。不仅如此，原始氏族由于并不象今天的人们有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争执和干扰，其信仰更具有一般性和单纯性，所以，原始氏族的人们比今天的人们，更具有信仰的坚定性和热情，他们对信仰的执着远不是贺捷生女士们可以比较的，远不是文革时代的崇毛分子们及其今天的遗老、遗少可比较的。

既然任何人都有信仰，为什么我还要说贺捷生女士没有信仰呢？这是一个逻辑层次问题。

上述自然发生的信仰只要是人，便会具有，它是从一个人吃奶时候就开始自然萌发的，深刻地发生和存在于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毛泽东的晚年，有一个深刻的七十三、八十四情结和恐惧，也即他被中国民谚所说的过了七十三岁可以活到八十四岁、过了八十四岁可以活到一百岁的说法缠绕着孤独的灵魂，这是他内心深处潜伏着一个并不承认他自己所谓的“毛泽东思想”的幽灵，令他无法摆脱并恐惧。我坚信，贺捷生女士也有着这样一个层次的自然的信仰，比如，假如贺捷生女士在悠闲的阅读文件时，卫生间忽然窜出条老鼠，贺捷生女士要拍自己心口十分钟才可以让惊惧转变为安宁，这种惊惧是多么地反唯物主义啊？它所证明的，是贺捷生女士心灵深处有着另一种自己所不知道的信仰，一种还在七十四年前就播下了种子的信仰。不例外，今天中国的每个青年，也都会有这样的信仰。

这种自然的信仰在宗教的交流中，特别是在哲学的争辩中，发生了“危机”。自然的信仰在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内容差异，构成了不同宗教及其派别的原始起点。当哲学产生，不同的哲学流派也参与进了信仰的争执。也就是说，在宗教和哲学产生之后，崇拜和理性构成为了信仰的特征，这样，信仰所呈现出的形态，就不再是自然的了，而成为了教育和思考的结果，成为了人们自觉的事情。在宗教环境下，任何一个孩子都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宗教教育，比如中国大陆1949年以前，每个孩子都会受到祭祀的教育。在识字教育中，虽然并不一定会明确是哲学的教育，但任何文字文化都包含着一定的哲学精神。于是，人民的信仰也就进入到了“百花齐放”的“危机”，不经过教育的自然的信仰被看作是原始的甚至是蒙昧的，并由于立场的原因而不被承认为了属于信仰，只有是经过教育或思考的信仰才是被普遍承认为了信仰。于是，不同宗教和哲学的信仰就发生争执乃至冲突，或排斥，或包容，或吸纳。但是，不管如何地“百花齐放”，所有的信仰作为人的信仰都是处于一般的意义层面，也即被信仰者认为属于是人类普世的精神原则和人生价值，集中地说来，共同的特点就是真、善、美，是每个人都可以达到坚守和实践的一般精神。那么，是否可以信仰假、恶、丑呢？就纯粹逻辑上讲，人类并不能排斥这种信仰，因为，其逻辑层次与真、善、美是同一，但是，人类的价值选择则排斥这种信仰。也就是说，人的自觉信仰在逻辑上有天使和魔鬼之分，但人类价值将魔鬼否定出了选择范围。

贺捷生女士所说信仰中的“国家”、“社会主义”是什么呢？它们不是人类一般价值。就世界观而言，国家、社会主义之类不属于哲学本体论和一般方法论范畴，因此，不属于一般的人生价值层面。正是因为如此，我才确定贺捷生女士是没有信仰的。本不属于被人信仰的对象，怎么可以成为人的信仰呢？信仰不属于被信仰的对象，似乎是有了信仰，其实是人欺、自欺或欺人，是用伪信仰掩盖无信仰的真正面目。如果贺捷生女士说“我信仰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在逻辑上倒是可以成立，因为，不管他人是否赞同其哲学立场和观点，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在逻辑上属于了一种一般的世界观，对其信仰者来说，完全是合乎理性的人的信仰。国家、社会主义之类则不同，它们不是人的一般价值，而是属于政治价值和目标，也就是说，国家和社会主义之类作为一种政治价值和目标，只属于采取相应立场的政治集团的集体主义信仰。比如，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可以是相对于“日本人”、“美国人”、“俄罗斯人”等来说的“中国人”的信仰，并在信仰中被“中国人”崇拜化为“祖国母亲”。比如社会主义，它属于社会主义政党和团体的信仰。人的信仰，或者说人的一般信仰，与政治信仰是不同的两回事。人的信仰属于每个人，是在逻辑上具有普世意义或至少是被认证为是具有普世意义的，政治信仰则属于政治集团。贺捷生女士是个人，她将自己个人在逻辑上抽换成为了政治实体，将该政治实体的信仰替换为人的信仰，恰恰证明了自己没有人的一般的自觉信仰。

