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兄弟二三事

韩三洲：曹聚仁兄弟二三事

　　一、“谜样的人物”曹聚仁

　　先说说被人称为“谜样的人物”曹聚仁（1900、6、26--1972、7、23，浙江浦江人，今属兰溪），因为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他是一个以多方面业绩显示自己才华而横跨政治、历史、新闻和文学的“四界”人物。23岁时，他以一个五年制师范学校的毕业生资格，走上了复旦、暨南等大学的讲坛，当了二十多年的教授。三十年代，他主编以乌鸦为标记的《涛声》周刊，在新闻报道上倡导“乌鸦主义”，自称只报忧而不报喜，被鲁迅称为是“赤膊打仗，拼死拼活”的一张报纸。1935年，他力主抗日，与邹韬奋、沈钧儒、李公朴等成为抗日救国会的11名成员之一。抗战时期，他携笔从戎，作为战地记者，第一个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发出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的报道。二十年后，又是他首次在几个小时前，于新加坡《南洋商报》上发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的消息。他还曾为蒋经国在赣南的《正气日报》主持过笔政，使该报成为当时东南三大报之一。他平时总说自己“最不爱写文章”，但给后世留下的著作却多达七十余种，积四千多万言，除去记者、作家和教授的身份外，涉及史学史料的就有234种，如《中国抗战画史》、《现代中国通鉴》，都是在海内外颇具影响的著作。所以，他也该算是一个史学家。

　　在国民党一溃千里、共产党全面胜利之际，曹聚仁却别妻抛子，羁旅异乡，到香港独居了22年，以一个自由主义理想者的身份，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所见所闻，继续着他的“谜样的人生”。据他自己说，上海解放后，他对中共的城市政策感到“惊疑”，最终下决心“乘桴浮于海”，到海外去做一个“不在此山中”的客观观察者。甚至有人说他负有特殊的统战使命，因为国共两党都有他的师友。如邵力子是他的恩师，吴稚晖为他心折，蒋经国是知遇之交，与陈独秀也颇多交往，毛泽东两次接见，周恩来多次晤谈。六十年代，他邀请相为知契的朋友周作人撰写《知堂回忆录》（原名《药堂谈往》），并在香港出版，仅周作人给他的复信就有300多封，在香港出版为《周曹通讯集》，为现当代中国文化史留存下一笔珍贵的史料。曹聚仁晚年孤身只影，经济拮据， 1972年在澳门于贫病交加中辞世。死后骨灰归葬大陆，周恩来曾亲拟碑文为其盖棺论定：“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

　　正是因为这谜样的人生，使得曹聚仁成为一个颇受争议的而且是很难定位的人物，著名文艺理论家黄药眠在他的自述《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一书中，把曹聚仁描述成反动政府的暗探一样。其中最尖锐的是杂文名家聂绀弩，点名叫曹聚仁“看箭”，他六十年代的打油诗中，还有“自比乌鸦曹氏子，骗人阶级傅斯年”的句子。还有学者秦似，八十年代的诗作中，也有“骨埋梅岭汪精卫，传入儒林曹聚仁”之句，把曹聚仁与大汉奸汪精卫相提并论。当年的集子，就叫做《与曹聚仁论战》。而右派也对他心存戒惧，认为他“非我族类”。胡适在给别人的信中，直指曹聚仁为“妄人”。中国人向来讲究的是“盖棺论定”，可对去世已三十多年的曹聚仁来说，能得到一个公允的“论定”，又何其难也。且不说自1949年以来，国内出版的任何一本现代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词典中，均不见他的名字，就在本已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1979年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编写的“六十年文艺大事记”中，还隐去了曹聚仁1935年与徐懋庸合编半月刊《芒种》的历史事实。及到八十年代，曹聚仁的著作开始在国内出版后，他头上还是戴着一顶“反动文人”的恶谥。

　　可以说，直到今天，曹聚仁这个人的政治角色依旧是云遮雾罩、扑朔迷离，谜样的面纱尚未完全廓清。曹聚仁一生有过两次婚姻。元配王春翠，曾生育一女，早夭。王本人三十年代曾出版过一部散文集《竹叶集》，后来孤守空房一辈子，1987年病逝于浙江萧山。第二个夫人邓珂云，高中时即与曹聚仁相识，遂成为曹的红颜知己，曾与曹聚仁共同编辑出版过《鲁迅手册》，1991年74岁时在上海去世。邓生育子女三人，长女曹雷，原上影厂演员，长子曹景仲，1970年死于张家口战备工作中，次子曹景行，1989年移民香港，现为香港凤凰卫视台时事评论员。

