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出一条血路——国家的最大前途在于变革创新

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归根到底离不开变革。变革是什么——思想的创新、体制的创新。创新这个词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年，没有创新，一个国家就丧失了前进的动力。创新要求变革者有一种大无畏的勇气和胆识，敢于突破各种羁绊，不为任何压力所阻。

记得商鞅有两句话叫“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正因为秦国采用了商鞅的变法，才最终走向了富强，并最终统一了东方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不容否认，东方六国在战国时期，也进行了变法，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但这些国家都没有完成统一东方六国的重任。为何？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对贵族的利益并没有根本触及，只是对原有的体制进行小修小补。尽管战国时期，由奴隶主土地国有到地主土地私有已成为大势所趋，战国七雄也纷纷适应这一历史变化，采取变革确立土地私有制。然而惟有秦国比这些国家更胜一筹，那就是他不仅在经济上确立了土地私有，同时在政治上也进行了重大变革：一个是加强中央的集权，推行县制；一个是推行军功爵制。按照在战争中军功大小也就是杀敌的多少，给予将领以不同的封赏。军功越大，获得的政治权力也就愈大。因此在秦国，很多出身寒微的将领最终拥有了很强的势力。如王氏家族与蒙氏家族。

相反原来的那些秦国贵族，尽管是既得利益集团，但由于没有军功，权势被日益的削弱。这也正是这些人反对商鞅变法的原因。秦国有一个现象那就是“商鞅虽死，秦法未灭。”不是既得利益集团不打算废除新法，而是他们已经没有这种力量。原来草根阶层中的很多人已经通过商鞅变法成为统治阶层，他们绝不会答应废除商鞅的新法，如果废除，那意味着他们权力的丧失。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秦惠王也不得不认识到两个现实，一个是变法的确让秦国走向了强大；另一个是新兴的军事权力阶层已经日益强大。为了维护统治，秦惠王必须担负起继承商鞅变法的角色，继续推行商鞅的变法。

商鞅遭车裂而死，个人命运是很不幸的。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商鞅的大无畏精神被后来那些用于创新的变革者们所敬仰。商鞅有一种敢向既得利益集团挑战的精神。面对记得利益集团的重重压力和阻挠，作为一个改革者，不为所惧，不为所虏，实在难得。

还有一个被列宁称为中国11世纪改革家的王安石，也有三句著名的变革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三句话最精辟的概括出了改革者身上所具有的品质。王安石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但很遗憾，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了。后人在评价王安石失败原因的时候，指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那就是王朝中期的变法很难成功。毕竟此时整个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任何企图损害既得集团利益的行为都会被无情的扼杀。

历史上我们往往将既得利益集团称为保守派，我个人认为这个词用的不好。保守派不一定是既得利益集团，但既得利益集团一定是保守派。一个国家的变革中，反对者往往来自既得利益集团。因为只有这些人对改革才有最切实的感受，并且这种感受是很痛苦的。为何变革，简言之就是打破既得利益，对整个社会进行重新的洗牌。历史上，对整个社会的重新洗牌不外乎两种途径：一个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推翻一个王朝，建立新的王朝，形成新的利益集团。另外一个途径则是通过变法改革。

任何一个时代的变革，最终目的都不是为了形成一个相当稳固的既得利益集团，而是要让整个社会像水一样能够自由的流动，正所谓流水不腐。保持整个社会的血液始终都是新鲜的，始终让社会不断的前进。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利益集团，利益集团的存在可以让各方在博弈中达到某种制约与平衡。而既得利益集团则打破了这种平衡，他们是整个社会前进的阻碍力量，腐蚀着社会的前进。

众所周知，商鞅和王安石的变法背后都有一个统治者做支持，商鞅背后是秦孝公，王安石背后是宋神宗。不过这两个统治者对待变革者却有着极大的出入。秦孝公自始至终都是商鞅变法的坚强后盾，贵族的阻挠并没有动摇秦孝公对商鞅变法的支持。秦孝公尽管也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员，但最为最高统治者他又有更远的考虑。他必须站在整个国家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没有国家的兴旺与发达，那么作为一个君主，丧失的将不仅是眼前的既得利益，还要丧失整个国家，这是任何一个王朝的统治者所最为惧怕的。相对于政权的丧失，损失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又算得了什么。如果变革能够换来政权的稳固，明智的统治者都会选择变革。商鞅变法之所以能够势如破竹，关键是后台老板的坚定支持，正因为这样，秦国变法的彻底性是其他东方六国所不具备的。

相反，宋神宗则没有秦孝公那么果断与坚决，在既得利益集团的重压下，宋神宗最终放弃了对王安石的支持，完成了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妥协。变法如昙花一现，最终夭折。一个统治者如果不懂得割舍，把整个国家绑架在既得利益集团的战车上，那只能让一个国家走向毁灭。尽管封建社会的朝代不过是一人一姓之国，但普通的老百姓又不得不为最高统治者的懦弱买单，遭受既得利益集团所种下的种种恶果。老白姓有何罪？

我们经常讲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回顾商鞅的变法和王安石的变法，我们不难看出，时代要求那些变革者们用于冲破各种阻挠，杀出一条血路。国家的最大前途在于变革创新，普通民众的幸福同样需要变革创新，而创新的关键是要看当政者的决心与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