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杀出一条血路”

邓小平“杀出一条血路”
（2008-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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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泽远（北京）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本报将陆续推出一系列的特稿，探视这三十年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所发生的变化。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坐在主席台中央的中共主席华国锋侧过身去试图和旁边的副主席邓小平交谈，但邓小平没有理会这位“英明领袖”。华国锋心里很清楚，他已不再是中国政坛的主角。
对于30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官方舆论向来不吝颂扬之辞，认为那次全会标志着中共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具有伟大而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但官方很少提及，当时身兼中共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如何从万民景仰的权力顶峰滑落；被毛泽东定性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邓小平又如何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就从被打倒的低谷再次成为政坛的主宰，并率领满目疮痍的中国踏上了改革开放的不归路。
从1976年到1978年，华国锋和邓小平分别经历了命运的大起大落和大落大起。作为中国保守与改革势力的总代表，他们的起落本身就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1976年1月，第二次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因试图否定文革的某些做法再度被中共领袖毛泽东打倒。2月，时任副总理兼公安部长的华国锋被毛泽东任命为代总理，4月被任命为中共第一副主席、副总理，成为毛泽东最后选定的接班人。
毛泽东遗言：交班
将在腥风血雨中
毛泽东深知55岁的华国锋控制不了文革期间混乱复杂的政局，但在接班人问题屡屡碰壁的毛泽东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寻找和培养一名更合适的接班人选。他能做的就是给华国锋写一张“你办事、我放心”的字条护身，但也明白这张字条未必能保证华国锋顺利接班。他在去世前留下内容大致如下的遗言：看来只有在腥风血雨中交班了，我死以后会怎么样，只有上帝知道。
不被各方看好的华国锋在毛泽东去世后联合军队元老叶剑英、中办主任汪东兴等人，一举抓捕了文革时权势熏天的“四人帮（毛泽东妻子江青、中共副主席王洪文、政治局常委张春桥、政治局委员姚文元）”，在举国欢呼声中荣登主席大位。
华国锋兵不血刃地完成了毛泽东预料的腥风血雨的交班过程，巧妙地把文革中的种种劣行转嫁到“四人帮”身上，再加上毛泽东留下的护身字条，他被官方机器宣传成是继“伟大领袖毛主席”之后的“英明领袖”，他的画像也和毛泽东的一起张贴在中国千家万户的墙上。一个继承毛泽东遗志的华国锋时代似乎拉开了序幕。
但在中国，领袖从来都不是好当的。华国锋作为领袖的先天性缺陷很快就暴露出来：他在党内的资历太浅，没有人脉根基；他性格优柔寡断，难以让下属敬畏。尤其重要的是，他以“高举毛主席旗帜”为最大的政治口号，甚至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使他不可能带领中国走出毛泽东制造的文革乱局。而已经被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折腾了20年的中国各界，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产生了严重的“审美疲劳”。
更让华国锋担忧的是，尽管他尽量拖延，但在党内、军内有极高威望的邓小平还是在元老们的呼吁和压力下第三次复出了。华国锋作为领袖的那些先天性缺陷恰恰是邓小平的强项，并且邓小平对文革的憎恶是人所共知的。华国锋唯一能牵制邓小平的武器就是“两个凡是”，希望依靠毛泽东残存的威信来维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
三落三起的邓小平
火力对准两个凡是
三落三起的邓小平当然清楚华国锋手中有哪些牌。经过一番铺垫，他把火力直接对准华国锋的护身符——“两个凡是”。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发表了由邓小平的爱将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从理论上对“两个凡是”进行否定。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登了这篇文章，当天新华社转发，次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陆续予以转载。
虽然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竭力阻止这场讨论，但他们在党政军中的威信和人脉远远不及邓小平、叶剑英等元老。真理标准的讨论随后演变成双方实力的展示。从6月到11月，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都发表文章或讲话，支持真理标准讨论，这些党政军大员的政治表态等于宣告：身为中共主席、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已陷入孤立，大势已去。　　通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邓小平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全面击败华国锋所代表的保守势力做好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为了更加保险，邓小平等元老又在三中全会前举行了一个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而邓小平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为随后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下了“解放思想”的基调。
在解放思想的大氛围下，三中全会批判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停止使用毛泽东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和指导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全会还明确提出，实现现代化必须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必须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革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法、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即使在30年后的今天，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和改革一切与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管理方法、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依然振聋发聩。
全会决定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少宣传个人。这意味着华国锋从此不再享有“英明领袖”的称号，他已经严重缩水的权力在三中全会后受到进一步削弱。毛泽东两年多前选定的这位接班人和毛泽东推行多年的阶级斗争路线一起走向衰落。
邓小平则以中共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副总理的身份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几个月，邓小平就批准在广东深圳等地建设经济特区。他对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现政治局常委习近平的父亲）说：“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了。（特稿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