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江清

浦江清：“西山爽气朝来异”
    浦江清（1904—1957），江苏松江县人，古典文学学者。1922年考入东南大学文理科，主修西洋文学，成为吴宓的学生。1926年被吴宓推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陈寅恪教授的助教。1929年转入清华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任助教、讲师，讲授中国文学史，潜心研究中国古籍，致力于文史考证。1933年，与冯友兰一起到意大利、法国、英国游学，曾在伦敦博物馆抄录敦煌手卷。1934年回清华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先后在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任教，与朱自清等创办了《国文月刊》。1946年后，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代理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转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浦江清文录》、《浦江清文史杂文集》等，主编有《朱自清全集》等。
　　1946年10月22日，浦江清终于结束多年的流徙，重返清华园，他兴奋地写下了“十年辛苦天涯泪，万里归还劫外身”的诗句。1948年12月12日，他又开始记日记（此前他已多年不写日记了），正好见证了时代巨变之际清华的种种变化，他的心情，同事、学生们的不同心态。
　　　　自从1926年进清华做陈寅恪的助手以来，二十二年的光阴已经流逝，从助教、讲师、副教授到教授，他的学术成就也获得了同道的称誉。这二十二年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日本入侵，山河破碎，辗转漂泊，在南岳山里的长沙临时大学，在蒙自、昆明的西南联大……特别是1942年他一路西行，千转百折，穿越封锁线，经过无数艰险，历时177天，终于到达昆明，这一切都被他写入了可歌可泣的《西行日记》中。

　　　　然而日本投降了，民族的灾难并未成为过去，先是他尊敬的同事、兄长闻一多在1946年7月横遭暗杀，接着可敬的朱自清又于1948年8月一病不起，撒手而去。当时他代理清华中文系主任，系中教授，仅有他、陈寅恪（兼历史系教授）、陈梦家、余冠英、李广田、许骏斋等五个半人，讲师只有王瑶一人，另有兼任讲师三人。“名额不足，人才寥落，大非昔比矣。”本来已经和院长冯友兰商量如何发展中文系，添聘教授，“因北地风云骤紧而搁置”。[1]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给他带来了无比的欢欣，他破例写下七言长歌一首，其中有“故都今日作新京”、“西山爽气朝来异”等诗句。[2]他“开始怀着小学生般的热忱”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毛泽东的著作。[3]
    希望一觉醒来，已经被解放了
    1948年12月12日，北平的傅作义部已陷入包围中，北平即将成为一座孤城。浦江清访问陈寅恪，就添聘教授的事特地去征求意见，陈说时局很危，不宜此时提出，并告诉当年的助手：“他虽然双目失明，如果有机会，他愿意即刻离开。清华要散，当然迁校不可能，也没有人敢公开提出，有些人是要暗中离开的。那时候左右分明，中间人难于立足。他不反对共产主义，但他不赞成俄国式共产主义。” 对共产党并无多少了解的浦江清说：“都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未必就是俄国共产党人。学校是一个团体，假如多数人不离开，可保安全，并且可避免损失和遭受破坏。”陈认为他的看法是“幻想”。

　　　　浦江清还告诉陈，陈雪屏来北平“似为抢救若干教授学者，给予便利以南行，惟人数必有限制，极少数。陈先生如有行意，可通知梅公”。陈寅恪表示自己早已经知道这个消息，并已和梅贻琦校长谈过，劝他也去登记。上一次他们谈话时，陈认为清华在南方还是要慢慢设立的。虽然不一定再用清华大学的名义。北大校长胡适也曾说过，他不想在南方再设北京大学。浦江清推测国民党政府有意要北平的大学教授南下，到南方集合，像以往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那种形态。

　　　　当天下午有同事告诉浦江清“确乎校方对于想走的同人要给予若干便利”，不过他在日记中说：“我也不想走，我的小家庭都在这里，不愿再有迁动的狼狈情形。我在南方也无可立足，母、弟在沪、松，被解放的日子是同样地近。假如我到台湾或广东，反而与母、弟失去联络。”

