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我的文革记忆 2

北岛：北京四中(2)
由于和同学交换日记看，被揭发出来作证据，于是他成了“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他倒并怎么不在乎，真正激怒他的是另一件事。“一天，我从操场踢球回到教室，”他后来跟我们说，“很多同学围观墙上一张小字报，我也探过头去，上面写着‘牟志京是爱情至上主义者’。我一下子就想到自杀，因为我不能允许别人践踏我的感情领域。当时兜里有两块多钱，我决定大吃大喝一段，然后自杀……”
按天性他不会自杀，再说还有很多大事等着他去干。
他头一次听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时感到震惊，马上到清华附中贴出批判的大字报。紧接着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辩论会上，他上台发言批对联，几个女红卫兵冲上来抢走话筒，并朝他脸上吐唾沫。几个在场的四中同学上台揭发他是反动学生。在四中组织的批判会上，他不仅不屈服，反而为另一个同学打抱不平，结果被杀气腾腾的刘辉宣打掉一颗门牙。
那年冬天，牟志京在街头看到《出身论》的小字报，通过上面地址找到遇罗文，谈得很投机，于是他决定办一份铅印小报，让此文广为人知。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创刊，其中《出身论》占了三个版面，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真正作者是遇罗文的哥哥遇罗克，他成了《中学文革报》的主笔。
18岁的主编牟志京，当时并不知道《出身论》的作者是谁。他追述与遇罗克初次见面时的印象：“他相貌奇特，个子不高，背驼得厉害，脸色极苍白，深度近视，眼镜一圈一圈的，但目光犀利，声音洪亮，机智幽默……那时正是冬天，在他家住房边搭的称为‘冰窖’的小屋里，我感到非常温暖……”
《中学文革报》供不应求，不断加印。那一阵，四中门口挤满来自各地的人，焦虑与期盼的眼睛像大海中的泡沫。他们一共出了六期，直到中央文革公开表态批评《出身论》。牟志京召开编辑会，说谁要是没有准备牺牲可马上退出。无人退缩，全体都留下来。
1968年年底遇罗克被捕，1970年3月5日在公审后被处死，年仅27岁。被捕前他对牟志京说：“我觉得对不起你，你这么年轻，我把你拖了进来。”最后他把一封“致毛主席的信”托他保管。遗憾的是，此信在辗转藏匿中遗失了。
1975年秋，我和刘羽去五台山，路上把钱花光了。经大同回北京，我找到在铁路局当工人的牟志京借了五块钱，并在他们宿舍过夜。那天晚上，牟志京疯狂地拉着手风琴，他眯起眼咧开嘴，如醉如痴。
十一
赵京兴比我低一年级，却比我早熟得多。刚满18岁，他已通读过马恩列斯全集，仅《资本论》就读了六遍，精通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等西方经典哲学，并写下《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对话提纲》等书稿。在随革命退潮而兴起的读书热中，由师大女附中同学摘抄部分书稿，油印成册，在北京中学生中流传。还记得初读时我的震惊程度，虽说每个字认得，却不懂大意，而且一看就串行——这个跟我同姓的家伙让我生气。
赵京兴出身贫寒。父亲是裁缝，平日穿缅裆裤，光脊梁，又黑又胖。一个与文化毫不沾边的家庭，居然出了这么个哲学家。
他公然反对“上山下乡运动”，并写大字报贴在学校。他认为，由于每亩地平均人口增加，必然加重农民负担，把城市危机转嫁给农民。他年轻气盛，口无遮拦，将生死置之度外。
在原生物实验室召开的第二次批斗会上，主持人大喝道：“赵京兴，你狼子野心，竟然要批判毛泽东思想，是可忍孰不可忍。”赵京兴先引用马恩两卷集某页某段的一句话：“批判就是学习，批判就是革命”，接着他理直气壮地说：“我在四个方面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并一一作了具体说明。
