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南考察手记：也许是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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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9-08 12: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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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旅行/见闻侗族肇兴
一
出走那么多年，想得最多的还是那个老问题：“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开始时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从哪里来？从书房、讲台、官位走出来；到哪里去？为寻找中国文化的废墟而去。
而且，由于这一来一去都逆着潮流，内心的把握就更加明确。十余年前的当时，离开文坛和官场是不可思议的，除非是出国。但是，我擦着别人的肩脖正好走了好几个反方向。这就像在拥挤的车站码头，一个人的倒行逆施必然引来无数的冲撞和白眼，而每一个冲撞和白眼都让他重新考虑一次自己的选择。走着走着，肩脖没有了，人流不见了，四周越来越安静，抬头一看，大漠荒荒，黄沙茫茫。
我知道那里埋藏着从先秦到汉唐的气息，那里正是我要去的地方。
但是，十几年边走边停、边看边想，我渐渐迷路。我突然发现出发时拨定的“心理罗盘”指反了。那些远年废墟，并不是我“去”的地方，而是我“来”的地方。
那么，我究竟要到哪里去？
来路，越走越清晰；去路，反而越走越迷惘了。
二
越走越迷惘，这早已不是我个人的问题。
既然来路是先秦和汉唐，那么，我的身边和身后，也就渐渐热闹。
凡是当年我独自寻访的冷僻地方，只要写成文字发表，总会引起人群的集结。从我出发的甘肃高原诸地，到都江堰、天一阁、天柱山、青云谱、平遥、承德、周庄……每天都有不少这样的旅行者。甚至，连当年与我面对面擦肩而过的出国人潮中，也有很多人回来，按照我的描述找去了。
这并不说明我的文章有多大的力量，而只是表示，想弄明白“我从哪里来”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我为这个问题早走了几年，于是大家追过来了。
但是，这种有趣的情景也给了我一种巨大的责任。必须再走一些地方，看看有没有可能在“我到哪里去”的问题上，作一点探索。
为此，我又走了很久，走得很远。
直到后来，我在云贵高原深处发现了一些人迹，一些炊烟，一些歌声，才在心头隐隐自问：这里，也许是归程？
我还没有找到答案。可能永远也找不到。那就先向信任我的读者，交代一下产生这种归程感的原因。
三
这是翠绿群山间的一个小盆地，盆地中间窝着一个几百户人家的村寨。村寨的房屋全是黑褐色的吊脚楼，此刻正朦胧着灰白色的雾气和炊烟。把雾气和炊烟当作宣纸勾出几笔的，是五座俏拔的钟楼。
钟楼底层开放通透，已经拥挤着很多村民和过路客人，因为在钟楼边的花桥上，另一些村民在唱歌，伴着芦笙。
唱歌的村民一排排站在花桥的石阶上，唱出来的是多声部自然和声，沉着、柔和、悦耳。这些村民有一年被选到法国巴黎的一次国际合唱节里去了，才一开口，全场屏息，第二天巴黎的报纸纷纷评论，这是中国所有歌唱艺术中最容易被西方接受的一种。
村民们没有听过太多别的歌唱艺术，不知道法国人的这种评论是不是有点夸张。但他们唱得比平时更来劲了，路人远远一听就知道：咳，侗族大歌！
不错，我是在说一个侗族村寨，叫肇兴。地图上很难找得到，因此我一定要说一说它在地球上的准确方位：东经109°10’，北纬25°50’。经纬交汇处，正是歌声飘出的地方。
唱歌的村民所站立的花桥就像一般所说的“风雨桥”，很大，筑有十分讲究的顶盖，又把两边的桥栏做成两溜长椅。不管风晨雨夕还是骄阳在天，总有不少村民坐在那里观看河景，说说笑笑。此刻，桥头的石阶变作了临时舞台，原来坐在桥栏边的村民没有起身，还是坐着，像是坐在后台，打量着自己的妻子、女儿、儿子的后脑勺。
