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贸易与白银外流关系之再检讨?1

鸦片贸易与白银外流关系之再检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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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鸦片贸易

贸易差额

魏源

白银

杂谈

鸦片贸易与白银外流关系之再检讨 1

——兼论国内货币供给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历史演变

贺力平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金融系，北京100875)

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1期

摘要：1830年代清朝政府体系内部爆发了一场有关鸦片贸易与白银外流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的实质从现代经济学观点来看是如何看待国内货币供给稳定性与对外贸易平衡的关系。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这场讨论未能上升到理论水平，而且一些参与者在若干重要的具体问题上的判断夹带着大量错误和偏差。本文的重新估算表明，因鸦片贸易而引起的白银外流至多仅占当时中国白银货币存量的一个很小比例(3.6％～6.7％)。对当时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主要冲击应来自其他方面。知识的迟缓进步是不当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键词：鸦片贸易；白银外流；国内货币供给

中图分类号：F7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7)01—0063—18

作者简介：贺力平(1958—)，男，重庆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经济学博士。

    导致清政府于1838～1839年在广州中止中英贸易并最后演变为后来被称为“1840～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鸦片贸易。在当时以及现在，许多人都认为鸦片贸易引起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后者又引起“银贵钱贱”，进而威胁到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清政府的财政基础。道光皇帝领导下的清政府似乎不仅有充足的道义上的理由，而且有完全合理的经济依据对当时开始蔓延开来的鸦片贸易以及与此有密切关系的中英贸易采取极端措施。

    当时出现的有关鸦片贸易与白银外流问题的讨论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国内货币供给与对外贸易活动大规模地联系起来。这反映了中国经济体内部当时业已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以及对外贸易在社会经济中地位和作用的显著上升。但是，这场讨论没有能够像此前在西欧社会中出现的类似讨论一样，不断推动新知识的涌现并让这些新知识促进经济政策的调整。

本文认为，当时清朝政府体系内很多文官提出的“鸦片贸易引起大量白银外流”的看法显著地夸大了事实，其中许多论述和结论是基于不正确的经济分析。他们对事实的片面概括借助于道义论证因素，严重影响了最高决策者的决策。后来的事实演变却表明他们的主要结论和预测是错误的。

一、“鸦片进口导致白银外流论”的简略回顾

“鸦片进口导致中国白银外流”的观点由清朝人士最早提出来。当代国内学者叶世昌在其《中国金融通史》(第一卷)简要回顾了这个观点的起源。叶认为，“最早认识到鸦片输入导致白银外流的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包世臣”。[1]514包一生的主要经历是为一些朝廷大臣做幕僚。他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写有《庚辰杂著》五篇，其中第二篇提到“鸦片耗银于外夷”。包还提到，苏州一城鸦片吸食者人数多达10万，若按每人每日用银一钱计算，每天共费万余两，一年下来则费银三四百万两。如果就全国而言，“统各省名城大镇，每年所费不下万万”。[2]8-12包似乎主要讨论国内鸦片消费总量，没有直接说这种消费就等于白银外流。而且，他对国内鸦片消费总量的估计是高度猜测性的。叶著说，到道光九年(1829年)，开始有人将“鸦片输入作为白银外流的原因之一”。[1]514当年，御史章沅才在一篇奏折中指出，鸦片输入“每岁易银至数百万两之多”，非“寻常偷漏可比”。[3]3

    1836年(道光十六年)，时任鸿胪寺卿的黄爵滋在其后来脍炙人口的名奏“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中明确指出鸦片输入导致巨大白银外流。他说：“臣窃见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洋……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道光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两千余万两；自道光十四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江、浙、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2]68-72按照黄的说法，中国白银外流量在1823～1831年间为每年一千七八百万两，1831～1834年间每年两千余万两，1834—1836年间每年三千万两。这些数字仅指广东一地，如算上其他地区，每年白银外流量可再增加四分之一多，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无对应措施，这种白银外流形势在未来将会无限地继续下去。

    两年后(1838年7月)，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向道光皇帝提交了“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明确呼应了黄的看法。林说，“鸿胪寺卿黄爵滋所云岁漏银数千万两，尚系举其极少之数而言耳”。他与黄一样，论证的主题不在于过去，而在于未来。林说，“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2]79-82可以说，林对白银外流规模的估计比黄更为严重，而且比黄更加担忧白银外流会愈益严重，并给清王朝的经济基础带来毁灭性冲击。

    黄和林等人属于当时官僚体系中的“禁烟派”。还有一些文官属于“弛禁派”或“变通派”。1836年(道光十六年)，时任太常寺少卿的许乃济提交“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说，“嘉庆时每年约来数百箱，近年竟多至二万余箱，每箱百斤……岁售银一千数百万元，每元以库平七钱计算，岁耗银总在一千万两以上”。[2]201-205①许考虑到银两与银元的换算比例，比黄、林等人的估计在这方面要精确一些。他们之间的估计在程度上也有一定差别。但是，许的估计与黄、林等人的估计在基本方法上是一样的，都把考察鸦片进口量或鸦片国内消费量视为白银外流量。

    应该指出，不管当时的人如何估计鸦片进口量和白银外流量，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关系清朝货币体系稳定的问题。这恰恰说明清朝经济体在那个时候已出现不同于此前中国历史上的新情况，即国内货币供给不再仅仅由国内因素决定，而是一件与外部世界有密切联系的事情。这个新情况或许更早以前已在明朝晚期出现。不管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在中国出现，它显然与清朝建立之初确定白银作为主要货币的政策有关系，另一方面也与中国自己产银甚少，国内货币用银在很长时期中需要依赖外部供给有关。尤其是后一种关系的演变，表明当时中国经济不仅已经有很高的商业化程度，而且与世界经济发生了紧密联系。