他的言论可谓石破惊天。比如“文化大革命是社会矛盾的总爆发”；比如“社会主义走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步，就像火车头一样在那儿左右摇摆，不知道往哪儿去了。”他在日记中写道：“伴随着人们的地下活动，将会出现新的历史舞台。”他在《政治经济学对话提纲》中写道：“要让商品经济打破计划经济”。如此大逆不道，自然会招致种种处罚。
1968年年底，我在史康成家见到赵京兴的女友陶洛诵，她是师大女附中高二的学生，穿着一身不合时宜的白色连衣裙。至今还记得她说的一句话：“赵京兴不反毛主席。”和艰深的哲学笔记一起，还流传着陶洛诵情书中的字句：“少女面前站着一个18岁的哲学家。”
陶洛诵长得挺漂亮，却被百万庄一个号称“俊男美女鉴定专家”的人评为79分。后来一打听才知道美女的标准是维纳斯，俊男的标准是大卫。
一凡和我在家练习气枪打靶，靶纸是冲洗报废的照片，包括我们自己的头像，背后垫着《红旗》杂志，为了回收气枪子弹。正赶上赵京兴托我们为陶洛诵放大标准照，顺手把一张废照片当靶纸。这事不知怎地传了出去。有一天，赵京兴来借书时说：“陶洛诵让我问问，你们是不是特别恨她？”
1968年冬，接连下了几场大雪，格外寒冷。六斋越来越冷清，大多数住户先后去插队了。校园人迹稀少，大字报棚区空荡荡的，只有几张告示。
在一个小院里，有四个学生被工宣队隔离审查。其中包括赵京兴，他是公安部钦定的“要犯”。他总是笑眯眯的，埋头读书，沉浸在冥想的世界中。他的兴趣正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
除了赵京兴，还有我们班两个同学，一个是刘辉宣，一个是史康成，正好关隔壁。他们分别因宣扬或反对“血统论”而在押，殊途同归。看守是同学，睁一眼闭一眼。我常去看望史康成，给他送书或捎口信，碰见刘辉宣也打个招呼。他们四位相处融洽，早晚拢火，互相借用火钩子，顺便交流案情或读书心得。
1970年2月，赵京兴和陶洛诵一起锒铛入狱。
十二
从1966年10月起，北京中学造反派逐渐取代了“文革”初期的红卫兵（简称老兵），成为主流，但很快就出现了分裂。1967年春，由于中央首长4月3日和4月4日的两个讲话而形成“四三派”和“四四派”。“新四中公社”属于温和的“四三派”，或称“四三点五派”。
1967年4月底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柳絮飞扬。“北京老兵合唱团”在北京四中的食堂排练《长征组歌》，由刘辉宣指挥，当“乌云遮天难持久/红日永远放光芒”的乐句爬升到高潮处，总是被他的咆哮打断。中间休息，一帮合唱团男生聚在校门口晒太阳。
当时我正和同学在传达室抄大字报——那年头用不着看大门的，传达室被征用了。隔窗传来阵阵闲聊，继而起哄架秧子，骤然转向叫骂与追打。只见他们从校门外拖进一人，拳打脚踢，拽四肢用头撞树。据说是两个追赶游行队伍的外校男生，骑车路过，与合唱团的人发生口角，一逃脱一生擒。
这回可捅了马蜂窝。对手是北京建工学校“飞虎队”——铁杆“四三派”，以英勇善战而威名远扬。因武斗有人阵亡，他们全副武装抬尸到北京卫戍区抗议示威。有人报信，“飞虎队”掉头杀将过来。
那是原始版“闪电战”：先狂轰滥炸——无数石块飞进校园，擂动大地，砸碎房瓦玻璃。紧接着“飞虎队”队员冲进校门，兵分两路，迅速占领制高点，院墙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封锁校园。他们头戴柳条帽加防护罩，手持钢管式长矛。先锋部队开路后，主力列方阵层层涌入，杀声震天，由一口棺材压阵。
“老兵合唱团”纷纷逃向校园尽西头的食堂。幸好“新四中公社”与“飞虎队”是一家人，在我们劝阻下，减缓了大军的推进速度。
突然从宿舍小院斜冲出一人，赤手空拳，破口大骂，拦住大军去路。他就是刘辉宣。顿时他被十几个“飞虎队”队员团团围住，长矛从四面八方指向他，矛头在阳光下闪着寒光。班主任田佣老师带着我们几个同学一拥而上，用身体护住他，一边为他求情，一边连拖带拽，把他护送到宿舍小院，他还是骂不绝口。
