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国人别错把“民族文化”当“国家文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22:09:23
中国人别错把“民族文化”当“国家文化” 花随月转阴晴收录于 凤凰论坛
如果一个民族缺乏现代的“国家文化”，那么民族文化再雄厚也会缺乏现代文明，传统化的优势也就发挥不出来；甚至民族文化也会被扭曲。
当今世界，以国家制度为核心的社会文明，事实上已形成了一种文化——这就是“国家文化”。
任何现实社会都在特定的国家之中。虽然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定的民族文化的特色，但在现实中，民族文化必须在国家制度范围内或在国家文化的纷围里表现出来。或者说，国家文化是民族文化的现实空间。如果一个民族缺乏现代的国家文化，那么民族文化再雄厚也会缺乏现代文明，传统文化的优势也发挥不出来，甚至民族文化也会被扭曲。
2006年间有媒体报导说，一些中国游客到欧洲旅游，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随地吐痰，乱丢杂物，逼挤公交车等等不文明行为，引来当地国家市民的反感。这确实是现代社会公德缺失的不文明现象。据此，中国有文化名人把这一现象评论为中国民族文化的落后；甚至说，要建立中国的现代社会公德，就必须“打破中国文化的整体框架”。我认为这是小题大作，是“牛头不对马嘴”，是在认识上对现实社会和历史文明混淆不清；也就是在把“国家文化”和民族文化混为一谈。
前面说的“浪子回头”中的王某人所在的同一个城市，同样在2006年间媒体报导了这样一件事。说有一市民从乘坐的摩托车上不慎遗失一万四千多元一百元面额的人民币，撒得公路上满地都是。当时正下着雨，但有胡金虎等几十个当地市民冒雨把钱收拾在一起，然后交给警察，最后由警察寻找失主，并把钱全部如数交还给失主。这些市民够可爱了吧，够有社会公德了吧，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社会的公德也不会比这更好了吧！
但是，我不认为这是现代国家文化的社会公德，而是沉淀了几千年文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因为正是这些可爱的中国人，可能会在公众场所喧哗、吐痰、乱丢杂物或逼挤公交车。其实中国人不缺乏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更不是中国文化有什么“劣性”或不如西方文化，而是人们普遍缺乏现代的国家文化。也所以人们总是以传统道德代替了现代社会公德。
“国家文化”需要建设，这实际上是现代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请注意，社会的政治不能代替“国家文化”。
如果要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至1979年的三十年间干了什么？大多数人会这样数：解放初的土改和社会主义改造，接着是“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公社化”、“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打倒四人帮、拔乱反正、十一届三中全会等等。而这些内容实际上大多是社会政治，而不是国家生活，更不是国家文化建设。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以政治观念代替了“国家观念”。在那极左的年代里，人们只有“贫农”、“中农”、“富农”、“地主”等等政治身份意识，而没有公民意识。即使是社会政治，其内容也层出不穷，一个时期否定另一个时期的社会价值观做法，使大众无从确定社会价值观，而把社会生活的主导看在“最高指示”或最新文件上，而不是正常的国家生活或法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初，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一夜间被打成“反革命”并作人格侮辱的游街示众，这种以“革命行动”代替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事件，最严重地践踏了法律的尊严，最严重地破坏了国家文化的建设，最严重地破坏了人们对现代社会生活的认知！
国家文化的缺失，导致人们往往以旧时代“人治”社会的道德是非观念代替了现代社会的法制观念。特别要注意的是，长期的政治运动代替国家机制和国家生活，产生了一种社会是非的个人言论可以直接轰动社会的畸形逻辑，使我们的社会出现了“社会是非暴发户”！
