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嵩阳书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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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阳书院
在河南登封。五代后周时建于北嵩山南麓，初名太乙书院，又名太室书院。此前北魏太和八年（484）此处建有嵩阳寺，隋改为嵩阳观。唐初改称太乙观。后唐清泰中进士庞式曾在此聚徒讲学。后周时，隐居太乙观者，皆感孔教不传，教育不振，乃以办学施教为己任，于是奏准设立太乙书院（956年左右），宋至道三年（997）赐名太室书院，并赐《九经》。书院即刻印《九经》供应学者。景祐二年（1035）敕令西京（洛阳）官员重修书院，并赐额更名为“嵩阳”。知县王曾奏准设院长掌管院务，并给田百亩供书院膳食等费用。程颢、程颐先后提举嵩山崇福宫，曾讲学于此，“昌明正学，于是濂洛关闽，递接薪传”。范仲淹、司马光等亦曾来此讲学。时书院声名远扬，最盛时生徒曾多达数百，被誉为宋初四大书院之一。金、元时废。明嘉靖八年（1529）知县侯泰重建，聘师聚徒，并建二程子祠。其时就学者有焦于春、崔应科、刘景耀、常克念等，后曾分任少卿、部政、督堂、推官等职。明末又毁于兵，房舍几无存。清康熙十三年（1674）知县叶封重建于故址东南。十六年登封名儒耿介，因与权臣不合，以病辞归，致力兴学而扩建学舍，“有祠、有堂、有居、有斋、有房舍、有义田、有庖湢之所，有丽牲之碑，缭以周垣、翼以廊庑，而规制始大备”。并与知县张壎亲自主讲，又相继聘请中州名儒张沐、汤斌、窦克勤、冉勤祖、李来章等来院讲授，均以阐明程朱理学，继承孔孟道统为己任，以立志、存养、大理、力行、虚心、有恒为教育原则，四方闻风向往，极盛一时。五十年清廷于开封拔取省内举人，按名额每县不足1人，而登封一县即中5人。如景冬旸、姚尔申等皆出其门下。后又有人增建书院别墅、藏书楼、讲堂、道统祠等。乾隆四年（1739）、二十八年均有增修改建。院中原有汉武帝所封之将军柏3棵，故有“后人就柏而置嵩阳书院”之说，今犹存 2棵。院前有唐天宝三年（744）“圣德感颂碑”，约高9米、宽2米，书法遒雅，雕刻亦工。有耿介编《嵩阳书院志》传世。清末废科举，书院遂改为高等小学堂。新中国成立后，经全面整修，曾作为登封高级师范和党校校址。现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程云仙 2006-6-23 00:29
以理学著称于世的嵩阳书院嵩阳书院原名嵩阳寺，位于嵩山南麓，河南省登封北约3公里处峻极峰下，因坐落在嵩山之阳，故名。嵩阳书院是中国古代著名的高等学府，北宋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在此聚众讲学，使书院名声大振，当时与湖南“岳麓书院”，江西“白鹿洞书院”，雎洲的“雎阳书院”（又名“应天书院”）并称宋代四大书院。
书院初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当时佛教兴盛。隋大业年间，更名为嵩阳观，成为道教的活动场所。唐高宗李治游嵩山时，改嵩阳观为行宫。五代时改为太乙书院。宋至道年间赐名“太室书院”，并赐九经子史，置校官，生徒数百人。北宋景佑二年，更名嵩阳书院，设院长掌理院务，拨学田百亩以供开支。
嵩阳书院以理学著称于世，是重要的儒学传播之地。 除程颢、程颐在此讲学外，北宋名儒司马光、范仲淹、韩维、李刚、朱熹、吕晦等也曾在此讲学。清康熙时期，耿介复兴书院并增建修补，亲自执教，传经授业，成绩显著。
嵩阳书院环境十分幽美，背靠峻极峰，面对双溪河，双溪河是由南流的逍遥谷溪水和西行的嵩岳寺溪水在书院前面汇合而得名，双溪河蜿蜒东南汇入颖水。书院南面是一片农田。站在书院门口，仰望可见嵩岳诸峰，俯视可观登封城景，景色十分宜人，真是读书的好地方。
历史上，书院京历代修复扩建，逐具规模，布局也日趋严谨，但有不失古朴雅致。特别是清康熙年间鼎盛时期，先后修建了先师祠、先师殿、三贤祠、丽泽堂、藏书楼等建筑，面积达100多万平方米，各地学子二百余名在此读书。
嵩阳书院现有房舍百余间，面积一万多平方米。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有5进，分别是大门、先师祠、讲堂、道统祠和藏书楼。先师祠内供孔子及其四大弟子像，道统祠内有周公、大禹、尧帝像。藏书楼保存儒家经典。在讲堂与道统祠之间有泮池，儒家弟子中举之后，需环绕泮池一周，以纪念宗师孔子。
书院中轴线两侧的配房，均为硬山式建筑，覆以灰色筒瓦，分别为程朱祠、丽泽堂、博约斋、碑廊等。此外，嵩阳书院内还有数十座历代碑刻，如《汉封将军柏碑》、北宋黄庭坚的《诗碑》、明代的《四箴碑》及《石刻登封县图碑》等。这些书法刻石，雕工精细，堪称艺术珍品。书院大门外西南侧竖立的《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刻立于唐玄宗天宝三年，是河南省现存最大的碑刻，为唐代石刻之珍品。
书院西侧，有古柏3株，相传西汉时期，汉武帝游嵩山，看见这里的三株高大茂盛的柏树，随即分别封为“大将军”、“二将军”、“三将军”，其中三将军柏于明末毁于火。大将军和二将军皆十分高大，二将军高约三十米，树干下部一枯洞，可容五至六人。这两株古柏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柏树。