这些站在桥头石阶上唱歌的村民中，不同年龄的妇女都穿上了盛装。中年妇女的服装比较收敛，是黑色为底的绣花衣，而站在她们前面低一级石阶上的姑娘们，则穿得华丽、精致，配上一整套银饰简直光彩夺目。据说，姑娘们自己织绣多年的大半积蓄，父母亲赠予她们的未来嫁奁，都凝结在这套服装中了。这里的财富不隐蔽，全都为青春在叮叮当当、闪闪烁烁。
领唱的总是中年妇女，表情比较严肃，但她们的歌声在女儿辈的身上打开了欢乐的闸门。我一遍遍地听，当地的侗族朋友在我耳边轻轻地介绍着歌曲内容，两头听下来终于明白，这样的歌唱是一门传代的大课程。中年传教给青年，青年传教给小孩，歌是一种载体，传教着人间的基本情感，传教着民族的坎坷历史。像那首《珠郎和娘梅》的叙事长歌，就在向未婚男女传教着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忠贞，为了爱情与忠贞应该作出什么样的抗争，付出什么样的牺牲。
歌声成了民族的默契、村寨的共识、世代的叮咛。但是，这种叮咛从来不是疾言厉色，而是天天用多声部自然和声完成。这里所说的“多声部自然和声”已不仅仅是一个音乐概念，而是不同年龄间的一种共同呼应、集体承认。这里的课本那么欢乐，这里的课程那么简明，这里的教室那么敞亮，这里的考试那么动人。
这所永恒的学校，大多以女性为主角。男性是陪衬者，唱着雄健有力的歌，作为对母亲、妻子、女儿间世代叮咛的见证。他们更以芦笙来配合，不同年龄的男子高高矮矮地吹着大小不一的芦笙，悠悠扬扬地搀扶着歌声走向远处。女性们获得了这样体贴的辅佐，唱得更畅快了。
我听一位在村寨中住了几年的外来人说，在这里，几乎每天在轻轻的歌声中醒来，又每天在轻轻的芦笙中睡去。我一听就点头，因为我这几天住宿的那家干净的农家旅馆，边上就是一条河，永远有一群一丝不挂的小男孩在游泳，边游边唱。在近旁洗衣服的小女孩们不唱，只向小男孩们泼水。她们是主角，是主角就不轻易开口。明天，或者后天，她们就要周周正正地站在花桥石阶的最低一级与大人们一起歌唱了。那些小男孩还站不上去，只能在一边学吹最小的芦笙。
我们平日也可能在大城市的舞台上看到侗族大歌的演出，但到这里才知道，歌唱在这里不是什么“余兴节目”，而是全部生活的起点和终点，全部历史的凝炼和传承，全部文化的贮存和展开。
四
歌声一起，吊脚楼的扇扇窗子都推开了，很多人站在自己家的窗口听。这个画面从鼓楼这里看过去，也就成了村寨歌会的辽阔布景。
石桥、小楼、窗口，这本来也是我家乡常见的图像。岂止是我家乡，几乎整个江南都可以用这样的图像来概括。但是，今天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个重大差别。江南石桥边楼房的窗口，往往有读书人在用功。夜间，四周一片黑暗，只有窗口犹亮，我历来认为，那是文明传承的灯火。
我也曾经对这样的窗口灯火产生过怀疑：那里边攻读的诗文，能有几句被窗下的乡亲知晓？如果说，这些诗文的功用，是浮载着书生们远走高飞，那么，又留给这里的乡亲一些什么？
答案是，这些书生不管是发达还是落魄，不管是回来还是不回来，他们诵读的诗文与故乡村庄基本无关。因此，河边窗口的灯光对于这片土地而言，永远是陌生的，暂驻的，至少，构不成当时当地的“多声部自然和声”。
侗族长期以来没有文字，因此也没有那些需要日夜攻读的诗文。他们的诗文全都变成了“不著一字”的歌唱。这初一看似乎很不文明，但是我们记得，连汉族最高水准的学者都承认，“不著一字”极有可能是至高境界。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否定文字在文明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只是对自己作一个提醒：从最宏观的意义上看，在文明演进的惯常模式之外，也会有精采的特例。
不错，文字能够把人们引向一个辽阔而深刻的精神世界，但在这个过程中要承担非常繁重的训练、校正、纷争、一统的磨炼，而磨炼的结果也未必合乎人性。请看世间多少麻烦事，因文字而生？精熟文字的鲁迅叹一声“文章误我”，便有此意。如果有一些地方，不希罕那么辽阔和深刻，只愿意用简洁和直捷的方式在小空间里浅浅地过日子，过得轻松而愉快，那又有何不可？
