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三联”的“简单主义”--传媒--人民网

复杂“三联”的“简单主义”
万智炯
 
2008年05月22日10:27  来源：中国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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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联生活周刊》的多重理解让人慨叹，本文无意对其"复杂"形象本身进行价值判断和成因探讨；而更愿意发掘其"复杂"形象背后的操作诉求―即对"独特表达"的追求。这一点简单明了，但或许是"三联"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对于《三联生活周刊》，许多人有不同理解：小资、时尚、生活、服务、文化、深度报道、时政新闻、新闻与文化的嫁接……这些或从叙事风格、价值判断、报道对象等各自出发点得出的判断，向世人呈现出三联周刊复杂的形象。
按照三联周刊主编朱伟的想法，周刊是“把文化、新闻、时髦杂交在一起，做‘新闻的文化批评’，希望用知识分子的资源对新闻做嫁接。”副主编李鸿谷干脆说：“我们既不承认自己是时政杂志，也不承认是文化杂志，这是一份有待命名的杂志。”
“时政只是对报道对象的描述，而大多数人总爱用这种最为表面的界定。对我而言，周刊是一个‘知识的生产机构’。无论面对何种选题，有独到的解释系统和观察框架，形成有别于其他结论的看法。”或能从中看到“三联”形象何以复杂的端倪。
它缘于一个简单得多的结果指向―提供比日常结论更独特的东西。正如朱伟对他的记者们所强调的那样，“你看到的应该不是别的媒体都看到的东西”。而复杂不过是在行动过程中趋显的外在形象。那么，他们是怎么行动的？
没有独家，只有独特
2000年外省青年李鸿谷进京，在“三联”编前会上开口就说，“记者最大的梦想是做独家新闻……”结果引来哄堂大笑。李鸿谷事后自嘲“或许‘独家’是个太过报纸化的思维”。在信息时代，杂志想做到通常所谓的独家几乎不可能。
杂志的挑战正在于此―寻找别人没看到的。即使面对曾被报道过的事件，也可以从“新材料”和“新方法”两方面找到武器。
“新材料”与核心信息源
新材料的获得，靠的是找到“核心信息源”，李鸿谷用它来替代“独家”这个词。如今它成为三联周刊思想基础里重要的概念之一。找核心信息源，就是要找到新闻的参与和制造者；而不是信息发布者，即主动提供信息的公关部门和报料者。
不同情况找到不同的核心信息源。大致有三种，李鸿谷归结为“显性的新闻事件主角、隐性的新闻事件主角和非新闻事件主角”。显性的好理解；隐性的是指在背后推动事件发展的人；而有时核心信息源并非事件参与者，他可能是各方信息的交集点。”这些对好记者的素质要求是能够敲开别人敲不开的门。
“新方法”与观察分析框架
“新方法”意即找到分析框架和方法论。每个新闻背后都有着结构性问题和冲突，用最合适的分析框架去解释它。
杂志所要做的，就是对每个选题提供有价值的观察体系，有力量的分析模型，找到最为充分的事实；这其中需要涉及多种学科视野作为思考背景；最后，通过报道得出有益的知识和自己的判断。
从三联周刊封面故事的操作中，也许能对如何获得“独特性”窥得一二。
“重武器”的生产标准
“三联”每周二开选题会，重点探讨封面故事；一旦决定选题方向，由副主编来做前期，包括确定对选题的观察框架，分析模式，然后根据记者各自不同的擅长分派任务。
每周可供选择的新闻由头如此之多，需要确立甄别标准。这有三个大前提：新闻是否足够重大；是否有广泛关注度，即传播效率是否最大；题目是否能在出版物上刊登。
具体到操作，还有这样几个因素决定做还是不做。第一，是否有足够的知识和思想准备来面对，即思想资源；第二，是否有足够的资源来完成采访，即记者的人脉资源；有没有足够的人力。
成功的封面产生于前面几个要素里。但更为重要的是最后的产品，能否给读者有别于坊间流行的判断―提供新的事实、新的知识、新的发现，更关键是还要有新的命名。新的命名是在前面三个“新”的基础上形成的概念，体现编辑部判断。
好标题能拉动杂志销售，还会形成对某种现象的权威理解，这正是“三联”想要的。譬如2007年第44期的封面故事《许三多，简单主义》，话题并不独家，但“标题”脱颖而出；“简单主义”后来成为社会理解士兵许三多的一个通用词。
你是别人的“磨刀石”
从理念到落实成行动，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须得突破思想资源和人脉资源的限制。
思想资源依靠内生