中国自古就是文物礼仪之帮，文风鼎盛，千余年来，历史上多少书生学子慕名而来，在嵩阳书院留下诵读之声，后人在此，面对众多古人遗迹，或许也会体会一些当时书院盛况，感叹中华传统文化之博大。
嵩阳书院是中国新儒学的发祥地之一。宋代新儒学的奠基人程颢、程颐在嵩阳书院著书讲学，创立了“洛学”。程颢字伯淳，号明道。程颐字正叔，号伊川。兄弟二人年少时皆师从理学祖师周敦颐，入仕之后又都曾居崇福宫祠，在嵩阳书院讲学。北宋中期，国内太平，文风日起，儒生经历了五代久战之后都喜在茂密丛林或名胜中寻找安静之地研讨学问，著书立说，以避烦嚣。二程之所以在嵩阳书院讲学，其原因有五：其一，“二程”原居洛阳伊川，距登封咫尺之遥，登封又是尧、舜、禹、周公曾经活动过的地方，且佛道盛行，来这里便于切磋。其二，王安石变法更新，二程与之政见分歧，不为朝廷重用，为避祸端，只好退居嵩阳书院，聚徒讲学。其三，时任登封崇福宫提举管勾的司马光、范仲淹等同在嵩阳书院讲学，可共同论证学术，与王安石分庭抗礼。其四，嵩阳书院与江西的白鹿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商丘的睢阳书院并称宋代“四大书院”，名气很大，在此讲学将有利于推广“洛学”思想，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其五，嵩阳书院一个最出色的教学特点是实行“门户开放”，学术民主气氛浓厚，这将有助于更深一层次的学术研究。对于在官场失意的“二程”来说，嵩阳书院是最好的研究学问的场所。
“二程”创立的洛派理学，亦称为“新儒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影响着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新儒学虽以儒家礼法、伦理思想为核心，但其张扬的孔孟传统已在融合佛、道思想精粹中加以改造，具有一种焕然一新的面貌，其学问以“明道”为目标。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吕祖谦共同编辑的《近思录》，归纳其基本内涵有五：一是探讨道体和性命为核心。二是以“穷理”为精髓。三是以“存天理、去人欲”为存养功夫。四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质。五是以“为圣”为目的 二程在嵩阳书院的讲学，开创了学术与书院相结合的传统，奠定了洛学的规模，亦开南宋书院和理学一体化之先河，在中国学术史和书院史上都有重要地位。
嵩阳书院：佛、道、儒文化荟萃的圣地
嵩阳书院：佛、道、儒文化荟萃的圣地
嵩阳书院大门（图片来自网络）
一
走进这样一座被辟为AAAA级风景区的古书院，被凡尘俗事所累，被现代文明和繁华诱惑的你，会是怎样一种解读和审视？在这里，我的思绪被她的历史和传说纠缠着，然而，我却用现代人的眼眸审视她历一千五百年的风雨兼程了。
盛于宋代的嵩阳书院，因坐落在嵩山之阳而得名。这里三面环山，西有法王寺，嵩阳寺一带山峡溪水汩汩而来；东有老君洞峻极峰的峡水蜿蜒而下，在嵩阳书院门前的书院河（双溪河）汇合东流汇入颖河。远涉入淮。
嵩阳书院在历史上曾经是佛教、道教场所。但历史最长最为著名的则是以传播理学著称。北宋著名的洛派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在此讲学，纳儒、释、道三家思想精华，开创了“理学”发展的新阶段，世称为“洛阳理学”。与濂溪的周敦颐，关中的张载和闽中的朱熹，共称宋代“理学四大派”和理学“五子”。曾经在这里讲学的有司马光、范仲淹、杨时、朱熹、李刚、范纯等二十四人。
司马光在此讲学期间，曾以儒学的历史观融和理学的思想编写了《资治通鉴》的部分篇章。清初名儒耿介等人曾经在这里教学二十多年，培养了大批有理想有抱负的学子。使嵩阳书院名振中州，影响全国。它与江西的白鹿洞书院、湖南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睢阳书院齐名，为宋四大书院之一。
“洛阳理学”后经朱熹补充和完善，被称为“程朱理学”。“程朱理学”自宋到清，对朝廷，对社会都很有影响，被奉为官方哲学。嵩阳书院在教育史上，在儒学发展史上都占有着非常特殊的历史地位。
几经历史变迁的嵩阳书院，汲嵩山之毓秀，纳峻极之灵气，乘汉封古柏之神韵。如今已成为登封这座旅游名城不可或缺的一个亮点，——理学圣地，名胜古迹。以国家“AAAA”级风景名胜景区的面貌，迎送千千万万南来北往游览观光的国内外宾朋。
嵩阳书院最初为“嵩阳观”旧址，北魏孝明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在此创建嵩阳寺，有僧徒数百人，为佛教活动场所，隋炀帝大业年间更名为“嵩阳观”，成为道教活动场所。唐高宗于弘道元年（公元683年）春、冬两次到嵩山，都以嵩阳观（又称太乙观）为行宫。
