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女间谍关露 奉命打入汪伪内部 含冤四十余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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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关露传》，作者：丁言昭

她是一位闻名海上的“左联”女诗人，也是一位深入“76号”魔窟与日伪特务较量的红色女谍，她吟出过“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的铿锵诗句，而“汉奸”骂名却令她两度蒙冤。爱痛撕裂，她把所有的委屈都藏在了心底，甘愿拿自己的名誉和生命为共和国的诞生而奉献。——编者

多难的童年

“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电影《十字街头》插曲，由贺绿汀作曲，而它的词作者就是关露。

1907年7月25日，在山西省右玉县这个长城边上的小城，一个新生命诞生了。父亲胡元陔望着襁褓中的女婴，想到一句古谚：“生女亦可壮门楣”，她这一代正是寿字辈，加上一个“楣”，胡寿楣就成了这女孩的名字。到三十年代，已经成为女作家的胡寿楣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关露”。

关露10岁时，父亲不幸早逝。少年失怙，家道中落，这使关露的成长遍布艰辛。好在关露的母亲是位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女性，关露的性格走向及其独特的禀赋、气质大都源于母亲的影响。

关露有个小她2岁的妹妹胡绣枫，母亲很关注对两个女儿的教育，姐妹俩每天按照母亲的规定读书、写字，或学着作文、写旧体诗。关露从童年起就对文学、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的思路敏捷，不管作文或写诗，往往是妹妹才刚刚开了个头，她就已经完成了。由于种种原因，关露曾辗转太原、南京、长沙、上海各地，丰富的生活阅历，进一步拓宽了她的心灵世界。

左翼女作家

深入“魔窟”的关露

1928年暑假，关露顺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中央大学可以说是一个孕育新诗人的摇篮，在这里，关露阅读了歌德的诗和莎士比亚的诗剧，新诗的自由笔调触发了她的灵感，她开始创作新诗。

1930年关露开始发表作品，1936年11月，生活书店出版她的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1940年7月，光明书店出版她的长篇小说《新旧时代》；1953年北京工人出版社又出版了她的另外一部长篇小说《苹果园》。实际上，关露的作品远不止这三本书。据统计，仅发表过她作品的杂志就有四十多种；她写的诗、散文、小说、杂文、评论、译作，多达二百六十余篇。她热情投身于大众诗歌运动，不仅写诗，还写了不少关于诗歌的理论文章，这在当时是比较少见的，也使她成为当时诗坛上著名的女诗人。

关露的诗作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通篇洋溢着热烈的情感和乐观的情绪，她写诗，不是作为自我欣赏的低吟浅唱，也没有那种哀怨凄迷的格调，而是作为斗争的武器。在纪念“九一八”之时，她写了《故乡，我不能让你沦亡》；面对为国捐躯的烈士忠魂，她以“自由是不朽的”洒泪遥祭；她还以《勇敢的军队——八百人》歌颂坚守上海“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

与此同时，关露还开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最早是翻译匈牙利希达斯的剧本《地动》，接着又翻译了巴尔扎克的小说《笑的肇祸》、高尔基的《海燕》、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作《一种最奇特的冒险》，以及L·休士的小说《家》、《竞卖场的奴隶》、《一个白人与一个黑女孩的恋爱故事》、《丹麦作家尼尼克梭》等。为了更广泛地把国外优秀文艺作品介绍到中国来，关露不满足于只掌握一门英语，又开始学习俄语。

1932年，关露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左联”。她积极投身抗日爱国运动，担任了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的宣传部副部长，广泛地和女工交朋友，组织诗歌小组，宣传革命道理。血与火的洗礼，使关露开始了新的人生征程。

接受特殊任务

三十年代中期，上海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简称“八办”），其主要任务是搞上层统战、情报、策反和宣传党的政策、出版书刊工作。

1937年9月，潘汉年任“八办”主任，12月25日潘汉年离沪赴香港后，刘少文接任“八办”主任。抗战时期，潘汉年除两次去延安之外，大部分时间在上海、香港等地进行对敌的隐蔽斗争和开展港澳同胞、以及海外侨胞的统战工作，建立一条从上海到淮南、苏北解放区的地下交通线。

抗战期间的上海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是日伪特工总部，日伪特务们在里面设下刑讯室和地牢，乱捕滥杀爱国志士，怒骂声、惨叫声日夜从“76”号里传出，人们称之为“魔窟”，它的头子就是后来成为伪江苏省主席兼警政部部长的李士群。

1939年冬，一名眉目清秀、衣着时髦的30来岁女子走进了“76”号，她就是受党组织派遣深入“76”号魔窟的关露。

那时关露正借住在中共党员王炳南家里。一天，关露忽然接到“八办”负责人刘少文送来的一张电文：“速去港找小廖接受任务。叶剑英。”“小廖”即廖承志，住在香港九龙。身为老党员的关露懂得党的纪律，便没有再多问什么。