　　二、曹聚仁是如何脱颖而出的

　　近几年来，学者的学术讲演很受听众欢迎。每逢周末，现代文学馆和中国图书馆几乎都有类似的活动。其实，在中国，学者讲演，由来已久。1922年4月到6月，国学大师章太炎曾应江苏省教育会邀请，来到上海主讲国学，竭力宣传中国文化。每星期六下午讲课，前后共作十讲，青年学子和其他人士，凡对国学有兴趣者，均可报名听讲。史料记载当年情景，这件事先是得到报界的大力追捧，提前刊登预告，每次来听讲者有三四百人，“讲堂拥挤，户限为穿，静肃无哗，殊有兴趣”。每次课讲过后，媒体还配发讲课记录，再加上一些学者的撰文评说，一时间成了文化界颇具影响的一件大事。

　　太炎先生有句口号是“革命不忘讲学”，他的学生许寿裳说他“一生讲学，历有年所，循循善诱，至死不休。”而当年的讲课，为何要一次不拉的堂堂记录下来？据时人回忆，原来被人称为“古文化的压阵人物”的章太炎，他的国学功夫可谓博大精深，奇崛深奥，加之讲课时上下古今，引经释典，所以没有几分国文底子，恐怕是听不懂的。虽如此，对一般听众来说，来听太炎讲演，大多出于对国学大师的高山仰止，但听讲的效果，却往往叫人失望，一是内容艰涩，茫无头绪，听得一头雾水；二是章氏满口的余杭土音，很难听懂，更无从领会；三是太炎先生老气横秋，惟我独尊，也让人反感。所以，这就需要讲演现场的记录者，更要具备一些诸子百家的古文功底才行。当年的讲学记录，流传下来的有三种文本，一种是上海《申报》于每次讲学后的第二天所发的报道及记录；一种是张冥飞整理的《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集》；另一种是曹聚仁笔录整理的《国学概论》本。然而，对这三种文本，能得到太炎先生首肯认可的，却是年轻学子曹聚仁所笔录整理的《国学概论》。

　　要说曹聚仁的这部听讲记录能得以成书，流布坊间，还得益于“和平老人”邵力子的慧眼识珠。邵力子当时也在讲演现场，无意中看了这位年轻学子的记录稿，觉得功夫非浅，十分满意，于是就在自己主编的《觉悟》刊物上连载，大受读者欢迎。这年11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了单行本，即广为流传的《国学概论》。为此，直到四十多年后，身在香港的曹聚仁回忆到这段经历，还无限感慨地说：“全国大中学采用最多的，还是章太炎师的讲演，我所笔录的那部《国学概论》，上海泰东版，重庆文化服务版，香港创垦版，先后发行了三十二版，日本也有过两种译本。”

　　其实，作为后生小子，曹聚仁对太炎先生当年的讲演效果，也有自己的看法，1937年，他在《关于章太炎先生的回忆》一文中，这样写道：“老实说大家并不关心今古文家的争辩，甚至连什么叫做今古文家都不明白；他如唐吉诃德一样向羊群挥矛，他自己的脸上浮上胜利的笑了。……看太炎先生这样对下一代人热烈重提上一代的争论，有时真为他的白费力气而加以怜惜。”然而，无论如何，随着笔录本《国学概论》的出版，也彻底改变了一个年轻学子的命运。第二年，23岁的曹聚仁脱颖而出，以一个五年制师范学校毕业生的资格，走上了复旦、暨南等大学的讲坛，当了二十多年的教授，并开始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崭露头角。

　　三、  文人原来是密使

　　然而，曹聚仁是否作为“密使”，肩负着为国共两党传达信息的重任？这也是半个世纪以来不少“曹学”研究者最为争议的一个话题。信之者广引博征，言之凿凿；疑之者故妄听之，心存疑窦。年前出版的一部《曹聚仁传》，在历数了传主的人生历程后，则用更大的篇幅，来描述他风雨征途、奔走两岸的全过程，并以翔实的材料证明，作为两岸关系的牵线人，传主确实在台北日月潭涵碧楼见到过蒋氏父子，并与他们达成一个与中共关系和平统一中国的谈判条件草案。

　　至于曹聚仁到台湾去的秘闻，有两个说法，一是“蒋经国在极秘密情况下，派了一条小船，专程来港接曹聚仁先生前去台湾”（老朋友王方语）；二是“蒋经国移樽就教，坐了一艘军舰，开到香港海外，接他上去商谈”（香港报人罗孚语）。其间，曹聚仁出示毛泽东给蒋介石的一首《临江仙》，内中有“明月依然在，何日彩云归”之句，道出了毛“国共再携手，一笑泯恩仇”的诚意。三年前，内地作家叶永烈访问台湾时，曾看到台湾日月潭涵碧楼纪念馆的说明词，证实曹聚仁此行的准确日期为1965年7月20日。“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涵碧楼，听取曹密访北京报告，形成了一个与中共关系和平统一的谈判条款草案，当时称为‘六项条件’……”。据曹聚仁的朋友王方回忆，这“六项条件”的具体内容如下：