五代时期，由于社会动乱，世风日下，儒学几乎断绝，人们的信仰在佛、道两教之间浮萍似的漂摇沉浮。宋初，国家初定，时局太平。经历过五代时期分崩离析动乱之后的儒生们，认识到办好教育是匡扶正义定邦治国，长治久安之道。一些忧国忧民之士，择胜地，立精舍，讲习圣王之道，以修“内圣外王”之人格。成为一些名士学者仕宦之途以外的一种积极入世方法。五代时周世宗根据名士所请，敕准设立“太乙书院”，进士庞式在此讲学。宋太宗重视文治，至道三年（997年）赐名“太室书院”，并赐九经子史，设置校官。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赐额更名为“嵩阳书院”，设立院长管理院务。赐一百亩良田作为办学经费。学生来书院念书,有书院供给伙食。宋神宗时期，已有数百名学生。
金大定年间（1161—1190年），废除书院，更名承天宫。经明代知县侯泰重修之后，恢复嵩阳书院。明末书院毁于兵火之中。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知县叶封重新修建书院，但不久调任京职。康熙十六年（1677年）登封籍名儒耿介，继叶封未成之事，历三年建造，使书院又成规模。耿介承继程颢程颐“涵养需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和朱熹“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为教学思想。提出“以主教为宗，以正心诚意为本，议识天理为要”亲自执教，传道授业解惑。使以孔孟儒学体系为宗旨而完善和发展的“程朱理学”，在嵩阳书院的教育史上又一次复兴。
二
嵩阳书院在我国儒学发展史上是一座不可小觑的丰碑，结束了五代时期分崩离析，社会动乱，内战频繁的大宋王朝文风日盛。众多学士名儒从五代时期的社会动荡和民无宁日的悲哀中，深悟出建立一个和谐社会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就是找到一个适合于历史发展需要的教育理论体系和教育制度。培养一批有道德、有修养、有信仰，具有“内圣外王”之人格魅力，能够为社会服务和献身的人才。
自汉唐以来儒学几乎处于断绝和衰败。而五代时期，在天下大乱的局面下，佛、道两教极盛，其中一些糟粕被不正当地发挥，甚至变味。它们桎梏了人们的思想领域，扼杀了社会前进中应该萌生并成长的叶芽，使社会的正当发展变成了你争我夺的弱肉强食。重整孔孟儒学的圣德名教，社会应该在孔子提倡的 “仁”“义”、“礼”、“智”、“信”和“有教无类”的气氛中，不断地有所创造和发展。于是有了程颢、程颐、司马光、范仲淹、耿介等等儒学名流的入驻和鞠躬尽瘁的奉献，有了嵩阳书院的兴盛，有了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睢阳书院，宋四大书院的鼎足傲立。
程颢、程颐在嵩阳书院的教学，主要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为教材，通过四书，达于六经。以孔孟学说为理论体系，并使其有所发展，其核心是“理”，被称之为“唯心理学，洛派理学”。忠诚地传播、维护和发展了孔孟学说。他们尊崇孔孟的思想理念，又融进释道文化体系中的精华。提倡自由研究学术，更注重理想人格的陶冶。认为教育必须教人识得“仁义礼智信”之理，最终成为具有理想人格之“圣人”。他们还认为：圣人不止以理想之人格象征而已，亦为个人修身之典型。如有志于圣人，必须玩味圣人之气象，不可拘泥于文字。这样方能时有所进。
嵩阳书院的教育随着儒学运动完整的理论纲常的产生，在其伦理论证的基础上，为当时的社会经济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在宋代，指南针、火药、活版印刷术这“三大”具有世界先进性的发明。不但促进了两宋社会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的发展。对当时世界文化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程颢、程颐在嵩阳书院的一系列教学活动和成果被称为中国新儒学——理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使我国传统文化——孔孟学说的一次历史性的发展和完善。
程颢、程颐在儒学理论上的发展学说被南宋的一位哲学家，——朱熹（1130——1200年）继承和发展。朱熹曾讲学于白鹿洞书院，他在新儒学运动中，继承和发展了二程尤其是程颐的唯心主义理学思想。在“集诸儒之大成”和汲取释道哲学的基础上，在理学和章句训诂之学相结合方面，使传承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新儒学运动，发展并形成了哲学思辨结构的理论体系，被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程颢、程颐与濂溪的周敦颐、关中的张载和闽中的朱熹，被称为宋代唯心论理学的濂、洛、关、闽四大儒学派系，它们的代表人物被称为儒学界的“宋代五子”。
嵩阳书院这座最初为佛、道活动场所，以嵩阳寺、嵩阳观面世的建筑。最终在孔孟儒学理论体系的发展中，走向兴盛和辉煌，成为我国古代教育史上最具影响的四大书院之一。从这里走出了一批批优秀学子，影响着一代代以孔孟圣学为最高境界和修养目标的后来者。
宋以后的嵩阳书院走出过不少优秀学生，明代学者型的人物焦子春、崔应科、刘景耀、常克念等，考取进士后分别担任少卿、部政、督堂、推官等要职。清康熙辛卯年，全省在开封选拔举人，按名额每县不足一人，嵩阳书院就考取了五人。名儒景冬旸，曾就学于嵩阳书院，取进士后曾九任御史之职。