过去极左的年代里，一张“革命小将”的大字报可以搞倒一个政府高级官员；一个小学生的“反潮流”行为可以掀起全社会的热潮；一位学生考试交白卷的另类行为，可以改变整个社会的教育制度；一位家长写信给国家领导人，可以使全社会的知识青年下乡热达到高潮……长期的偏离国家制度的“社会政治热”现象，误导了人们个人的社会定位，误导了人们的社会行为观，一些想在社会上大有作为的人才，以为可以避开国家制度或现代文明，以政治运动似的方式来引起社会轰动而实现自己的主张或理想；同时一些居心不良的社会投机分子更是看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捷径，他们“以东风压倒西风”，不惜以损害人们的长远利益而噪动。2005年和2006年间，一些所谓社会精英打着“现代文明”和“科学”的名义，刮起了反中国传统文化热和反中医热。这些现象莫不是“畸形逻辑”的产物，莫不是“社会是非暴发户”的心理使然。比如说反中医问题吧。先不说中医的几千年历史了，就说当前，难道众多中医院校、中医院、中医管理部门等等都是不合法的吗？当然，学术探讨是应当自由的，但难道反中医的人不知道学术的场所和对象在哪里吗？或者说，你认为中医是不合法的，那就应当到法律的场所去反对中医，但为什么又偏偏要在制度外大张旗鼓呢？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社会上不少人也以政治运动的习惯思维来关注或参与“社会争论热”。他们更关注的是事态的结果，而不是首先反思这些现象本身是不是现代社会文明的产物。
虽然“文化大革命”已过去几十年了，而我们的国家文化建设是这样的薄弱。在中国大地，为什么非政治性的东西总是变为政治化？为什么象“科学”、“民主”、“现代文明”等等这些本该让人喜悦的事总是会变味？
我们看看美国大多数人信仰宗教，甚至世界上很多的邪教中心设在美国，但为什么人家可以多元共存！
再看看香港，市民排着长长的队伍秩序井然地搭乘公共汽车，就这难得的社会公德，从来没听说之前有过什么心惊肉跳的争论热。
直到现在，在很多人那里，以“理”代替制度，以“人治”代替“法治”，以“治人”和“治于人”代替公民意识，以道理的是非标准代替多元的客观存在，以精英代替大众的思考……这些情况都不利于人们的社会身份的认知，不利于人们对制度的安全感认知，也就不利于国家文化的建设。
直至2007年初的“春运”，中国大陆铁路官方还向全社会宣布，“春运”不涨价是为了“惠民”。这一“好皇帝”的逻辑现象说明，中国的国家文化建设的艰难。
在现实社会中，个人的行为选择往往由个人的社会行为安全意识所决定。比如说，张三要和李四做生意，但张三知道李四“朝中有人”，既使李四不按合同办事，张三在“制度内”也奈何不了李四。那么张三怎么办？他只能或者不敢冒险和李四做这生意，或者也在“制度外”想想办法。这种情况实际上双方都在作着“制度外”的打算。
显而易见，法律的尊严是建设国家文化的前提条件，也是现代社会公德教育的前提条件。
长期以来，层出不穷的制度外的政治运动代替了国家制度，阻碍了国家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使我们每认识或面临一个新问题，或者我们的社会每作一个大的举措，不管好事坏事都要战战竞竞，都要心惊肉跳。而且政策都是阶段性的，就此社会公民的眼光不敢往远处看，聪明人不得不时常“关心国家大事”，走到哪里是哪里。长此以往，个人行为空间认知错位，以至个人的聪明才智得不到创造性的发挥，这也是弘扬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重大障碍之一。
由于国家文化的缺失，使一些人把自己的落后归罪于老祖宗。
很早就曾听到有人说：“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两个中国人是一条虫”。用中国人内耗的文化现象去说明中国文化的“劣性”，这实际上是犯了“现象等同本质”的哲学错误。没想到在2007年初，在大陆电视媒体上看到一个学者精英在讲日本明治维新时，还拿出这个说法来说明中国文化的“劣性”。真是令人震惊！试想，全世界范围内有哪一个民族象日本大和民族那样保留和继承中国人学文化那么多内涵的？日本在古代中国的康乾盛世以前那么崇尚中国文化这又怎么说？日本的明治维新实际上是在适应了历史潮流而开始着手建设新的“国家文化”，而中国却没有赶上这个历史潮流，这才是内耗文化现象的根源。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成功反而应当引起我们进行这样的思考：这就是为什么同是人学文化背景的日本可以完成现代“国家文化”的建设。我们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思考价值应当在这里。否则，说我们的落后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劣性本质所决定的，那就根本不是探讨和思考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民族是不是劣等民族的问题。
毛泽东那一代革命先辈，使中华民族从一百多年的屈辱史冲了出来。国之不国，何来文明。毛泽东那一代革命先辈对中华民族贡献可想而知。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毛泽东这一代革命家们根本没有治国经验可言，只能边干边学地治理国家，当然难免以革命斗争的思维用在治国上……对此我们不应向后看；相反，我们应当看到毛泽东那一代革命先辈不仅为我们结束了民族屈辱史的历史而且留下了建国的基础和经验、教训是非常保贵的。但是，在当今时代里，如果我们还不着重建设我们的国家文化，那就真不知道任何的思考还能有什么价值或必要！
