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收复台湾得益于清荷兰同盟关系

清朝攻下台湾郑成功集团，关键在于清朝的同盟政策。当时是清朝和荷兰联合打击台湾的郑成功政权，而不是单独收复台湾。可见下面的文章。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从马六甲三宝山义塜看荷殖时代东南亚明末遗民的民族情结
updated: 10/04/2007
王琛发（孝恩文化基金会）
一、前言
如果我们考察在马来西亚当地被华人社会通称为“义山”的各地区义塜，从探讨民族认同的角度去讨论义山本身相关的文物史料，或许我们就会更具体理解义山如何在不同的时代一贯的体现为华人文化与历史面貌的承载体。
马来西亚华人的义塜，在各地区的正式命名有“公塜”、“义塜”、“公司山”、“义山”等不同的叫法，人们通称为“义山”，其中原因也许是承传了中国南方的俗称。但是，从意义看名称，整座山头的土地都是为了服务於群体生死大事的义举，“义山”的名称无疑是很传神达意的说法；它包括的不只是让死者入土为安的坟墓，而且也包括了确保幽冥秩序和人间崇功报德的神庙与公共祠堂，其组织结构甚至也会包括使用其收入所得支持的慈善与教育事业。
考察义山历史，我们首先应注意到的是每一个地区的义山都各自留下了具有不同的特徵的文物史料。其中也有不少的史料其实恰能反映身处异乡的华人生活，并且说明他们是如何抱紧了自己的民族意识去和西方殖民政权打交道。
这里选择了马来西亚现存最古老的义山，也就是麻六甲市的三宝山作为一个探讨的个案。把它作为探讨对象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由於它具有相当长的历史，也由一些历史片段构成它的典型性。我们不仅可以根据这座义山各时期留存的史料，从碑记和墓碑上出现的朝代年号特点，联系那一段长时间本区域政治的变化，去勾划出明末清初东南亚华人的政治认同的演变；我们也能藉此探讨生存在不同政治势力对决夹缝中的明末清初海外华人，了解他们在夹缝中如何既要调整又要坚持他们的民族认同。
在东南亚，这个例证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资料较完整的一个。
二、三宝山义塜历史──早于荷兰殖民麻六甲
马来西亚与中国明代交通的历史，主要起源於当时的地区强权麻六甲王朝与中国交往密切的历史。明政府称麻六甲为“满剌加”，《明太宗实录》卷23记载，明成祖是在永乐元年（1403）十月丁巳派尹庆等官员“齎诏往谕”满剌加等国1。随郑和下西洋的费信所着《星槎胜览》在〈满剌加〉条中谈及当地人情世故说：“身肤漆黑，间有白者，唐人种也……。永乐七年，皇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等齎奉诏敇，赐以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域，为满刺加国”；但《明太宗实录》卷46则说，麻六甲酋长受明成祖诏封为国王是在永乐三年九月，麻六甲遣使随尹庆入朝朝贡之後；卷47则载说，成祖钦赐镇国山碑铭给麻六甲是永乐三年十月壬午的决定，帝谕礼部“可封其国之西山为镇国之山，立碑其地”，而且是“上亲制碑文……。锡以铭诗”2。这和《马来纪年》记述的明朝礼部封的“中国郡主”的五百随从留居在三宝山3，倒是可以对照玩味，也可以理解麻六甲当时在明朝心目中的地位。