贺捷生女士是故意的吗？不。她并不是故意的，但她是自觉的。五十年前，二十多岁的正当青春的贺捷生女士，正处于中国的一个被抽去个人的狂热的蒙昧时代，在这个时代，整个中国大陆只有一个人——毛泽东——，其他人都不具有人的资格，不具有独立人格，只是政治实体的分子，政治实体的属性即为组成该实体的生物个体的属性，而每个生物个体必须自觉地接受这一规定，不然，其生物个体将被折磨乃至消灭。虽然贺捷生女士是当时军内风光仅次于林彪的贺龙元帅的女儿，但在这一点上并不能够享受特殊，并不能够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因此，贺捷生女士在不能拥有人的信仰同时，必须自觉地将所属政治集团的信仰作为自己这一正当青春的生物体的信仰。从这一点至多可以说：贺捷生女士是个有政治信仰的人。但是，千万记住，任何人都可以没有政治信仰，而不可以没有人的信仰。有政治信仰的人可能是崇高的，但没有政治信仰的人同样可以崇高，甚至更崇高。达摩祖师并没有什么政治信仰，按照今天中国一些极端的爱国分子的逻辑，他甚至就是个背叛自己祖国的“印奸”，但他的崇高又有几个政治人物可比拟呢？

从贺捷生女士对自己信仰的表述中，我看到了一个比青春时代进步了的值得尊敬的老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贺捷生女士的信仰表述是经过改造了的，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而这恰恰透露出了她已经改变了自己所谓的信仰。五十年前，所有中国人被规定为的信仰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这是差别非常大的两个不同政治思想立场，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运动中最重要的流派区别标志。中国最早研究和比较系统介绍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并不是李大钊等教授，而是辛亥革命前的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非常敏锐的看到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种流派的区别，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主张其实没有太平天国彻底，他认为自己的民生主义可以包容社会主义，这也是他在后来的《孙越宣言》第一条中要苏联承认中国不适合搞共产主义的思想根源。社会主义者不主张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因而不采取极端的阶级斗争路线，共产主义者则把社会主义看作一个实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个初级步骤，因而采取极端的阶级斗争路线。五十年前贺捷生女士的真实信仰是共产主义，现在则在叙述中悄悄改变为了社会主义，透露出她已经从一个极端青年改变为了一个温和老太。这种改变是值得尊敬的，毕竟，对于贺捷生女士来说，是要经过非常痛苦的灵魂自我折磨和解放才可以做到的。

从贺捷生女士整个的文字来看，她并没有能够区分信仰与理想的范畴，而是将两者并用或混用的。对于一个人来说，信仰是精神意志根本，人不可无信仰，如果不考虑信仰是否自觉或不自觉，任何人都是有着信仰的。有信仰则一定有理想，但理想即使如何地虚无，总是一个具体的行动目标，比如贺捷生女士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实际并不是信仰，而是一种理想，她是把理想与信仰混淆了，这种混淆是因为自己没有人的自觉的信仰，从而不得不把理想替换为了信仰。那么，有理想是不是有信仰呢？不是。理想作为一种具体的目标，更具有功利性，是否有理想决定于一个人的功利设计，而信仰则决定于一个人的精神原则，并不意味着获取功利。理想有被实践的和不被实践的两种，这与成败无关，而是根源于意志，也即取决于自己的行动力。十九世纪俄罗斯作家冈察洛夫描写了一位地主奥波洛摩夫，这个地主十分善良、诚实，并富有知识，是个虔诚的教徒，显然是个有着明确信仰的人，他也有理想，设计了一个个计划，但偏偏缺乏意志，只是躺在沙发上让女佣喂食。今天的中国有无数如奥波洛摩夫式样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不，奥波洛摩夫还是个既有信仰又有理想的人，而中国的很多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信仰而有理想，只是在缺乏意志力上与奥波洛摩夫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呢？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实际上在马克思以前主要来说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主张加实践，马克思本人没有一天去实践过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只是用他从黑格尔那里改变来的辩证法推演他的空想。马克思声称之前的欧文等人是空想社会主义，事实是欧文等人是非常塌实的实践家，他们组织和参与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社区，马克思自己则完全是个空想家。正因为欧文等人是实践的，而且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并没有中断他们的实践传统，才使社会主义在西方获得了不断进步和发展，保证了社会主义主张的在今天还有生命力。正因为马克思是空想的，所以，他的空想才被列宁改造为了一种半宗教形式的邪恶的运动，造就了二十世界规模最大的人类灾难，遗患于今天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朝鲜等苦难的国家和民族。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能否继承欧文等人的传统，去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区的实践呢？不会，他们更愿意象奥波洛摩夫那样躺在沙发上，等着有一天权力降临到自己头上，然后学毛泽东“指点江山”，进行“大跃进”、“大革命”，让漂亮的女秘书扶到天安门城楼上，挥挥手臂，拉长声调“同志们好——”，底下穿着一色服装的百万男女整齐地高呼“X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