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间谍潘汉年传奇人生 打入汪伪“特工总部”

潘汉年长期战斗在我党秘密战线，是一位充满神秘色彩的传奇人物。他出入魔窟，凭借着对党的耿耿忠心和自己的大智大勇，为党除奸，创造了鲜为人知的特殊功绩。 

百乐门饭店的神秘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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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下旬的一天，位于上海租界华山路愚园路口静安寺西侧的百乐门饭店，走进来一位30岁出头的年轻人，他个儿不高，长脸，挺拔的鼻梁上有几点浅浅的天花痕迹，戴一副金丝眼镜，穿一套淡咖啡色西装，乌黑的头发上涂着闪亮的凡士林油，美式白皮鞋一尘不染，好一副小开气派!他自称萧叔安，住进了一间豪华型的套间。 

这位神秘来客不是别人，正是潘汉年。 

事情还得追溯到1938年下半年。这年8月间，潘汉年在香港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通知，令他迅速北上，参加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于是，潘汉年日夜兼程，经广州、武汉返回延安。 

六届六中全会从1938年9月29日开幕至11月6日闭幕，这次会议所确定的方针政策及其具体的组织措施，对于潘汉年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会议确定把敌后工作作为党的工作重点之一，而在这条战线上，潘汉年堪称行家里手，他无疑成了中央指定的重要领导人选。由于南方局的建立，潘汉年此后的工作一直在周恩来直接或间接的领导之下进行。 

六届六中全会闭幕之后，潘汉年被留在延安工作。1939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社会部，潘汉年参与了该部的筹建。中共中央社会部于同年10月正式成立，由刚从莫斯科回国不久的康生兼任部长，潘汉年与李克农同为第一任副部长。这样，康生就又成了潘的顶头上司，此后潘在康生的具体指导下，参与领导了党的情报工作。 

在延安，一位名叫董慧的姑娘走进了潘汉年的生活。董慧1918年生于香港，她的父亲董仲伟是香港道亨银行董事长，也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爱国人士。“七·七”事变爆发后，董慧毅然放弃已经考上了西北联合大学的求学机会，奔赴革命圣地延安。1938年1月，20岁的董慧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董慧被分配到马列学院，与江青做了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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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潘汉年因眼疾需要动手术，经组织决定，让他到香港治疗，顺便了解和兼顾那里的统战和情报工作。一到香港，潘汉年立即与廖承志取得联系，此后，他一面治疗眼疾，一面协助廖开展香港地区的统战工作。两个月之后，潘汉年的眼病基本痊愈。中共中央指示潘汉年以中社部副部长的身份，组建华南情报局，统一领导、指挥原在香港的各系统情报班子。 

根据中央的指示，潘汉年新建了一个包括陈曼云、梅黎、高志昂等人的情报班子，又吸收了刚从重庆赴港的刘人寿、黄景荷，董慧也在这时候加入。另外，潘汉年又吸收了著名实业界人士以及其家属子女和富有传奇经历的华克之等得力的情报干部，使情报工作的触角深入到香港社会的各个层面。 

自此之后，潘汉年全身心地投入到情报工作的第一线，在加强香港情报工作的同时，又奉命着手组建上海的情报工作网络。1939年9月，他带着董慧以及刘人寿、黄景荷等人，从香港乘船到达上海。 

此时上海“孤岛”的形势错综复杂。这里既是敌我友三方互相角逐的主要场所，又是摄取各种战略情报的重要窗口。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职业、特殊的工作环境，潘汉年到上海后，便化名萧叔安，租用了百乐门饭店的上等房间作为掩护其活动的地点。当时，日伪警宪特务也经常出入这家颇有名气的豪华饭店，潘汉年深知敌人有“灯下黑”的弱点，“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来个身入虎穴。 

潘汉年抵沪后，立即通过剧艺社的地下党员蓝兰和于伶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很快编织成一个颇有特色、卓有成效的情报网络。潘汉年不仅利用电台，而且还利用邮政联系、派专人递送等方法，始终保持同延安、重庆、香港的联系。 

潘部在上海的情报工作人员，各个时期包括内勤外勤不过三四十人左右，队伍短小精干，却富有极强的战斗力。正是依靠了上述的情报网络，潘汉年采取极为巧妙的斗争手段，周旋于日本特务和汪伪汉奸之间，展开了一场特殊的斗争，“奔波为党险如夷”，创造了中共情报斗争史上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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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日特“岩井机关” 

到上海后，潘汉年与另一个情报人员袁殊接上了关系。袁殊早年留学日本，曾自筹经费创办《文艺新闻》，在30年代上海文坛上以其“中立公正，有闻必录”的公开合法斗争方式，进入左翼文化阵营，潘汉年是袁殊的入党介绍人。 

1931年10月的一天，袁殊在上海静安寺路一家白俄咖啡馆，会晤了潘汉年和王子春。潘、王两人代表组织通知袁殊，组织上决定他参加中央特科工作，担任党的一名“前卫”战士。潘交给他的任务是:逐渐在社会上褪去“左”的色彩，变为灰色人物，然后利用合法身份，深入敌人心脏，为党收集战略情报。 