嵩阳书院是在历史发展的潮头应运而生的一座——集我国孔孟儒学传统文化于一身的书院型建筑。它西依气势险峻峭拔的太室山，东邻气势磅礴峻极于天的嵩山主峰峻极峰，院内有当年汉武帝所封“将军柏”，已有四千五百年树龄的柏树两棵。门外有唐天宝三年刻立的《大唐嵩阳观纪盛德感应之颂碑》一通。
三
读这样一座有历史有内涵且又有着丰韵外貌的丰碑式建筑，你一定要有思想准备。她的经历也许会像一位沧桑老人一样，在交流的过程，历经的坎坷和悲哀会使你在感叹世态炎凉的刹那流下同情的泪水。然而，道路的曲折只能会使一个坚强的行走者更加坚韧地前行，或者使其在坎坷中跌倒，而影响其到达目的地的时间。但跌倒了再爬起是一个强者永恒的信念，路途的艰难，风雨的洗礼，不会改变固有的性格，更不会改变最初的目标。历史在毁灭她的同时，也会奇迹般地带给她重生的机遇。嵩阳书院在一波三折的历史发展中，既有沉寂的沮丧，也有繁盛的辉赫。然而，这一切只是增加了她形象的丰盈厚重和大气，同时更增添了她傲立于天地间的自信与傲然。
金元时期，书院毁于兵乱。昔日严谨勤奋的教学和学习氛围被政治的腐化和侵略的铁蹄践踏得面目全非。当一个政权——国家机器不能够维护依附于它的体系，以及它的体制下的臣民赖以生存的起码环境时，那日益没落和僵化的政权，以及那政权统治下的臣民，他们的命运也许只能是惨遭践踏和蹂躏。它的土地，它的人民，它的楼堂馆所，都会无一幸免的遭受磨难。特别是它的人民，他们始终是一个弱势的群体。他们的生存只能是依靠政治的清明，国家的昌盛，以及和谐地发展与生存环境的平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一定是。一个失去了和谐的权力机构，就无法维护其发展繁荣的经济秩序和尊严；一个失去了和谐的社会，就不能更好地发展它的经济和文化的优良传统；一个失去了和谐的团体，就不能更好地维护其团体的根本利益；一个失去了和谐的家庭，就不能使它的成员幸福地生活。是我们从浸满血泪和伤痕的路上坎坷走来的历程中读出的真谛。
明朝嘉靖年间（1566年），登封县令候泰立志复兴教育，在嵩阳书院修建房舍，聘师招徒，重新振兴，并修建“二程祠”，纪念程颢、程颐兄弟二人的讲学成绩。使书院走向“官学化”，建立学校规章制度，刻石立于书院，委任品学兼优者为教官。
在明末，书院又遭兵焚。
康熙十三年（1674年），登封知县叶封在明代书院故基的东南，重建学堂三楹，新筑了五十丈长的围墙，把幸存的两棵古柏“将军柏”围于院中，重建嵩阳书院。之后，登封籍人士大名府兵备副史耿介无意官场。回归故里捐田畴资兴办教育。又垦荒一百三十亩，将收入作为办学费用。省学道吴子云，林晓英等竞相捐献家产达一千五百七十亩，支持书院办学。
耿介主持书院教学二十多年，先后修建了书院大门、先圣殿、先贤祠、诸贤祠、讲堂、藏书楼等等设施，清廷御颁《五经》、《诸子全集》，等等儒家著作，延聘冉觐祖、窦克勤、李来章等等名人学士授课。耿介在教学理念上，继承和发扬了程颢、程颐的理学思想，在教授理学的基础上，增添了自然科学内容。提倡学生个人读书钻研，教师则根据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答辩质疑，因材施教。耿介先生制定了“立志、存养、穷理、力行、虚心、有恒”等《为学六则》，亲自授课，注重启迪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兴趣，要求学生自觉学习，使学风蒸蒸日上。这与我们今天提倡的素质教育是何等相似啊，耿介在教育方面的成就和声望，为他自己赢得了一个高雅的别称:“嵩阳先生”。
现在的嵩阳书院建筑风格为传统的五进院落对称格局，为清代建制，简朴大方，典雅幽静。中轴线上，最前为卷棚大门三间，依次为：先贤殿、讲堂、道统祠、藏书楼。中轴线两则为对称的配房，分别为“程朱祠”、“丽泽堂”、“博学斋”、“书舍”等等。清乾隆帝于1750年10月从少林寺东来嵩阳书院，对宋代这所大学倍加赞赏，这里山色溪声，菊香竹韵，汉柏浓荫。这位风流倜傥诗才横溢的皇帝，即兴吟成一首七律：
书院嵩阳景最清，石幢犹记故宫名。
虚夸妙药求方士，何似菁莪育俊英？
山色溪声留宿雨，菊香竹韵喜新晴。
初来岂得无言别，汉柏荫中句偶成。
四
孔子认为，教育是培养道德之最佳途径，而道德之齐整则为社会、政治清明之根本。他认为文明的最高成就在于造就理想人格，以创立理想社会，通过潜志躬行“内圣外王”之道，以达到“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之境界。因之，在他的理念不被当时社会所认可，面对四分五裂的社会现状，他奔走于卫、陈、曹、宋、郑、蔡诸国之间十四年。回鲁后，已是六十八岁的孔子从事教育活动外，潜心于夏、商、周三代文化典籍的整理和完善，——修成《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构成儒学的核心内容。称为“以备王道”，以“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为修身之基础，以达到“内而修身”、“外而治国”、“内道外儒”的境界和品格。
