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出一条血路来

丑牛：老兵的“梦幻”——十七届四中全会：杀出一条血路来

“杀出一条血路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洋到广东上任后提出的一句口号。这口号令人震惊，说明形势的严峻。从汪洋同志讲话的内容分析，下一步改革的阻力，是既得利益的干部，也就是说，阻力来自党内。

实际上，血，已经在中国汩汩地流了：“黑砖窑”不是在流血么！“带血的煤”不是在不断地流血么！杨佳事件，不是在流血么。今年以来，血流的越来越频繁了：五月十日，邓玉娇拿起了刀子捅死了淫官邓贵大；六月十七日，石首永隆大酒店青年厨师跳楼身亡，引发了万人大骚乱；七月五日，新疆大富婆热比娅组织了一场大暴乱，流了更多的血；七月二十四日，通化钢铁公司上万员工打死了建龙集团控股通钢的总经理陈国君……这是影响全国、全世界的大事件。各地的小流血事件恐怕是天天有，比如，大学生跳楼、民工跳桥、少女投江……

一些大政治家、大理论家、专家、学者，众口一词地说：“这是社会转型中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博弈”。用这句话来解释社会矛盾，几乎已经成为“公式”和“定律”。著名的大经济学家茅于轼的高论更绝：“黑砖窑事件是穷人整穷人，是相互残杀！？”

中国的政治理论界堕落到这个地步，不是无知，不是愚昧，而是卑鄙。

“黑砖窑”事件是谁和谁在博弈？“带血的煤”是谁和谁在博弈？邓玉娇事件是谁和谁在博弈？通钢事件是谁和谁在博弈？……

通过这一连串的事件，我们可以明明白白的看出来，不是“博弈”，而是“对抗”——是工人和资本家的对抗，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者和压迫者、剥削者的对抗。

遍布各城市的“野蛮拆迁”是怎样形成的？遍布各地农村的农民“保卫土地”的斗争是怎样形成的？不都是资本家对工人、市民、农民的掠夺么？国企改革为什么要打“攻坚战”，就是要把工人主人翁的地位改变成雇佣劳动者，并把其中一部分人下岗沦为失业者，让资本家成为主宰企业的主人，而让过去的主人沦为奴仆。通钢事件中，建龙集团资方代理人陈国君的一席话怎不叫我们这些老共产党人寒心：“三年之内，我叫通钢姓陈，通钢的人，我一个也不留”。这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么！如果我在场，我也会动拳头的。

群体性事件，就其本质而言，是阶级矛盾激烈化的爆发。我们这个社会已经逐步形成两大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0.4%的人占有60%以上的社会财富，仅农民打工者就达二亿多人，如果加上城市里的劳动者，就要突破三亿人，这是世界上最庞大的、最廉价的劳动大军。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已经占到60~70%的主导地位。说中国没有阶级，只有阶层，没有阶级矛盾只有和谐社会，这不是“闭着双眼说瞎话”，就一定是“政治骗子”。

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发展，有两大特色：第一，它靠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政策培养，新疆暴乱的主谋热比娅，没有共产党的政策支持，她能从一个路边小贩，发展成为福布斯排行榜上的大富豪么；第二，有许多资产阶级就产生在共产党内，有人称为“权力资本”，应该称为官僚资产阶级。他们的“原始积累”就是“权力”。承包制催生了第一批官僚资本家，价格双轨制催生了又一批官僚资本家……。直到国企改革，更是对国家资产进行了疯狂的抢劫，高管摇身一变，由“公仆”成了资本家；工人，一下子成为“弱势群体”，流浪街头。

只要你到基层去走一走，就可听到一句口头禅：“现在共产党当了资本家，资本家也当了共产党”。

实际上，共产党也承认了这一点，而且还把它的道理，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十六大的政治报告中，就讲了：民营企业家，“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出巨大贡献，因此也应该成为共产党依靠的社会基础”。资本家的所得，是“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资本是最大的生产要素，就应该分配最大，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剩余价值’学说，要重新探讨”。探讨什么呢？资本并不会产生“剩余价值”，又哪来的“剥削”？

这样，就把共产党和资本“合二而一”了。为什么“群体性事件”总是表现为群众与党和政府的对立呢？根本的道理也就在这里。为什么一个小小的事件会发展为群体性事件呢？因为社会已形成了阶级的对立，“小事件”往往成为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导火索。杭州两次飚车事件就是这样发生的，大山深处的邓玉娇一刀，也就捅破了天。在一些群体事件中，把共产党很自然地推到了“群体”的对立面。

郑州市建设局副局长逯军对中央传媒记者的一句问话——“你们来采访是为共产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之所以引起掀然大波，就在于他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等华丽辞章捅穿。

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小平“摸着石头过河”，总“担心”前途会有什么危险：当他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又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当他袒护着傻瓜子年广久这些兴起的企业家时，又说：“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上了邪路”；当他刚一上台就飞往美国，并对随行人员说：“凡是跟着美国走的都富了”时，却又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五十年不变”。这潘多拉盒子一打开，谁也控制不了，最后连共产党自身也陷于“魔法”。

两极分化了么？世界之最；

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了么？世界之最；

资产阶级自由化了么？世界之最。

这次“通钢”事件发生后，当中国警察用重金来收买情报，捉拿“组织煽动者”时，当中国国资委官员谴责工人的“国有情节”时，美国资产阶级报纸华尔街日报在新闻评论中说：“企业重组仅只考虑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利益，而员工的利益应引起更多关注。”连这种阶级利益调和的话，在中国主流媒体上一句也没有，这是为什么？按“邓小平理论”来衡量：我们已经失败了！我们已经走上邪路了！

在这令人忧虑的时刻，却传来了一丝好的讯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九月在京举行，主要研究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尽管从消息的内容来分析，还不可能触及到当前党建的根本问题——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但既然这样大量的矛盾、危机摆在我们党的面前，我相信大多数中央委员是不会“视而不见，见而不思，思而不议”的。党的领导人也不会“王顾左右而言他”的。这个会或许开成我们党的另一次“遵义会议”，能挽狂澜于即倒。这当然是梦，好梦也希望它成真。

摆在我们面前“党的建设”应该解决的问题是：

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党还是资产阶级的党？

二，这个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什么道路？是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

问题是这样的简单明了，但我们这个党已是积重难返了。但这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因此非得“杀出一条血路来”。今天“不杀”将来一定会“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