可以相信，汉族语文的顶级大师老子、庄子、陶渊明他们如果看到侗族村寨的生活，一定会称许有加，留连忘返。
与他们不同的是，我在这里还看到了文字崇拜的另一种缺陷，那就是汉族的饱学书生几乎都不擅于歌舞，更无法体验其中的快乐。太重的学理封住了他们的歌喉，太多的斯文压住了他们的舞步。生命的本性原来是载歌载舞的，在他们身上却被偏狭的智能剥夺了大半。
欧洲的文艺复兴，其实是对于人类的健全和俊美的重新确认，从奥林匹亚到佛罗伦萨，从维纳斯到大卫，文字都悄悄地让了位。相比之下，中国的书生作了相反的让位。只有在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才会重新展现生命的更本质方面。
五
花桥石阶上的歌唱一结束，有一个集体舞蹈，歌者和观者一起参加，地点就在宽敞的鼓楼底下。这时才发现，在集体舞蹈围绕的圆心，也就是在鼓楼的中央，安坐着一圈黑衣老者。
老者们表情平静，有几个抽着长长的烟竿。他们是“寨老”，整个村寨的管理者群体。一个村民，上了年纪，又德高望重，就有资格被选为寨老。遇到村寨安全、社会秩序、村民纠纷、节日祭祀等等方面的事情，鼓楼的鼓就会击响，寨老们就会聚集在这里进行商议。寨老中又有一位召集人，商议由他主持。寨老们做的决定就是最后决定，以示权威。
寨老们议事也有既定规范。由于没有文字，这些规范成为寨老们必须熟记的“鼓词”——鼓楼下的协调规则，听起来很是有趣。石干城先生曾经搜集过，我读到了一些。其中一段，说到村寨的青年男女们在游玩中谈情说爱是理所当然，而过度骚扰和侵犯却要受到处罚，很典型地展示了鼓词的风格。且引几句——
还有第二层，
讲的是男女游玩的事。
耳边插鸡尾，拉手哆耶，
墙后弹琵琶，相依唱歌，
依身在门边，细语悄言，
不犯规矩，理所当然。
倘有哪个男人伸脚踩右，伸手摸左，
狗用脚爬，猫用爪抓，
摸脚掐手，强摘黄花，
这类事，事轻罚酒饭，
事重罚金银，罚他一百过四两。
这种可爱的规矩，本来就包含着长辈的慈祥口气，因此很有禅性。真正处罚起来，还要看事端的性质和事主的态度，有所谓“六重六轻”之分，因此就需要寨老们来裁决了。但是，处罚也仅止于处罚，没有徒刑。因为这里的侗族自古以来都没有警察，没有监狱，当然更没有军队。
寨老不是官员，没有任何特权。他们平日与村民一样耕种，养家糊口，犯了事也一样受到处罚。他们不享受钱物方面的补贴，却要承担不小的义务。例如外面来了一些客人，他们就要分头接到家里招待。如果每个寨老都接待了，还有剩余的客人，一般就由那位寨老召集人负责了。
“因此，一位长者要出任寨老召集人，首先要征得家里儿女们的同意，需要他们愿意共同来承担这些义务性开支。”两位年轻的村民看我对寨老的体制很感兴趣，就热情地为我解释。
我一边听，一边看着这些黑衣长者，心想，这就是我心中长久向往的“村寨公民社会”。道家认为，一个社会，机构越简负累也越简，规则越少邪恶也越少。这个原则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我所说的“村寨公民社会”，还包括另一番含义，那就是，村寨是一个大家庭，谁也离不开谁。到街上走走，总能看到很多妇女一起织一幅布的情景。这里的织布方式要拉开很长的幅度，在任何一家的门院里都完成不了，而是需要四五家妇女联手张罗。这到底算是一家织布几家帮忙，还是本来就是几家合织？不太清楚。清楚的是，长长的棉纱把好几家人家一起织进去了。
织布是小事，遇到大一点的事情，各家更会当作自己家的事，共同参与。
更让外来者惊讶的是，家家户户收割的粮食都不藏在家里。大家约定放在一个地方，却又都不上锁。一位从这儿出生的学者告诉我，在侗语中，根本没有作为名词或动词的“锁”的概念。
入夜，我站在一个杉木阳台上看整个村寨，所有的吊脚楼都黑乎乎地溶成了一色，不分彼此。这样的村寨是真正平静的，平静得连梦都没有。只待晨光乍露时第一支芦笙从哪一个角落响起，把沉睡了一夜的歌声唤醒。
六
我所站立的杉木阳台，是农家旅馆的顶层三楼，在村寨里算是高的了。但我越来越觉得，对于眼下的村寨，万不能采取居高临下的考察视角。在很多方面，它比我们的思维惯性要高得多。如果说，文化生态是一门最重要的当代课程，那么，这儿就是课堂。
当地的朋友取笑我的迷醉，便在一旁劝说：还是多走几个村寨吧。
我立即起身，说：快！
