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过去年代就没有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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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先生在其大作《“过去年代就没有腐败”?》(刊于《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第28期)中指出,“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决非伊甸园,同样存在特权、腐败和社会不公正,存在社会矛盾和民众的怨气”,如果以“腐败严重不严重”或“有没有腐败”来定性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那就大错特错了”。并提出必须进一步推进改革',1)">
,很好地解决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问题。对徐先生的这些灼见,我都赞同。
“过去年代就没有腐败?”这本来不应该成为问题,但确有同志把它提了出来,徐先生的大作把贪污腐败与社会不公正放在一起,实际上撇开前者不谈,只说“那个时代的不平等并不是首先表现在经济上,而是在政治上”。这就使问题有些夹缠不清,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似乎那时贪污腐败并不严重,或贪污腐败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的不公正。事实并非如此。1952年1月27日,鞍山市委书记杨春茂和东北局党校教务长萧一平联合用“东北一党员”的署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东北干部贪污腐化的情况,可谓触目惊心:“1945年冬至1946年春,我们的许多干部(大至省委委员、小至区级干部),一进入财物丰富惊人的东北城市,便心迷眼花起来。他们大批地抓东西,把没收敌伪(他们敲诈东北人民财富之多真是惊人)财产中的皮衣、毛毯、鹅毛被、毛呢、黄金、伪钞、贵重照相机、珍贵古玩等等窃为己有。有的贪污公物竟多至数箱及一二车之巨”。(张庆冬《“东北一党员”与“高饶事件”》,2004年4月5日《报刊文摘》,第3版)这种现象是不是东北地区所独有呢?不是的。比如中央直属机关也有不好的苗头。杨尚昆在1949年3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一进城市,大家对居住生活条件的要求就提高了,都爱从好的方面去布置,感触甚多。似乎大家都变了。要能维持简朴的作风,恐不容易。城市的引诱实在太大。”(《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页)中央机关尚且如此,各地的情况就可以想像了。
当面对“过去年代”的腐败与“现在年代”的腐败,我们不仅要看到二者只有“程度和规模”上的不同,更要看到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权力制约不力的问题,是不能有效扼制贪污腐败的主要原因。过去年代有没有腐败其实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要弄清楚过去年代能不能有效扼制腐败?任何事物的演变总有个过程,如果认为过去没有发生或没有普遍发生的现象,现在也一定不会发生或普遍发生,那就大错特错。“过去年代”即使真的没有腐败,只要对权力没有制约,或者制约不力,必然或迟或早导致包括贪污腐败在内的权力滥用。要最大限度扼制贪污腐败,必须深刻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规律,不断推进我国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朱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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