通明朝一代，麻六甲有华人居住的事实也是见诸中外史料的。《闽都记》载：“明永乐时，福州商人赴麻刺国者有阮、芮、朴、樊、郝等，娶蕃妻生子”4，另外，官方立场的《明宪宗实录》卷97，也有记载成化七年十月发现当时“福建龙溪民丘弘敏与其党泛海通蕃”，到满刺加及各国贸易，冒充朝使，被官方捕杀5。至於西方人的记载则可以参考Caspar da Cruz着作於1556年的《中国旅行记》，他笔下说：“任何中国人不许出海到外国贸易，其出国都不再归中国矣，此等出国者，一部份住于满刺加，一部份住於暹罗或大泥，亦多数散於南洋各地”。6
中国人不论汉族回族都注重入土为安，从上述的记载当可推论那时已有好些航海到麻六甲和居留麻六甲的华人，他们在海上和异乡度过人生，不能避开生死大事，必须有一处黄土掩埋之地；尤其是在经历成化至嘉靖以海禁政策为主的期间，墓地对有家难归的移民更是重要。
不过，论及实物史料，麻六甲有据可存的最早墓碑是1933年由地方领袖发现的一块明朝天启二年（1622）墓碑，背上刻了“皇明显考维弘黄公，妣寿祖谢氏墓”。壬戌年仲冬谷旦，孝男黄子、辰同立”。发现碑迹後，由当时麻六甲华人信仰与社会活动最高机构青云亭主席许山林，领导了众执事重修这座古墓。他们同时为古墓铺了墓道，并树碑记其事，碑文声称“距今已三百余年”。
这位“维弘黄公”生活的时代是葡萄牙人统治麻六甲的尾声，葡萄牙人自1511年把麻六甲王朝逐出故土以後，统治了麻六甲129年的期间，几乎都是在对邻近国家的作战中度过，到後来麻六甲“华人村”的华人人口变迁也无从计算7。可是，至少三宝山为我们留下了一块黄维弘的墓碑，显示了当地华人即使有家归不得、客死异乡，也不曾抛弃自己民族与国籍认同成为化外之民，仍然是效忠“皇明”。
这一座墓的重要性在於它反映了当时三宝山邻近有一个华人社区，证实当地的华人先民以三宝山为塜地。而且，在这个华人社区集居的华人保全相当完整的中国传统，有些人在此地组织了家庭，把中国的信仰以至殡葬习俗带来，他们还会引用中国人的十二干支概念替儿女命名。
三、荷殖初期的华人──效忠“不存在”的隆武年号
其实，荷兰东印度公司曾经替中国瓷器贸易扮演极重要的转手商角色。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日志簿，志明东印度公司从1602年到1682年，也就是在黄维弘生前死後、荷殖进入麻六甲前後的八十年间，一再以暹罗南部和麻六甲转口，输出中国瓷器超过一千六百万件。8
从一点来看，在郑成功於1661年把荷兰人逐出台湾之前，荷兰人已经和明朝统治的中国贸易，他们懂得麻六甲作为海贸中途站的重要地位，也认识到当地的华人的作用。而荷兰人不断向麻六甲的葡萄牙人作战，最後终於在1641年夺取麻六甲，除了是双方在欧洲有宿怨，也是基於他们重视这海港对他们亚洲海上争霸有利。
从1641年到访麻六甲的荷兰政府使臣斯候登的记录，我们知道荷兰人在占领了麻六甲一年後，当地的乌比萨巴克郊区有300至400人数的华人居民，其中有33位是由荷兰政府从巴达维用船舰载送到麻六甲的新移民，他们被安排到麻六甲开垦菜园和农田，城北则有一位叫Nochin的小商人当华人甲必丹9。由此可见，当时本区域华人的种植技能较其他人经验老到和先进，受到荷兰人的器重。
