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 不应当把中美关系的复杂问题简单化

 

肖枫

 

2010年11月03日16:37  来源：人民网-国际频道

   近几月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态势令人关注。有人说美国正“从南北两端围堵中国”， 中美间一场“战略较量”在所难免。也有人说中美是“假朋友”关系，什么“伙伴关系”只是为“好听”。还有人说，“弱国无外交，落后要挨打”，既然中国实力增强腰杆硬了，在“维（护国家主）权”问题上应“加快进度”。诸如此类的议论所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是绝不可“简单化”地看待和对待的。

　　要充分认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

　　中美关系向来很复杂。一是演变历史复杂，二是性质定位复杂，三是关系结构复杂，四是当前的发展态势复杂。决不应当采取简单的“非黑即白”的极端化思维方式去看待和对待。

　　首先，从历史发展看，中美关系虽曲折不稳，但总体上“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因而历经风雨而不衰。在新中国的前30年里，中美经历了由“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到一致对付“共同敌人”（苏联）的“战略合作关系”的大变化。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发现了中美两国战略上的“共同利益”，跨洋来同毛泽东握手，结成了实质上的对付苏联的战略“联盟关系”，虽未签约但稳定维持了近20年。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里，中美关系经受了“1989年政治风波”和苏联解体“共同敌人”消失的考验，双边关系曾因“共同利益”变模糊而出现过动荡。后来中美双方认识并寻找到新的“共同利益”，两国关系重新走上了新的发展轨道。与此同时，美国的对华政策也经历了由“制裁”到“接触+遏制”，再到“合作+竞争”的发展变化过程。

　　中美建交30多年来的历史表明，中美关系能够历经风雨，迈过坎坷而发展到现在，最根本的原因是两国间存在“共同利益”。完全可以说，中美关系是由共同利益驱动的，只是不同时期这种共同利益的“载体”不同而已。在冷战结束前，中美间的共同利益主要是出自对付“共同敌人”（苏联）的战略利益；“9?11”事件后主要是出于反恐的“共同使命”的战略需要；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主要是应对全球性“共同挑战”所形成的更为广泛的“共同利益”。
其次，中美关系论性质难以简单“定位”，各种“伙伴”的称谓是其复杂性的一种反映。中美关系既不能简单地说是“朋友”，也不能简单地说是“敌人”，所以曾有“非敌非友”的说法。后来又有“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应对共同挑战的战略伙伴关系”等称谓，还有什么“利益攸关方” 、“中美国”（Chimerica）和“G2”（两国集团）等概念。概念和说法的多样性正是中美关系复杂性的客观反映。说法不同，但核心意思是一个——“伙伴”。“伙伴”二字妙就妙在它反映的是“中性”关系：既有“合作”，也有“竞争”，既是“朋友”，也是“对手”。当然，既不仅仅是“朋友”，也不仅仅是“对手”，等等。这些概念和说法的出现，首先出于两国关系的实际需要——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需要考虑怎么看待和对待对方的问题，而“伙伴”二字恰好适应了这一需要。近有学者说这是为“好听”，笔者不敢苟同，改用“假朋友”的称谓也难概括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中美关系的不稳定，是中美关系复杂性决定的，并且是这种复杂性的表现，而绝不是什么“假朋友”关系。

　　第三，中美关系结构的复杂性，关系的广泛性既扩大了合作领域，也增加了发生矛盾和摩擦的机会。最明显的是中美两国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不同，要建立“战略互信”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邓小平1989年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曾提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此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客观事实，缩小了美国人对中国的“认知差距”，这反映在佐立克的一次讲演中。2005年9月，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的演讲中说：“中国不同于过去的苏联”，将中国“与苏联相提并论是错误的”，中国既不谋求传播“激进、反美的意识形态”，也不认为自己要跟资本主义展开“殊死搏斗”。他说:“最重要的是，中国并不认为它的未来取决于推翻国际体系的根本秩序。事实上恰恰相反，中国断定，中国的成就取决于是否跟现代世界建立密切联系。”佐利克当时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是“利益攸关方”，他用这个概念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新变化，从理论上说明了美中关系的基础是战略上的“共同利益”。后来这一概念被美国主流社会广泛接受，中美关系算是找到了较稳定的认识基础。

　　但是，中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和分歧毕竟是客观存在，不可能不反映到对外政策上来。这就是美国常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此外，两国关系结构上的复杂性，还反映在领域的广泛性方面。中美关系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议会、民间往来等诸多领域和方面。在这些大的领域之下，还有许多子系统和问题。譬如在经济领域，近年有各种贸易摩擦和人民币汇率等问题，政治上有对台军售、涉藏等问题，在国际热点问题上既有合作也有分歧。中美关系结构上的广泛性，既为两国的全面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增加了产生矛盾和摩擦的机会。