　　　　此时清华园里已风声很紧，谣言四起，卖菜的老农说共军已到了附近，晚上他们家杀鸡请客，客人有朱自清夫人等。“大家说这一席也许可以永为纪念，并且希望今夜睡一个好觉，到明天醒来，局面已经完全改变，没有战争，而我们已被解放了。”[4]对共产党的到来，他们在心底里表示欢迎。

　　　　第二天上午，浦江清给中国文学史班上课，他继续讲《天问》和《九章》，没有学生缺席。“显然同学们不很安心。有人问，听说学校要迁城内和北大合并上课，是否确实？我说，没有这种决定，一迁就不能上课。而且怕也已太迟了，交通工具没有办法。再则城内也未必比清华安心，还是师生团结以应变为好。也有人问，假如我们这里被解放了，中央空军会不会来轰炸我们？我说，假如学校迁了，清华园成为共军根据地，或者可能有此类事情发生，否则也不会的。这样，大家都镇静了一点，继续讲书。有一位女同学情感不能抑制，在拭着眼泪。”下午炮声很紧，而且听到了机枪声，火线已离清华园不远。[5]

　　　　晚上他和许多同事（陈梦家以及朱自清夫人、冯友兰夫人等）拖家带口、携着铺盖搬进了建筑坚固的图书馆地下室，“这是清华园最紧张的一夜”。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孜孜地关心着给亡友朱自清编全集，和远在上海的开明书店抓紧联系，把拟订中的目录寄去。
    清华园充满了愉快的情绪
    12月14日，梅贻琦校长从城内回校，带来款项，下午给他们发薪，浦江清领到了金圆券近千元，却不知如何使用，徘徊在校门口，只买了些纸烟和火柴。他从进城运粮食的学生那里得知国民党军队撤守西郊，连海淀的警察局也撤了，这一带已成为真空地带。当他将这个消息告诉同事们，“大家认为业已解放，反而安心”。[6]这一天，他读了关于北平学生到解放区石家庄华北大学读书的记录《大江流日夜》，“所记生活情形甚详”，他也在憧憬着新时代的新生活。

　　　　12月15日，北平彻底被包围了，几条铁路线乃至机场都被切断，玉泉山和颐和园已驻有解放军，有学生骑车去玉泉山和他们谈话，回来写了《玉泉山记行》的大字报贴在学生大食堂前。“共军说，他们早知道清华大学，知道清华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他们在这一区域作战，受上面的命令，特别爱护学校及华侨。”[7]第二天，城内外交通断绝，邮信电话都已不通，浦江清听说胡适夫妇已飞往南京，陈寅恪也已成行，眷属还留在北平，梅贻琦 “似尚未成行”，黑板报上说国民党要梅飞南京。“至于校中空气，多数同学本来是左倾的，他们渴望被解放，少数也变为无所谓。教授同人极右派本来想走的，现在也走不成了，多数成为无所谓。不过师生一致团结，对维护学校是同心的。”[8]“园内充满了愉快的情绪。某太太说清华园真是天堂，这样一个大转变，一点事情也没有。园外农民有些女眷小孩们也避居在园内，今天他们都回去了。海淀成府交通如常，国军撤，共军来，都无扰乱。商店渐开门，东西很贵。共军所用长城银行的纸币出现了。”[9]

　　　　当天学生拉了两个解放军军官进清华园内，一个在体育馆演讲，据说口才极好，浦江清在看黑板报时见到了两个军官，不过演讲已完了，他在日记里仍习惯地称其为“八路军”。12月17日，一个学生告诉他：“共军纪律极好，不扰民。见老百姓称呼老大爷、老大娘。吃自己带着的小米干粮，喝冷水。肉菜皆有钱买，不强取。人马都很瘦弱。”因为闷着无事，他读了美国人约翰·史坦倍克的《苏联行》中译本，作者的态度既不亲苏，也不反苏。“但是书中到处都表现一个自由民主的美国人对于苏联的崇拜领袖好像神明一样以及严厉统制的作风，感觉到奇怪和不习惯。”[10]书中有很多照片，不过“他们在苏联拍摄照片，受有若干限制，出境时又有检查，三千张底片，被抽去一些，但并不多”。[11]对此他没有做什么评价。