几天后，关露来到香港，通过复杂的关系，终于见到了廖承志，谈话时潘汉年也在座。廖承志神色凝重地对她说：“党组织要交给你一项特殊的任务。”“什么任务？”关露认真地望着他。“听你妹妹胡秀枫说，你认识李士群，是吗？”关露点点头，“现在党组织要派你到李士群那里，去了解他的动态。”“我？！”关露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是好。“我们经过慎重考虑，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当时国共两党分裂、合作、再分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类错综复杂的斗争，担当这样艰巨而危险的任务，不仅需要有广泛的社会关系，而且需要有坚定的革命意念和胆识，毫无疑问，关露是具备的。

关露在香港接受任务后返回上海，并开始同李士群接触。第一次到李士群家去，关露对他说：“我失业了，想在你这儿找个事做。”李士群夫妇一听就笑了，说：“我们这儿没有适合你做的事情，如果你缺钱呢，每月来拿好了。”说完，就在关露的包里塞了100元钱。

关露连着去了两三次，还没有把真正的目的告诉他。这时党组织希望她向李士群挑明。于是关露再一次到李士群家去，就说：“我妹妹写信来问候你，她说，她有个朋友要做生意，问你要不要做？”

关露的妹妹胡秀枫和妹夫李剑华都是共产党员，当时被派往南京做秘密工作，1938年春到武汉。李士群一听就明白了关露的意思，他发了一通牢骚。为谨慎起见，关露不接他的口，只用耳朵听，渐渐听出他的言语中透露出一点可以沟通的意思。

经过反复的工作，关露成功地利用李士群的关系，获取了不少重要情报。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潘汉年向延安提供了有关日伪军事动向的大量重要情报，这其中就有关露的功劳。李士群后来还曾保护、释放了一部分被抓进“76”号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派人护送我党的一些重要的干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利用他的职权掩护新四军运输大米、医疗器械、药品等物资进根据地等。

将《女声》为我所用

1942年5月，上海出现了一份新杂志《女声》，主编是日本左翼女作家左藤俊子。当时，关露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派遣，经日本人中西的介绍，担任《女生》的编辑，交给她的任务是通过左藤俊子的左派朋友，设法找到日本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进而搞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情报。

对于如此艰巨的任务，关露心中没有把握，她对布置任务的老张说：“假如我们搞不到敌人的情报，替他们编刊物，不是反而被敌人利用了吗？”

老张回答：“这种工作只能这样干，到底谁利用了谁，不能预先判断……我们干革命，不能不付出代价，得到多少收获，不光靠主观努力，还要看客观上有没有机会。所以要耐心坚持，守住阵地，等待时机。你先试试看吧，你本来是写文章的，先写写文章再说。”

《女生》自1942年5月创刊，到1945年7月停刊，共出38期。关露用芳君、林荫、梦茵等笔名，先后写了一百三十多篇诗歌、散文、小说、杂文和剧评等。这些文章并不涉及时事，主要是谈恋爱、婚姻、家庭问题，但字里行间渗透着反封建的思想。

在上海沦陷时期，原先的进步报刊均被迫停刊，舆论阵地受到日本侵略者的严密监控。在这种严酷的形势下，我党关于敌占区的工作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储力量，以待时机。”自己不能办刊物，就向敌伪刊物或者商办的刊物投稿，楔入敌人宣传阵地，写一些有意义的文章，进行韧性的散兵战。《女声》这本妇女杂志，成为受读者欢迎的刊物，其所发表的具有相当数量和质量的文章、诗歌等，显示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文化战士非凡的智慧和勇气。

当时，分散在各条战线上的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如丁景唐、杨志诚、董乐山、鲍士用、杜淑贞、陈新华、李祖良、陈嬗忱等，先后用各种笔名向《女声》投稿。而关露当时并不认识谁是共产党员，但她凭着多年从事党的工作的经验，在那么多外稿中慧眼识珠，选用的大部分是青年共产党员的稿件。

1943年8月，佐藤俊子邀请关露作为《女声》的代表，去日本参加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关露深知此行要承担的政治风险，她向党组织请示，党组织同意她去，并指示她不要放过这次机会，趁机开展新的工作。没有想到的是，这次会议却使关露的“汉奸”之名再也洗刷不掉了。

五十年代的关露

为革命不惜被误解

为了和敌人周旋，当时关露不得不穿着入时，但长期在纸醉金迷的环境中工作，她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而最让她难受的是同志们对她的误解和冷淡。

1939年秋，戴平万问锡金：“关露还参加你们的活动吗？”这里说的“活动”，指的是地下党领导的诗歌组活动。锡金说：“参加的。”戴平万说：“不要她参加了。”“为什么？”锡金不解地问道。“现在她的关系有点复杂，最好还是把她隔开。”

以后，锡金换了个开会地点，不再通知关露。关露得知后，非常痛苦。有一次，关露对好友许幸之说：“这样干下去，会弄得我臭名远扬，身败名裂。文艺界的朋友们都会误认为我已经投敌，当了汉奸。从此再也不会原谅我了。”说着，关露便失声痛哭起来。失去了同志的信任，这比坐牢、杀头还可怕。巨大的委屈，关露只得默默地嚼碎咽下。

