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1)——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对美政策变动原因及趋向

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1)——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对美政策变动原因及趋向

转帖 2010-11-08 19:45:35 阅读8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美国利用朝鲜战争介入台湾海峡，宣布台湾地位未定，导致中美两国由此开始长期处于敌对状态。1954年，中国在苏联的影响下，开始推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并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积极促成了法国和越南之间的划界停战。但是，毛泽东敏感地意识到，朝鲜和越南划界停战的例子，很可能会被援引到大陆和台湾的问题上来。为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并迫使美国人坐到谈判桌前来，毛泽东下决心发动了第一次炮击金门的作战行动。炮击金门的行动，意外地加速了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从而使台湾问题的解决更加陷入僵局。注意到台湾问题乃至整个中美关系的解决，必须改变双方力量对比过于悬殊的情况，毛泽东被迫将目光转向了经济建设，并且发动了“大跃进”。经济生产上一日千里的“大跃进”，使毛泽东对“赶英超美”一度充满信心。恰在这时，美国却无视中国经济的飞跃，并借口大使调任事实上中止了与中国之间的大使级会谈。为还美国人以颜色，毛泽东再度发动了第二次炮周金门的行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共产党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在相当程度上与美国坚持支持其敌对的蒋介石政权有关。1950年新中国出兵朝鲜，不惜与世界最强国美国直接作战，除了美军大举越过三八线，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以外，也同样与美国派遣第七舰队介入台湾海峡，以台湾地位未定为借口，必欲保护蒋介石政权的特殊情势密切相关。出于国家利益的现实考量，做出带有某些意识形态倾向的革命选择，在中华人民共租国建国之初，不仅难以避免，也容易理解。正因为如此，当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尽管和美国之间旧恨未消，又添新仇，考虑到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还是毅然选择了支持世界全面缓和，争取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新的外交方针。它为此甚至主动向它最主要的敌人美国伸出了橄榄枝。
         但是，美国没有给中国机会。美国政府不仅坚持其在台湾问题、联合国地位问题以及经济封锁问题上的顽固敌对态度。甚至把中国共产党人视同瘟疫（注：最典型的，也是让中共领导人印象最深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下令不许美国代表团成员与周恩来领导的中国代表团人员握手。尽管当时中国代表团成员王炳南、熊向晖几十年后都认为并不存在杜勒斯当时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事实，但是，周恩来本人事后多次对人谈到这一情况显示，中共领导人是相信存在着这样的禁令的。他们并且为此耿耿于怀。参见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2页；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94-100页；史实：《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问题释疑》，《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29-134页。）。这种情况不能不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人本来就是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理想主义精神的革命者。转变成为执政者之后，他们同时又成为中国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代表者和捍卫者。美国人对新中国的仇视和轻蔑，不仅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而且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基于意识形态的敌我判断。从最初坚信“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1](P529)，到希望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到采取战争边缘政策，乃至于通过公开支持世界革命的作法，来挑战美国，五六十年代中国对外政策上的这种变化显然都与中美之间的这种复杂情势有关。毛泽东1954年和1958年两次炮击金门的决策，正处于中国对外政策变动的过程之中。