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能促进政治民主吗？//“公众参与”为何难以在中国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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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为何难以在中国推行？

2010-11-02 12: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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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国民间智库L2 (L2thinktank.com)和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联合发布了一份关于网络智商(Digital IQ)的报告。所谓的网络智商，是研究人员参照医学上的智商评估办法，对美国各个州的政客网上反应速度、动员能力，以及Facebook等网络工具的使用效率通过量化得出的结果。

该研究报告的撰写者称，美国政客们在网络的表现，将越来越明显地影响他们的支持度。事实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开始将网络引入政治生活，不仅仅是为政客们博得选票，而是把它作为有效沟通民众和政府的工具，例如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设立Twitter账号、巴西政府的e-Democracia工程，乃至中国的“直通中南海”项目都在此列……但是，互联网真的能够改变未来政治游戏的规则，让民众更有效地参与到政治中来的吗？

政客们的“网络经”

2010年新年前夜的清晨，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市（Newwark）大雪纷飞。不少人已经起床，开始扫除自己家门前的积雪，为迎接新的一年做着准备。

同样早起的还包括该市的市长科瑞·布克（Cory Booker），尽管时钟显示的时间还是早上六点五十分，布克已经起床多时，开始处理自己一天的工作。但他并没有提前来到市长办公室，而是在家里开始了自己在办公室之外的一项重要工作——上网。

布克输入了自己微博（Twitter）用户名和密码，迅速浏览了微博上好友们最新的消息。这其实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作为市长的他，已经拥有110万的微博粉丝，而布克自己的好友列表的数量也相当惊人，把这些人的微博更新都浏览一遍，得花不少时间。

这时，他的黑莓手机荧幕上的一条微博信息跃入了布克的眼里。

一位居民担心自己65岁的老父亲因为大雪阻塞了车道而无法出门，于是在在微博上发布一条消息，希望市长能够派人帮助自己行动不便的父亲。“我的父亲要亲自去扫雪，但他已经65岁了。本来我应该帮他做这件事的，但我在外面工作，回不了家！”

七点零二份，布克立在微博上回复了这位市民：“我会亲自去帮助他的，他现在住在哪儿？” 在问清了他父亲的家庭住址后，布克再一次回复说：“请你转告你父亲，不必担心。我会带着铲子和志愿者在中午之前赶到他家。”

当天，他和的志愿者一同前去清扫了老人家门口的积雪。这些志愿者，也是在微博上看到了这一消息而自愿与市长一同前去帮助老人的。很难想象那位老人在开门时发现敲门者是市长的心情，但他的女儿通过自己的微博更新代替老人表达了感激之情：“我爸爸高兴坏了。”她写道“他照了不少市长在自己家门前铲雪的照片。哈哈！”

这件事，曾经被CNN等媒体大肆报道过，一时传为当地的美谈。实际上，被誉为最擅长使用新媒体的布克市长多年来一直是微博、脸谱（Facebook）等网络工具的忠实用户。纽瓦克市的治安一直不佳，布克在自己的微博上招募志愿者，组织巡逻。他的微博理政方式令全美公众耳目一新，因此获得了全国政府类微博使用大奖。

像布克一样，越来越多的美国政客选择利用网络工具来提升自己的行政效率并且积聚人气。实际上，这也成为了当今美国政坛的一个流行趋势。如今，美国还不会使用网络工具的政治人物可以说是凤毛麟角，L2研究机构的调查显示，在美国受调查的100名参议员中，87人有自己的微博、脸谱账号，91人在Youtube上设有主页。对于美国的政客来说，今天他们都有本难念的“网络经”。

两年前，73岁的麦凯恩因为不敌奥巴马的强大网络攻势而在2008年的竞选中失利。之后，他迅速将注意力转向网络工具，仅一年多时间就拥有了170万微博跟随者和63万脸谱粉丝。他自己也被评为最具有“网络智商”的参议员。事实上，这种通过网络联系群众、争取选票的行为已经上升到了党派层面的规模行为。

今年4月和6月，共和党和民主党分别发起了“新媒体挑战”(New Media Challenge) 的竞赛活动，以微博、社交网站和视频网站粉丝的增长速度为衡量标准，鼓励党员提高网上的反应度，“网络政治”变得愈加重要。因此，《网络智商》报告起草者之一，纽约大学教授加罗威（Scott Galloway）将政治人物在互联网的表现称为一种更能调动民众积极性和参与性的“更有活力的民主”。

巴西：普通人如何向议会递交提案

“更有活力”的意思并不是说，政客一上网，政治就会清明。加罗威认为，关键的问题是使用互联网的政客们是否能够将自己的理念付之于行动，而不是停留在“上网作秀”的阶段。

加罗威所强调的实际上就是一种“参与式民主”。美国当代学者科恩认为，民主政治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其关键都是民众参与，“社会成员多广多深地以及在什么问题上参与共同有关的事务，这不是已经做了些什么的问题，而是现在正在做什么的问题。民主永远处于尚待改进的状态，而改进的过程是永远不会完成的。”