　　　　相比之下，对国民党政权的作为，他却表示了不满和蔑视。12月18日是星期六，学校教务处刚刚通知星期一照常上课，不料第二天国民党派来的飞机在清华园投下了几颗炸弹。“平静的清华园，于是又起一阵骚扰，罩满了忧愁和恐惧的气氛，看来明天照常上课是做不到了。”[12] 20日下午举行教授会议，通过了清华大学教授为校园遭到轰炸的抗议，中英文两份通过燕京大学的外籍教授私人播音电台播向城里的美国新闻处代发。

　　　　对蒋介石政权，他一直没有好感，早在1932年1月27日的日记中，他与叶公超等“谈及蒋介石、宋子文等与上海鸦片贩之关系”，就曾“叹息痛恨中国之政治已不可为”。[13]闻一多被暗杀也一定深深刺痛了他的心，1947年5月30日，他曾在北大、清华教授《为反内战运动告学生与政府书》上签名。

　　　　1948年12月21日，比邻的燕京大学教授林庚来慰问清华的朋友，称燕大曾请共军一个政治部主任刘道生演讲。“谓共方企图组织人民共和国，并非苏维埃制度。说话也毫不像一般人所想象共产党员口吻。共方政策已改变，适合国情，所要打倒者惟蒋政权及四大豪门。保护文化机关，公教人员，工农商各界。”[14]

　　　　12月22日晚上，电灯刚通，清华中文系邀集师生座谈会，“本系师生全体出席，济济一堂。同学表现解放后的乐观气氛。讨论如何走向光明的道路，检讨自己的生活，讨论大学教育的方针，中文系课程的改善。问题都很大，发言的人也很多。十时半始散。青年人同中年人的态度总不很相同。他们富于理想，思想前进。中年人往往注意于现实问题，意志消沉，又富于理智，抱怀疑稳健的态度。”[15]
    参与起草挽留梅贻琦的长信
    24日清华教授会上通过两个议案，第一个就是挽留梅贻琦校长，请他继续为本校服务，晚上浦江清到冯友兰家参与起草挽留梅校长信，觉得“措辞颇困难”。梅贻琦13日因公进城，14日回校一次，当天又进城，以后交通阻隔留在城中，迄未出城。从无线电传来的消息，孙科新内阁名单任命梅为教育部长。清华大学学生会一致挽留，称南京政府将倒，不应使名流“殉葬”。他们虽然字斟句酌起草挽留信，但冯友兰得到消息，梅已于星期二飞往南京，挽留只是形式之事，谅梅也有“难处”。[16] 

　　　　27日上午，他从黑板报上得知梅贻琦确已飞到南京，与胡适等在京成立“平津各院校迁移委员会”，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名称似如此，可笑可鄙。学校既不能迁，同人学生几全体在此，只有几位校长先生及少数教授得到便利飞出去，还筹备什么南迁？是召集流亡教授，给予优待，我们留在这里的，便视同匪类了！读工字厅前教联会报，对于南京成立平津院校南迁委员会，大致讥评，并对于留在校内的态度不明的摇动分子加以警惕。又对于教授会所主张成立的同人应变生活维持会亦有微词，谓办法不彻底。又读学生饭厅前有‘某老教授谈清华’，谓清华有三种坏势力，现在是一个改革的机会。一、校务会议把持校政，保守而无能。二、党团势力。三、留美人士但知细节，不识大体。这三种批评是得当的。其中惟党团势力一层，或者夸张太过，清华比南京上海的国立大学好得多，而且比北大也好些。平心而论，党团势力并不在清华肆无忌惮的发展，民主教授的言论，影响于学生大于党团势力。”[17] 