“三联”每个人都得采访写稿，都会碰到类似的困境，因此团队的学习精神决定了思想资源积累的厚度。朱伟在2008年元旦写道：“读多少书做多少事，这是越来越深切的体会。知识就是力量，吸入多少，就能化成多少效率，新年最终还是一个目标―读书更上一层楼，认知更上一层楼。”
学习精神的前提是好奇心，李鸿谷认为“不需要每个人有一样的思想，好奇心自会构成一个团队综合的趣味；每一个人越是有好奇心，就越有学习能力，就越发术业有专攻，就越会对另外一个人形成刺激。打个比方，这里的每个记者都是另外一个记者的磨刀石，他能够磨砺对方。”
事实上，“三联”没有其他媒体常见的激励机制，没有年终、季度评好稿，但每个记者对别人的文章都很在意，不学习无法跟上团队步伐，这是隐形的压力。
新记者的进步也是内生和慢慢积累的，但会有一些进入路径。譬如李鸿谷要记者首先关注各种新闻背后的结构性问题，抓住核心要素，思想拓展就有了来源。“很多前辈记者做了相关文章，你先学习揣摩。慢慢形成对很多领域结构性问题的积累，而且这些问题不是短期能解决的问题，从而从事各种报道就有了思想武器。”
人脉资源积累途径
人脉资源更需平时积累，需要有意识构建，更需要有步骤实施。
李鸿谷详细地算了笔帐，“譬如我刚来‘三联’时，分派记者写两页3000字的稿子，要求他们至少采访8个人。记者采访这8个人一面积累知识，一面积累人脉。一个月做10页就是40人，其中有20人发展成人脉，一年就有240人；刨去重复人选，两年大约能有400个采访资源，三年至少能发展成500人；有了这500人，记者能从容地在一个陌生城市采访了。记者再与其中的一部分人保持深入长久的联系，这些人背后又有各自的人脉，如此，资源库就够用了。”记者的人脉资源库与他人共享。
与采访对象建立深入联系需要公信力做支撑。这需要记者准确理解采访对象所想，并能准确地表达和表现出对受访者足够尊重。
最重头报道如何诞生
新闻是经验学科，没有通用模型，但可以从具体案例分析中获取收益。以2008年第14期的封面故事《米》为例，李鸿谷推演了一遍“三联”最重头的报道如何诞生。
从选题判断上，粮食是国家根本，符合“重大”原则，话题本身关注度高且适合杂志讨论，编辑部决定做。
普通记者在操作前首先需大量阅读关于该领域的报道；而对于更好的记者则要求更深入地去研究选题，如读五十到一百篇高质量相关论文。《米》在操作前，李鸿谷需要找到涉及粮食问题的最权威刊物文章或报告。他找了《学术月刊》《社会科学》《清华大学学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及国家发改委研究中心的报告，认为这样方能形成基本判断，或者知道那些最有权力、最有权威的人士对于事件进展的判断。如此之后，记者至少能提出好的问题或者有了分析框架。
仍然不够。“三联”希望记者能够对某个领域建立起空间逻辑而不是线性逻辑。所谓线性逻辑―即米涨价，为什么涨价，供求关系怎样，是生产多少的问题吗？一般操作就是选择一个地方，调查种植的粮食是多了还是少了，然后导出自己的结论；但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做背景，判断可能失误；譬如有的媒体对粮食流通问题陌生，仅凭有的粮库虚空这样的个案，导出国内粮食风险的错误结论，事实是粮库有周转周期，出现空库是正常现象。
李鸿谷说：“我们首先判断大米涨价是国际因素还是国内因素；是结构性涨价还是周期性涨价。这样就有了基本结构和方向。
从国际方面考察大米危机和波动源头在哪？为什么会产生？这就有了封面故事的第一篇文章《东南亚的大米危机》，讨论重点不是粮食种植的多少，而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失衡？这就是我们说的新闻由头。”
“再回到国内，探讨国内粮食和国际粮食是不是完全匹配对应的关系。粮食问题包括三个方面：生产、运输和储存。这三点是研究此问题的核心。报道要开掘全球性涨价和这三点有没有关联。还有，石油涨价对生产、运输成本的影响、生物能源替代、人口增加，这些结构性因素都会对中国粮食问题产生传导作用，即使这次没有波及，将来也会有影响。再有，粮食又与耕地、水资源相关，背后是城市化进程和农民是否能融入城市等系列问题。”
于是，有了两个关乎宏观层面的采访：《中国储备粮总公司总经理包克辛谈中国的粮食调控》《低价农产品时代的结构之变》。
从新闻角度，宏观层面与微观现实不能完全呈一一对应关系。因而，“三联”还派了记者到一南一北两个产粮大省做实地调查，写了湖南的《一个产粮大省的历史与现实》、黑龙江的《五常大米为什么好吃》。
从选题确定到做出，需要一周时间。“报道之初，对逻辑关系并不能完全掌握，知识也不是完全拥有；但你可以一一打开，打开后就有方向。像粮食生产、储备等环节都是有赖记者探究进去后才能发现更多问题。做的过程中慢慢建立逻辑，也许某点可以放大些做，但整个结构框架清晰地呈现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