大军如潮，棺材如舟，绕过这漩涡继续向前。刘辉宣又出现在食堂，在他带领下，合唱团的散兵游勇高呼口号，但一见大军压境，长矛林立，刘辉宣只好下令：“放下武器，撤！”合唱团男生扔掉棍棒，各自逃生；女生尖叫着，乱成一团。我们竭力把双方隔开，劝合唱团的脱掉军装——这“老兵”的身份标志，混进人群中。少数躲进食堂与院墙的夹道中，最后翻墙逃跑。由于我们介入调停，这场血腥的武斗只造成少数轻伤。老兵最大的损失是，那些停在食堂周围的锰钢自行车被砸得稀烂。
因写中篇小说《当晚霞消失的时候》而出名的刘辉宣回顾说：“那时我们学校有一个群众组织叫‘新四中公社’，取巴黎公社之义，是我们的对立面。他们当中有一个同学叫杨小青，和我们积怨甚深，见了面就怒目而视。后来有一次外校的武斗打进了我们学校，混战中我陷入重围，杨小青拼着命将我救了出来。但事后我们见了面还是怒目而视，管这叫‘坚持原则’。但我心里却尊重他，当时就敬重他……”
十三
1968年春，学校来了几个不速之客，直奔原校长室小院东侧尽南头的“革委会教育革命办公室”，门口还挂着“中学红代会作战部联络处”的牌子——这里也是北京中学“四三派”唯一的常设机构。
他们是北师大学生，因持有中央文革小组的介绍信而显得骄横，把桌椅弄出声响。此行目的嘛，是为了调查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下的高考制度，即旧高考制度如何打击工农子弟，保护黑五类子弟。
曾主管高考的前教导主任屈大同应声而至，诚惶诚恐，但他心里有数——“文革”快两年了，什么阵势没见过。读罢介绍信后沉默片刻，他悠悠叹了口气说：“恐怕我得让你们各位失望了。”事实是，四中高考升学率在百分之九十五左右，但同在分数线以上，往往是出身不好的被筛选下来。他说：“告诉你们，每个学生的档案袋正面是张表格，表格右上角就是中学政审意见，只要建议不录取，考出大天，也上不了大学。”
屈大同本人就是国民党少将之子，熬到名校教导主任，深知其中奥秘。见来访者满脸惊色，他更加得意：“给你们举个例子，知道钱伟长是谁吧，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兼教授，也是个大右派。他儿子钱元凯就是由于政治鉴定不合格，成绩再好也没用，哪个大学都没录取。这就是党的阶级路线。”
屈大同是钱元凯的高三班主任，曾对他发誓说出身问题绝不会影响升学。于是钱元凯报考了清华大学，虽获华北考区总分第二名，竟没有被任何大学录取。1958年9月，他到石景山钢铁厂当壮工，两年后改车工，他在劳动中坚持自学。由于爱好摄影，1968年他自制了照相机等摄影器材，后调到北京照相机厂，从技术员熬到总工程师，成为照相机技术理论的权威。
高考落榜后，父亲对他说：“上学的机会是受人控制的，但读书与实践才是获取知识的主要课堂，在这个学校中学习的权力只掌握在你自己手中，是任何人都剥夺不了的。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的习惯，这比任何名牌大学的校徽重要得多！”这番话他一直记在心中。
要说人生这苦酒，最初是他跟老师共同酿造的，却不能分享。每逢校友聚会，只要听说有钱元凯参加，屈大同退避三舍。
十四
1968年夏秋之交，北京出现了一个署名为“红卫兵6514部队”的秘密组织，神出鬼没，到处张贴大标语，诸如“揪出镇压北京中学文革的小爬虫李钟奇！”“镇压学生运动的人没有好下场！”“公社的原则永存！”同时张贴的还有油印小报《原则》。
其实这是我们班五六个同学干的。那番号有虚张声势之嫌，要破译并不难：四中高一五班六斋，反之“6514部队”。
1968年春，由于对中央精神解释的歧义和大学各派组织的介入，“四三派”与“四四派”的冲突不断升级。为了控制局面，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北京中学，成立“革委会”。当时负责中学军管的是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
“文革”草率收场，我们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与此同时，在两派冲突的背后，传来“老兵”意味深长的挑战，什么“二十年后见高低”，“你们有笔杆子，我们有枪杆子，看将来是谁的天下？”
