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镜像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镜像
“改革开放”说到底，“改革”就是要把国内的市场全部潜力挖掘出来，把国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全部挖掘出来，让每一个人成为财富的创造者、持有者和享用者。即使国界没有变，由于人的能量发挥出来了，市场一下就扩大了；“开放”就是国际市场的扩大，通过吸引海外投资，寻求比较利益，出口寻找市场，把外部市场打开。而这30年，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做了两件事，使财产权利和契约得到保护从而扩大国内市场；鼓励参与国际分工以扩大外部市场
中国的改革，是执政党自觉进行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次“财政压力所导致的制度变迁”。而这30年中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一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是2004年的宪法修改，核心是“三个代表入宪、明确保护个人产权和保障人权”
到今天为止，人类享受到的生活福利的改进，主要都来自于技术进步以及技术进步的成果在全球范围的扩散。几十年来技术扩散的速度是历史上绝对没有过的。而技术、资本、贸易，三者共同的作用，再加上全球问题的凸显，导致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迅速上升，这就是经济全球化
今天的世界体系是一个法律体系，正在把所有的国家纳入其规则之下。但这种规则系统是非中性的，对不同的国家，同样的规则意味着不同的事情。对中国而言，需要重视的是怎样才能在全球秩序重建中增添符合自身国家利益的因素，最大程度争取本国利益
1989年11月9日，柏林市内分隔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围墙在民众的呐喊中被推到了。柏林墙的倒塌，让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上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世界至少在象征意义上开始连成一片。并且，随着科技特别是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地理层面上的世界也逐渐连接成为一个整体。
为此，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主席弗朗西斯·凯恩克罗斯(Frances Cairncross)用尼采宣布“上帝死了”的口吻宣告：“距离死了！”
这个时刻，东方的中国已经实施了10年有余的改革开放，正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中。许多世界级的政治观察家和经济学者或同情或嘲讽地等待着这个“遥远角落”里的古国再次崩溃的声音……但谁也没有想到，近20年后，由“距离死了”释放出的全球化能量，最大程度地眷顾了这个落后而历史沉重的民族，使之成为全球化受益者中最重要的一员。
以此视角回顾过去30年，1978年12月社会主义中国打开国门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实际上是当代全球发展多元化历史的一个重大开端，1989年后于“苏东变局”下继续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更奠定了中华民族主动迎接全球社会进程的远见卓识。今天国力全球第四、贸易量全球第二的体量，都无可辩驳地证明，基于人类1/5人口的30年中国改革开放，是世界现代发展史中最精彩的乐章之一。
因此，改革开放就不仅仅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自我命运再造，还是对全球繁荣的积极推动。在此之上，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历的和面对的是怎样的发展挑战，接受的和学习的是怎样的发展规则，碰撞的和反思的是怎样的发展经验，追求的和重塑的是怎样的发展目标……需要一个更加广阔宏大的历史解读。为此，《商务周刊》专访了经济学出身却一贯以历史眼光观察中国发展的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员张宇燕。
改革开放的经济学解读
《商务周刊》：中国的改革开放30年，如果放在整个近现代文明社会发展史中，到底意味着什么？
张宇燕：我们知道，改革开放根本的目标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用经济学家语言表述就是，改革开放说来说去就是一个长期增长问题，即中国如何才能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和高速的增长。而长期稳定增长，也是古今中外的经济学家研究的永恒主题。理解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这一段历史，有必要回到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和他《国富论》。
《国富论》全名是《对国民财富产生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核心回答的问题就是国民财富从哪里来，它的本质是什么，财富怎么会增长？而这两个问题至今仍旧是经济学最核心的问题。