如果一个民族缺乏现代的“国家文化”，那么民族文化再雄厚也会缺乏现代文明，传统化的优势也就发挥不出来；甚至民族文化也会被扭曲。
当今世界，以国家制度为核心的社会文明，事实上已形成了一种文化——这就是“国家文化”。
任何现实社会都在特定的国家之中。虽然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定的民族文化的特色，但在现实中，民族文化必须在国家制度范围内或在国家文化的纷围里表现出来。或者说，国家文化是民族文化的现实空间。如果一个民族缺乏现代的国家文化，那么民族文化再雄厚也会缺乏现代文明，传统文化的优势也发挥不出来，甚至民族文化也会被扭曲。
2006年间有媒体报导说，一些中国游客到欧洲旅游，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随地吐痰，乱丢杂物，逼挤公交车等等不文明行为，引来当地国家市民的反感。这确实是现代社会公德缺失的不文明现象。据此，中国有文化名人把这一现象评论为中国民族文化的落后；甚至说，要建立中国的现代社会公德，就必须“打破中国文化的整体框架”。我认为这是小题大作，是“牛头不对马嘴”，是在认识上对现实社会和历史文明混淆不清；也就是在把“国家文化”和民族文化混为一谈。
前面说的“浪子回头”中的王某人所在的同一个城市，同样在2006年间媒体报导了这样一件事。说有一市民从乘坐的摩托车上不慎遗失一万四千多元一百元面额的人民币，撒得公路上满地都是。当时正下着雨，但有胡金虎等几十个当地市民冒雨把钱收拾在一起，然后交给警察，最后由警察寻找失主，并把钱全部如数交还给失主。这些市民够可爱了吧，够有社会公德了吧，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社会的公德也不会比这更好了吧！
但是，我不认为这是现代国家文化的社会公德，而是沉淀了几千年文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因为正是这些可爱的中国人，可能会在公众场所喧哗、吐痰、乱丢杂物或逼挤公交车。其实中国人不缺乏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更不是中国文化有什么“劣性”或不如西方文化，而是人们普遍缺乏现代的国家文化。也所以人们总是以传统道德代替了现代社会公德。
“国家文化”需要建设，这实际上是现代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请注意，社会的政治不能代替“国家文化”。
如果要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至1979年的三十年间干了什么？大多数人会这样数：解放初的土改和社会主义改造，接着是“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公社化”、“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打倒四人帮、拔乱反正、十一届三中全会等等。而这些内容实际上大多是社会政治，而不是国家生活，更不是国家文化建设。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以政治观念代替了“国家观念”。在那极左的年代里，人们只有“贫农”、“中农”、“富农”、“地主”等等政治身份意识，而没有公民意识。即使是社会政治，其内容也层出不穷，一个时期否定另一个时期的社会价值观做法，使大众无从确定社会价值观，而把社会生活的主导看在“最高指示”或最新文件上，而不是正常的国家生活或法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初，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一夜间被打成“反革命”并作人格侮辱的游街示众，这种以“革命行动”代替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事件，最严重地践踏了法律的尊严，最严重地破坏了国家文化的建设，最严重地破坏了人们对现代社会生活的认知！
国家文化的缺失，导致人们往往以旧时代“人治”社会的道德是非观念代替了现代社会的法制观念。特别要注意的是，长期的政治运动代替国家机制和国家生活，产生了一种社会是非的个人言论可以直接轰动社会的畸形逻辑，使我们的社会出现了“社会是非暴发户”！