　　　　钱伟长、费孝通等在这天下午召开教授会上提出组织校制商讨委员会，由教授会发起，联合教联会、研究生会、学生会、职工会代表共同组织，任务是征询各方对学校行政制度、教务课程的改进，收集商讨材料及具体改革方案。当场推出教授会代表每院一个，李广田、钱三强（周培源暂代）、费孝通、钱伟长、刘崇乐五人。教联会来信，催促早日复课，当场决议，后天起复课。29日复课，他继续讲文学史楚辞部分，不过，“学生对于上课已十分懈怠，复课也不过是名义而已”。[18] 

　　　　这一天是梅贻琦六十诞辰，清华同事原定进献油画像一幅，并有冯友兰写的祝寿词，以及张子高的油画像题词，装成册子，清华同人都签名于后。“梅先生已行，颇可惋惜。”册子仍传阅，浦江清也补签名于后。[19]他们对梅贻琦的敬意，倒是并没有因时局的变化而变化。
    新旧交替时期生活困难
    1948年12月下旬，清华成了“三不管”地带，教职员的薪水只拿到12月份，金圆券已不能买菜，偶尔可以买到也是非常昂贵，肉六十元一斤，鸡蛋十多元一只，菜三四元一斤，冻豆腐三四元一块，这是12月22日的物价，没几天12月份发的金圆券就花完了。

　　　　“不知共军何时把北平攻下，共同解放以后，方始得到安定。又不知国军好不好冲出来，西郊成为拉锯战的战区。又不知人民政府何时来接收清华，使我们能够拿到薪水。这些问题盘旋在我们的脑子里，所以不很起劲。”可见为一家老少生活发愁的教师与学生的热情完全不同。[20]

　　　　12月24日的教授会上通过两个议案，其中第二个是建议学校联合讲助教会、学生会、职员会、工警会等组织本校同人应变生活维持委员会，由教授会推出两名代表。梅贻琦校长走了，清华同人只拿到12月的薪水，既没有遣散费，也没有迁移费，位于城内沙滩的北大仍在上课，北大同人得到了透支三个月薪水以应变，而且年内所应发的一部分实物分配如布、糖等，城里的公教人员都已领到。“清华因交通断绝，独为向隅。梅公一走，主持无人，更落空矣。至于北平西郊，国军已撤守，解放军已来控制，而‘人民政府’的政工人员未到，清华大学并未正式接收，校政现由校务会议维持，生活问题不久即感困难。如果北平围上两三个月，大乱必起，情形不堪设想也。”这是他们当时最为担忧的。当天，他从冯友兰家出来，遇到一个同事，带了一份张贴在清华西大门的东北野战军司令林彪署名的安民告示，其中有保护学校寺院古迹等内容，他们认为接收之期已不远了。[21]

　　　　到12月28日，肉价还是六十余元，纸烟四十元二十支，花生米涨到五六十元一斤，浦江清“舍不得买”，跑了多家，只买了些黄豆（十八元一斤）、黑豆（二十元一斤）。[22]

　　　　1949年1月9日，物价飞涨，海淀市场上金圆券两元折合人民券一元。其他如长城银行券及各种解放区流行的钞票各有各的折合率。但附近老百姓到清华园内卖菜、肉、鸡蛋等，都希望他们以煤油、面粉去换。北平城还在傅作义手中，消息沉闷。

　　　　梅贻琦走后清华的校务由校务会议临时维持。“共方尚未正式接收，经济来源无着，同人均窘。有些人家已经没有买蔬菜的钱，天天吃白菜而已 。由教授会、教联会、学生会、职员会、研究生会、工警会几个团体组织的生活委员会筹划，先以校方所存应变时期的粮食借与工警及低薪职员们以维持生活。”[23]