离肇兴不远，有一个叫堂安的寨子。我过去一看便吃惊，虽然规模比肇兴的寨子小，但山势更加奇丽，屋舍更有风味。这还了得，我的兴头更高涨了，顺着当地朋友的建议，向西走很远很远的路，到榕江县，去看另一个有名的侗寨——三宝。
一步踏入就站住了。三宝，实在太有气势。打眼还是一座鼓楼，但通向鼓楼的是一条华美的长廊，长廊两边的上沿，画出了侗族的历史和传说。村民们每天从长廊走过，也就把祖先的百代艰辛慰抚了，又把民族的千年脚力承接了。这个小小的村寨，一开门就开在史诗上，一下子抓住了自己的荷马。
鼓楼前面，隔着一个广场，有一排榕树，虬劲、苍郁、繁茂，像稀世巨人一般站立在江边。后面的背景，是连绵的青山，衬着透亮的云天。这排榕树，是力量和历史的扭结，天生要让世人在第一眼就领悟什么叫伟大。我简直要代表别的地方表达一点嫉妒之情了：别的地方的高矗物象，大多不存在历史的张力；别的地方的历史遗址，又全都失去了生命的绿色。
在这排大榕树的左首，也就是鼓楼的右前方，有一座不大的“萨玛祠”。萨玛，是侗族的大祖母，至高无上的女神。
我早就推断，侗族村寨一定还有精神皈依。即使对寨老，村民们已经给予了辈份性、威望性的服从，却还不能算是精神皈依。寨老会更替，世事会嬗变，大家还是需要有一个能够维系永久的象征性力量，现在看到了，那就是萨玛。
问过当地很多人，大家对萨玛的由来和历史说法不一，语焉不详。这是对的，任何真正的信仰，都不应该被历史透析，就像再精确的尺子也度量不了夜色中的月光。
我问村里几位有文化的时尚年轻人：“你们常去萨玛祠吗？”
他们说：“常去。遇到心里不痛快的事就去。”
我问：“如果邻里之间产生了一点小小的矛盾，你觉得不公平，会去找村里的老人、智者去调解，还是找萨玛？”
他们齐口同声：“找萨玛。用心默默地对她诉说几句。”
他们那么一致，使我有点吃惊，却又很快在吃惊中领悟了。我说：“我知道了，你们看我猜得对不对。找公平，其实是找倾诉者。如果让村里人调解，一定会有一方觉得不太公平。萨玛老祖母只听不说，对她一说，立即就会获得一种巨大的安慰。”
他们笑了，说：“对，什么事只要告诉她了，都成了小事。”
就这么边说边走，我们走进了萨玛祠。
我原想，里边应该有一座塑像，却没有。
眼前是一个平台，中间有一把小小的布伞，布伞下有很多鹅卵石，铺满了整个平台，平台边沿，有一圈小布人儿。
那把布伞就是萨玛。鹅卵石就是她庇荫着的子孙后代，边沿上的小布人儿，是她派出来守护子孙的卫士。
老祖母连自己的形象也不愿显露出来，全然化作了庇护的心愿和责任，这让我非常感动。我想到，世间一切老祖母、老母亲其实都是这样的，舍不得留给自己一丝一毫，哪怕是为自己画个像，留个影。
于是，这把伞变大了，浮悬在整个村寨之上。
一位从小就住在萨玛祠背后的女士走过来对我说，村民想把这个祠修得大一点，问我能不能题写“萨玛祠”的三字匾额。
我立即答应，并深感荣幸。
世上行色匆匆的游子，不都在寻找老祖母的那把伞吗？
我还会继续寻找归程，走很远的路。但是，十分高兴，在云贵高原深处的村寨里，找到了一把帮我远行的伞。是鼓楼，是歌声，是寨老，是萨玛，全都乐呵呵地编织在一起了，编织得那么小巧朴实，足以挡风避雨，滤念清心，让我静静地走一阵子。
2007-09-11 09:3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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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旅行/见闻西江苗寨黄帝炎帝蚩尤山海经
一
在贵州、云南、广西的少数民族地区旅行，经常被惊人的美丽所震惊。山水美，村邑美，人更美。据说很多画家都会在那里迷失，而且在痴痴迷迷中跃上好几个艺术等级。对这种说法我是相信的，因为我的朋友程十发、丁绍光就是这样。
有人不好意思地问：这些地区，哪里美女最多？
其实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是一个重大的美学问题。一个美女，就已经是人体美的精采汇集，当她们大规模地自然涌现，一定是人世间的奇迹。其间原因，既深刻又神秘。
哪里美女最多，我没有做过认真比较，但是那次去贵州省雷江县的西江苗寨，实在被拥挤的美女团队镇住了。那天正好是这里的“吃新节”，夏收刚刚结束，新米已经上灶，大家远远近近走在一起庆祝好年成。长廊上摆着一长溜看不到头的矮桌，村民们坐在两边吃吃喝喝，长廊外面的广场上已经载歌载舞。这本是寻常的村寨节日，但总觉得眼前有一种不寻常的光华在飘浮，定睛一看，那一长溜矮桌边上已经是数不清的美艳笑容，而广场上的歌舞者和观看者，更是美不胜收。