作为对现实的民主政治“改进的过程”的补充，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将网络作为民众有效参与到政治中来的管道。这其中既包括伊朗、摩尔多瓦等被动接受Twitter等网络工具的国家，也包括委内瑞拉、巴西等主动引入互联网技术，将互联网视为政府改革的重要一环的国家。

这当中，以巴西的e-Democracia项目最具代表性。e-Democracia是巴西众议院推出的一项互联网项目，旨在推动现任政府的透明化和民主化。项目的参与者，现在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政府与政策研究员的克里斯蒂亚诺·法雷亚（Cristiano Faria）向《周末画报》记者介绍了这个项目的运作原理。

巴西的议会每年要审核、通过许多法案，这些法案涉及到经济、医疗、交通、教育，以及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除了选举出来的议员之外，一般民众很少有机会对于这些法案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且，这些法案如何变成具有强制力的法律，大家也不甚了解。在这个过程中，来自草根阶层的声音似乎被人们忽略了。

法雷亚介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e-Democracia的网站会将有关各项法案的海量信息发布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所有人都可以浏览这些信息并提出自己的意见。“信息通讯技术的作用就像是兴奋剂，让我们可以像给水泵加压那样，将人们孤立的声音聚合起来，为社会和政府之间培养出一个更有效的、更直接的交互联系。”

巴西政府旨在为年轻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社会服务的“青年法案”，就在e-Democracia里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讨论。法雷亚说，根据他的统计，截止到2010年8月，在网站上的虚拟社区里，仅仅这个法案下有13个大的讨论主题、299篇文章和4259名注册的讨论参与者。“这算是巴西互联网上最值得注意的一次讨论了”。

同时，法雷亚强调说，所谓的讨论并不是简单的留言和跟帖，这与中国的情况非常不同。在e-Democracia这个项目里，网上的虚拟世界是通过国一套严密有效的机制和现实世界联系起来的。这样，一般民众参与政治乃至提交议案的机会大增。

网上讨论的参与者，通常会在论坛、社区等平台发布文章和留言进行讨论，但在讨论的过程中和结束之后，e-Democracia会有相关的专业人员对于讨论的内容进行专门的整理和分类，或者叫“技术性的转译”，将口语化和零碎的讨论重新组合为规范的政见，并且提交给议会中的相关立法委员（legislator）。立法委员拿到网络版的草案，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审核和讨论之后，就会向议会提出法案的草稿，如果经过议会的确认，那么这一项法案将正式开始进入立法的程序……

这套程序，保证了人们在网上的讨论不会沦为无用的废话。对于经常遭到腐败、黑箱操作等等病诟的巴西政府来说，法雷亚认为e-Democracia这一类的互联网项目将会很有效地改善政府的现状。“我完全相信网络会让巴西政府变得更为透明、高效。”法雷亚很乐观，但他的乐观，显然是建立在一套有效的政府制度之上的。

问题：网络政治一定更好？

但是，乐观的法雷亚依然难以掩饰心中的担心。毕竟，互联网的建立还是近些年的事，那么如何保证新兴的网络工具能改变腐朽而古老的政治机器的运转方向呢？法雷亚一时也给不出答案。

“青年法案”的网上讨论之所以引起了如此大的反响，很大原因是因为负责该法案的立法委员Manuela D’Avila是一个年仅28岁的网上“极客”，他本人通过微博、博客等2.0工具对这个议题进行了事先的讨论，造势已足，这才引起了正式讨论时候的热潮。然而，对于大多数年纪稍长的政客来说，上网和他们完全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而那些网上看似热络的话题，能否进入行政程序，还是个未知数。对于许多的政治话题，其有效的讨论，竟属寥寥。

类似于法雷亚的担心，美国畅销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维尔（Malcolm Gladwell）也提出过。在近期的《纽约客》上，格拉德维尔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革命不会被“推”起来》的文章。他在文章里说，今天的政治改革和政治运动愈加依赖网络作为平台，这和以前大不相同。从前的政治运动，都是人们手挽手走上街头，通过游行示威促成的，而现在的“网络政治”把责任推向了微博这样的网络工具，人们不再坚持从前的“行动主义”，而是通过添加微博好友的方式与人建立关系。但是，这些人几乎从没在现实中碰过面，那么他们联合起来对现实产生改变的可能性能有多大？

格拉德维尔认为，网络媒体“网络媒体有效地把人们联系在一起代价是降低了参与的门槛”，换言之，人们更愿意参与网上政治的原因是网上的各类团体和组织非常松散，也没有什么规定和纪律，参与和退出都是来去自由。“但是，如果你想取得一个制度性的改变，那么得需要一个严密的等级制的组织来保证。”他这样写道。