　　　　就在生活即将危机之时，这天下午，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钱俊瑞和教育委员会张宗麟代表共产党宣布正式接收清华大学，成为“人民解放军第一个解放的大学”。并宣布新民主主义的方针：“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提倡民族主义、民主思想、科学精神。在校内，取消国民党教育中之训导制度，取消公开的或秘密的党团活动。一切暂维原状，薪水仍用等级制。至于高等教育的改进方案，待北平解放后，统盘筹划。”[24]

　　　　共产党接管清华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暂时先给他们发粮食、现钞，教授可以得到大约九百元人民券，三十斤小米。1月15日，从张家口运来的小米还没到，每人先分了二十斤玉米。因为物价飞涨，九百多人民券实际上连一袋面粉也买不上，买肉也就十斤左右。第二天，他领到人民银行现钞四百多元，他夫人约了朱自清夫人、余冠英夫人、杨业治夫人等一起去买菜，猪肉六十五元一斤，花生米二十五元一斤，纸烟二十五元二十支，“蔬菜价亦甚昂”，金圆券已停止使用。

　　　　1月22日，因为传说“傅作义投降了”，海淀市面上的物价有所下跌，肉四十元一斤。然而到了第二天“和平之音尚未证实”，而且还隐约听见炮声，“西郊物价又上涨”。

　　　　1月29日是旧历新年，虽然清华园内几乎家家户户都很穷，花生米、纸烟、杂糖及他家自做的赤豆糕都成了珍品，可是大人小孩都很高兴。不过在1月31日举行的教授会上，“教授们因过年过得太穷，大发牢骚，说话不客气，主席冯公多方辩护，也很失态”。[25]

　　　　2月7日，虽然清华被接收已近一个月，但教授们的生活还是很困难，2月5日发薪水也不是发一月份的全薪，只是部分维持费，教授约可得人民券千元，小米六十斤。第二天，他去海淀买肉两斤、花生三斤，黄豆、赤豆一斤，大米二十斤，纸烟两匣、中药两贴，就花掉了约九百五十元。“昨天所得到的钱，一天内就已用得差不多了。”千元人民券折合“袁大头”不足六块。[26]
    探寻更好的教学方式
    “西山爽气朝来异”，1949年对于45岁初度的清华教授浦江清来说，这一年是一个新的开始。在时代巨变的浪潮中，即使他们个人的生活都没有安定下来，整天要为柴米油盐发愁，但他们依然坚持在自己的职业岗位上，不断地探讨、寻求更好的教学方式，培养人才，造福民族，从来没有停止过专业的关怀。

　　　　1月2日下午，清华中文系五个教授开谈话会，讨论中文系计划及课程改订。因为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来信说，几天后要邀集全体教授商讨课程，希望各个系草拟方案。他们五人商议中文系拟分四组：（1）古代经典组。（2）语言文字组。（3）古文学组。（4）近代文学组。所以要分组的原因是中文系包罗范围太广，学生读得太难，分组以后，可以分别训练，各自走上轨道，除保存一些共同必修科目外，其他可以各随兴趣而选修。文学院的共同必修科目，逻辑与自然科学一门，自然科学中也可加入心理学一门作为选修课（清华原定只有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四门）。社会科学中可以加入人类学，可以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四门中任选一门。中国通史与西洋通史也可任选一门。这样，外系的必修科目减去两门，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选读，更可自由些。对于研究院，拟设立古代经典研究室、语言文字研究室、文学史研究室、近代文学研究室。他想加上俗文学研究室，但当时没有提出。[27]

　　　　外语系代理主任吴达元约中文系同人与他们共同商讨课程，因为有人提出中外文系的合并问题。中外文系合并而重分的提案，1946年夏天闻一多教授临难前就在昆明提出，清华复员时曾经考虑，由于实施上的困难，废而不议。[28]