西江苗寨很大，一千多户，四、五千人，因此这种美丽很成规模。
不要以为这是溢美之词，我对美的要求向来不低。早年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时每年要招收表演系的学生，标准就已经很高；后来多次出任“全球中华小姐大奖赛”的评委会主席，目光更趋苛刻。前些年经常有媒体问我对坊间出现的不少所谓“美女作家”的看法，我叹一声：作家易当，美女难定。因此，我对西江苗寨的赞美，大致可以相信。
西江苗寨的女孩子知道自己长得好，以微笑来感激别人欣赏的眼神。但是，由于周围长得好的姐妹太多，她们又不会因此而腼腆或孤傲，当然更不会招摇。村寨里的男孩子也长得不错，但与女孩子一比毕竟还有较大差距，却也都乐滋滋地满足着，因为他们正是这些女孩子的第一批择偶对象。女孩子们喜欢这个青山环抱的空间，她们不愿意让自己的美丽孤零零地到外面去流浪，因此意态一片平和。与她们相比，外面城市里很多远不如她们美丽的女孩子成天揽镜弄影、装娇扮酷，真是折腾死了。
不少中原人士未到这些地区之前，总以为少数民族女孩子的美属于山野之美、边远之美、奇冶之美。其实不然，西江苗寨女孩子美得端正朗润，反而更接近中华文明的主流淑女形象。如果不是那套银饰叮当的民族服装，她们的容貌，似乎刚从长安梨园或扬州豪宅中走出。
这使我惊讶，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问起她们的家史血缘，她们都会嫣然一笑，说自己是蚩尤的后代。
二
实在无法把这番美丽与“蚩尤”这两个字连在一起。
蚩尤是中华文明史上第一轮大战的主要失败者。打败他的，就是我们的共同祖先黄帝。因此，他成了最早的一个“反面人物”。蚩尤有时又被通指一个部落，那么这个部落也就成了一个“反面族群”。
胜利者在拥有绝对话语权之后，总会尽力把失败了的对手妖魔化。蚩尤，就是被妖魔化的第一典型。
妖魔化到什么程度？《龙鱼河图》说，蚩尤和他的兄弟都是“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述异记》说，“蚩尤人身牛蹄，四目六手”。《玄女传》说，“蚩尤变幻多方，征风招雨，吹烟喷雾，黄帝师众大迷。”《志林》说：“蚩尤作大雾弥三日，军人皆惑”……
这些妖魔化的言词，被《史记正义》、《太平御览》、《广博物志》、《古今注》、《初学记》等重要著作引述，影响广远。
更严重的是，黄帝的史官苍颉在创造文字的时候，用两个贬斥性的文字给这个已经妖魔化了的失败者命名，那就是“蚩尤”。有学者检索了一系列最权威的汉语词典，发现这两个字的含义不外乎悖、逆、惑、谬、乱、异、劣、笨、陋、贱，认为其间浇铸了太多的仇恨和敌意。蚩尤，是蒙受文字“恶谥”的第一人。
直到现在，我看到一些最新出版的历史书籍里还把蚩尤说成是远古时代“横行霸道”、“蠢蠢欲动”的力量。虽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却承接了一种横贯数千年的强大舆论。
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祖归宗，确认自己是黄帝子孙的今天，这种千年舆论更加难于动摇。
因此，当我听到西江苗寨的这些女孩子轻轻说一声“我们是蚩尤的后代”，简直惊心动魄。
她们却在平静地微笑。这种表情，能不能对我们的思维惯性带来一点启发？
三
这片土地上曾经出现过男耕女织、无刑无战的“神农之世”，这个时代终究被部落间的征战所替代。每个部落为了避免灭亡必然会谋求以氏族血缘为基础的联合，而为了扩大力量又必然发生互相之间的战争。因此，我愿意相信长久对立的黄帝和炎帝有可能是远缘亲族，而蚩尤也有可能是炎帝之后。
先是黄帝和炎帝打起来了，叫阪泉之战。炎帝大败而亡，部族被黄帝收编。由于事情比较顺利，黄帝大悦，善待炎帝余部，就连我们也愿意把胜利者和失败者合在一起同称祖先，说自己是“炎黄子孙”。但是，为什么黄帝没有把另一个对手蚩尤也纳入象征自己胜利的共同谱系之内呢？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那场与蚩尤的战争涿鹿之战，实在打得太艰难了。黄帝一想起就后怕，怎么也悦不起来。