翻开地图，我们也可以看到，自从荷兰人在1640年从宿敌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麻六甲，在郑成功於1661年从荷兰人手中拿下台湾主权之前，荷兰人从1640年到1661年之间之能纵横亚洲，是由於它同时占有麻六甲和台湾，形成它在地缘政治上的策略性优势。他们同时紧扼了中国及日本传统的“下西洋”海路出入口，也就是控制整个南中国海北接中日的台湾海峡及麻六甲海峡南邻印度洋的通道，如此一来荷兰人的海上势力也就成为东西方贸易的强势。
荷人入侵麻六甲那年已经是明朝崇祯十三年，也是清崇德五年。再过3年，也就是1644年，是清世祖顺治元年。这一年南明弘光帝退守南京，然後在1645年被俘，於1646年殉国；同一个1645年的闰六月，唐王在福州即帝位，改元隆武，1646年八月，隆武帝亦兵败殉国；隆武殉国四个月不到，他的弟弟绍武帝在广州继位不到一个月就城破自杀10。这时寄居西方强权蓠下的麻六甲华人，如果从海上听到中国的家乡消息，大都不会是好消息。
考察这一时代的麻六甲三宝山华人墓碑，必须结合青云亭这一由当地华人以信仰设教的社会中心，把青云亭的文物与三宝山的对照。从青云亭里供奉的神主牌看其中的遣词用句，可以看出明末麻六甲华人的心结。我们会发现到，受荷兰人最初委任的几位甲必丹，一律是至死不承认明朝亡国，他们以侨居海外的明朝子民自居。
以甲必丹郑芳扬来说，他为他的父亲郑贞淑所立的神主，便体现出一种海外孤忠的典型。打开郑贞淑的神主，内面的生卒年月竟写着：“生於万历丙戌年二月，葬在麻六甲三宝井山殿下，卒于隆武戊子年闰三月”。
这一块神主牌不仅是证明当时依附在荷殖政权底下生活的华人是奉明朝为正朔，最耐人寻味之处在它采用了一个不存在的“隆武戊子”的年号，隆武帝早在1646年殉国，戊子年却是在1648年，即清朝顺治五年。
作为地区华人领导的郑芳扬为什麽可以不担心宗教信仰和孝道观念的压力，如此郑重其事的在父亲的神主写上子虚乌有的“隆武戊子”？要能解释得清楚，就只能说明这“隆武戊子”的提法符合了大家希望他把父亲的遗愿一脉承传的孝道，也是他在地方上受拥戴的政治立场。
荷殖时代的麻六甲华人，包括郑芳扬本人都是来自福建，从郑芳扬墓碑刻上地名“文山”和他儿子文贤（玄）神主刻了“龙溪”的地名，可知他原籍是今天的漳州。他们为了生活，是经常和福建的海商互有沟通的，甚至本身也可能是海商集团的其中一员。如果我们认识到身为海上武装商团的郑成功1647年入海誓师抗清时沿用了“隆武三年”年号，便可以理解麻六甲人沿用隆武年号的渊源；到了1648年，也就是郑贞淑去世的戊子年，郑成功依旧是奉隆武年号为正朔，与鲁王联合兵力分击闽、浙沿海11。我们从这一历史背景便可以了解原籍漳州的郑芳扬，也是支援反攻基地、心向光复大陆的海外忠贞人士，拥有反清复明的决心。根据这一历史脉络，“隆武戊子”不仅并非无知失误，反而是恰好能表现出身在海外郑芳扬和其随众的立场，他们依旧注重忠孝两全的儒家传统。
1677年，轮到郑芳扬自己去世，在他墓碑上的中榜写明“文山显考甲必丹明弘郑公之墓”，他的儿子文玄为他立的神主牌牌面上是“大明显考芳扬郑府君神主”，牌内侧也载曰：“大明甲必丹郑公启基”。可见南服遗民誓死忠贞，不愿降清。明祚虽仅留下在东南一角，但华人甲必丹之职位即使是荷兰人给的，原名启基号芳扬的甲必丹到死的那天，他的随众和他的遗族也不认为他自己是荷兰人的“官”；他们硬是在他“甲必丹”的称号顶上加上“大明”。