　　　　1月3日，浦江清到余冠英家，与中文系同人包括教联会的讲师、教员、助教等共同讨论中文系课程改订方案。讲师、教员、助教们普遍认为中文系不必分组，而古代经典、语言文字可另外设立研究室。“他们思想本来多左倾，认为古文学的研究也要现代化。议论固然也有立场，惟言语之间颇有攻击私人之处，并非平心静气的讨论。”[29]接着又讨论了大一的国文，他认为：“大一国文可以把语体、文言两项分组，使课本不杂，分别教学及练习，使学生随需要及学习兴味而选择一种。此意大家认可。本来早应实施，直到此刻方议及。今所用讲本，文白杂间，寥寥数篇，而且他们讲得很慢，实际上没有多少作用。果然，听说各系检讨功课时，不少人认为大一必修国文是可以废除的。将来中文系的人事问题颇困难。担任大一国文的多数是教员及助教，不知如何安插他们。”[30]

　　　　1月4日，中外文系同人联席谈话会，没有正式谈到中外文系合并或如何沟通联系的问题，有许多人似乎不愿接触这个问题，所以用别的问题来岔开。“有人强调先谈两系的共同态度。结果讨论到一个共同的了解是：批评地接受古文学及外国文学，共同创造并发展今天的新文学。‘今天的’三字后来又改为‘人民大众’四字。我认为这一个态度太偏重创作，忽略了研究，到底大学教育不宜抛开研究。”整个谈话会“空气不够互相容忍”。[31]

　　　　晚上中文系师生商讨课程谈话会，浦江清首先报告了五教授所拟划分古代经典、语言文字、古文学、近代文学四组的方案，接着是教员助教发表意见，学生提出的意见是分研究、教育、文艺三组，也有主张把语言文字加入，分为四组或六组的。“教员助教们说话不很客气。有的发了助教这一个阶层的牢骚，有的批评考据校勘学的逃避现实极其有限度，不成学问。若干人主张中文系不必分组，通于古今，但是必须把非文学的部分挪开。最后又一变而为中西必须合读，归结为中外文系合并的问题。主张纯文学的，又不主张中西合并。各人有一个看法，意见不调协。似乎不是纯理论的探论，有人事问题夹杂在内。除课程问题外，又讨论到系务公开问题。竟未料到，助教们对我亦有些误解。”[32]
    “文学修养应该不分中西”
    1月5日，清华文学院举行教授会，中文系学生先递来一公函。“强调要实现闻一多、朱自清两先生的主张，使语、文分家，中外文学合并为一个文学系，谓现在正是一个时机。并且把课程方案略为拟定，当然有些是很幼稚的。”[33]浦江清曾仔细研究过闻一多合并中外文系的方案，感到在实施上有困难，为此专门写过一文《论大学文学院的文学系》（发表在1948年4月6日出版的《周论》）。他认为文学修养应该不分中西，写作应该练习本国文字。现在的中文系课程偏重古文学，并有不少国学传统的课程在内，一般爱好新文艺并有志于创作的青年，确乎感到头痛。外文系虽然读的是纯文学，可是写作练习多用外文，抛荒中文，如不注重翻译，到底专门研究外国文学能到精深地步的人很少，多数人竟是徒劳无功。为了适应现代青年迫切的需要，文学院可另设立一个近代文学系，使中外合读，鼓励创作和翻译，以造就通才，可以略带新闻学的性质。为免除实施困难，中外文系仍可各自存在，中文系渐渐提高向学术性方面发展，外文系为造就外国语言及专研外国文学的专才而设。这是一个折衷而容易实行的方案，冯友兰很赞同。

　　　　1月6日，“各系都展开课程的检讨。中文系反而寂然了。前天晚上的谈话会，空气都不融洽。教联会中人见到中外文系合并的办法，对于他们很不利，因而要说服学生，不主张合并，结果为学生所指斥。亦有人指破教员助教等联络学生含有作用，为自身利益作翻身运动，利用学生排挤某某教授云”。[34]