孔子身先士卒，兴办学堂，聚徒以诗书礼乐讲学。首开私人讲学之风。他诲人不倦，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其教育思想和文化修养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先后有弟子三千人，其中身通六艺的优等生有七十二人，他创立的儒家学派在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中高居首位，其思想成为后来主宰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的正统思想。“儒学”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以致人们把“儒”看作是文化学问的代名词，如：儒将、儒商等等。
从初汉开始，孔子被尊为“为汉制法”的“索王”，即有王之道而无王之爵者。汉高祖刘邦（前196年）路经鲁地，用羊豕三牲全备的“大牢”祭祀孔子，开启了历代尊孔祭孔的先例。西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孔子被追谥为“褒成宣尼公”（《汉书·平纪》），是历代帝王对孔子封谥之始，后来孔子的封号不断增加，如：“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等等。到了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崇尚经学之风日胜。
事物的两面性甚至多面性在中国的发展史上，尽显着不以王者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任何事物，或某种文化现象，总是无法简单地用肯定或者否定来判断。当年秦始皇征集大量劳工修筑长城，不知有多少血泪洒向那沉甸甸的秦砖，有多少家庭妻离子散，有多少像孟姜女一样，盼夫归而泪眼望穿？然而，劳民伤财，吞噬了无数劳动者鲜血和生命的长城，经历了多个朝代的增修，却成了世界八大奇迹之一，成了中华民族文明史的象征之一。也许这世间的历史就是这样写就的，当我们因为某一事物而遭到磨难时，奇迹也许就在这时发生了。
自春秋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到汉代——“精舍”、“讲堂”。唐代——书院、五代——学馆、以至宋代书院，发展为一种教育制度的模式。宋代的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睢阳书院、白鹿洞书院，不仅堂庑大，而且其内部已有一套严密的行政与教学系统。只是其中的起起落落也随着朝代的更迭信仰的变幻，沉浮于历史大潮的风口浪尖，教育在影响政治的同时又不可抗拒地受制于政治。一代代文人学士，社会精英，或站在历史的潮头排浪领航，或被汹涌而来的浪涛打翻沉没。而历史却始终以公正的态度记录着他们的踪迹。政治斗争的残酷，人生奋搏中的无奈和悲哀，都被历史以不同的方式记录在案。 五
元代因书院纳与官学，全国很快发展至百余所，就连被称为天涯海角的蛮荒之地海南，苏轼被贬的流放地琼州，也设立了东坡书院。书院一般都拥有大量藏书，自制田产，经济独立，学生在书院读书可以领取一定数量的生活补贴。
在“学而优则士”的思想影响下，读书人首选的出路便是走仕宦之路，当时在嵩阳书院讲学的司马光、范仲淹、程颢、程颐等，也是因为王安石在熙宁变法中的转向而引发的朝臣政党之争，退而讲学论道的。宋仁宗时期，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从抗击西夏的陕甘前线调回京师，授枢密副史、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他推行的庆历新政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之军事、经济等领域。极力倡导“慎选举、敦教育”的思想。朱熹对范仲淹的评论是：“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作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作出许多事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许是范仲淹毕其一生的追求吧！然而，他却不能顺应宋神宗的“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的意愿，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所转向的“以理财为方今先急”形成了矛盾。结果引起新旧党之争，使司马光、范仲淹、二程等旧党或辞职或罢贬。变法不成的直接结果导致北宋政治之乱，奸佞擅权，君主淫逸，遂致北宋灭亡。
既然政见不被朝廷所见用，遁入嵩阳书院读书讲学，教授弟子，就成了司马光、范仲淹、程颢、程颐等一代贤士发挥才学，为社会贡献智慧的有效途径。
清代由于教育已制度化，并与科举相结合。嵩阳书院在清代经耿介先生呕心沥血，奋力振兴，经费充裕，学生重名，学风日上，成为极盛时代。《中州先哲传中》所列名儒：梁家惠、谢金昌、姚尔申、赵锡琳、孙祚隆、杨淑荫、乔石模，等等，都是嵩阳书院的学子。
嵩阳书院在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教育发展普及，以及民族意识的培育方面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作用。