四、“龙飞”年号昙花一现──失根遗民的无奈寄托
同一个郑芳扬，当他为父亲立碑时，他和郑成功的反清部队不约而同奉“隆武”为正朔，但是，当年以“明弘”为名的郑芳扬未见大明江山重新弘大，已在1677年壮志未酬身先死。他的家人子弟在翌年为他立碑，却采用了一个後来马来半岛罕见其他人沿用的“龙飞”年号。自甲必丹郑芳扬墓碑上刻着“龙飞岁次戊午吉旦立”，麻六甲以後又有几块碑刻都出现“龙飞”年号，这在过去曾引起不少学者猜测。
有学者以为龙飞年号和会党私定年号有关。其实，从郑成功以至郑芳扬郑重其事奉已故隆武正朔，我们可以知道，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年号，是和朝廷大事相关，涉及效忠皇体的大事，会党也不可能无故自取年号。何况郑芳扬的神主还是在坚持着他心向明朝的认同？
既然如此，又为何要“龙飞”？
使用“龙飞”年号的，还有同在三宝山的宝山亭里的李为经纪念碑，以及纪念曾其禄的《曾公颂祝碑》。为纪念继承郑芳扬的甲必丹李为经而立的《甲必丹李公博懋勳颂德碑》指他原籍“银同之鹭江”，即後来的同安县厦门，注明是“龙飞乙丑年剙”（1685），石碑文还说明他是“因明季国祚沧桑、航海而南行，悬车此国”。至於曾其禄，他是甲必丹李为经的半子，青云亭有供奉其神主牌，刻着他是“故明显考避难义士”，内载他是“福建银同禾浦”人，当时人为他立的《大功德主曾公颂祝碑》则刻写着“龙飞岁在丙戌”（1706年）的字样。
1648年被尊为“国姓爷”的郑成功遥闻桂王已即位于肇庆改元永历，从南澳奉朔提师；随着郑成功延用永历年号，一直到他的郑明政权取得台湾，即使後来又又尽历了永历帝1659年败入缅甸和1662年遇害昆明，郑明政权在1683年归顺清朝前夕还是奉永历为正朔。麻六甲华人曾随郑成功沿用“隆武”为正朔，但三宝山迄今没有见到永历年号的墓碑，麻六甲也未见出现永历年号的神主，因此不能证明当地先民是否曾采用永历年号，也无法说明他们是鲜少采用永历年号或後来有所顾忌？可是，我们结合麻六甲华人早在1683年台湾郑家归顺清朝前，1678年身为甲必丹的郑芳扬墓碑上已采用了“龙飞”，可以想像到麻六甲明末移民可能源于郑成功一路不妥的荷兰关系避用永历年号。尤其1661年郑成功打下台湾後，荷兰人对地方华人和郑成功来往所施的的压力，已变成了杯弓蛇影的禁令，这是更不能有“台湾关系”。
郑成功和荷兰殖民者很早就有贸易竞争和冲突，而且荷人也多次劫掠过郑成功的商船。荷兰人早在1646年已从日本收到“国姓爷”处境不利想要暗中谋取台湾安身的消息，等到郑成功海上举义打了几场战以後他们更不断听闻相同的消息，也不断与郑成功的海上势力在亚洲海域互相摩擦芥蒂，随着1652年台湾发生了郭怀一起义後，荷人进一步怀疑郭怀一和郑明势力相关，更进一步留难甚至劫捕郑明政权的商船；到1654年前後，荷郑矛盾已公开发展到郑成功封锁中国人对荷殖台湾贸易，荷殖称为“福尔摩萨”的台湾岛自1652年到1657年也陷入萧条中12。这样一个背景下，麻六甲华人在荷人统治下连甲必丹官职也要受殖民政府协调，叫他们公然追随郑明势力声张的政治认同？未免太敏感了。