分析说明其前因后果，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对台湾问题的重视程度，而且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个时候的中美关系是怎样困扰着中共领导人，并刺激着毛泽东必欲采取这样或那样的内外对策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中苏两党关系所以在50年代后半期会日渐发生变化，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在这段时间所推行的政策，与毛泽东解决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策略格格不入。毛泽东显然不相信，跟着苏联走，能够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因此，当赫鲁晓夫越来越明显地试图把中国拖入其政策轨道之后，毛泽东就不能不与之分道扬镳了。（注：已有研究专著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有裴坚章、王泰平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1998年版）。谢益显主编的《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曲墨著《中国外交5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这些著作对中国和平外交成就的探讨已相当深入，但明显地缺少对五六十年代中国对外政策变化经过的描述和检讨。在已发表的相关论文当中。如张小明的《冷战时期新中国的四次对外战略抉择》、亓成章的《中国对外战略的确立与调整》等（见刘山、薛君度主编：《中国外交新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均谈到了中国五六十年代对外政策的变化，只是它们的说明更多地还只是描述性的，并简单将这些变化概括为从“一边倒”到“两条线”（反帝反修），对转变的经过和原因缺少深入客观的分析与说明。）
    　　一　从推广武装斗争到倡导和平共处
    探讨毛泽东两次炮击金门的决策和50年代末中国对外政策革命化的转变趋向，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中共领导人1949年实行“一边倒”政策和坚持推广自身成功经验的情形。
    选择向苏联“一边倒”，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美苏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形成之后，几乎所有的共产党人，尤其是执政的共产党人，基于政治正确性的压力，都不能不在对立的美苏之间做出明确的选择。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另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是美国政府对共产党的顽固敌视态度，这导致它在事实上成为维系自己的敌人——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寿命的最主要的因素，成为威胁自己新政权生命的最重要的国际根源。因此，无论是从表明政治正确性的需要出发，还是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毛泽东1949年公开宣示中国“必须一边倒”，绝不骑墙，绝不走第三条道路，几乎都是不可避免的。
      不过，选择向苏联“一边倒”，是不是就意味着一定要采取激烈的反美政策，甚或为了自身的安全而需要向外输出革命呢？当然不是。影响到中国共产党人在“一边倒”政策的框架里选择更加灵活的对外政策的关键在于，他们对人类理想社会的政治憧憬使他们无法摆脱中国革命胜利所带来的巨大成就感，因而亦无法对周边弱小国家共产党的援助要求置若罔闻。外交问题在这里不可避免地与党的意识形态目标交织在了一起。何况，根据中苏两党1949年7月达成的协议，中国党本来就负有指导和帮助亚洲弱小国家共产党的政治责任呢！[2](p412)
    从指导亚洲弱小国家共产党的角度，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当然要提供中国革命的经验。而最让毛泽东等人引以为自豪的，就是他们在继承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同时，创造出了一条更适合于落后国家革命的崭新道路。还在1943年。中共中央领导人就已经开始相信，如果说欧洲国家的革命应当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的话，那么，世界大多数被压迫民族就应当以中国革命为榜样，走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解放道路[3]。如今，当他们进一步用“小米加步枪”就彻底战胜了几百万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之后，他们自然更加坚信他们可以也应该用这样的经验来指导周边弱小国家的共产党人。1949年春毛泽东接见北朝鲜劳动党中央代表金一时的谈话，就反映出这种情况。金一当时报告说，朝鲜劳动党准备像中国党那样，用战争的办法来统一朝鲜半岛，毛泽东当即表示赞赏。他不仅同意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由朝鲜人编成的几个师转交给北朝鲜，以援助朝鲜革命，而且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特别提醒朝鲜同志说：这种战争可能是速决的，也可能是持久的，朝鲜党应当估计到这种情况，做周密的准备。但他丝毫不认为朝鲜党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小心谨慎。他明确表示：即使战争持久，并且有日本卷入，也不必担心，因为苏联和中国就在旁边，“必要时我们可以给你们悄悄地增派中国士兵去，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毛泽东的建议只是，最好等到中国完成了最后的统一，可以抽调出精锐之师迅速援助北朝鲜时再发动这种进攻。因为美军当时还没有完全撤出南朝鲜，即使美军撤出了南朝鲜，驻扎在日本的麦克阿瑟也仍然可以很便利地武装日本的军队并把它们派到朝鲜半岛上来。一旦发生意外情况，中国目前还无法迅速给予有力的支援。