　　　　此前，1948年12月22日，中文系举行师生座谈会，他们就讨论过这些问题。“关于中文系课程的改订，或者是中外文系合并为文学系的方案，有闻一多、朱自清等提出过。我也有一篇文章，发表在《周论》上（雷海宗先生所编，正是学生们所认为反动的，所以他们不会看到），建议文学院应设立一个近代文学系，合乎潮流，也切于实用。原有中外文系，不必取消合并，可以改进，互相关联。方案很好，盼望将来能实现，可以满足若干爱好文学研究文学的青年的热望。照目下情形，中文系同学认为中国文学系课程中国学太多，文学太少。就是说近于国学系，而非文学系，他们不喜欢训诂、考据，而他们所谓文学的观念乃是五四以后新文学的观念，对于古文学也很隔膜。为爱好文艺而进中国文学系，乃至弄到触处是训诂、考据，不免有‘误入’的感觉，简直可以说是受骗。其中症结是如此。《国文月刊》有吕叔湘、徐中玉等文章，《文学杂志》有杨振声氏文章，观点差不多相同，要求中外文系合并。” [35]

　　　　1949年1月21日，浦江清收到冯友兰的来信，说归纳各方意见，语言文学方面可设文学、语言学、中国古典文学、英美文学、苏联文学、法德文学、东方文学七个系。但他认为分中国文学、西方语文学、东方语文学、语言学、文艺五个系或古典文学、近代文学、外国语文、语言学四个系就够了。中文系学生虽有合并中外文系的要求，还拟了课程表，外文系一个教授也有合并的具体方案，不过“这几天又搁置了”，中文系几个教授都不赞成中外文系合并。

　　　　这一天，浦江清草拟了中文系古典文学组、近代文学组的课程表，原定的四组，语言文字组因为可另外设一个系，中文系可以不包括，古代经典组暂时归入古文学组。这两组都有外语系的功课作为必修，近代文学组有六门课在外语系，实际上是以中国文学为主、外国文学为辅。他觉得如果中外文系不合并，也不在两系之外另设文艺系或近代文学系，那这个办法比较合理。当时，他们并不知道这些讨论注定将归于无效。到1952年院系调整，连清华中文系都将消失。
    细心披读《新民主主义论》
    按照清华校方的决定，学生上课到1949年1月8日止，开始放寒假， 可是学生早已无心读书，忙于筹备进城工作，总是请假。“所谓进城工作者，待北平解放后入城作唱歌演剧等宣传人民解放的意义的种种活动，并预备到各商店各住户为之讲解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大旨。他们正在读解放区各种刊物，共同商讨学习得很忙。清华园内锣鼓之声不绝。每日清晨，体育馆前扭秧歌已代替早操。午后晚间各教室练习合唱话剧等表演。”[36]

　　　　1月7日，一个土木系学生吕应三给浦江清“送来共方刊物多种，有毛泽东所作《新民主主义论》等。油印不清楚，细心披读一过”。[37]

　　　　1月17日，浦江清出席教授会，记下了三件事。一是钱伟长提出责询学校美金账目，原来管理此事的职员李天朴战事发生前就离校南下，战事起时学校和会计室的账目都运进城中，梅走后无人清楚。校务会议主席冯友兰答应叫接替李的职员和出纳组主任出席报告，却未实行，钱伟长又起来责询，“词锋犀利，冯公大窘”。二是此前费孝通提议由教授会领导，联合各团体代表组成校制商讨委员会，就清华现行的校制加以检讨，征求各方意见，提改进方案，这一天印发校制商讨大纲，展开讨论。三是建议成立教授联谊会，教授会是大学的立法团体，教授联谊会作为教授阶层的一个社团，与教联会、职员公会、学生自治会等并立，比如集体购买蔬菜的办法，学生、讲师、助教等都有自己的组织，教授如没有自己的团体和代表，也不便常常托他们代办。此建议当场通过。

　　　　第二天，他参加了北院区校制商讨座谈会，就本大学的使命，“清华精神”的检讨，校长的产生、职权，以及评议会、教授会、校务会议的职权组成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颇多收获”，记录整理交校制商讨委员会。