根据一些零零落落的记载，黄帝击败炎帝只是“三战”而已，而后来平定天下也只经历了“五十二战”，但与蚩尤作战，连打“七十一战”仍然无法胜利。黄帝慌了，求告“九天玄女”：“小子欲万战万胜，万隐万匿，首当从何起？”
这个求告既考虑到了战胜一途，也考虑到了隐匿一途，可见是不大有信心了。据说是九天玄女给黄帝颁下了一道制胜神符，也有一种说法是九天玄女派出“女魃”来改变战场的气候帮助了黄帝，还有一种说法是黄帝最终靠指南车战胜了蚩尤。
总之，这场战争打得惨烈无比、千钧一发。极有可能是蚩尤获胜，那么中华历史就要全面改写。正因为如此，黄帝及其史官必须把蚩尤说成是妖魔，一来可以为黄帝的久攻不克辩解，二来可以把正义拉到自己一边，杜绝后人设想万一蚩尤胜利的另一种前途。
杜绝后人设想万一蚩尤胜利的另一种前途，这个意图很现实，因为蚩尤的部族很大。他是“九黎族”的首领，九黎族生活在今天山东西南部、江苏北部以及山西、河北、河南的黄河流域，人口众多，当然是诛杀不尽的。因此黄帝只能向他们宣告，他们以前的首领是妖魔，现在应该皈服新的统治者。
黄帝这样做并没有错，他采取的是让华夏大地归于统一的必然步骤。如果是由炎帝或蚩尤来统一，也有可能实行差不多的策略。但是，当我们切实地想一想那个戴满恶名的蚩尤的真实下场，仍然未免心动。因为他，也是黄河文明的伟大创建者。
我曾经在河南新郑主持过中央电视台直播的黄帝祭祀大典，也曾经与香港凤凰卫视的刘长乐、王纪言先生一起到陕西祭拜过黄帝陵。但是，那位蚩尤究竟魂消何方？
二十多年前读到曲辰先生在《河北师范学院学报》发表的文章中考证出黄帝与蚩尤交战之地应该是河北省涿鹿县矾山乡三堡村北古城遗址东北方的一块平地。他参考多种古籍，又到现场勘察，用功极深。但在我看来，可能是把地方说小了。
据《黄帝内传》记载：“黄帝伐蚩尤，玄女为帝制夔牛鼓八十而一震五百里，连震三千八百里。”这里所说的里程数当然不无夸张，难以定为史实，但那场战争规模极大，地域极广，驰骋极远，则是可以想见的。
蚩尤终于战败，被擒被杀，景象也非常壮观。而且，这种壮观的景象也占据了辽阔的空间。
据《山海经·大荒南经》及郑玄注，蚩尤被黄帝擒获后戴上了木质刑具桎梏（锁脚的部分叫桎，锁手的部分叫梏），从今天河北北部的涿鹿县，押解到今天山西西南部的运城地区。这条路很长，要穿过河北省的一部分，山西省的大部分，将近两千华里。蚩尤的手足，都被桎梏磨烂了，桎梏上渗透了血迹。
为什么长途押解？为了示众，为了让各地异心归伏。
终点是现在运城县南方、中条山北麓的一个地方，那儿是处决蚩尤的刑场。处决的方式是“身首解割”，因此这地方后来很长时间被称为“解州”。
蚩尤被杀后，桎梏被行刑者取下弃之山野。这副桎梏本来已在长途押解中渗满血迹，此刻更是鲜血淋漓。它很快就在弃落的山野间生根了，长成一片枫树，如血似火。
从此开始，更多壮美的传说出现了。
蚩尤倒下的地方，出现了一个湖泊，湖水有血色，又有咸味。宋代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有记：
解州盐泽，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卤色正赤，在阪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
即便仅仅是一种因巧合而产生的传说，也是气壮山河。
蚩尤死后，遗体又一次长途旅行千里，被运到现在山东省西部的黄河北岸，也就是九黎族聚居的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漫长的葬仪呢？一种说法，仍然是示众，以平息蚩尤旧部流传的“蚩尤不死”的谣言；另一种说法，是黄帝仁慈，让自己的对手归葬故土。但是，再仁慈也仍然没有消除后怕，蚩尤的头颅和身躯还是分开埋葬了，而且两地拉开了不小的距离。
对于这一点，蚩尤的在天之灵显然是有点忿怒的。《皇览·冢墓记》有记，“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由此开始，连天象学中也有了“蚩尤旗”的名称，特指一种上黄下白的云。《吕氏春秋》中就有这项记录。
你看，蚩尤把忿怒化作了云气，连天地都要另眼相看。