    不难看出，这时刚刚进入北京城的毛泽东，并没有把自己完全摆到执政党的地位上，更多的还是依照革命的惯性来考虑对外关系的问题。联系到在此前中共中央内部对越南党一度为取得国际承认。公开解散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的作法持强烈批评的态度，对其受到法国殖民主义者压迫后重新开展武装斗争的作法则予以积极评价，[5]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这时对于中国革命经验相当自豪和坚持。
    建国伊始，最足以反映中共中央领导人试图要用中国革命经验影响世界革命的一个讯号，就是1949年11月刘少奇在世界工人理事会亚洲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他依据中国革命的经验强调认为：“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基本形式——这就是武装斗争，是人民解放军的战斗行动。”为此，他不顾中国新政府可能受到美、英等大国，特别是周边各国政府反对和抵制的情况，公开“号召亚洲——印度支那国家、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等国的工人阶级公开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主张“在已经存在人民解放军的国家要为巩固这些部队而奋斗，而在没有建立这些军队的国家应当为建立这样的军队而奋斗”。[6](p130-138)
    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坚持宣传和推广中国革命的独特经验，这时也得到了斯大林的极大肯定。战后初期斯大林曾经基于雅尔塔协定，把除东北三省以外的中国其他地区视同美国的势力范围，因而一度不赞成毛泽东用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美苏冷战格局的形成，和中国革命出乎意料的胜利，使斯大林不能不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开始积极赞同殖民地半殖民地画家共产党人武装反对帝国主义的统治，以便以此来牵制和削弱美国。他力主由中国党负责指导亚洲国家共产党及其革命运动，就明显地包含着要借助中国革命的经验来推动亚洲国家革命的意图。这也正是为什么，当世界工人理事会明确表示反对刘少奇号召各国工人展开武装斗争的讲话时，莫斯科却迅速出面干预，表态支持中共中央的立场，甚至主张公开发表刘少奇号召武装革命的讲[6](p130-133)。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当莫斯科发现美国人试图对日单独媾和，有扶持日本来牵制苏联的企图时，受苏共主导的共产党情报局便公开发表文章，批评日本共产党想要走议会道路，“和平革命”。称：“民族解放斗争能够获得胜利的结果的一个决定性条件，就是在必要的内部条件允许的时候，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组织人民解放军。”而“中国、越南、马来亚和其他国家的例子说明了武装斗争现在正在成为许多殖民地与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形式”。结果，日本、印度等国的共产党人都被要求根据中国和其他国家革命的经验，展开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的武装斗争。莫斯科进而支持用武力统一朝鲜半岛，也就不足为怪了。[7](p314-321)
      在50年代初，基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亚洲民族解放斗争浪潮的高涨，无论北京，还是莫斯科，一度都明显地对依照中国革命的经验推进亚洲各国的革命运动，充满了激情。然而，日本、印度和朝鲜共产党，尽管都依照中国的榜样，尝试着通过武装的方式来寻求解放，却都没有能够取得预期的成果，反而相继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受此牵连，战后急于重新复兴经济的苏联也备受拖累。这种情况无疑让众多更关心苏联自身利益的领导人备感沮丧，他们很快就丧失了革命的热情。1953年3月18日斯大林刚一去世，苏共中央政治局马上通过决定，劝告中朝两国尽快完成与美国的谈判，结束朝鲜战争，就再明显不过地反映出苏共领导人的这种心态。这种情况自然也或多或少地直接影响了中共中央的对外政策。
    中共中央受到苏联党新的外交政策的影响，始于1953年朝鲜停战谈判。在战俘问题上最终以妥协的方法结束了在朝鲜持续了三年之久的大规模战争以后，党内主张争取一个和平建设时期的呼声明显升高。一方面，朝鲜实现停战，日本、印度等国共产党武装革命受挫，苏联调整对外政策，主张和平共处，反映出战后新一轮革命高潮并未到来，国际缓和的趋势明显；另一方面，国内经济成功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上马，苏联承诺援建各项基础工业，毛泽东有意加快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伐，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需要一个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而这个时候，美国却看上去有意要把从朝鲜半岛撤出来的军事力量转移到印度支那半岛上来，通过推动法国扩大战争的办法-，再度把中国拖入到一场新的境外战争中去。所有这些情况都大大地减弱了中共中央建国初期试图把中国变成亚洲革命策源地的那种革命激情。再加上印度支那和朝鲜半岛不同，不仅距离苏联和中国的重工业基地太远，交通条件落后，后勤补给困难，而且其地形地貌也不适合出动大部队作战，中国干预起来相当困难。因此，避免在朝鲜战争之后再陷入到印度支那战争中去，就成了当时党内大多数人的一种心声。