程颐、程颢，使嵩阳书院成为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璀璨明珠。然而，任何一种思想理论体系的诞生和发展，都是应其历史的渊源和政治的需要而产生而发展起来的。“儒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或学术思想，也是以不断演变和发展的形势发挥着它所固有的作用。先秦时期的儒学作为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而到了汉代，儒学则成为经学的支柱；到了宋代，社会的发展要求一个维护统一的信仰和道德标准，以维护人们正常的生存秩序和生活需要。出于社会客观的需要，“二程”、朱熹、范仲淹，等等当时的精英们进一步发展了儒学，即理学。他们信奉“天地君亲师”，把君亲作为封建宗法制度的核心，把四书、五经作为儒教共同诵读的经典。把祭天、祭孔、祭祖、作为从天子到百姓按等级制度举行的儒教祭祀仪式，形成了一种社会风俗。
“理学”集儒、道、佛三教精华于一身，撑起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耸天大厦。它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倡导并发展；它作为一种学术形态，随着时代的发展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领域，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一种思想和制度的桎梏。其关于自然和人生的理解，理论思维的阐释，以及治学的方法和经验等等，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独树一帜，对人类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不可避免地在人类的进步史上留下了难以克服的固疾，以致使我们这个民族在前进的道路上历尽了坎坷和沧桑，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荣耀呼！悲哀呼！
这样的历史，这样的文化，这样坎坎坷坷的来时路途，读它，我们的目光该是骄傲和自豪！该是忧患和深思！该是无奈和感慨！它们像一个个感叹号赫然在我的脑际。它们清晰使我惊诧于华夏五千年的文明与智慧；它们的影绰使我感叹与华夏几千年行走的路途是那样让人无奈和悲哀；它背负的是华夏五千年的厚重与辉煌，我分明看见它背脊上的累累伤痕，看见它地府中的殷殷鲜血；它们的厚重和丰碑似的历程使我在解读和思辨之后又有了几分自豪！几分亲切！ 六
北宋时期，朝廷不但重视儒学，而且重用儒臣。认为要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必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从儒生做起。
新儒学运动的出现，以天理史观为哲学基础，成为自魏晋以来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大冲击波。宋初诸子不但为恢复儒学统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从道德人格方面为伊洛诸子树立了榜样。从而开拓了一代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世风。传统的知识分子终于发现，只有书院教育制，始能“质疑辩难，以明其教；……穷性命精微，推广天地万物，以为国家之用”。以书院教育为基地，重整即将破产的伦理道德，成熟理想人格。嵩阳书院应时而生了。
宋代大儒程颢、程颐、司马光、范仲淹等等名士在此讲学，开中国新儒学一代新风。
嵩阳书院讲堂有称赞“二程”的门联：“满院春色催桃李，一片丹心育新人”。在讲堂的东山墙壁上，有图再现“二程”讲学的形象。
“新儒学”又称理学，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但其张扬的孔孟传统已融合了佛、道思想精粹，并加以改造，具有一种焕然一新的面貌。两宋诸子所创建的思想体系，以“理”为宇宙最高本体，以“理”为哲学思辨结构的最高范畴，宋代理学诸子自认承继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的传统，并宣称他们的学问以“明道”为目标，所以又称为“理学”和“道学”。还因为它们产生于宋代，人们为与“汉”学相对应，又称之为“宋学”。
嵩阳书院教育是伴随着新儒学——理学思潮的产生发展的。宋王朝在结束了自唐末、五代以来长期的分裂割据、连年战争局面之后，面对伦常的破坏和道德沦丧。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都需要一个维系民族完整和团结的标准。新儒学就应时提出了：既能强化伦理纲常，又能为其作理论论证的哲学。
