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革”的历史记忆

“人民文革”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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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人民文革”的历史记忆

“人民文革”和中国“群众”（之四）

    “人民文革”论者的理论基础是一些具体个人的经历和对这些经历的记忆。记忆说到底都是个人性的。人民文革论者重视自己的个人记忆,这本来无以厚非。他们的记忆也确实是文革群体记忆中非常值得保存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把这一部分的局部经验记忆确定为历史上确实有过“人民文革”的证据,或者甚至以此将对文革的其它记忆统统判决为“扭曲记忆”,那就值得商榷了。

    刘国凯在《论人民文革》中提出,对文革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记忆和意向。”第一种是“灌输记忆”,第二种是“自发记忆”。“灌输记忆”同时也是“扭曲记忆”, “扭曲记忆……常常源于记忆者某种变态心理，或者是在某种外力的胁迫或诱导下产生。扭曲记忆往往是对事实作蓄意的选择记忆、甚至是歪曲记忆。其所反映的非但不全面，甚至还与事实不符。移花接木、张冠李戴，以至黑白混淆是非颠倒。”刘国凯认为，“没有经过文革者的记忆就(只能)是灌输记忆。”

    自发记忆则又可分为“扭曲”和“不扭曲”两种。刘国凯写道,“自发记忆并不都全面、甚至并不都真实。细心地加以考察，可知自发记忆还会产生片面性或扭曲性。通常因某个人乃至某个社会群体的视觉、感觉、经历都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取向性，从而使之对文革中的某些情况留有较深的印象，对另一些则较淡薄，形成片面记忆。不过片面记忆尽管不能反映事物全貌，但它所反映出的那部分与事实还是基本相符的，只是不够全面而已。”刘国凯认为,只有那种既自发又不扭曲的记忆才是“人民文革”的记忆。

    在刘国凯那里,区分不同性质的两种记忆是为了区分“两种文革”观念。灌输记忆要灌输的观念是,文革是一场灾难,但自发而又不扭曲的记忆则要坚持文革(或者至少有一部分文革)是“人民革命”。刘国凯认为,灾难文革观有文字记载,是“统治权力和文人配合”,一起炮制的产物,而人民文革观只有“社会底层”的口头表述。“人民革命”的声音要从社会底层中去倾听,“九十年代中、后期，在各地工人抗议活动中都可听到表达这种意向的耳语。再来一次文革干什么？四十好几、五十来岁的工人说：如果再来一次文革，就不是批判一下当权派那么简单，而是要把……那班贪官污吏彻底干掉。”

    刘国凯坚持认为,“人民文革”是文革中“人民”借助毛式文革机会,有意识进行对统治权力的“造反”。人民文革的参与者便是造反派。灌输式文革记忆“栽赃造反派”,把造反派当作文革罪恶的替罪羊,为的是让文革真正的罪人逃脱历史的审判。刘国凯的顾虑是有根据的,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尽管亲身经历过文革的许多人对造反派没有好感,但却很少有人会真的把他们看成文革的元凶，所以也谈不上是“栽赃“。〔注22〕

    然而,造反派不应为文革担负根本责任,这并不等于造反派在文革中没有需要担负的责任。尽管造反派遭受了统治权力“始乱终弃”的命运,但造反派毕竟充当过极左式革命的鹰犬和打手。在造反派里找一些不那么凶狠,甚至有异端思想的个别人并不难,问题是,“造反”组织本身就是被制造出来，用来进行极权统治的暴力机器。

    刘国凯说,文革“对中华文化的摧残和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主要发生在1966年7月的文革最初期,……与文革时期的群众造反运动毫不相干。”他举例说,陈寅恪是受“贵族红卫兵”迫害而死,与“中山大学造反派”无关。经历过文革暴力和恐惧的人恐怕很少有人会同意迫害无辜与造反运动毫不相干的说法。我自己就于1968年初在上海火车站亲眼目睹过这样一幕,车站上站满了上海造反派的纠察人员,一一检查排队进站旅客的行李。我前面一位二十来岁的青年被喝令站住,交出手里的一个旅行包。那位青年顿时脸色煞白,手脚颤抖。造反派纠察从旅行包里找到了几本外文书(当时是严重的违禁物),当场凶神恶煞似地把那青年强行带走。

    研究造反派有助于澄清文革中的一些史实,但却不会改变文革给无数中国人(包括红卫兵和造反派)带来极权统治灾难这一根本史实。脱离了后面这个基本的史实,造反历史越是无限地细节化,也就越容易成为琐碎的“劈头发”式的材料堆砌。宋永毅在周伦佐著的《“文革”造反派真相》序中说,把造反派和文革动乱联系在一起,原因之一就是，一些在1966年运动初期就被打倒的人们，因为长期身处“牛棚”，对外面世界的群众运动已经分不清什么“造反派”，“保守派”和“专案组”，自然也就把整他们的“革命群众”和“专案人员”也当作了“造反派”。〔注23〕话虽然不错，但是为什么分不清呢？因为“造反派”，“保守派”和“专案组”对关在“牛棚”里的人是同样的凶狠。对于那些在“牛棚”和“劳改队”熬日子的人们来说,那些骑在他们脖子上的人自称是“红卫兵”,是 “造反派”,还是“专案组”,是叫“红旗兵团”,还是叫“井岗山战斗队”,又有什么区别呢?