    毛泽东对此也深以为然。他这时讲过：之所以在印度支那要和下来，“是因为美国要借这个地方做文章，借这个地方扩大战争，继续打下去。这个问题是牵动很大的”。仅就中国而言，“我们现在正执行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开始。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全盘计划就会打乱。我们的钱都放在建设方面了。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计划都要停止，而不得不搞一个战争计划来对付战争。这就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延迟”。所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8](p369-370,334)正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中国政府在1953年12月底归纳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几大前提，概括成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据以修正自己的外交形象，并开始努力向周边国家政府示好（注：五项原则的文字表述从提出到最终确定统一有过一个过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42页。）。
          事实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与贯彻，不能不极大地改变了中共中央过去的对外政策。在这一方针的影响下，意识形态的目标第一次开始服从于国家利益的现实需要，中国和苏联甚至因此共同出面对一些国家共产党人的武装斗争进行了政治干预。越南党被劝告停止了统一越南的战斗，马来亚以及老挝等国的共产党被要求放弃了革命的武装。中国政府同时与周边缅甸、印尼、新加坡等国政府达成了妥协，或者接收了这些国家内部亲华的革命分子，或者解散了这些国家华侨当中的共产党组织。甚至，为了使这些国家的政府放心，中国方面还公开劝告已经数代居住在这些国家的华侨，放弃中国的国籍，加入所在国国籍，以便于这些国家的政府能够便利地使用自己国家的法律来管理他们于支持解散华侨当中的共产党组织，劝告华侨加入所在国放弃中国国籍等情况，都可以在毛泽东这一时期对周边国家领导人的谈话当中看到。《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376-377页。）。
    　　二　第一次炮击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
    从1949年坚决实行“一边倒”政策，鼓动各国共产党人展开武装斗争，出兵朝鲜并援助越南，到劝阻越南党继续武装斗争，要求马来亚共产党改取和平道路，甚至解散国外华侨中的共产党组织，向周边国家政府建议和平共处，公开保证不支持这些国家内部的革命运动，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明显地做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调整。为了推动和平共处外交方针的全面实施，毛泽东本人也利用各种外事场合，反复宣传中国这一新的外交政策。
    但是，另一方面，毛泽东在思想上并没有放弃他固有的革命理念和成功的革命经验。面对50年代初武装革命浪潮的低落，毛泽东并不像苏共领导人那样悲观。因为他更多地看到的，是中国出兵把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军队挡在了三八线以南，保住了北朝鲜；是中国为越南人民军装备部队，提供后勤，派遣军事顾问，实行抗法援越战争，在军事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他看来，朝鲜和越南党的存在与巩固都表明，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仍然有其旺盛的生命力。因此，尽管毛泽东这时积极配合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宣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同时却依旧相信“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的观点并没有过时。
    1954年8月，即在毛泽东刚刚批准了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和平努力之后，他意外地收到了中央宣传部上报的一份材料，其中附有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英译本问题的一封信，和中央宣传部对波立特来信的答复。波立特来信提出：英共编译《毛泽东选集》的小组认为有必要删去选集第二卷中《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头两段话，而他相信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因为假使我们发表了这一切，就会给我们在美国的同志招致很多困难，而且因为这一切也不符合一九五一年二月出版的我们的纲领——《英国到社会主义之路》，对于若干公式经过极端认真的考虑之后，纲领认为，鉴于变化了的国际形势，苏联夺取政权的方式并不适用于英国。”波立特提到的这两段话，前者是毛泽东所认定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即“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后者是毛泽东引为自豪的中国革命的独特经验，即中国革命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不需要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来教育工人和准备武装起义，不需要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先城市后乡村地来夺取政权，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夺取政权的方式，则是先农村而后城市。