无论在校园小路或字里行间，到处投下他们傲慢的身影。这来自“血统”的傲慢，僭越历史的傲慢，年幼无知倒也罢了，关键是他们从未有过什么反省（除少数例外）。这是一种深深的伤害，包括对他们自己，这伤害四十年来依然有效——“平民”与“贵族”的界限有如历史的伤疤，至今没有愈合。
“红卫兵6514部队”在行动——并不是和一个名叫李钟奇的将军过不去，而是为了在官史中留下潜台词，让本来顺理成章的叙述出现漏洞。我们白天刻蜡板印刊物刷标语，半夜出动，甚至把标语贴到卫戍区司令部对面的墙上。
一天半夜，我们骑车蹬平板三轮，来到西长安街小巷深处的北京六中，那儿离天安门不远。在校门外砖墙上刚贴完标语和《原则》小报，从校园内突然冲出十几个男生，手握垒球棒和弹簧锁，而我们只有扫帚铁桶。对峙中，双方身体几乎贴在一起，甚至能听到对方的呼吸。我心跳加快，血向上涌，头脑一片空白，从对方眼中能看到自己渴血的愿望。那是人的原始本能，可追溯到古老的狩猎和战争，在某些时刻仍在控制着我们。
僵持几分钟，如同世纪般漫长。我们后退一步，在对骂中走开。撤退速度要把握好，太快太慢都不行。走出小巷，来到长安街上。秋风乍起，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原则》总共办了三期，无疾而终，几乎没在世上留下什么痕迹，除了在我们心中——我们一夜之间长大了，敢于挑战任何权威。而在刚刚拉开序幕的“上山下乡运动”的浪潮中，所有原则必须修正、变更或延伸。
十五
1968年冬，我们一行十余人，包括田佣老师，到河北安新县白洋淀地区进行“教育革命考察”。这有点儿不可思议，在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我们就是教育革命的对象。这旅行多少带有那时代的疯狂印记。
我们正赶上武斗高潮，由省军区和38军分别支持的两派打得天昏地暗，战火波及白洋淀——那是抗日根据地，农民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
刚住进县委招待所，就接到讣告及追悼会通知。在县城攻防战中，控制县城的一方七人阵亡。在人家地界别无选择，我们除了献花圈，还把鲁迅的诗句“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抄成巨幅挽联，横挂在街上。高音喇叭播放着哀乐。我们走进停尸帐篷，向死者三鞠躬。那是我头一次目睹死人，有男有女，皮肤蜡黄，在阳光反衬下呈半透明状，让人想起皮影戏。更可怕的是那股恶臭，要尽力屏住呼吸。
作为来自北京的代表，自然成了“毛主席派来的亲人”，造反派头头和死者家属一再挽留我们作流水席上宾。婉言谢绝，我们回到县委招待所，一阵干呕，省了顿晚饭，在昏暗的灯下长吁短叹。
为安全起见，调查先从城关中学开始。那些农村孩子读书之刻苦是超人的：起早贪黑，伴着油灯熬夜，没有娱乐，居住伙食条件极差。他们的心愿就是进城读大学，彻底改变绑在土地上的命运。由于名额有限，要远远超过北京人的标准线才有录取的可能。这让我们震惊，按这个标准，北京四中有一半考不上大学。这种社会的不公平，远在我们的想象之外。
烽烟再起，对方开始攻打县城。枪炮声不断，特别是晚上，子弹呼啸声让人难以入睡。县城随时都会失守，而县委招待所是主要的攻击目标之一。田佣老师腰扎草绳，蹿出招待所大门侦查火力。只见他猫腰躲避，继而匍匐前进。招待所看门的老头细听枪声后打哈欠说，敌人还很远着呢，不耽误睡觉。
龟缩在县委招待所十来天，除各种传闻，对外界一无所知。在背后军方的压力下，双方终于坐下来谈判。我们乘头一班去保定的长途汽车，逃出围城。
回北京不久赶上过春节。在同学聚会上，杯盘狼藉，醉后高歌痛哭。写旧体诗词成了时尚，互相唱和，一时多少离愁别绪！北京火车站成了我们最后的课堂，新的一课是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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