“改革开放”直接触及的问题就是长期增长。这里的增长不是总量增长，而是人均产出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那么，什么导致经济增长呢？斯密讲，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比如某人在单位时间内，原来只能生产一个单位的产品，现在能生产三个单位，那么他获得相应的财富就会多。可是，接下来的新问题是，劳动生产率怎么会提高？
斯密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扣针的例子。如果一个人要有一根针做衣服，他就必须首先找铁矿石，而后寻找燃料炼铁，而后浇注铁棍再磨削……这样的话，他一辈子可能也穿不上衣服了。那怎么办？分工和专业化。你就干煤矿的事，我干铁矿石的事。专门干一件事，熟能生巧，技术创新就不断出现，劳动生产率自然提高。斯密认为，正是分工和专业化导致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这又引出一个问题，如何实现分工和专业化？
比如，一个村庄只有3户人家。这3户人家要生存，家家必须什么都会干，得会种粮食、会耕地、会施肥，还得会种棉花、会织布、会盖房子……因为仅有3户人家，即使有分工也非常粗糙。但如果是一个300户的村庄，那么这个村庄里一定会有理发店、会有餐馆，甚至铁匠铺、裁缝屋等等都会产生。因为规模大了，分工专业化就自然而然地起来了。
遵循这样一种逻辑，斯密的基本观点是，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分工和专业化，分工和专业化取决于市场规模的大小。如果把中间这些环节暂时拿掉，那么，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简洁的逻辑，就是经济增长取决于市场规模的大小：市场规模大了，自然会有分工和专业化；分工专业化就自然而然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经济自然会实现增长。所以，经济增长取决于经济规模的扩大，又被称之为“斯密定律”。
所以斯密说，一定要扩大市场规模，一定要进行对外贸易。贸易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扩大市场规模，并且在市场规模扩大的过程中实现分工和专业化。这个村30户，那个村50户，如果相互之间做贸易，就会有80人的市场规模，分工就会出现，就会强化。所以，斯密坚定地主张自由贸易。当然，这也和他身处英国并为英国新兴商人阶级利益服务有关。
不过，扩大市场规模不仅需要人数多，而且这些人还得有足够大的创造财富能力和消费能力。不仅如此，扩大可交易对象范围也意味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原来被禁止交易的东西，如房地产、有价证券、知识产权等被创造出来，并进入市场，就是市场规模扩大。简言之，人口规模大，再加上他们具有很强的生产性，创造的财富数量增多，可交易商品和服务量增大，一道构成了市场规模扩大的重要内容。
事实上，市场的富裕程度，分工的发达程度，本身就是一个规模问题。人越来越富，人的创造能力越来越强，就意味着市场在扩大。这就涉及到市场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深化国内的市场，把人的潜力全部发挥出来；另一方面是扩大国际市场。原来我们没联系，后来我们有联系了，这就是国际市场。
“改革开放”说到底，“改革”就是要把国内的市场全部潜力挖掘出来，把国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全部挖掘出来，让每一个人成为财富的创造者、持有者和享用者。即使国界没有变，由于人的能量发挥出来了，市场一下就扩大了。“开放”就是国际市场的扩大，通过吸引海外投资，寻求比较利益，出口寻找市场，把外部市场打开。而这30年，中国做了两件事，使财产权利和契约得到保护从而扩大国内市场；鼓励参与国际分工以扩大外部市场。
所以说，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30年就是干了这两件大事。
《商务周刊》：改革开放这个历史事件最精彩部分，还在于如何具体扩大市场规模，比如解放市场、创造市场。怎么创造？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逻辑？
张宇燕： 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看看英国作家笛福在《鲁滨孙漂流记》中讲述的故事。当鲁滨孙一个人在荒岛时，什么都得自己干，成本是自己的、成果是自己的、后果也是自己承担。后来“星期五”来了，就有分工了，至少有了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潜在好处和可能。然而这个时候问题也就出现了。
两个人问题出在哪里？首先，两个人意味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就有分工和专业化的潜在收益，两个人合作就有了前提。而要想合作还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其一，财产权利的保护；其二，对契约的尊重。
比如，两个人事先说好，一个人用自己种植的苹果换另一个人生产的桃子。这就是财产交换的事先约定，也就是契约。交换后，或者因为“桃子不可口”，或者因为“苹果有虫眼”，对契约不满意而发生纠纷。这时候，谁来处理和执行这个契约？无疑，靠这两个利益攸关者是不可能和平、公正地解决纠纷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引入外部力量，这就是政府。政府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于，在保护两人各自合法财产权利的同时，以公正和尊重的态度处理和执行契约以及与之有关的问题。政府，产权、契约，大体上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市场。
