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在1957年的言论

章乃器：我的发言

（原题目《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
读了6月6日和6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的报道，我愿意发表如下的几点意见：
一
我觉得“抵抗改造”、“离开社会主义”、“离开党的领导”……一类的大帽子多了一些。这样会使还不敢大放大鸣的工商界人士更加滋长了顾虑。实际上，即以受到批评最多的李康年同志来说，他的建议的用意仍然在于早点消灭资产阶级，摘掉资产阶级帽子；那就没有理由说他是要离开社会主义，而只能说他是过急地追求社会主义和不问条件是否成熟就想摘帽子。而摘帽子的同时，又要求过多的赎卖金。用推论的方法追究思想根源，也应该实事求是，力求全面；不应抓住一部分或一点来推，而且一推就是十万八千里。实际上，要求早点摘帽子，是工商界普遍的思想。回想在解放以前，我们向工商业家做工作，只要有人稍稍表示同情社会主义，我们就珍若拱璧，视为工作的重大胜利。当然，时代是不同了，看问题应该结合形势的发展。但对于不愿意再被称为资本家的人反而说他是离开社会主义，那是无论如何都说不通的。我想，只要根据宪法规定，给工商业家以平等公民的待遇，他们是可以少安毋躁的。这就必须诚心诚意地帮助党做好整风工作。
二
×××同志说我批评“统战部在参加宗派活动”，这是不实在的。请查一下五月十四日人民日报的原文，我说的是“因而曾经助长了一些独裁作风和家长作风。自然也就助长了宗派活动。……看起来有时似乎统战部在参加宗派活动。实际上，今天在民主党派中进行宗派活动，如果不是若隐若显地拿起统战部的幌子，是不大可能的”。说“助长”，说“看起来似乎”，说“幌子”，这同×××同志的“在参加”是有多大的出入呢？这是有意的睁开眼睛撒谎，还是健忘呢？他还说，民建内部有左、中、右的分别，有一些人的看法与党的方针、政策比较一致，这是对的。但我要再问一下：在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之后，居然还有人对思想问题组织“围剿”，这是不是与党的方针政策一致的呢？他还谈到骨干分子是否参加宗派活动的问题。我的看法是“骨干分子一般地不会参加宗派活动，骨干分子参加宗派活动，是领导人的宗派主义造成的。”
三
看来，直到现在，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仍然还有许多人没有想通或者没有完全想通。这中间，有一部分人是没有认识到今天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的强大，怕整得太狠就要整垮了。这些是好良心人，但也应该对他们说明白：我们不怕伤风、感冒。另有一部分人，他们对于党的伟大方针仍然存在着试探的意味，怕表面宽大、内里并不那么宽大，怕“放”了之后要“收”，“收”的时候要反过来整，因此，还是“保留三分”、“观望一下”为好。这些是世故较深的人，他们对党的方针是信任不够的。还会有少数人，是乘机用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方法，以求对自己有利，表现了“唯我独忠”的姿态。这种人的思想就值得检查了。应该明确，在目前，忠诚接受党的领导和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多数人，忠于接受党的领导和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并不是什么希罕的事；在帮助党进行整风的时候，只要是根据事实，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完全可以不提优点、只提缺点，这是正常的；和党共事日久，说话不从“拥护一番”说起，而是老老实实“开门见山”地说，更是正常的。这都说不上什么“脱离社会主义”或者“脱离领导”。当然，也是根据事实，也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别人的批评进行反批评，也是完全可以的，是正常的  扶不能只许说反面的，不许说正面的。扣帽子也没有什么，只要不乱扣。
四
×××同志批评我曲解了斯大林“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一句话。首先我不同意他的方法。这一句话对某些党员会起到什么影响，我认为应该从客观实际去找。这样，整风期间报纸上的报道就已经提出不少的材料了。×××同志刚刚相反，他从列宁文选里去找，找出斯大林演说的全文来谈问题。这是标准的教条主义的方法。应该问一问：究竟是联共党史发行的广泛呢，还是列宁文选发行的广泛呢？究竟有多少人能同×××同志那样，在读联共党史的时候要到列宁选集里去找根据。自然，即使找出了根据，仍然不能说明斯大林这句话是科学的。×××同志还说：“章乃器同志说在‘过五关’之后还要有‘脱胎换骨”抽筋剥皮’的最后一关。”这不是睁开眼睛撒谎，便是健忘。我所说的是可以被敌人用来进行反宣传，在“脱胎换骨”之下加上“抽筋剥皮”。×××同志这样的辩论作风，究竟正派不正派，是值得他考虑的。
五
此外，还有些类似谩骂的“批评”，我认为不值得争辩；的确，群众是能够辨善恶的。有许多有关理论性的问题，请大家在我所写的（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问题》和《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发表以后，再给以批评，我也暂不作答。关于我在《工商界》发表的文章用了民建副主任委员的头衔一点，我要说明：我从来发表文章都不愿用什么头衔，这次是由于《工商界》编者的要求我才同意的。我也没有理由不同意，因为我的确负有这样的头衔。同时，用了这样的头衔，也不意味着就代表什么组织。文章总是表达自己个人的意见的。所以，我也看不到任何人有权力可以制止一个人发表文章用头衔。对这点，我毫无成见，请法学家加以研究吧！
六
最后，我愿意告诉工商界：整风运动是一定要进行到底的；共产党绝不会做半途而废的事情。共产党代表了工人阶级忠诚老实的品质，是不会表面一套、里面一套的。我们要完全相信党的方针、政策，用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揭发矛盾，帮助党做好整风工作。不要伯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击。整风运动从某一些角落来看，肯定会有曲折，肯定会有过“左”、过右的偏向，但党是会明是非的。是非最后也一定会明的。