社会经济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指南针、火药、活版印刷这“三大发明”都在宋代完成。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对中国文化、世界文化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促进了两宋社会经济等各方面比唐朝有更大的发展。实质上，唐中叶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唐代古文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新的哲学思潮的产生。
儒、佛、道的融合，是外来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产物。——宋代的理学家融合儒、佛、道思想，以儒家的理法行政为核心，吸收了道家的宇宙化生模式和佛教的思辨哲学，建构了理学逻辑结构。一种学说，一种思想理论的形成，仅只是对于时人来说也许是一种进步的、有益的理论基础和意识形态，它应该是随时代而生，也随时代而动的，也就是现在提倡的“与时俱进”吧！
然而那些创造学说理论的精英们，却只是站在理论的高度，去制造一种愚民的，或者是官方的哲学，一味地强调统治的重要，只是一味地为统治而统治。结果是崇尚了一代一代专制的君王，教化了一批批奴化的大臣，驯化了一群群愚昧的百姓。这其中即使有那么几个“出格”的士卒们敢于站出来为民请命，也往往在儒家所谓“经典”理论磨砺而成的锋刃箭镞之林中，不是命丧九泉，便是九死一生。泱泱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就是这样飘飘摇摇，磕磕绊绊，沧海桑田地走了过来。每当阅读那些血泪模糊的历史，我的心就隐隐地痛，就泪眼盈盈，就义愤填膺；每当读到世事的繁华，帝王的昌明，人民的富足，心魂的幽深处总是澎湃着一种自豪。
我们的文化从私塾中走来，从古书院中走来，从佛、道、儒的融会贯通中走来，我们作为中华汉字的识读者，作为龙文化的传人，究竟从中读出了多少值得我们思考和汲取的哲思？今天的我们究竟应该承担起什么样的重担？我们究竟该做些什么？是历史的考问？还是生命的本能？读着这样一座书院，书院的历史，书院的故事，心灵的瀚海中便涌起一波波钩沉的浪花，情绪也随之而沉郁而澎湃。 七
嵩阳书院，有幸经历了宋代新儒学思想的开创时期，奠基时期与集大成时期的完善和成熟过程。这其中与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贤士的辛勤和努力是分不开的。
周敦颐（公元1017—1073年）宋代思想家，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其早年丧父，由任龙图阁学士的舅父抚养，成年后长期担任州县刑狱判官，为人正直，不徇私情。在宋初的儒学运动中，以儒家为主，与禅宗和道教大师来往，融会贯通，形成了独特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被尊为“理学宗主”。退休以后创办濂溪书院，设讲堂、收徒育人，讲授宋明理学，而称之为“谦溪先生”。以“太极”是宇宙的本原，“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阴阳生五行，五行生万物”的理论教导学生。他提出“主”、“无欲”的道德修论，认为“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的人生修养之目标。对程朱学派“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著有《太极图说》，建立了“无极”—“太极” —“阴阳”—“五行”—“男女”—“万物”的宇宙生成图式。并从中导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的结论，影响及以后理学诸子在修养论上从未离开过“主静”、“窒欲”这条途径。又在《通书》中，以“诚”的最高道德伦理境界，进一步将《太极图说》的宇宙图式与“诚”—“迹”（善迹、恶迹）—“德”（受、宜、理、通、守和仁、义、理、智、信）的伦理范畴沟通起来，显示了理学解释宇宙论、认识论的理论成果构造伦理哲学的基本趋向。其学说影响了“二程”理学，陆九渊心学及王安石新学，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程颢（1032—1085年），程颐（1033—1107年），河南伊川人。他们兄弟二人少年从学与周敦颐，后来讲学于嵩阳书院，广播新儒学信息，成为新儒学（理学）运动的奠基者。
在嵩阳书院，二程主要讲《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通过“四书”达于六经。学术思想与孔孟学说一脉相承，在教学中，他们对这些儒家经典进行义理化的训释。在《周易程氏传》中，程颐把“三纲五常”的等级制度纳入到理本论的哲学体系之中，把“三纲五常”的制度视为天理不可侵犯的永恒的根本原则。二程还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与五经《诗》、《书》、《礼》、《乐》、《易》、并列为同等的地位。作《论语解》、《孟子解》、《中庸解》，把“四书”列为性命义理之学的必读课本。二程通过对“四书”的训释，对天道、性命、仁义、礼、智、信、孝、悌、忠恕等范畴进行了哲学论证，把封建的伦理纲常提到了哲学本体论的高度。成为二程理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程把“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确立了以理为一元论的本体论。把“理”视为世界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和准则。