从这个意义上讲，扩大市场规模，就是通过政府的力量，一方面将越来越多的人、商品和财产权利界定到市场范围内，持续不断扩大财产权利保护所适用和覆盖的范围；另一方面就是利用法律法规和政策，使得越来越多的人遵守或者受到约束，以便尊重市场中产生的契约。所有这些，涉及的都是围绕着政府权力有效运用的经济制度建设问题。
而经济制度建设最核心的问题：一是财产权利的保护；二是对契约的尊重。前者意味着，一件物品一旦被合法确定为某人所有，其他人就不能侵占。因为，财产权利如果不能实现明确界定，就没有人关心财富增长和财富节约。只有明确的界定和惩罚条件对财产权利实现保护，才能鼓励财富的积累，才能产生激励大家创造财富的有效机制；后者意味着，只有实现了对契约的尊重，才能创造市场和释放市场潜能。产权经济学家讲的非常精彩，认为市场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契约的组合，而且这些契约得到尊重。
还要注意到，其中有些契约是用文字撰写，比如，签订供货协议或到银行存款后拿到的存折。还有一些契约是隐含的，比如用钱在商店买东西，尽管购物时与商店没签契约，但事实上这一交易行为背后有一大堆无形的法律、规章制度，以防止不法商人的商业欺诈。这就是由警察局、检察院和法院等部门来维持的整个社会信用体系。
只有财产权利和契约得到保护的情况下，市场中的人们才会有创造财富的稳定预期，人们的积极性才能调动起来，成本和收入才能确定，市场的激励机制才能实现。所以说，财产和契约保护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它们就没有市场经济，也自然没有了经济的长期增长。
但是，谁来保护产权？谁来监督合同的执行？不可能由个人或团体自己，即使建立私人武装也不行。必须有一个公正的仲裁人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也就是政府。中国改革开放30年，核心任务就是通过制度建设，建立一个有效的扩大和强化市场的政府。更一般地讲，经济增长取决于政治权力的有效利用。
《商务周刊》：那么，如何评价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对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的诟病？
张宇燕：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说，是不是政府大了，市场一定受到压制？
其实，政府和市场不是此消彼长、相互矛盾的关系，而是彼此紧密联系、相辅相成。市场的正常运转，需要最基本的产权和契约保护，这就不可能没有政府。反过来说，作为市场裁判者，政府过多干预微观的企业经营，也是对市场和自己裁判者身份的破坏和否定。
在此我想要说的是，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政府权力的有效使用紧密相连。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纯粹的自由市场，因为没有政府就没有市场。当然，扩大和强化市场的政府，其作用的发挥也存在着边界。这个边界就是政府权力运用的最优状态，过了就变成对市场的侵权行为，不足则造成对市场的保护不够。
关于这一点，美国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美国远不是我们想象的小政府。事实上，美国政府雇员数量庞大得令人吃惊。据统计，美国所有拿政府工资的人员，占整个就业人口的15%左右。美国联邦政府在加州派驻的人员就达30万人。再比如，仅在美国联邦环保署大楼里工作的人员就有5000多人，而我国环保总局的正式人员编制据说才200多人。
美国政府管理之细腻令人叹为观止。一个例子就是抽水马桶水箱的容量。美国联邦条例规定，抽水马桶水箱容量不能超过1.6加仑。类似的管制条例数量之多也让人咋舌。1976年到2001年，美国每年平均新增管制条例5300项，25年共13.8万项，打印出来是上百万页。美国政府监管程度之高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这一方面说明，美国市场的“自由”与市场规模的巨大，并没有与美国政府管理的广泛和深入相互冲突；另一方面也表明，正是因为美国市场规模的巨大，所以才要求美国政府强化和优化政府保护产权和契约权的职能。
换句话说，市场力量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条件在于有效的政府管制。在经济学界，无论在美国还是欧洲，普遍的说法是放松政府管制。这听起来好像是政府管制越来越少、越来越松，执行的力度越来越弱。实际上并非如此。照我的理解，所谓放松管制更多指的是优化管制，而不是取消管制。
所以，政府规模大小与市场是否受到压制没有必然关系，关键是如何让政府扩大和强化市场的能力发挥到最优状态，既不对市场产生侵权行为，又不存在保护市场的漏洞。在此原则基础上，政府规模的扩大或者缩小都是无可厚非的。我总的感觉是，中国政府的规模还不够大，因为公共产品在很多领域严重不足，特别是扩大和强化市场方面。换言之，中国事关政府的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而不是总量问题。政府做了一些不该做或做不好的事，该做的事尤其是该做好的事则应该投入更多的精力。
现在，许多所谓政府干预过多的现象，实际上更多来自于政府在公平、公开、公正上做得不够，由此导致既得利益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损害整体利益的现象频生。现如今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问题，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和与之相关的稀缺资源错配。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彻底清除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就跟呼吸纯净的空气一样，成本是极高的。怎么办？一是提高透明度，二是深化改革，让所有利益集团在法律制度框架下充分博弈。