（原载《人民日报》1957·6·10）3
章乃器：我的检讨
（这是作者在1957年7月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我是一个犯错误的人。我的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作风。的确，在解放以前，个人英雄主义对我是起了一些有益作用的。那时我正处在社会主义的理想与资本主义的现实环境的矛盾中。依靠党对于我的领导，也依靠我那不与当时环境同流合污的个人英雄主义，我才能脱离泥坑，走上革命。在一九五二年，我曾经批判了我的个人主义。我认识到：即使它在旧时代曾经对我有用，今后是无论如何都要不得的了。我认识到：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同个人主义是恰好对立的。在以后的三年多的时间内，我的个人主义有所克服。但，从一九五六年春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的个人主义又有所滋长。更因为自恃不争名夺利，没有什么个人利己主义，反而助长了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  愤体表现在同许多方面的工作关系上甚至家庭关系上，都发生了不协调的情况。而这次在言论方面所以发生的错误，正是同我的个人主义和片面乐观观点分不开的。那就是说：我把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估计得太乐观了；同时，由于文章是从一系列反教条主义的争论当中发展起来的，带来了许多个人主义的意气，也就带来了片面性；还有，发表而不慎重估计影响，又犯了自由主义的作风。
在学习了毛主席的讲演和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后，又得到许多同志的热情帮助，我在思想认识上有所提高；现在先就以下几个论点，加以检查纠正和澄清：
一、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我本来说：定息从私方人员的个人来说，是不劳而获，而不是剥削；从整个民族资产阶级来说，则是剥削的残余。这是根据过去已经有人肯定：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而引伸出来的。现在毛主席的讲演分析了：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之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这一分析是十分正确的。从而，他在下文所说的：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也是十分正确的。我应该否定我本来的错误说法。
二、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没有本质的区别——我的原文把“本质”解释为“本能的、先天的”，“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这种解释是片面夸张、脱离实际的。因而，根据这种错误解释而得出没有本质区别的结论，当然是错误的。一般对于“本质不同”的解释，应该是剥削同不剥削、反剥削有本质的区别。这种本质的区别当然是存在的。
三、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我并没有说，社会主义必然带来官僚主义。恰恰相反，我认为“只要肃清‘三害’，就成为标准的社会主义的企业、机关”。但，某些右派分子已经把社会主义与官僚主义甚至“三害”之间画上了等号，我的说法容易同他们的说法混淆起来。我应该否定我的说法。
四、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我没有这样说。我说它有两面性，但内容已经改变。我的说法还会有错误，当继续检查改正。
五、工商业家不经过改造就可以爱社会主义——这不是我说的。我在《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文内，单在（二）、（三）两段内，就有三次提到了党和政府的改造政策的胜利，而且还强调提出，“存在决定意识”，要看到“大存在”——人民力量的强大、社会主义经济力量的强大、祖国史无先例的统一与兴盛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日益团结与繁荣。
其他还有需要纠正的错误论点，容我继续检查。对于理论上的错误，一经搞清楚，是可以毫不顾惜地加以否定的。
我坦白承认，我极力主张缩短人民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以利于团结和工作队上了我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社会主义改造的过分乐观的估计， 片面强调提高他们的积极性的一面，就很可能带来混淆阶级界限的副作用。但我绝对不会愚蠢到认为资产阶级比工人阶级高明，资本家比工人好。我一贯主张工商业家需要在长时期内进行人的自我改造。我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估价，总的是四句话：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长有所用，死得其所。是说它在我们的时代里能够发挥一些有益的作用，最后能够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消灭自己；这是好的。我不认为这是美化资产阶级。我始终认为它是比工人阶级落后的阶级。一个犯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他在思想战线上肯定是属于右派的。但我经深刻检查，我同那些在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的。
许多同我接近过的人都可以证明，我经常是一个革命乐观主义者。我曾向许多人说过，解放以前，有三种威胁经场防缠着我：一种是政治威胁——反动派随时可以杀害我；另一种是社会威胁——反动派可以指使流氓迫害我；还有一种是经济威胁——企业随时可以破产，陷于失业。解放后，这三种威胁都完全消失了。我现在只有一条心——做好党和国家交给我的工作；学习也是为着工作。我每天工作和学习的时间，往往超过十小时，为的就是社会主义。