巴西的e-Democracia也面临类似问题，例如在网站上的各类散乱的信息中，很难区分哪些才是真正具有价值的意见，哪些纯粹是废话，筛选有效信息非常困难。法雷亚认为，这也是因为网络组织的结构过于松散造成的。所幸，众议院较强的组织性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网络的松散和不足。

但归根结底，微博、社交网站等新媒体在各国政坛大行其道，还是这些工具迎合了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候选人必须扎根选民、顺应民意，与民众进行交互的沟通。不过，这一切都要以一套健全有效的机制和民众的参与作为基础，否则，网络上再热烈的讨论和跟帖都是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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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28 12:3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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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全国多个城市出台了新的城乡建设法规，其中都不约而同地把“公众参与城乡规划与建设”列入了法律条文。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城乡建设是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以前从来都是政府说了算，一般人无从置喙，现在，连普通民众都有机会通过一套机制参与进规划建设的流程，与以前的“垂直管理”相较，无论如何是种进步。

但是，也有人开始担心了，政府摆出这样的姿态会不会只是一场政策作秀？“公众参与”在城乡建设领域会不会真的起到实质作用？在一个关于法律问题的国际研讨会上，中国政法大学的一名教授对这些问题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这位学者如此解释：在中国现行的建设规划体制下，公众的参与往往是“突发参与”，当政府在执行规划过程中出现了利益矛盾问题时才会被迫参与进来，这和一般意义上的公众参与，并不一致。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说，张三所居住的城市出台一个规定说，张三有权力参与到他居住地的规划当中，但是，这条规定没人告诉张三，张三也没有途径知道如何来实行自己的参与权，于是，这条法规静静躺在那里，就和压根没有一样。直到一天，强拆队气势汹汹赶来，称张三的房子妨碍城市规划，扬言要拆掉张三的居所。这时，张三急了，并且立刻实行了自己“参与”的权力，和拆迁队针锋相对干起仗来——最后，张三成了一位顽强的钉子户。

这便是我们最熟悉、最典型的“公众参与”，可惜是中国式的。这个中国式公众参与模式的问题在于，整个参与流程的顺序颠倒了。政策执行过程中，利益受损的民众“参与”进来，一哭二闹三上吊，这不叫“公众参与”，这是政府在我们面前表演自己扇自己耳光。所谓的“公众参与”，目的是为了协调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在法规出台以前让民众参与进来，进行有效的协商和讨论。其效果，恰恰就能够避免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场面出现。

说得稍微学术一点，这个“公众参与”其实应该属于“参与式民主”的一种。我不是要在这儿拽名词，因为民主确实有不同的形式，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最为流行的当然是所谓的代议制民主。代议制其实就是从所有人中选出极小部分人，让他们制定事关全体人员的游戏规则。这规则要制定好了倒也罢了，但如果这一小撮人老使坏心眼，或者为了小团体利益不顾大家的利益，到头来受损的岂不还是社会大众？由此，美国学者帕伦蒂称这样的制度叫“少数人的民主”。

这种为少数人服务的制度，危害不少，其中有一条，就是会让大多数人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下降，而且自身利益还不断受损。不过，言必称希腊的西方聪明人，也想到了一个解决方法，那就是“回到”希腊。在古希腊，国家采取的是直接式参与，每个公民能够直接在露天的广场讨论国事，共商大计，这样每个人对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不会减少，政策执行中出现矛盾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让平时没机会到广场上发言的“沉默大多数”有机会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制定中来，这是“公共参与”的一个根本动机。

英国1947年颁布的《城乡规划法》就对公众参与城乡规划作了一般规定，将“地方规划”完全交给地方管理，这就为日后的公众参与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此后，“公众参与”在英国如火如荼地展开来，公民评判委员会、市民意见征询组、民意调查、市民复决、开放性论坛等等各种形式，应有尽有。法国甚至在人口介于二至八万的城市设有街区议会，在小至街道的政策尚未最终确立前最大限度地征求政策厉害双方的意见。虽然它们只是属于咨询、顾问型机构，但在调动市民参与积极性的作用上，其重要性一点也不含糊，而且也确实能部分改变地方政府的政策。

所以说，很多事情不能比，一比，脸烧得慌。活在中国的我们仿佛是些局外人，对自己所在城市的规划没途径献言献策，只有在厉害交关、火烧眉毛的时候，我们才学着张三，敢于跳出来吼上两句。在中国，你几乎找不到什么像样的社区组织，更不要说任何具有公民意识的基层团体。我们唯一拥有的类似组织是居委会，然而，当你面对整天在打麻将的居委会大妈们，又如何能燃起半点“参与”的热情呢？

结论是，对“公众参与”此事，完全不必抱乐观态度。一来我们没制度上的硬件基础，二来也没有结构上的社会基础，往深了说，我们的传统文化还是个不准匹夫匹妇妄议国事的“服从文化”，绝对不是一个让人民关注公共事务的文化……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实在叫人无从“参与”。所以说这事要是搞不好，那是正常的，即使搞出了点名堂，只能算运气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