共产党人也有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况且关露是个多愁善感的诗人。有好几次，她想打退堂鼓，她在给妹妹的信中说：“我在这儿，无论生活上，还是工作上都不愉快，我想回到“爸爸、妈妈”（指党组织）身边去，快来信告诉我。”胡绣枫非常理解姐姐的处境和心情，立即向邓颖超同志请示，说关露想去延安、大后方。这时，邓颖超正动身去延安，说等党组织研究后再告诉她。

不久，由“八办”的陈家康带信给胡绣枫，信中说，上海方面不同意，要关露不要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胡绣枫按照党组织的意思给关露写了封信，说：“爸爸、妈妈不同意你回来。”

关露接信后，完全明白党组织的意思。共产党员的信仰及忠诚，使她把个人的安危、委屈一股脑儿抛弃，仍然默默无闻地战斗在这条特殊的战线上。

两次苦恋

关露一生中有过两次苦涩的恋爱。

1932年，关露在上海西爱咸斯路慎成里（今永嘉路291弄）的妹妹家里，与中共党员沈志远相识。沈志远博学多才，曾受党组织派遣赴莫斯科中国问题研究所当研究生，精通俄文、英文、德文，编译过《共产国际》中文版，并参加过《列宁选集》6卷本中文版的翻译工作。共同的信仰，使他们走到了一起。然而很遗憾，这段恋情由于沈志远和关露彼此的社会活动越来越多，见面机会越来越少而渐渐疏远，最终分手。

关露的第二段恋情是与王炳南。1938年，关露在上海曾借住王炳南家里，之后王炳南去了重庆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两人时有书信来往。直到1946年，关露终于结束了隐蔽战线的工作，安全到达淮南新四军解放区。关露像回到妈妈身边的孩子一样，感到从未有过的欢畅和踏实，她给王炳南发去了电报，王炳南欣喜若狂，准备立即乘飞机去见关露，行前他想将此事先向党组织汇报一下。

当王炳南喜盈盈地来到梅园新村周恩来的办公室，把自己和关露的恋情告诉这位如兄长般的老领导时，周恩来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伤感，他很仔细地听，偶尔插进一个问题，大部分时间是沉默。

事情要回到1945年9月，从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钱大钧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中共有关组织获悉到一份国民党当局惩办汉奸的名单，其中，关露的名字赫然在列。虽然党组织知道关露是在为党工作，但社会上的人们并不清楚，国民党指控关露是“文化汉奸”，而当时王炳南是做外交工作的，时时要在公众场合露面，因此，党组织从大局考虑，决定劝说他们中止恋爱关系。

走出周恩来的办公室，王炳南犹如落入万丈深渊，内心充满悲哀，他拿起笔给心爱的人写信，把发生的一切源源本本地告诉了远在淮南的关露。

在经历了极度的痛苦之后，关露，这位坚强的女性，为党的事业和王炳南今后的前途考虑，毅然接受了这残酷的现实。

八十年代的关露

最后七年

因受潘汉年事件的牵连，关露曾两次蒙冤入狱，前后长达10年。出狱后，关露念念不忘的还是手中的笔，为了补偿失去的时间，她经常写作到深夜，她把以前出版的《新旧时代》重新改写成《不屈的人们》，另外还在酝酿创作新小说。

1977年4月10日，关露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说：现在想请你为我办一件事，不知你可有精力出去跑？这件事是去徐家汇肇嘉浜逛一趟，看一看当年的这条污水河，现在建成的花圃漂不漂亮？肇嘉浜附近有没有小学？有没有小孩在花圃附近玩耍？怎么玩法？等等。因我在六二年要这题材写过一篇散文，叫《河畔春光》，没有写好，现在想改一改，写成儿童读物，以教育后代。希望了解的细节越多越好！

1980年5月1日，关露突发脑血栓，经抢救病情较快好转，从不能说话到头脑清醒，并由人搀扶能勉强行走。在这种情况下，关露心里仍然想着创作，她带着病体，坚持口述，请朋友代笔。在病中，关露把《不屈的人们》给楼适夷看，希望能出版……不管在什么境遇下，她对生活仍然充满了希望。

在潘汉年平反昭雪一年之后，中央公安部于1983年8月22日，做出了《关于关露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

……1955年6月11日关露因潘汉年同志冤案受牵连被逮捕审查。1957年3月教育释放……。现根据复查的事实，对关露同志的问题结论如下：关露同志在抗战期间，在潘汉年等同志的领导下做情报工作，是有成绩的。在日本特务机关所办的《妇女月刊》杂志社任主编，是情报工作的需要，是由党组织派去的，不是“进行文化特务活动”。原怀疑关露同志有反革命问题，是没有根据的，应予否定。1955年6月后关露受到了错误的逮捕审查，应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可惜的是，这份通知来得太晚了，关露已于1982年12月5日默默告别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