有一项关于那场战争的记载更让我心动不已。那天，黄帝的军队包围住蚩尤，把他从马上拉下来，锁上桎梏，蚩尤也就最后一次开放了自己战马的缰绳。这是一员战将与自己真正战友的告别。据《帝王世纪》记载，这个地方就有了一个豪壮的地名，叫“绝辔之野”。我曾在台湾的《历史学刊》上读到历史学者宋霖先生就这个地名写下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出现在历史论文中似乎有点突兀，但我非常理解宋霖先生难于压抑的心情。他是这样写的：
绝辔，割断缰绳，一任曾经驮载蚩尤纵横天下的慓悍战马，在溅满鲜血积满尸体的殷红荒原上踽踽踯躅，在铜青色天幕映照下，伴着清冷残血的旷野中长啸悲鸣。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的第一场大战，就此落幕。
面对着远古的浩荡之气，再严谨的学者也不得不动用浩荡之笔。在那绛红的荒昧天际，历史、传说和文学，还分不清界线。
四
我问西江苗寨的两位年轻姑娘：“你们说是蚩尤的后代，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这是一个逗乐的问题，本来不期待回答。而且我想，她们也回答不了。
没想到她们竟然回答了：“打了败仗，一路逃呗。从黄河流域逃到长江流域，再逃到这里。朝廷的官兵在追杀，我们的人越逃越少，就这样啰。”
说完又是一阵笑声。用那么轻松的表情讲述那么残酷的历史，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就进一步问：“正规的史书里可没有记载蚩尤后裔向这里迁徙的确切史实，你们能提供一点证据吗？”
“有啊”，她们还是那么快乐：“我们这里有一部传唱的苗族史诗叫《枫树歌》，说我们苗族的祖先姜央就是从枫树中生出来的。我们这里世世代代崇拜枫树，不准砍伐。你知道枫树就是蚩尤的桎梏吗？”
我听了一震，连说“知道”。心中立即浮现出黄河近旁那个由桎梏化为枫树的动人场景。
她们还在说：“朝廷没追上我们，写不出来；苗族没有文字，记不下来。我们只要记住枫树就可以了，那就是历史。”
与她们分手后我在西江苗寨的石阶路上边走边想，我们所熟悉的文本历史，实在是遗落了太多重要的内容。你看，连中华文明最早的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历史，也只留下了一小半。
从影影绰绰的记述中可以看到，蚩尤失败后，他的部下九黎族被黄帝作了一次大范围的整编，大致被分为善、恶两类。“善类”迁移到邹鲁之地，也就是今天山东省的南部，后来成为孔子、孟子的家乡；“恶类”流放到北方，据说与后来的匈奴有关。不管“善类”、“恶类”都记住了自己是九黎之后，是“黎民”。我们后来习称“黎民百姓”，也与此有关。
由此可知，蚩尤的下属并不都是南逃了，而是有很大一部分被收编进了黄帝的主流文明。而且，黄帝的后裔还与蚩尤的后裔有通婚之举。黄帝的后裔是男方，蚩尤的后裔是女方，是绝色美女，可见蚩尤不仅不是妖魔，而且有俊美的基因。
但是，在蚩尤的猎猎战旗下，确实也有不屈的一群。他们崇尚勇猛奋斗，又保持着失败者后裔的傲岸，背负着祭祀先祖的使命，不惜与当权者征战。历史上那个与尧的队伍战斗在丹江的“三苗”部落，就自称是蚩尤的“九黎之后”，这可能正是苗族的祖先。
三苗打不过尧，曾经被尧收编，却又时时反抗，尧就把他们流放到现在敦煌的三危山，这就是《史记·五帝本纪》所记的“迁三苗于三危”。三苗的首领驩兜，则被流放到崇山，即今天湖南大庸市的西南，已属武陵山区。
后来，禹又与三苗打了一场历时七十天的大仗，三苗大败，从此不见于史册。
不见于史册的族群，活动得更加神秘。苏雪林教授认为，屈原所写的《国殇》，就是在描写祭祀无头的战神蚩尤。我虽然觉得还缺少更多的资料佐证，但想起来也觉得热血沸腾。
这一彪不屈的男女，当然不能见容于任何朝廷。如果真如上文所说，九黎族中果真有一批人被流放到北方汇入了匈奴的行列，那么，长期与匈奴为敌的汉王朝也许寻找到了自己的对手与蚩尤之间的某种关系，因此更进一步贬斥蚩尤形象，追逐南逃匈奴。南逃匈奴与落脚湖南的三苗有没有会合？我们不知道，但大体可以判断，就在汉代，三苗的一部分人，进入了贵州、云南一带。