改革开放的中国逻辑
《商务周刊》：一直以来，对于中国改革的逻辑起源，被描述为“自下而上”，甚至带有市场自为或群众自为的味道，这种说法是否准确？
张宇燕：中国的改革，过去一直说是自下而上的改革，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够全面。在我看来，中国的改革更像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是执政党自觉进行的改革，实际上就是要完善自己的权力运用方式，并以此实现经济长期快速增长。
为什么这样说？原因之一是改革开放之际，中国的财政压力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从而使得自上而下的改革在那时开始变得自然而然。人穷思变，一个人没钱的时候就得想办法了。政府也一样，财政捉襟见肘的时候就得找出路。在《邓小平文选》和《陈云文选》中我们看到，两位伟大的政治家当时都对改革启动前后的财政窘迫表示忧虑，其中《陈云文选》还有大段论述怎样鼓励出口、怎样搞旅游创汇的文字。也正是基于这一点，12年前我曾提出过一个命题：财政压力导致制度变迁。
这也是为什么改革先从农村开始的关键因素。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通过“剪刀差”来压低农产品的价格、压低农村劳动力的成本，以支持工业化和城市化。长期的“剪刀差”政策导致了农村剩余越来越少、甚至需要国家补贴农业。这恐怕是联产承包责任制提上议程的重要原因。国企改革情况也类似，许多企业不赚钱还要补贴，成为政府的“包袱”。这些都使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像是一种“甩包袱式”的改革：财政背不起了，那就放开。
导致改革为什么会在1978年发生而不是1984年或者1992年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那个历史时点上的中国政治局面。粉碎“四人帮”后，“文化大革命”迅速结束，通过拨乱反正，中国政坛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邓小平、陈云和彭真等老同志重新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他们没有包袱，没有受到强大既得利益集团有组织的掣肘。这构成了改革开放良好的政治环境。
1978年前后，前苏联和东欧也一直在尝试改革，并多少形成了一种国际潮流。西方国家享受到的战后经济的繁荣，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些成为了推动中国改革的国际背景。
除此之外，改革开放还和邓小平个人有关。在历史关键点上，这位大政治家的眼光、判断和果敢，影响了一个伟大国家的历史进程。在《邓小平文选》中，他反复指出现行的体制不利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必须要改，而且没有现成的改革之路。他鼓励大家进行探索和解放思想。在他看来，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两点，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群众路线。让大家去尝试、摸索就叫“走群众路线”，目标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手段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简言之，财政压力和良好的政治环境，再加上改革的国际潮流和邓小平个人的政治决断力，共同催生了改革开放。
《商务周刊》：接下来就是您所说的，政府权力运用方式遵循的逻辑发生了变化。对此，刚刚被任命为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教授认为，这个逻辑从赶超型变成了比较优势。
张宇燕：我和他的观点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之处。相同点是，他强调的比较优势在我的分析框架中占有重要位置，因为市场规模扩大引发的分工和专业化、以及因此产生的各种好处的实现，就表现为比较优势。不同点在于，我更关注比较优势产生和实现的条件，比如政府对财产权利的保障，对契约的尊重以及政府权力的有效运用。
中国是一步步地改革，一步步地释放市场能量。首先是联产承包责任制，让他们进入市场，让每个农民都直接和市场发生联系。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身甚至就是一个契约：通过跟政府签订契约，农民承包土地，上缴或按合同出售“公粮”，剩下的自由处理，在市场上自由买卖，政府还给予保护，从而使农民有了较为稳定的预期，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同时，政府把原来不能进入市场的“财产”明确地界定了归属，让其自愿交换，从另一个角度扩大了市场规模。后来，通过同样的保护财产和契约的“放权让利”式改革，我们看到了个体户、乡镇企业以及国企改革“抓大放小”等等举措，结果让越来越多的人或经济主体直接进入市场，从而将整个社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市场规模的扩大，在改革早期主要是“破”的结果，也就是打碎原有的计划经济的条条框框，让原来被计划限制的人、商品和财产权利越来越多地进入到市场中。有“破”就有“立”，“立”就是不断地用法律、法规和政策，来完善对契约和财产权利的保护。1980年代初连续几个与“三农”有关的中央“一号文件”，就是典型例子。