1661年郑成功赶走荷人挥军入据台湾後，荷兰规定他们所统治的印尼群岛及麻六甲海域的军队，可以对剃头的清朝子民友好，但一旦发现蓄发明装的华人就必须注意“国姓爷”的人马，检查通行证，没有通行证就逮往麻六甲；凡是不愿剃发留辩的明末遗民，也只能说明自己不是“国姓爷”的人马，才能获得通行证；到了1667年，荷殖东印度公司更令巡逻舰严防属“国姓爷”派系的华人经过麻六甲海峡，遇到华人船只要劝诱他们往麻六甲，抵抗者格杀勿论13。这也即是说明，不愿降服清朝的华人要在东南亚的荷兰人势力范围内生存，就不应认同基地在台湾的另一个“中国”；他们只能拿着荷兰法的良民证件作为护身符。
由此可推测，自17世纪50年代起，在麻六甲土地上使用“国姓爷”那边任何惯用的政治认同特徵，都确实危险。
1677年，荷兰人在十年内已三次反攻过台湾。根据荷兰驻麻六甲总督蒲脱1678年报告，麻六甲总人口4818人，华人仅占426人，其中成年男子127人，妇女140人，儿童159人，主要是比较富裕的商人和工匠，畜奴总数达290人14。从这一数字，我们大概可以了解麻六甲华人是富裕的少数人口，但他们的人口比例还不到总人口百份之十。他们是依赖地区的贸易优势生活，能效忠前明政府已经是很守气节，但却不可能有多大的优势去对抗统治着居留地的强权。若他们向清廷联合的洋人强调自己应倾向“国姓爷”，毕竟势单力薄、後果不测。
总之，到了1661年之後，1658年退入缅甸的永历帝已在那年被吴三桂锁执到昆明杀害，而东南亚这些明装蓄发的华人又因郑荷关系的转变而变成了孤臣孽子，他们滞留在荷兰势力范围内，回不去大陆又去不得台湾。
所以，在荷兰人保护的土地上生存的李为经是“因明季国祚沧桑……”终老于麻六甲，曾其禄是“故明避难义士”。言下之意，明朝虽已远，但心中还是不愿降清，又不愿入籍番邦，只能盼望等待着有朝一日反攻大陆，前明皇室子孙登位；因此，神主和墓碑上不愿少了自己应有的认同，却又不知如何表白认同，便只好采用既非清朝帝号又非已故天子的隐喻。“龙飞”回到原典原意，即天子登位的意思，这或许是最佳的表态。
前明朱姓子孙多流落不知去向，只有甯靖王、巴东王、沪溪王和鲁王世子及家人，随着那群郑家子弟兵，赴台偏安，在归顺清朝的最後一刻犹奉永历正朔，也没有人到了台湾再称帝15。居住在东南亚拿着荷兰通行证的华人，还蓄着长发不愿剃头，他们既然不敢濳越先帝年号去使用自己的纪元，又不能在荷兰地区使用荷人敏感的永历年号，更不愿使用清朝年号，他们就只能以“龙飞”作为一种盼望的信念。
“龙飞”年号最後一次出现在麻六甲是在台湾郑家归顺清朝多年後，也是清朝对西洋重开海上贸易兴盛之刻。在“海关公司”主导下由僧悦成所立的《重兴青云亭碑记》，此碑开首说青云亭是“为了保佑吾齐行货为商，不惮踰河蹈海”，并称赞甲必丹蔡士章的领导，碑上纪年即是采用“龙飞辛酉”纪年。但是在同一年由甲必丹蔡士章为了三宝山建筑祀幽冥场所而立的《宝山亭碑》，却已经用了“嘉庆六年岁次辛酉季春”，与前一碑的“龙飞辛酉”成为了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对照。
五、清朝年号的出现──明朝效忠的消褪
考察甲必丹郑芳扬、李为经、曾其禄的子孙替父亲刻立神主的遣词用语，可以发现到，麻六甲华人在1683年清廷据有台湾已经既成事实之後，也逐渐放松了他们对前明的效忠。