显而易见，中宣部的领导人受到缓和政策与和平共处方针的影响，误以为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妥协，因此复信对英共的顾虑表示了理解和同意。但毛泽东见到报告后马上表示了不满。他特别批示道：“中宣部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同意英国党的错误提议。”他同时特别把这一批示转送给刘少奇等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一阅，以提醒他们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上面的情况说明，一方面，中共是一个革命党，它有着强烈的革命信念和引以为自豪的革命经验；另一方面，中共又已经是一个执政党，它必须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努力谋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确保自己国内政策能够成功实施和国家经济的建设得到稳步发展，这在建国初期是摆在它面前的一个两难的课题。十分明显，至少在毛泽东这里，认可苏联党和平共处的提议，赞同用妥协和缓和的方法解决国家关系的问题，为此不惜暂时放弃自己的理想，甚至暂时牺牲掉一些小党的利益，说到底还是基于整个斗争形势的状况和现实力量对比的考量，是为了满足眼前的国家利益需要的一种政策选择。
    和平共处的方针在1954年正式提出之后，在外交上很快就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周边国家政府的疑惧心理明显地减少了，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迅速增加，对外贸易的开展变得容易了，中国政府的代表开始出现在亚非各国的会议当中，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和封锁的政策开始被冲破了。但是，这一切并没有也不能根本改变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的敌视态度。美国继续支持在台湾的蒋政权，继续反对新中国政府取代国民党政府进入联合国，继续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尤其是美国坚持台湾地位未定，必欲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台湾的军事行动，使共产党人无法最终完成国家统一的大目标，这不能不极大地刺激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共产党的领导人。

照毛泽东原来的计划，至少在1951年前后就应该可以解决台湾问题了。让中共领导人没有想到的是，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马上就宣布“台湾地位未定”，并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从而不仅危及到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地位，而且把退到台湾岛去的蒋介石政府置于了自己的保护之下。）他们不止一次地讲过这样的话：“如果我们不提出解放台湾，保持不了祖国的完整版图，我们就会犯错误，也时不起自己的祖先。”在美国坚持敌对政策的情况下，即使仅仅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新中国政府要想与美国真正做到和平共处，也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当然，毛泽东并不想要用武力的方式来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考虑到新中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几乎没有与美国军队在海上作战的可能性，因此，从解放台湾，彻底消灭国民党政权，达成统一中国版图的现实需要出发，中共中央在推行和平共处政策之初，自然不会不设想与美国达成缓和与和解的可能性。
    要想和美国达成缓和只有两种途径。其一是通过向亚洲周边国家和全世界宣传中国和平共处的方针，使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不能得逞。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达到联合多数，孤立少数（就是美国人）的目的”。他特别解释过他的这一看法，说他之所以在1954年下半年以后开始积极赞成，甚至对周边国家领导人公开宣传和平共处的方针，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发现，在日内瓦会议上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即所谓：“现在英国一大帮、法国、东南亚各国、加拿大、墨西哥，还有一些南美的国家，都是不喜欢美国的，所以，这个局势很有希望。”中国短时期内不可能冒着同美国作战的风险来解放台湾，却未必不能通过外交的手段最终迫使美国认识到武装保护台湾得不偿失，从而自动地把第七舰队撤出台湾海峡。尽管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可能还“是个长时间的问题”，但他至少注意到，只要能把美国孤立起来，美国自己内部也一定会发生分裂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