八年来，我的言论和行动同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确是毫无相同之处的。第一，我从来没有夸大国家工作的缺点，抹煞国家工作的成绩。刚刚相反，我经常为每一点一滴的国家工作成绩而引以为荣；因为那当中有我的极其微末的贡献。第二，我坚信党和国家的强大，绝不相信匈牙利事件会在我国发生，而且从来也不打听学生可能闹事的消息。如果要检查我的思想的片面性，那只是片面的乐观，而绝不是什么悲观。第三，我参加各项工作、各种会议，以至到各地去视察，一贯地都是以主人翁的自觉，帮助领导上解决问题，而绝不遇事生非，到处点火。第四，对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我一贯表示最友好、最真诚的态度，没有丝毫违背“一边倒”的精神。第五，我从来也不搞什么小组织，从来也不争取私人的权利；对于国家和人民给我的荣誉和待遇，经场孵得已经过高，从来没有丝毫不满。因此认为必须夜以继日地劳动，做好工作，才能对得起党和国家。第六，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我对党所提的意见，没有超过批判“三害”的范围，所指的只是某些和部分党员的缺点，而绝没有涉及全党和党中央的地方。我相信，目前一些对于我的流言，都会逐步得到澄清。
八年来，我对党所提出的方针、政策，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不但没有怀疑，而且往往还觉得是出于意外的好。但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或者某些具体工作的做法上，我是提了不少不同的意见的，是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与党员的合作共事关系，绝大多数也是和谐的；但对于少数党员的态度、作风是有批评的。我愿意问清楚道理，要求讲清楚道理，态度往往是直率的。在工作上，我觉得许多党员都没有把我当作外人，我自己也觉得不应该自外。态度的直率也自以为是从党员那里学来的；可能加上了一些自己的个人主义，就不够端正。
自从学习了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展开了对个人崇拜的批判以后，我提了一系列有关非党人士对党员态度不够正常的意见。我认识到，中共是一贯反对个人崇拜的；但，我们一部分非党人士却违反了党的意旨进行个人崇拜。如政协全国委员会，就曾经通过一个设立毛泽东大学的议案，当时我也是举手赞成的；这个议案是因为毛主席的反对才没有实行的。一个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使别人同享幸福”的基础上的党，一个努力于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与全人类的解放斗争中来解放自己的党；它被迫进行战争，为的是永远消灭战争，它实行专政，为的是最后消灭专政。这一系列大公无私的伟大精神是容易使许多人体会不了或者体会不够的。对革命领袖以至对党员的尊敬是应该的，这是经过鉴别基于理智的事情。这同神化革命领袖，以至对党员进行盲目的个人崇拜，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公报要求党员警惕资产阶级的无原则的捧场，认为那是糖衣炮弹。我曾经批判了那些用
无原则的捧场和个人崇拜腐蚀党员的现象。显而易见，这与所谓“丑化党员”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本来，我有什么理由丑化党员？我每天和党员在一起工作，怎能丑化党员？坦白地说，我的确丑化了一些对党员进行阿谀奉承的人。也很可能，我在这上面态度又有些过火了。
我绝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到死都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的。立志、下决心，是每一个人的主观可以决定的。哪能设想，一个在黑暗时代，在敌人千方百计的威逼利诱之下，都不肯表示反共的人，今天反而要反党？不能设想，一个在资本主义的泥坑里就追求社会主义的人，在今天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取得如此辉煌胜利的时候， 反而要反社会主义？8年来，我丝毫也没有意识到要依靠什么政治资本搞争名夺利的勾当。我一心依靠党，愿在党的安排下做一名自食其力的普通公民。
居然有人说我参加了章伯钧、罗隆基在全聚德召开的会议，而且答应在他们所策动的未来的反动组织中担任职务。我必须声明，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近两年来，我一共只到过四次全聚德餐馆，都是有关方面宴请外宾的场合。我的行动是众目共见的，是可以调查的。王造时上次来京的时候，我曾和他谈过一次话。当他提到要恢复救国会，征求我的同意的时候，我即一口回绝。我说，第一，我在重庆时就离开了救国会，救国会解散我也没有与闻，今天没有资格主张恢复它；第二，我对民主党派工作没有兴趣，参加了一个民建已经嫌多，屡次想退出，哪有心情再搞第二个？第二，我和救国会的某些同志过去合作得不好，今后也不能希望合作得好。哪能谈得到什么担任职务呢？
某些人相信： “众口可以烁金”；“曾参杀人”，重复了3次，慈母也为之动摇。我认为，这是旧时代的事情了。在今天，我相信：“真金不怕火”；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一定可以明是非。
我始终认为：我的问题只是思想的问题；我的错误只是理论上的错误。当然，如果我的理论错误已经造成了超出时代思潮影响所可能引起的波动，那我应该负责。我请求领导上结合动机和效果，加以检查，给我以应得的处分。
显而易见，会有许多人带着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进入社会主义，但我，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却不应该再有个人主义思想。我一定坚决克服我的个人主义思想。希望同志们继续帮助我！