郑芳扬的儿子郑文贤就是一例，他替父亲立碑，书明“大明”，替父亲立的神主，正值清荷联盟与台湾政权对敌时，郑芳扬神主的生卒年月仅以“生於壬申年四月，卒于丁巳年四月”说明。但是轮到文贤自己的孩子替父亲郑文贤立神主，己经奉清朝为正朔：“生於顺治丙申年五月，卒於康熙庚午年五月”。
李为经的孩子替父亲立的禄位则是忠於历史事实，并用明清两朝年号：“生於万历肆拾贰年甲寅捌月，卒於康熙拾柒年柒月”。
曾其禄去世时的神主是“生於崇祯癸未年拾月，避难麻六甲，卒於戊戌年二月”。戊戌年是1718年，此时明亡已久，这位“故明避难义士”死後的神主强调他的“避难”，说明像他这类人是最後的海外孤臣孽子，有着无力回天的的尽忠心态。然而，曾其禄的第五个儿子仲植逝世，曾其禄孙子就替父亲以清帝年号记录生卒年月：“生於康熙癸未年正月、卒于雍正辛亥十二月”。
而且，1706年的《曾公颂德碑》固然采用“龙飞”年号，但是撰写人却是署名“赐进士吏部观政年家眷弟陈大宾”。据《同安县志》，这位在碑上称曾其禄“吾同之鹭岛曾家湾人……遭沧桑故避地甲邦”的同乡陈大宾是“康熙廿九年进士”（1690）。可见碑文上透露他“逐秉甲政”的这位“故明避难义士”曾其禄本身立场忠臣不二主，当上荷人封的华人甲必丹後还是对前明至死不渝，但同时间他的心里也接受了清朝把两岸统一的事实。
到了厦门人陈承阳和海澄人蔡士章先後任甲必丹的时代，是甲必丹以身作则采用清朝年号为主的年代了。其实，从三宝山乾隆四十四年（1779）“霞沧显考甲政承阳陈公”的墓碑到山下牌匾，在康熙朝以後绝大部分都用了清朝年号，可以知道，麻六甲华人在康熙朝後对前明的效忠心情大势已去。甲必丹蔡士章领捐的《建造祀坛功德碑记》也是用清朝年号“乾隆六十年”（1795）纪年。
蔡士章在三宝山立《宝山亭碑》自署“圭海谢仓蔡士章立”，“圭海”是海澄县别名。他立这碑的年代是“嘉庆六年岁次辛酉”（1801）。但同年由蔡士章名列捐款前茅的《重兴青云亭碑祀》，撰写人邱华金却使用了“龙飞辛酉”年号。同一个辛酉年，是唯一一次看到“龙飞”与“嘉庆”年号在三宝山下宝山亭两块碑上并用，以後再也不见“龙飞”。龙飞年号到了嘉庆朝还能偶尔一见，毕竟回头已是百年深，也不知已沦为不知其然的习俗，或是有人坚守祖上遗训义不帝秦。
六、大量出现干嘉庆碑文──两岸统一的见证
以郑芳扬为例，我们从他的墓碑和神主看到了郑家三代的政治效忠物件转变。在三宝山的其他墓碑和神主，也反映了从清代最初的顺治而最後到康熙朝，前明还是麻六甲华人心目中的“故国”，即使面对殖民政府的效忠质疑，他们也还是宁可采用“龙飞”年号。等到陈承阳和蔡士章的时代，台湾已属大清版图，但一直到嘉庆朝，还是出现了“龙飞”与“嘉庆”在同一地区并用的情况。这说明效忠对象的转变还是要有段长时间，不是短时间的事。
然而，东南亚这些华人，如麻六甲的，毕竟以原乡在大陆沿海的海商为主。当清廷与台湾对峙的时间一长，他们就会担心台湾政权反攻无望；一旦作为居留地政府的荷兰也封锁断绝了与台湾的关系，还有清荷联盟之事实，他们蓄发明装，既不能到大陆经商，又不能与台湾沟通，无疑是为了效忠明室付出了牺牲。何况清廷1661年起一度宣布片板不能放下海的海禁，又把沿海民众迁入内地三十，以图和郑成功隔绝，也使亲郑的东南亚华人，有家归不得，形成相当大的杀伤力。