　　（1）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以外的任何一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即封地）。

　　（2）蒋经国任台湾省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耕者有其田，其他内政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行洽商。

　　（3）台湾不得接受任何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有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4）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4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在厦门、金门地区，3个师驻在台湾。

　　（5）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一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

　　（6）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可降低。

　　可惜的是，由于文革突起，蒋氏父子由疑虑到改变决心，两岸和平统一的谈判亦随之中断，作为两岸关系的牵线搭桥人，“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曹聚仁也给自己的人生留下最大遗憾。

　　这里，还有一个佐证，能证实这段史料的真实性，那就是新近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在“炮击金门”一章中，披露出毛泽东会见了定居香港的《南洋商报》撰稿人曹聚仁时的一段谈话纪要，时间是1958年10月13日，也就是毛泽东作出炮击金门的决定50天后。作陪的有周恩来、李济深、张治中、程潜、章士钊。席间，毛泽东这样告诉曹聚仁：“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蒋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活动。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他只有走路一条，不走只有被动。要告诉台湾，我们在华沙不谈台湾问题，只谈要美国人走路。蒋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他们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的一套。”章士钊插话说：“这样，美援会断绝。”毛泽东说：“我们全部供应。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反共在他那里反，但不要派飞机、派特务来捣乱。他不来白色特务，我也不去红色特务。”曹聚仁此时问：“台湾有人问生活方式怎样？”毛泽东回答：“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是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基本方针的重要补充。后来被周恩来概括为“一纲四目”，并与1963年初通过张治中致陈诚的信转达给台湾当局。据《毛泽东传》中表述，“一纲”是：“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与兄意见妥善处理”。“四目”包括：“台湾贵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全人事安排等悉有总裁与兄全权处理；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有中央拨付；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把1958年毛泽东的讲话以及后来周恩来概括的“一纲四目”，来与7年后曹聚仁与蒋氏父子所达成的“六项条件”对照来看，里面条件大致相同，连很多语言语气都很相似，而《曹聚仁传》则列举了大量史料说明，所谓“密使之说”的这桩悬案，是有理有据、确凿可信的，决非如有人所称的是向壁虚构的海外奇谈。

　　友人珍藏有1972年1月12日曹聚仁致费彝民先生信函复印件。信中一段话颇可见聚仁先生与蒋家非同一般的关系，抑或可为其曾充当沟通两岸秘密“特使”的“隐证”：“在弟的职责上，有如海外哨兵，义无返顾，决不做个人打算。总希望在生前能完成这件不大不小的事。弟在蒋家只能算是亲而不信的人。在老人（指蒋介石o笔者注）眼中，弟只是他的子侄辈，肯和我畅谈已经是纡尊了。弟要想成为张岳军（张群o笔者注），已经不可能了。老人目前已经表示在他生前，要他做李后主是不可能的了。且看最近这一幕如何演下去。”

　　四、扛鼎之作——《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与《鲁迅评传》

　　纵观曹聚仁一生，他为现代中国做出的最大文化贡献，首推对国学的普及以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介上面，其代表作应为《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与《鲁迅评传》。尤其是前者，是作者晚年的苦心孤诣之作，原名为《国学十二讲》，此书在海外行世数十载，读者甚众，影响巨大。这部书经过增补之，自1986年在国内以《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书名出版后，因它的深入浅出、不拘格式、以随笔形式叙述中国学术史的独特文体，也深受读者欢迎，以致洛阳纸贵，一印再印，成为普及中国文化的最好读本之一。

　　什么叫“国学”？曹聚仁本人有过最好的解释，那就是即便让大儒朱熹或程氏兄弟活了过来，他们也不懂得什么叫“国学”，因为这名词是外来语，并非国产，日本原有“支那学”、“汉学”这样的名词，到十九世纪后期，留学日本归来的学人译之为“国学”，也就是“中国学术”之义。章太炎的《国学概论》，日文的译本就是《支那学概论》。曹聚仁自认为他这部《随笔》是他一生中一部最重要的和成熟的作品，“是有所见的书，不仅是有所知的书，窃愿藏之名山以待后世的知者”的书。这话在别人看来虽有些自视过高，但对曹聚仁来说却是称之无愧的！他一生以史人而自命，以国学而自负。他笔录的第一部《国学概论》出版后，连陈独秀都称他为国学家。曹聚仁认为，他是以唯物辩证法的光辉，把前代的学术思想重新解说过，批判那些腐儒的固陋，灌输青年以新知，虽然他一生都在讲国学，但却像鲁迅先生一样清楚地反对青年人去读古书。他讲的国学也是用的新观点，文字也是清新的、雅俗共赏的，能把艰深的的旧学梳理的通俗易懂。