（原载《人民日报》1957．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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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伯钧 ：关于成立“政治设计院”的发言

现在工业方面有设计院可是政治上没有设计院
“共产党的民主精神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效果”
民盟副主席章伯钧说，今天他谈个人的意见：第一点，近20多天来，全国各地都在谈论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很正常。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民主精神，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效果。这在中国政治史上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都是一件新的事情。兄弟国家很重视。帝国主义国家想找我们的毛病，但找不到。比如近两周来提出的学校中的党委治校的问题，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就我接触到的朋友来说，大家的看法基本接近，都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缺少的，党是可以从政治上领导科学的。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也都感到这种制度有缺点，发生了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缺点。因此，大家认为应该更多地听取教授和学生的意见。这证明，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
现在应该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最近我参加了北京的一些座谈会，感到仍有人没有把话说完。在一次高级技术人员座谈会上，有人发言后问我到底怎样，下边可能顾虑更多。因此，今后应该彻底地广开言路。现在光是中上层人物的意见，固然能够反映很多方面的意见，但是，还应该普及到下层才好。下层干部在几年来对国家贡献很大，其功不小；但是犯了不少错误。因此希望这次整风能听一听基层人民的意见。
“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的”
其次，谈几个问题：几年来，特别是从去年政协会议以后，国家领导方面很重视各方面的意见，民主生活日渐丰富。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的重大问题，可以多听一听各方面的意见。如这次整风，结合检查改进工作，当然是好的。过去，作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好事，但是，有些事情也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如果在工作进行之初，就多听听人大常委会、政协、民主党派的意见，就可以少走弯路。如扫盲运动、五年一贯制、推广双轮双铧犁等问题，如果事先经过国务院的部长们，根据材料，多方面地进行讨论，或经过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专家的讨论，就会减少损失。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又如体制问题、中央和地方的分权问题，去年只交地方党委书记和少数党外高级干部进行讨论。主要是党内讨论。应该利用政协、人大的各种委员会、民主党派去讨论，这些人都有相当的认识和经验。再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
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这样，是不是人人都搞通了呢？我看包括党内的一些同志，大有问题，相当混乱。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有意见，我不能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陈梦家在文汇报上的意见，我部分地同意。
“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设计院”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政协、人大不要等到期满，今年就可以进行明年所要作的大事的讨论，不能全靠视察制度，对国家准备作的事情要经常地讨论。
近来，政协委员到了下面视察工作，工作是增多了。但还不能停留于视察工作，要进一步让大家经常讨论国家的重大问题。
“国务院开会常拿出成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
大多数教授都反映说会多，这要看什么样的会  顿使是干篇一律的报告会，形式主义的会，最好是少开一点。比如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样的形式主义的会，是可以少开的，但如果能够提出问题，拿出材料认真讨论，有丰富的内容，能够发挥各个人的见解，这种会大家不会感到多的。关于体制问题，如何搞，大家可以深刻讨论，文字改革问题也可以由大家讨论。
在政协、人大常委会里面，共产党中央要考虑放上一批能干的共产党员。共产党的许多领导同志，有知识，有精力，可否在统一安排的原则下，分配一部分参加到上述机构里面，经常同各方面的人士交换意见，而不要像现在的一些共产党的同志那样，只是看看你们怎么讲，今后人大常委会、政协讨论问题，各部应该有常务部长出席代表各部说明政策。这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政治。