郑成功1662年入台不久就去世。他的儿子郑经为首的集团据有台湾资源後虽然延用永历年号，但到了1667年就一再提出“於版图之外，另立乾坤”的割据独立心态，一再与康熙和谈时声称台湾不是中国领土，在谈谈打打的过程之间统统独独一再动摇，甚至想要当麻六甲王朝之类的藩属16。这样的架势其实已模糊了统一祖国的坚持；加上台湾後期的内乱，海外华人实难再向郑家归心。
因此，等到台湾问题从政治上解决之後，1684年台湾设府，清廷有限度的开放海禁，在漳州等地设海关。麻六甲以漳州海商为主的势力，可以回乡又可以贸易，立场之转变是可知的。乾隆六十年（1795）开元寺僧昆山《祀坛功德碑》“澄邑丹屿李宜缨书”，说：“因我唐人远志贸易羁旅，营谋未逐，殒丧厥躯，骸骨难归，尽痊於此”，还是会说明了他们的惆怅。1801年以“海关公司”主导立《重兴青云亭碑祀》之同时，英国人已据有槟城和荷兰竞争，此时由麻六甲海关同人集厦门洋行、船主捐款立碑，说明贸易之盛，碑文内容得意说明清云亭命名由来：“夫通货积财，应自始有，而臻富有莫大之崇高，有淩霄直上之势，如青云之得路焉，获利固无赚得名也”。
这时候，他们已在官方允许的合法贸易中有机会以买办和转口致富，自然便认识到和平的台湾海峡让他们得益，他们要到大陆做生意、要和大陆做生意，也就接受和承认了统一两岸的清朝是正朔。
康熙朝後，麻六甲三宝山的颂功碑记和墓碑少了“龙飞”，几乎尽是采用清朝年号，当地华人对前明的效忠可谓往事如烟。
七、後语
一座三宝山，从表面去看只是古墓处处的老旧公塜，但是我们把山上山下的墓碑与碑文综合解读，读到的是一部明末遗民海外孤忠心态的转变史。
必须强调的是，他们的转变是对政权效忠的转变，但是效忠的物件是“一个统一的中国”，却是一致的。当清军入关之後，他们从民族意识的立场不能接受江山沦丧，因此希望郑成功能反清复明成功，恢复统一的山河；他们也为了这一立场付出了有家归不得的代价，却在海外坚持了民族意识和华人文化。
因此从康熙二十年（1681）清军攻台到二年後台湾政权回归北京，康熙强调了对手原本就不是明朝，妥善追諡郑成功并为其建祠南安，又将诸将及明宗室安抚，明朔便正式消亡，而郑家余部也多转以清朝为正朔。东南亚华人这时看到的是国家重归统一安定而且商业重兴可为，也就对易帜不会有太大的不安了。他们接受既成事实，认为这有助於地方的经济建设以及让他们回归大陆。所以，郑芳扬的第三代和郑成功的第三代一样，都是放弃了对前明效忠，接受对立的政权，麻六甲华人无论在民族认同和效忠的政权对象都回归祖国，便成了历史事实。
三宝山的神主及碑文，从“隆武戊子”到折衷使用“龙飞”系年一直到采用“乾隆”为正朔，所经不过百年。今人若要回顾细节，确实难以说明往事知多少；只剩下几块碑牌在苍凉的三宝山见证了几代人的历史经历。麻六甲的先辈不论在这片海外华人栖身之地和属於他们祖先的中华大地上，看到的政权如走马灯来去起落、镜花水月，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他们不曾想到，相距不到三百年，从1949年到如今，台湾海峡又一次重现两岸对峙和统独争议的局面。这就是历史，历史的转变常是曲折的，甚至会在人们忘记曾经有过那麽一回事之刻可以一再重演，却也有可能走上不同的结局。但历史上曾经的过去，毕竟可以让後人以史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