　　有趣的是，当年曹聚仁为太炎先生记录整理过《国学概论》，而他的这本《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却是太炎先生的孙子章念驰先生整理后由三联书店出版的，近年来一印再印，成为不少学子的必读书。

　　抗战胜利后，上海的博览书局曾出版过曹聚仁夫妇编辑的《鲁迅手册》，1956年，香港世界出版社又出版了一部29章、近26万字的《鲁迅评传》，被鲁迅研究界称为是“在国内外众多关于鲁迅的传记和评传中，是极具个性的一部”。曹聚仁与鲁迅年龄相差有19岁，但交往频繁，仅书信来往就有80多封，《鲁迅日记》注明有43封，收入《鲁迅全集》中为25封，《鲁迅日记》有关曹聚仁的记载达68次，可见两人之间并非泛泛之交，。但他常说，他不想谬托知己，也从不说鲁迅是我的朋友。这除去避嫌倚名人以自炫外，还有他认为鲁迅是前辈，而他是后辈又后辈；还有鲁迅治文，他治史，道亦不同。话虽这样说，但曹聚仁认为他研究鲁迅有三个优势：首先他知道写过鲁迅传记的人，又都是没有见过和不了解鲁迅的人；第二是他自己有着方面的积累；再就是他是治史的人，既能鉴别史料，又能鉴别史料，所以能够写出比较合情近理的鲁迅传记。在鲁迅先生逝世后，形成了两类截然不同的研究鲁迅的传记资料，一种是充满着恶意攻击、诬蔑谩骂的所谓研究著作，如郑学稼的《鲁迅正传》、苏雪林的《鲁迅传论》；另一种是一味歌颂赞美和神化的传记。对前一种，曹聚仁认为是不值一驳的，但也认为后一种有的“简直是一团草，不成东西。”他甚至指出，“连许广平也不敢说真话。”

　　曹聚仁研究鲁迅，是基于这样一个观点：即鲁迅是人而不是神，他反对把鲁迅神化。这样的观点，在鲁迅生前，他曾当面向传主表达过。还是在三十年代，鲁迅看到曹聚仁收集了不少他的资料，就问他：“你是不是准备替我写传记？”曹聚仁说：“我知道我并不是一个适当的人，但是，我也有我的写法。我想与其把你写成为一个‘神’，不如写成为一个‘人’的好”。曹聚仁还直率地写到：“要把鲁迅形容得怎样伟大，也许表面上褒，骨子里反而对他的嘲笑呢！”“我却不能不老实写出来，就因为我要保留史人的公正立场，不想阿附屈从某一种的说法的。”周作人非常赞许这部传记，他在读了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后写信给曹聚仁说：“《鲁迅评传》，现在重读一过，觉得很有兴味，与一般的单调书不同，其中特见尤为不少，以谈文艺观与政治观尤佳，云其意见根本是‘虚无主义’的，正是十分正确。因为尊著不当他是‘神’看待，所以能够如此。”

　　50年代初，曹聚仁开始撰写这部评传时，正是基于这一观点，即正视鲁迅先生思想上的矛盾，而不是把这些矛盾掩盖起来，或加以曲解。曹聚仁认为，鲁迅先生这些思想上的矛盾，并无碍于他在现在文学史上的伟大。比如，评传上说鲁迅在上海十年（1927--1936）的处境，可以用“有惊无险，太严重的迫害，并不曾有过。”其中理由，一是是鲁迅的声名与地位为国民党特务所投鼠忌器，二是鲁迅为中共地下组织所掩护。因此，曹聚仁不同意《鲁迅传》作者王士菁把鲁迅在上海十年当作被围攻的十年，也不同意王瑶所说的是“鲁迅领导文学运动的时期”，因为是“左联依靠鲁迅，而不是鲁迅领导左联”。正是反对神化和抬高鲁迅，所以曹聚仁指出鲁迅当年所反对的人物，也多不是那样青面獠牙、狰狞可怖的。如陈源、徐志摩、梁实秋，都是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学问很渊博，文笔也不错，而且是很谦虚的；如鲁迅认为顾颉刚是一个十足的小人，连其考据学问也不足道，其实顾颉刚是笃学君子，作考证也很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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