    那个以造反派为主要参与者的“人民文革”,只有把它说得越和具体暴行无关,才会越象有那么回事。对文革的全貌评价也是一样。刘国凯的人民文革论还只是想从文革中分离出一些有积极反抗意义的部分来。在一些新左派那里,整个文革都被抽象成了具有普遍积极意义的“人民文革”。〔注24〕他们从文革总结出三种“人民价值”:一是打击官僚体制,等级制度,体现了“平等”;二是普通人的积极参与,体现了人民参与的“政治自由”;三是对现有的秩序的不断批判,体现了人民革命的理想主义。但事实情况是,文革不仅没有消除等级,反而在旧等级上再建立新的等级。“人上人”的红五类和“人下人”的“黑七类”(“狗崽子”、“牛鬼蛇神”)之间存在的不仅是政治和社会权利等级,而且更是人和非人的等级。文革的普遍参与是永远紧跟伟大领袖的“奉旨参与”,这种甚至不能选择“不参与”的参与根本与“自由”无关。文革新秩序是以神化的领袖为宇宙中心的, 极左的不断革命论永远以别人为对象,成为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暴力斗争秩序。

    对文革的记忆和评价都应该是具体的。然而,具体的记忆和评断却总是受认知限制,总是带有偏见。如何来看待“具体”和“全面”这二者间的张力?在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之间应该如何建立一种有助于全面认识文革的联系?文革的集体记忆本身又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记忆?这些问题必然会以各种形式不断出现在目前和今后的文革讨论中。我想用马各利特（A. Margalit）在《记忆的伦理》(The Ethics of Memory)一书中提出的“共同记忆”(common memory)和“分享的记忆”(shared memory)概念来为这些问题的可能讨论提供一个例子。

    马各利特用1989年12月发生在罗马尼亚首都布达佩斯的历史事件来说明“共同记忆”和“分享记忆”的区别。成千上万的罗马尼亚群众在布达佩斯广场上对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发出嘘声,人民的起义终于导致了独裁者的灭亡。马各利特写道,“试想,如果齐奥塞斯库依靠残暴的秘密警察(那些恶名昭著的国安警察),夺回并稳住了政权,在当时罗马尼亚的恐怖统治下,谁还敢大声,或者甚至悄悄再提发生在广场上的事情?(但是,)每一个亲身经历,或在电视上看见过这件事情的罗马尼亚人又都会记得这一幕景象。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在广场上的嘘叫便只能是一种共同记忆,但不可能是一种分享的记忆。” 〔注25〕

    共同记忆是指个人记忆的聚集,“所有亲身经历者的记忆聚合起来就成为共同记忆。”共同记忆是相对而言的,“一个社会中记得某件事情的人数超过了一个门槛限度”就可以称作为共同记忆。〔注26〕到今天为止,在中国还不会有人怀疑文革是一种共同记忆。但是随着时间的流失,随着直接经历者的逝去,情况就必然会有所改变。

    分享的记忆则不单单是个人记忆的聚合。必须在公共空间中有自由交流,记忆才会成为分享的记忆。分享的记忆以自由的公共交流为条件,因而成为一种具有公共政治性质的记忆,“分享的记忆融合和标定事件记忆者的不同角度。” 〔注27〕广场上人群的记忆,虽然每个人都只是从自己的特殊一角经历了事件的一个碎片,但却可以融合成一个整体事件。其他没有亲身经历的人也可以“通过叙述的途径”分享他们的记忆。分享的记忆是以现代社会记忆分工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公共的事件不必每个人都非得有机会亲自见证,但必须要有人亲自见证,必须要有自由畅通的渠道让人们分享见证。在今天的中国,虽然有共同的文革记忆,但由于文革讨论的禁忌和限制,并不能形成真正分享的记忆。如果文革的公共记忆越来越淡薄,而分享的记忆则又没有条件存在,那么文革记忆的最后命运就只能是消抹殆尽。

    在当今中国,文革记忆面临的首要问题似乎并不是所谓“只说文革灾难”的“记忆扭曲”,而是马各利特所说的记忆能否分享。其实并不只是受过迫害的老干部才记得文革是一场灾难,许许多多平凡的中国人(尤其是文革中家破人亡者、黑七类、黑九类和他们的家属)也都有这样的记忆。造反派人士和他们的记忆不同,不是因为造反派人士的记忆更“自发”,而是因为经验角度有所差别。其实在这两种记忆之外还有别的对文革的经验式记忆,如阳光灿烂的日子,上山下乡,物品极度匮乏,等等。每一种个别的记忆都只是,也只能是记忆者通过个人经验与某个共同记忆空间的局部联接,这种局部的联接必然是偏见的,必然不等于就是共同记忆对象本身。