从此，袁殊就成为潘汉年情报网中一个重要角色，并很快利用其社会关系，打入了国民党CC系特务组织，取得了一些重要文件及有关情报。 

1939年，潘汉年指示袁殊打入日特“岩井机关”。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岩井英一，此人是个中国通，曾任日本大使馆情报主任，是一个以文职人员的身份在中国从事情报工作的资深高级特务头子。他名义上为副总领事，实际上是岩井特务机关的机关长。他的主要任务是利用文化界人士，组织文化舆论方面的宣传活动，并收集有关的战略情报。袁殊奉党组织之命，早在1933年就与他发生了情报关系。由于袁殊讲得一口好日语，加之机智地投岩井所好，请他上馆子吃中国菜，陪他逛舞场跳交际舞，于是，岩井把袁殊当作好朋友。 

袁殊打入岩井机关后，潘汉年自己则以“胡越明”的化名，通过袁殊的具体安排，与岩井有了直接联系。此后，潘汉年从与这位日本特务头目的交往过程中，取得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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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1月间，岩井派袁殊告诉潘汉年，要他为岩井机关搜集情报，并要求他做一个在香港开展工作的计划。潘汉年决定利用这一机会，进一步扩大香港的情报范围。具体做法是:利用岩井的关系作掩护，在香港办一个公开刊物，作为活动据点，定期搜集情报，并负责每半月向“岩井机关”交一次情报，但岩井须每月供给活动经费2000元和办刊经费。换句话说，就是用岩井的钱，作为我搜集战略情报的经费；用岩井的关系，掩护我情报工作的开展。 

潘汉年的计划很快被岩井所批准。于是，一个以《二十世纪》为刊名的杂志，扮起“灰色”的脸宠，出现于世人面前。该刊由恽逸群任主笔，郑禹森为助手，他俩都是潘汉年手下的老情报人员，从此，该刊编辑部就成了中共一个安全可靠的情报活动据点。至于向岩井机关提供的情报内容，经潘汉年与廖承志、张唯一等商定，由徐明诚和张唯一每半月起草一份有关大后方及国共合作的情况，有时增编一些英、美、苏在香港的动态。 

就这样，中共的情报网络，经潘汉年编织，渗透到了日特“岩井机关”；一份份有用的战略情报，经潘汉年之手，转达到了延安中枢机关。据刘人寿、何荦等回忆，潘通过其情报关系包括从“岩井机关”获得的重要情报有:“(1)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2)1941年6月13日潘从香港签发的德苏战争一触即发，南方局早几天亦有类似报告。为此苏共中央曾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谢。(3)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动向是南进而非北进，以及日美谈判的情报。这是个涉及苏联远东红军能否西调的事情，对国内的阶级动向也很有关系。”1945年中共“七大”时，毛泽东在讲到敌占区大城市工作时，表扬了刘少奇，同时也表扬了刘晓和潘汉年。1982年8月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平反通知中也说他在这个时期“为党获取了不少重要战略情报，多次得到中央的表扬”。 

不仅如此。潘汉年还利用“岩井机关”，掩护了自己和一批情报人员，先后将何香凝、廖承志等安全撤离，并将潘部情报人员，分两批撤离香港。 

打入汪伪“特工总部” 

潘汉年在汪伪情报工作中的一个主要对手，正是使人谈虎色变的“76号”魔穴的大魔头李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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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群是一个朝三暮四之徒，“有奶便是娘”是他的基本的性格特征。有鉴于此，潘汉年在1939年春离开延安之前，就曾与中社部领导一起讨论过，认为有条件地争取和利用李士群，有其必要也有可能。 

香港沦陷后，上海的形势更为险恶，中共的地下党组织和情报工作人员随时都有被日伪特务机关侦破的危险。为了保证地下党组织的安全和情报工作的正常运转，潘汉年认为自己有必要亲自出马，和汪伪特工总部的头子李士群直接打交道，以便进一步观察敌情，谋划对策。 

1942年2月的一天，潘汉年由袁殊陪同，来到了愚园路1136弄李士群的家。1136弄是一条很长的里弄，只有一个面向愚园路的出口，弄内有10余幢独立的小洋房，是汪精卫、周佛海、李士群等在上海的家，因此，这里成了汉奸巢穴。 

经过多次周旋，潘汉年不仅将从事情报工作的关露安插于李士群身边，自己还亲自与李士群直接联系，并通过袁殊、胡均鹤等与李士群联络的渠道，使中共的情报工作终于打入了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核心。 

两个月之后，李士群又一次在上海的家里约见了潘汉年。会见时，李士群首先向潘汉年透露了敌伪即将在苏北盐阜新四军军部驻地进行“扫荡”的有关军事行动的计划，希望新四军方面有所准备。潘汉年对此表示了谢意。在这期间，潘汉年的情报网络还深入到了被称之为汪伪股肱的周佛海那里。 

1942年底，潘部情报人员张子羽从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潜赴上海，利用早年与周佛海相识，周亦称他为“老友”的关系，与周联络。此后，张子羽经常出入于“周公馆”，获得了不少关于日伪方面的有用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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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潘汉年还通过华克之同他的“知交”任庵的关系，打入“周公馆”，华、任两人后来成了周家座上客。据华克之回忆，在日本投降之前的一段时间，他们几乎完全掌握了周佛海的重要动态。1945年春，任庵得到蒋介石的绝密指示:“特任周佛海为京沪保安副总司令”，命令周收编、整编京沪各地伪军，以备后用。我将这个电报内容上报潘汉年。延安得到这个电报内容后，中共中央即在报上公开揭露蒋、日、汪的勾结阴谋，使蒋方大为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