值得特别重视的还有小平同志的一个判断，那就是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争取几十年的和平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个判断相当重要，整个改革开放就和这个对国际大势的判断有关。
开放，就是扩大外部市场，同时意味着仅靠我们自己埋头苦干不行，还要到国际市场中去，要参与国际分工，其中包括借引进外资来发展自己。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出访了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它们与中国在发展水平上的强烈反差，让他受到很大触动，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关起门来自力更生搞建设成本太高，要走出去，请进来。
《商务周刊》：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因为我们身在其中，说起来千头万绪非常浩繁，但如果50年后甚至100年后，历史学家总结这30年，您认为哪些事件他们会浓墨重笔去写？
张宇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无疑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另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应该是2004年的《宪法》修改。这次修宪主要有三项内容，一是“三个代表”入宪，二是强化财产权利，三是保障人权。这三项内容非常重要，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举例来说，没有“三个代表”，就没有今天所谓的“新阶层”。“新阶层”本身可能什么党派都不是，或者可能什么党派都有。在今天的中国，“新阶层”已经开始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三个代表”入宪是国家最高法律对“新阶层”的合法身份确认，并使政治权力格局中容纳了“新阶层”。也正因为这次修宪，我们才有了《物权法》以及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一系列扩大市场和强化市场的制度。
在我看来，2004年修宪，是保障中国长期发展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当今的中国正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当然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问题永远都会存在。但关键是我们找到了正确的方向，而且把握住了历史机遇。只要我们坚持不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一定能够实现。
改革开放的全球化舞台
《商务周刊》：中国改革开放有一个非常宏大的时代背景——全球化，如何理解它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含义？
张宇燕：专栏作家沈宏非很有意思地用一个事件表述了对全球化的理解：一个英国王妃和她的埃及男友，乘坐由一名喝多了苏格兰威士忌酒的比利时司机驾驶的一辆装着荷兰引擎的德国汽车，被一群骑着日本摩托车的意大利狗仔队追踪，而在一条法国隧道里出了车祸，抢救她的是美国医生，用的药来自巴西。他说这就是全球化。
从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引申出全球化的主要特征。
其一，商品和服务的贸易迅速增加。大家知道中国现在进出口总额占到GDP的70%以上，这说明我们赚的每一元钱里，有七毛多是和对外贸易有关的。这一点在我们中国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其二，资本流动的规模、速度、形式都在加大、加快、增多。其中的考量指标主要就是直接投资。我们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外资投放国。自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吸引的外资累计加在一起超过7000亿美元。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不仅是大的外资吸收国，同时我们的对外投资增长速度也很快，2007年我们的对外投资达到了187.2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了差不多一倍。现在已经有一些重要的国际机构做出预测，说中国的对外投资在2010年，也就是未来这三年，将超过所吸收的外资。当然这和我们整个走出去的战略有关。
其三，技术成果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散。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大家使用的手机。15年前，按照我当时收入水平，买一部手机大概要花掉我50年的工资。今天，一部便宜的手机价格大概就是我几天的工资，而且性能比过去强得多。这就是技术进步和技术扩散带来的结果。今天我们享受到的生活福利的改进，相当一部分都是来自于技术的进步和扩散。特别重要的是，当今的技术扩散速度之快是历史上绝对没有过的，这在信息技术领域尤为突出。