近一两年来，政府对于老年的知识分子，有所安排，收到了极大的效果。但是，还有些名望较小的社会知识分子，思想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问题，一再讨论，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鹅查要有准备，要好好作。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革命中发生了极大的作用。这方面的经验还得总结一下。从马克思、列宁那里找理论根据教育共产党员，那固然必要；但是还不如从实际生活中，从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开始直到现在的统一战线工作，作一个总结。对党员的教育作用更大。在作某一部门的总结的时候，也可以请有关各民主党派参加，这也可以少发生一点主观主义的毛病。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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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隆基 ：关于成立“平反委员会”的发言

罗隆基发言说，最近有两位外国记者到他家去，请他谈谈对于“鸣”和“放”的印象，特别是对于马寅初、张奚若发言的意见。他说，他认为这次的争鸣是很健康的。大家虽然提了不少意见，但并没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一。第二、“鸣”和“放”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根据党中央的整风指示，集中批判三个主义。同时他还对外国记者说，他认为马寅初老先生顾虑太多。他不同意马寅初的意见，他说，在解放初期，许多老教授不能上课，经过学习提高，现在可以上课了。马寅初说，整风运动以后，许多青年助教因为教条主义太多，上不了课。其实这又有什么可怕呢！青年教师经过整风，抛掉教条主义，提高自己，将来就对国家有更大的贡献。这正是辩证的发展，这正是整风的作用。也不完全同意张奚若的意见。
他说，前一天，陈叔通老先生对他说，现在的争鸣气候好像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他又续上两句“一片整风声，三害除多少。”他说，通过这次整风，“党加强了，民主党派也提高了”。
第二，他说，有人提出要党提出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在未来受到打击报复。他认为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但他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具体方案，这就是要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成绩，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他以为这样作有三个好处：一、可以鼓励大家提意见，各地知识分子就不会顾虑有话无处说，而是条条大路通北京了；二、过去的“五反”、“三反”、“肃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发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讲话。人有担心在这次的“放”和“鸣”以后，还有“收”和“整”。在过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要给他们“平反”，就可以使他们减少同党和政府的隔膜。他还主张，“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因为他认为这几个运动过去是共产党领导着搞的。“平反”时，除了领导党以外，还应该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说明运动有成绩，也为受了委屈的人解决问题。受委屈的人，不只各民主党派有，其实共产党内也有。三、现在谁都不能保证在下级机关里不发生打击报复事件，有这个机构，敢于打击报复的人，知所畏惧；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有路可走，他们可以提出控告。他以为，这样既检查了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又配合了整风。因此，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
第三，他认为共产党在发展组织方面，特别是在发展知识分子方面是否有些太快了，是值得领导党考虑的。在解放后这几年里，党员很快地发展到1200万。在他看来，在解放初期在知识分子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常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而这样的人，却被党看成是积极分子，也就是进步分子，吸收入党。这些人多半没有经过多年的革命锻炼，也缺乏同自然作斗争的知识，他们“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非党知识分子感到不服气，既影响党的威信，又造成了党和非党的隔膜。
第四、关于有职无权的问题。他认为，党员固然有责任，机构也有问题。他说，他在森林工业部里面是有职有权的，但是部以上有国务院的八个办公室，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另外还有党中央的各部，你这个部没有法子有权。很多事情都是从上往下贯彻，往下交任务。经委和计委向部里要的数字任务，也只能是主观主义的  镀划整个地建立在关起门来的主观主义的基础上。他认为经委和计委和国务院各办公室的领导人员多是党员，这也正说明党对旧知识分子很不信任。他以为“党员的政治虽强，技术知识和对经济计划工作的经验不一定都丰富”，应该放心地让旧知识分子参加管理工作。
第五、关于当前工作中的主要偏向是“保守”还是“冒进”的问题。他认为从1956年以来主要是冒进，而不是保守。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哪个部的问题，而是全部的冒进。张奚若先生说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都是说的它的表现。这是把毛主席所说的“稳步前进”忘了的结果。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