第四，从近期中美关系的发展态势看，美国在调整对华、对东亚的政策，但中美关系难以全面恶化。近期美国在中国周边采取的不寻常举动，是值得重视关注的，但也不宜采取极端化的简单思维去看待。美国的这些行动，与过去的“炸馆”、“撞机” 等偶然事件不同，显然是美国“有预谋”的战略行动。美国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除了美国中期选举挤压中美关系的临时因素外，很可能是美国在加速调整其对华和对东亚战略策略的表现。从希拉里在河内就南海问题向中国发难、接着美国军舰抵越南海港搞军演来看，美国是想挑拨相关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以便从战略上牵制中国。但是，是否如媒体所说的那样，美国意欲打造一个“亚洲版的‘北约’”来围堵中国，一场中美间的“战略较量”在所难免呢？笔者认为，因为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至今总体上并无实质性变化，彼此间的共同利益仍大于分歧，谁也离不开谁的相互依存性，使双方谁也没有足够大的胃口来承受“全面对抗”的后果。退一步讲，即使美国已决心想拉拢东亚国家搞一个“亚洲版北约”以围堵中国，客观上也难以实现。一是东亚各国的心态很复杂，有些国家可能想拉入美国以制衡中国，但未必愿意跟美国站在一起来围堵中国。二是从经济上看，东盟10+1、10+3已使彼此的经济关系非常紧密，周边国家普遍从中国的高速发展中受益，他们切身感受到中国的发展对他们是“机遇”，而绝不是什么“威胁”。三是美国军力虽是世界第一，但现在的世界早已不是炮舰横行、强者为王的时代了，美国在南海没有一意孤行、为所欲为的空间。四是中美彼此利益已交织得难舍难分，美若进一步损害中美关系必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最终损害的还是美国自己的利益。因此笔者认为，中美关系会有摩擦和麻烦，但中美关系不可能全面恶化。

　　要全面认识中国“维权”过程的“艰巨性”

　　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障碍主要来自美国，因为美国不仅长期插手台湾、西藏、新疆的分裂活动，最近又公然插手南海问题。所以中国“维权”问题已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维权”斗争涉及国家核心利益，中国是绝不可能动摇的。但怎样“维权”受多方牵扯和各种条件限制，是需要认真对待的。中国的国家实力增强后，一些国民和网民认为，过去是“弱国无外交，落后要挨打”，现在中国国力增强腰杆硬了，“维权”理应变得容易和顺利了，于是要求在“维权”上“加快进度”，对美国言行的承受力与忍耐力明显减弱，从而滋生了急躁情绪，有的网民甚至认为已到了向美国“讨说法”的时候了。在民意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力、制约力日益增大的情况下，中国外交的压力增大了。但是中国的“维权”问题，特别是“美台关系”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是非常复杂的，绝不是因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了就可“立竿见影”地迅速解决的。换言之，我们还要全面认识中国“维权”过程的艰巨性。

首先，外交博弈当然要靠实力，但中国经济总量增长说明不了太多问题。中国GDP总量排名跃居世界第二，但人均量还不及人家的“零头”，在世界的排次仍在一百位之后，中国仍属“发展中国家”。国际上热捧中国为“发达国家”，这不是事实，中国不会被忽悠。发达国家除人均收入这一标准外，还必须具备其他一些基本标准，如城市人口比例、中产阶层比例、稳定的生活质量、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等，中国在这方面都还相差很远。从政治学意义和历史背景看，中国是世界大国中迄今唯一仍面临着被外来势力分裂和肢解威胁的国家，仍然明显地保留着“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受人欺负的伤痕和烙印。从发展趋势看，13亿人口的中国不可能、也没必要按GDP的“人均量”去追赶发达国家，否则生态、环境和资源的承受力都不许可，那对中国人不是“幸福”而是“灾难”，中国实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决不应这么做的。所以，中国不能与发达国家比物质生活的“富裕程度”，而要有长期当“发展中国家”的决心和勇气，因此没有任何骄傲和翘尾巴的理由。

　　其次，中国虽然发展了，但又有发展了的问题，对中国来说国际环境并非都是顺利和有利的。小平同志晚年在反思中国发展道路时曾说过：“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小平同志这番话当时是就中国国内情况讲的，但现在看来，中国在国际上所遇到的情况，何尝不是也是这样呢。近年的事态表明，中国发展了招来了别人的嫉妒、担心，甚至算计，从而给中国带来了不少负面的牵扯、压力和麻烦。现在西方对中国收起了“崩溃论”，却又大肆宣扬什么中国“威胁论”、“责任论”和“傲慢论”。近日有消息说，今年中国GDP总量要超日本，中国因对此消息的反应“很低调”，也招来了西方媒体的“非议”，说什么中国是在“哭穷”，其实中国真的就不富裕，这是明白的客观事实。这一切说明，中国发展了，但国际环境却变得更复杂了。中国要更加谦虚谨慎，不可大意。再次，中国实力地位的提高并不能“立竿见影”地迅速转化为对外关系中的主动权和政策杠杆。虽然中国在2010年4月世界银行的投票权改革方案中是“大赢家”，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已迅速提高到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而位列第三，但是在外交、政治和军事领域，国家实力地位的提升决不会这么“立竿见影”。在涉及领土主权等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也绝不是单凭中国“国力强盛”就可解决的，不能忘了外交讲究利益，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斗争手段和方式，这就需要经历相当的时间和过程，太着急了反而是欲速则不达的。

　　但是，无论斗争多么艰难，中国“维权”的立场必须坚定不移。我们要永远记住邓小平那铿锵之声：“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上文由《当代世界》杂志社授权摘编，作者系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