过去极左的年代里，一张“革命小将”的大字报可以搞倒一个政府高级官员；一个小学生的“反潮流”行为可以掀起全社会的热潮；一位学生考试交白卷的另类行为，可以改变整个社会的教育制度；一位家长写信给国家领导人，可以使全社会的知识青年下乡热达到高潮……长期的偏离国家制度的“社会政治热”现象，误导了人们个人的社会定位，误导了人们的社会行为观，一些想在社会上大有作为的人才，以为可以避开国家制度或现代文明，以政治运动似的方式来引起社会轰动而实现自己的主张或理想；同时一些居心不良的社会投机分子更是看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捷径，他们“以东风压倒西风”，不惜以损害人们的长远利益而噪动。2005年和2006年间，一些所谓社会精英打着“现代文明”和“科学”的名义，刮起了反中国传统文化热和反中医热。这些现象莫不是“畸形逻辑”的产物，莫不是“社会是非暴发户”的心理使然。比如说反中医问题吧。先不说中医的几千年历史了，就说当前，难道众多中医院校、中医院、中医管理部门等等都是不合法的吗？当然，学术探讨是应当自由的，但难道反中医的人不知道学术的场所和对象在哪里吗？或者说，你认为中医是不合法的，那就应当到法律的场所去反对中医，但为什么又偏偏要在制度外大张旗鼓呢？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社会上不少人也以政治运动的习惯思维来关注或参与“社会争论热”。他们更关注的是事态的结果，而不是首先反思这些现象本身是不是现代社会文明的产物。
虽然“文化大革命”已过去几十年了，而我们的国家文化建设是这样的薄弱。在中国大地，为什么非政治性的东西总是变为政治化？为什么象“科学”、“民主”、“现代文明”等等这些本该让人喜悦的事总是会变味？
我们看看美国大多数人信仰宗教，甚至世界上很多的邪教中心设在美国，但为什么人家可以多元共存！
再看看香港，市民排着长长的队伍秩序井然地搭乘公共汽车，就这难得的社会公德，从来没听说之前有过什么心惊肉跳的争论热。
直到现在，在很多人那里，以“理”代替制度，以“人治”代替“法治”，以“治人”和“治于人”代替公民意识，以道理的是非标准代替多元的客观存在，以精英代替大众的思考……这些情况都不利于人们的社会身份的认知，不利于人们对制度的安全感认知，也就不利于国家文化的建设。
直至2007年初的“春运”，中国大陆铁路官方还向全社会宣布，“春运”不涨价是为了“惠民”。这一“好皇帝”的逻辑现象说明，中国的国家文化建设的艰难。
在现实社会中，个人的行为选择往往由个人的社会行为安全意识所决定。比如说，张三要和李四做生意，但张三知道李四“朝中有人”，既使李四不按合同办事，张三在“制度内”也奈何不了李四。那么张三怎么办？他只能或者不敢冒险和李四做这生意，或者也在“制度外”想想办法。这种情况实际上双方都在作着“制度外”的打算。
显而易见，法律的尊严是建设国家文化的前提条件，也是现代社会公德教育的前提条件。
长期以来，层出不穷的制度外的政治运动代替了国家制度，阻碍了国家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使我们每认识或面临一个新问题，或者我们的社会每作一个大的举措，不管好事坏事都要战战竞竞，都要心惊肉跳。而且政策都是阶段性的，就此社会公民的眼光不敢往远处看，聪明人不得不时常“关心国家大事”，走到哪里是哪里。长此以往，个人行为空间认知错位，以至个人的聪明才智得不到创造性的发挥，这也是弘扬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重大障碍之一。
由于国家文化的缺失，使一些人把自己的落后归罪于老祖宗。
很早就曾听到有人说：“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两个中国人是一条虫”。用中国人内耗的文化现象去说明中国文化的“劣性”，这实际上是犯了“现象等同本质”的哲学错误。没想到在2007年初，在大陆电视媒体上看到一个学者精英在讲日本明治维新时，还拿出这个说法来说明中国文化的“劣性”。真是令人震惊！试想，全世界范围内有哪一个民族象日本大和民族那样保留和继承中国人学文化那么多内涵的？日本在古代中国的康乾盛世以前那么崇尚中国文化这又怎么说？日本的明治维新实际上是在适应了历史潮流而开始着手建设新的“国家文化”，而中国却没有赶上这个历史潮流，这才是内耗文化现象的根源。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成功反而应当引起我们进行这样的思考：这就是为什么同是人学文化背景的日本可以完成现代“国家文化”的建设。我们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思考价值应当在这里。否则，说我们的落后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劣性本质所决定的，那就根本不是探讨和思考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民族是不是劣等民族的问题。
毛泽东那一代革命先辈，使中华民族从一百多年的屈辱史冲了出来。国之不国，何来文明。毛泽东那一代革命先辈对中华民族贡献可想而知。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毛泽东这一代革命家们根本没有治国经验可言，只能边干边学地治理国家，当然难免以革命斗争的思维用在治国上……对此我们不应向后看；相反，我们应当看到毛泽东那一代革命先辈不仅为我们结束了民族屈辱史的历史而且留下了建国的基础和经验、教训是非常保贵的。但是，在当今时代里，如果我们还不着重建设我们的国家文化，那就真不知道任何的思考还能有什么价值或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