    马各利特借用心理学研究的“闪光灯现象”概念来说明个人记忆与分享的记忆间的关系。他举了好几个例子来说明,不同身份的人对同一事件记忆的闪亮程度,清晰和深刻程度是不同的。黑人对黑人领袖金恩博士遇刺的记忆就和一般白人不一样,白人记忆肯尼迪总统遇刺,德国人记忆伯林墙倒也与其他人群有异。[注28]可以设想,文革中不同政治地位，不同社会身份,不同幸运或苦难经历,是否曾经直接生活在暴力和恐惧的威胁之中,等等，这些经验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具体个人对文革中具体事件和组织(包括造反派和红卫兵)的“闪光灯现象”记忆。我于1968年在上海火车站碰到的那位脸色苍白的青年,他对造反派的记忆又怎么会和那些当过造反派并引以为荣的人一样呢?对那位青年来说,他在具体造反派人员那里遭受的暴力和恐惧难道不应该比对造反派抽象而空洞的“公正认识”要来得更真切、更重要吗?他一定会同意马各利特所说的话,“即便闪光灯记忆并不全然可靠,但那毕竟是记忆人接通分享记忆的渠道。” 〔注29〕

  尽管我们不接受“人民文革论”,但我们仍然重视造反派对自己个人经验的闪光灯记忆,重视他们的个人经历（包括史实记录或口述史）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就造反派记忆者自己来说，局部记忆不如就让它只是局部记忆，不要勉强将它一般化，上升为一种排斥其他局部记忆的唯一“正确记忆”。

    那些因文革而家破人亡的人们,那些受迫害、遭伤害的人们,那些伤害了别人、自己又被伤害的人们,那些曾经为文革充当动力的人们(红卫兵、造反派、积极分子),那些扮演过打手、骨干、急先锋的人们,那些飞黄腾达的人们,那些政要大员们, 他们各自对文革都会有自己的亮点记忆。对于每个具体的人来说,文革不只是一个抽象概念,一场灾难或一场革命。对每个人来说,文革只是他自己的闪光灯记忆会特别回想的具体事情、印象、场景画面、人际关系、心境、情绪等等的混合。

    遭遇灾变者和加害者可以经历过同一件事,但却并不拥有共同记忆。蹲过牛棚的人一定记得管教员的模样，姓名,和禀性。但管教员却不一定记得所有受过他管教的人员。我清楚地记得红卫兵到我家抄家时抱走我父亲多年辛苦写成的手稿的那些“革命学生”。这些手稿以后就再也没能找回来,成为我父亲的终生遗憾。我后来和这些学生中的一位成了很好的朋友,知道他根本就是对文革充满了反感。他积极投入文革,无非是为了自保。他大概就是“人民文革”中那些带着杂异动机的造反者。我是不是因为他的杂异动机而在他参加的抄家暴行中少受到一些伤害呢?他的“人民文革”对于我或其他受过类似伤害的个人真的有什么实质意义吗?我曾和他提到我父亲手稿的事情，他说根本不记得了,也许是我记错了。对待同一件事情,我和他就有不同的亮点记忆,因为这件事对我和对他,重要性真是太不一样了。

    文革中的过来人,幸运的和不幸运的,都只能拥有对文革的局部、零碎记忆。每一个在乎文革的人都必须以各自的闪光灯方式把自己的记忆沟连到对文革的分享记忆中去。正如马各利特所说,即使他们的闪光灯并不全然可靠,但只要叙述出来,记录下来,流通到公共信息的交流中去,就都会成为有用的历史证据。后代要从这个直接分享记忆中接续记忆的人们还必然需要对这些材料进行甄别、解释和独立思考、判断。从道义上说,集体记忆有责任向弱者和无辜受害者倾斜,这就象社会正义有责任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一样。

    德国人和世界其它国家的人们记忆纳粹屠杀犹太人,并非因为人人都有犹太人那样的丧亲之痛或直接受害经历。记忆纳粹屠杀犹太人，那是因为纳粹暴力和恐怖不只是针对犹太人,而是针对全人类作为“人”的尊严、生命价值和自由存在。谁只要还把自己当成是人类的一分子, 谁就不能对这样的暴行无动于衷, 不能对这样的罪恶保持道德中立。强调保存文革的苦难和创伤记忆, 同样不以文革中人人有相同的苦难为前提，同样体现每个人维护人类共同尊严、生命价值和自由存在的道德义务。在今天的中国,文革记忆问题上的困惑迷茫、孤独彷惶、避重就轻、麻木冷淡，甚至隐瞒歪曲、武断限制、刻意遗忘，这些都深深地打上了后极权社会思想僵化、道德麻木、价值虚无和公共语言枯竭的印记。保存文革的苦难记忆是为了避免类似文革的人道灾难再次在中国，或在世界任何其它地区发生。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每一个文革记忆分享者都不应当以文革记忆的“多样性”为借口，拒绝文革苦难记忆的特殊意义。社会正义和群体记忆向社会弱者(受难者)倾斜, 为的是更多、更有效地保护弱者，为的是提升整个群体的人性水准。这样的正义和记忆才是任何一个正派和正义社会存在的道德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