稍有经济常识的人士都知道，这种简单地把进口量或进口货物的国内消费量作为货币输出量的计算方法是错误的(参见下一部分)。与林则徐有密切交往并很可能在广州接触过不少国外人士的文官魏源在1842年刊印的著作《海国图志》(筹海篇四·议款)中联系当时中国与“英吉利”、“弥利坚”等西洋诸国的贸易差额和鸦片进口来计算中国白银外流，可以说作出了对上述错误估算方法的一个纠正。魏说，“(道光十七年，广东)共计外夷岁人中国之货仅值银二千一十四万八千元，而岁运出口之货共值银三千五百有九万三千元。以货易货，岁应补中国银价千四百九十四万五千元。使无鸦片之毒，则外洋之银有人无出，中国之银且日贱，利可胜述哉”。[2]134-141魏在这里强调指出鸦片进口促使中国本已有的贸易顺差变为逆差，从而发生白银外流。不过，他没有像同时代许多人那样，给出有关鸦片进口量或白银外流量的数字(这很可能是出于谨慎论述的缘故，也可能是因为他不愿说出一个与他的朋友林则徐早先的说法相差太大的数字)。魏在这里的论述仅只涉及广东一地的对外贸易，也没有涉及银两与银元之间的转换比例。不管怎样，魏源使用了贸易差额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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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1858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鸦片贸易史”一文说，在许的上奏后，中华“帝国政府全体官员”对鸦片问题进行了“一年多的全面审议”。参见马克思：《鸦片贸易史》(1858年)，载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6页。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胡寄窗先生对魏源的方法给予很高评价。他说，“自先秦以来所有的对外贸易的论述，魏源的分析才算是第一次进入科学分析的领域，是外贸理论的飞跃”。当然，“很可惜的是魏源仅利用了道光十七年的《粤海关志》资料。如果他把康熙以来的数字作出综合的分析，将是论述中国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贸易差额的极有科学价值的著作”。[4，5]32-33，449

使用贸易差额概念来考察货币流动等问题，是经济科学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成就。国外经济学者熊彼特曾在他的著作《经济分析史》***别论述“作为分析工具的贸易差额概念”：“关于这个概念，首先要说的是，它确实是一种分析工具。与价格或一车货物不同，贸易差额不是具体的东西。它不是一般人所能察觉到的。需要作出一定的分析努力才能看到它，才能察觉到它同其他经济现象的关系，不管这种努力是多么微不足道。理论物理学的历史表明，取得这种成就是很艰难的，需要花费的时间比我们预料的要多得多：有些思想虽然许多世纪以来似乎近在咫尺，而且甚至已有人无意中把它们说出来了，但却谁也没有能够充分理解它们。如果我们认识到这种困难，我们就不会再轻视这种成就了。”[6]523这段论述，主要是肯定西欧一些晚期重商主义人物在17世纪后半叶及18世纪取得的理论进步。这种学术进步成就，于18世纪中叶前后在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的著作中得到继承和光大。

但是，围绕着鸦片贸易问题，贸易差额的概念在魏源之后没有得到坚持。1840—1842年中英战争后，不列颠众议院一个特别委员会就鸦片贸易问题举行了一次听证会(1847年4月15日)。该委员会主席问一位中英贸易参与者：“你能说一说鸦片在贸易报告中所占的地位吗?”答：“鸦片主要是用现金即纹银来支付的，但据报告，现银差不多全部流出了这个国家。”[7，8]519，428不需要很多历史知识和经济知识都可知道，认为白银外流已经在1847年或其前后导致中国丧失全部货币用银的看法是荒谬的(清王朝的税收以银为主，如果“现银差不多全部流出了这个国家”，那也就意味着清王朝在这段时间中差不多一两银子也没收上来，其统治体系自然也就瓦解了)。这个看法显然也是出于将鸦片贸易量等同于中国白银外流量的思路。在国内方面，有历史著作提到，1855年河南布政使英柴上奏“请收鸦片烟税”，与前引1830年代的多篇奏折一样，再次强调，近年来由于大量鸦片进口，“岁漏银一二千万两”。[8]120

多少有些令人惊讶的是，一些当代学者在不同程度上仍然沿用旧观点，很少仔细检查所使用数据的适用性和准确度，认为鸦片进口量就是当时中国的白银外流量。例如，一部由若干国内历史学者集体编写的《中国近代史》说，“1821至1840年间，中国白银外流至少在一亿元以上，相当于当时银货流通总额的五分之一。平均每年流出500万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每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17]11①

以上对历史文献的简略回顾表明，1830年代出现的“鸦片贸易导致白银外流”观点在方法上存在严重缺陷，这个缺陷一度得到纠正，但是经济思想上的进步并没有被坚持和继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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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一位美国历史学者在为《剑桥中国晚清史》撰写“广州贸易与鸦片战争”一章中说，“在19世纪的最初10年，中国国际收支结算大约盈余2600万元。从1828到1836年，从中国流出了3800百万元。使国际收支逆转的正是鸦片烟，结果就资助了英国加速使印度殖民地化的大部分活动”。参见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广州贸易与鸦片战争》，载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1800～1911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这段文字未注明文献来源，其引用数字相对接近本文的估算结果。但作者仍然认为当时中国国际收支平衡因鸦片贸易而出现的变化是一个特别重大的宏观经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