上述三个特征，即商品与服务、资本、技术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再加上全球问题的凸显，导致了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迅速上升。这便是我理解的经济全球化。
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今的经济全球化主要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其基本内容和实现方式，是使市场规则，也就是通过清晰界定和严格保障财产权、自由竞争、利润最大化等原则，在世界各个角落得以实施和贯彻，以保证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谋取利益。
《商务周刊》： 现在西方国家越来越期望利用规则约束中国的发展。面对这一切，中国应该如何做好应对？
张宇燕： 西方国家主导世界格局原本就是靠规则、靠国际制度，或者说他们是通过制订国际规则来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的。无论是人和人、企业和企业、还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在竞争中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在争夺规则的制订权，因为谁掌握了规则的制订权，谁就会取胜。
例如，如果要跑110米栏，刘翔是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创造者，是世界冠军，但如果规则是可以改变的，比如要求跑到一半时运动员必须停下来解一道数学题，答对之后才可以接着跑——显然，谁是冠军就很难说了。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竞争的胜负取决于规则。
当今世界的规则是谁定的？发达国家定的。无论是《巴塞尔协议》这样的金融领域的规则，还是贸易领域的规则或安全领域的规则，主要都是由发达国家定夺。这样一来竞争的胜负也就没有任何悬念了。
经济全球化既是实力导向的，也是规则导向的。中国目前主要还是国际规则的接受者。长远来看，我们应当从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努力成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尽量掌握国际规则的制定权和话语权。做到这一点的关键，还在于增强自身的实力。
今天的世界体系是一个法律体系，它正在把所有的国家纳入其规则之下。但这种规则系统是非中性的，对不同的国家，同样的规则意味着不同的事情。对中国而言，需要重视的是怎样才能在全球秩序重建中增添符合自身国家利益的因素，最大程度争取本国利益。
《商务周刊》：那么，您认为，在这场全球化大场面的变局中，中国的这场改革开放应该对世界做出怎样的贡献？
张宇燕：具体到此，我更关注的还是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成为世纪性强国的条件何在？第二，中国在本世纪有什么理由要成为全球的关键一元？第三，如果那些理由成立，作为普通的中国人我们能够以及应该做些什么？
关于第一个问题，如果用更条理化或更易于理解的语言讲则可表述为：强大的经济与科技实力，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和渗透力，强大的军事威慑能力，稳定而有效的政治制度、社会秩序和经济体制，再加上对外部世界的高度开放。
具体到中国，其成功条件则可表述为：在国内政策方面不犯类似“大跃进”式的战略决策错误，彻底杜绝“文化大革命”式的政治动荡，积极鼓励竞争并严防组织僵化或制度僵化，即不失时机地打碎那些损害全民福利的利益集团，和政府权力的有效运用； 在对外政策方面继续推行明智的经贸投资开放战略，积极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并且将其建立在强大的道德感召力之上。
关于第二个问题，在我看来中国有充分的理由成为、准确说是作为本世纪的世纪性国家组中的一个重要成员。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条件，如拥有成功地协调亿万民众的历史经验和文化准备，更重要的还在于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的传统带有浓厚的世界主义倾向。它推崇的是“非攻”，是“和为贵”，是“仁者无敌”，是“尊王道贱霸术”，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将这种充溢着平和精神的“交邻国之道”注入几个世纪以来风行世界的弱肉强食这一“丛林规则”之中，并以此引导世界走向大同，对人类而言无疑是件善事、幸事。
关于第三个问题，我只打算简单地说几句话。我一直觉得，真理应当是具体的，爱国也应当是具体的，求“天下大同”亦应当从一点一滴的具体事做起。这样一来，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人，我们对自己的要求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具体化了，那就是在新世纪要努力做好那些实际上恰恰是最为神圣的本职工作；与此同时，以一颗平常心来看待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这一事实，以一种平等态度来对待那些在经济上尚不如我们、在规模上小于我们的国家或民族，以一种自信、自尊、谦逊之精神与当今世界列强和平共处、相交相利。
原载：《商务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