历史学家章太炎、吕思勉先生曾经认为，古代的三苗未必是现在的苗族。我知道他们也是因为没有找见足够的文字记录。但是，对于一个长期没有文字的族群而言，要找到这种记录实在是太难了。我想，如果章太炎、吕思勉先生到西江苗寨走走，听听代代相传的史诗，看看奉若神明的枫树，也许会改变一点看法。
五
当然，更重要的是这里年轻人对于自己祖先的坦然确认。这等于是确认几千年的沉重恶名，确认几万里的步步落败。这样的确认也是一种承担，承担多少鄙视和嘲笑，承担多少防范和窥测。
这种确认和承担对他们来说早已是一种代代相续的历史遗嘱。他们不能书之典册，藏之名山，只能一环不缺地确认，一丝不断地承担，才能维持到今天。不管在草泽荒路，还是在血泊沙场，他们都会在紧要时刻唸一句：“我们是蚩尤的后代！”
“我们是蚩尤的后代！”
“我们是蚩尤的后代！”
……
这是无数黑夜的生命秘语。他们根本忘了什么是委屈，也不知道需要向什么人为自己的祖先辩护。全部辩护就在这句话里，只是为了自己民族的延续生存。
终于，黑夜过去了，秘语已经可以公之于光天化日之下。
经过千年蒸馏，不再有忿恨的印痕，不再有寻仇的火气，不再有诉苦的兴致，不再有抱怨的理由。
完全出乎意料的是，光天化日之下的后代，居然那么美丽。
几千年的黑夜逃奔不就是为了维持生存吗？最后得到的，不是“维持生存”，而是“美丽生存”。
耳边又响起了那句话，却是用欢快的嗓音歌唱般传来：“我们是蚩尤的后代！”
我想，蚩尤在此刻是大大胜利了，胜利在西江苗寨女孩子的唇齿间。
这种胜利，彻底改变了横亘于全部历史文本之间的胜败逻辑。
她们用美丽回答了一切。
六
在离开西江苗寨前，村寨的首领，年纪尚轻的世袭“鼓藏头”唐守成把我引到一个地方，去看从雷公坪上移下来的几片青石古字碑。雷公坪是离村寨十五公里的一处高山坪坝，那里的整个山区被看成是天下电闪雷鸣的发源地，风景绝佳，西江苗族先民曾在那里居住，后来也轮番驻扎过苗族起义军和朝廷兵士。这几片青石古字碑，每个字都近似汉字笔划，细看却全然不识。难道素无文字的苗族也曾经一度拥有过文字？那又是在什么时代？使用过多少时间？使用范围多大？又为何终于消失？
我弯下腰去，仔细地对比了这些文字与西夏文字的区别，然后继续作各种猜测。如果苗族真的有过文字，那么，也许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能发掘出一大堆比较完整的记述？但是，又有谁能读懂这些记述呢？我又一次深深地感叹，留在已知历史之外的未知历史，实在是太多了。因此，任何一种台面上的文明，即使看上去很显赫，也不要太得意、太自恋、太张狂。现在被过于热闹地称为“国学”的汉族主流文明，也同样如此。
有位当地学人告诉我，这些古字碑曾被一位汉族的前辈学人称之为“孔明碑”，因为据传说诸葛亮“七擒孟获”时曾到过这里，那也就有可能用苗文刻下此碑。我想，这位前辈学人完全是站在汉文化的立场上把诸葛亮可能来过这儿的传说当作了大事，因此连仅留的不可识文字，也似乎只有他才能刻写。其实，比之于黄帝及其对手蚩尤的千古抗争，诸葛亮参与过的三国打斗只是一场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和结果的小阵仗而已。蚩尤的后代好不容易在这雷声轰鸣的山谷中找到了一个其美无比的家园，千万不要让诸葛亮不合时宜地露脸了。那古字碑，一定与他无关。
我说，不要再叫孔明碑了，就叫古字碑吧。是不是苗文，也不要轻易论定。
正说着，两个只有七、八岁的苗族小女孩奔跑到我跟前，一把拉住了我的手。其中一个仰头对我说：“伯伯，我们的老师说，您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人。您能不能告诉我，文化人是做什么的？”
我笑了，心想这么一个大问题该怎么回答呢。我的左手和右手，分别握着这两个小女孩肉呼呼的小手。过了片刻我弯下腰去，说：“听着，文化人的事情是，热爱全人类和自己的民族，并且因为自己，使它们更美丽。”
我要她们重复一遍。第一遍她们都没有说顺，第二遍都说顺了。
我把手从她们的小手中抽出来，轻轻地拍拍她们的脸，然后与“鼓藏头”告别，踏上了归途。
到了坡上回头一看，西江苗寨已在黄昏的山色中模糊。很快，就要找不到它了。
那就赶快记住：西江苗寨，在东经108°10’与北纬26°30’的交会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