程颐说：“凡眼前皆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之间皆是理”。这个“理”，既存在于自然世界，又存在于人类社会，是世界万物的普遍规律。“天理”是万事万物永恒的最高精神存在。对佛、道采取了批判吸收的兼容态度，尤其在心性与佛性上，二程构制出来的“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超越万物，永恒存在的精神本体——“天理”。直接取鉴于禅宗的真如佛性。在修养途径上，这种完善自我的修养论与禅宗主张不读经，不苦行，“以清静恬虚为禅定”，以求顿悟入佛的修炼方式如出一辙。在政治上，二程反对王安石的熙宁变法，认为能使北宋转危为安的根本大计，应是实行德治，以正人心，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朱熹（1130—1200年）徽州婺源（今江西）人。字元晦、别号紫阳、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曾任秘阁修撰等职。主张抗金，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均有贡献。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关于理学学说的基础上，对理学展开了一次系统的创造性地总结。世称“程朱理学”。它以伦理学本体为核心，突出了“修身”公式:了悟到伦理本体并贯彻到自己的行动中，从“格物”到“致知”。实质上便是将外在规范转化为内在主动欲求，以及伦理上的“自律”。方有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明德天下。
朱熹构造了一个庞大的以人的伦常秩序为本体轴心的新儒学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孔孟思想被加以新的解释，释道两教关于个体修炼与宇宙论，认识论的思想精粹亦被批判地接受，因此被尊称为两宋理论的“集大成者”。
嵩阳书院，以它不可替代的身份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新儒学（理学）的发展和完善，使儒家经典以伦理化达到了新的高度。孔子倡导的传统、道德、修养、通过佛、道、儒的融会贯通，而形成的“新儒学”的理念更加牢固地占领和统治着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领域。尊师重道的传统和风气，在当时的士者心灵里是牢不可破的。二程的门徒游酢、杨时、当时已四十多岁，且是进士及第，一次到嵩阳书院拜望老师，游、杨二人来到程颐门前，见老师静坐，闭目养神。二人不愿打搅老师，又不忍不告而退。于是就悄悄地侍立门外。天下着大雪，且越下越大，游酢、杨时一直冒雪等候。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院内的积雪已有一尺多厚了。程颐才如梦初醒，看见门外侍立的游杨二人，故作吃惊：“啊，贤辈在此乎？”……后人把这个故事概括为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程门立雪”。
这个故事似乎有些不近情理，老师对远道而来的学生似乎也有些太过残忍了。然而，二程讲圣王之学，自认为是儒教道统的中兴大师。特别要求学生练“静敬”的功夫。在二程看来，“圣学日微之际，发挥其自觉精神，而以捍卫儒学道统自许，使孔孟之道复兴于衰微之时”，始能“拨乱世以返治”。“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因之“希圣希贤”遂成为书院教育的宗旨。主张“修己以安人”。修己的目的，在于要求自己彰明良知，以成“完人”，并以安身立命之基，服务大众，造福于民。所以这两位儒学大师要借以考验二位学子的“静敬”之功。
“程门立雪”的故事，对后来了八百多年的读者来说，只能是一次匪夷所思的恶作剧。然而，它却是时人的一种崇尚。
嵩阳书院，在我们今人的眼里，只是一座我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一种高等教育的组织形式。它的历史，它的沧桑、它的坎坷、它的故事、它的讲堂、它的容貌，以及当时活跃其间的仁人志士，都已成为我们这些后来者探寻的对象。无论是智慧的，愚昧的，精华的，还是糟粕的。他们历史的奋搏与牺牲，都给予了我们瞻仰者以智慧的启迪。我们这一代人究竟在他们历尽艰辛所创造的文化中,汲取怎样的营养？剔除怎样的糟粕？获得怎样的智慧？我们的浏览不单单是瞻仰者的目光，更多的应该是探寻和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