　　　　1月20日，天津解放，他听说南开大学颇有损坏，感到惋惜。其时，清华园内“无报可看，一切消息来自无线电收音”。工字厅前有教联会的大字报，抄录国内外消息，有来自无线电广播的，也有校园新闻及社评等，“词锋甚利，攻击右派教授，对于教授会、校务会议亦常有不敬之处”。因为消息灵通，上自教授，下至工警，都喜欢看这个壁报。[38]

　　　　1月22日晚上，他正在看书，忽然听到外面学生队伍 “傅作义投降了” 的喊叫声，他为此而高兴。“远近传递，颇为兴奋。沉闷之局，终于打开。”[39]

　　　　1月24日得知傅作义已接受共产党方面的和平方案将军队撤出城外，听候改编，共产党仍以“傅将军”称呼，将他的姓名从战犯名单中撤销。

　　　　1月29日，他听城中来的同行游国恩说，北大在城中一直上课，南去的人很少，只是考试取消了。“南京派飞机接取若干大学教授，抢救到南京，是开了一个名单的，大概各校都有。北大接到这名单（北大应该抢救的教授名单，是傅斯年等所拟），秘书长郑天挺觉得不大好办，决定公开，使要离平者登记。结果是名单上有的，不想南行，有些讲师助教们本来有家在南方因故要南行的，抢得此机会。飞机到了南京，若干文化要人到机场去接，以为有许多位名教授忠于党国毅然飞回了，竟大失所望，下来了许多不相识的不相干的人 。据说飞机上有不少空位，袁同礼的老妈子也上了飞机。成为一大悲喜剧。后来傅斯年急了，通知停派飞机。”[40]

　　　　在围城的一个多月中，城里的人比清华的人经受了更多的煎熬。“他们在被压迫的空气中，也很灵通地得到清华被解放后的消息，有些珍闻在传递中加以渲染。”[41]同样在清华他们也听到许多关于城里的不确实传闻，比如关于胡适南飞时受阻等。“在围城中，报上亦无正确记载，一切均成珍闻。”[42]

　　　　1月30日，二千名解放军到清华参观，和学生进城工作队汇集体育馆广场，唱歌、呼口号，浦江清“第一次听到”了“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这也是一个伟大的场面，兵士短装有精神，学生长装，各式衣服，夹在其间，步伐也差得多。”[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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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多数埋头教书、研究的教授一样，他对共产党办学方针也是完全不知，1月10日即钱俊瑞、张宗麟代表共产党接管清华的那天下午，两人曾列席清华的教授会，从他俩的谈话中，浦江清听说了“新政府对于高等教育将置重心于理工”，“学术研究及言论自由均可保障”，“教授待遇亦不致太苛”。[44]他最关心的恐怕还是“学术研究及言论自由均可保障”这一点。

　　　　1月31日，他在日记中说：“清华各团体自解放后，盛行检讨之风，而检讨之习惯并未养成，所以多意气和裂痕。冯公说了一旧话，说清华原有一句成语：‘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办事人是狗。’校务会议在此刻无论怎样总是错，希望不久新政府即派校长来也！”[45]

　　　　总之，他对清华被解放，对未知的一切还是充满了希望的。所以，他才会在2月2日托人带给老朋友向达的信中说：“此次清华解放为人民政府的大学，较北大、南开倒为先进了。”[46]

　　　　2月3日，清华学生进城工作大队会同解放军、燕京大学学生进城大队，步行走三四十里地进城游行，职员、讲教助团体也加入。他遗憾自己“脚力不胜”，“不能加入此伟大队伍，不免抱歉。同时很想看到北平被解放的大场面，可惜没有钱坐车进城，也不能骑自行车，只能呆在清华园里而已”。[47]

　　　　第二天，清华教联会及职员公会邀请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来谈话，翦介绍自己从香港秘密北上一路的经过，“言谈娓娓，善于辞令”。“说到济南国民党军人首长俘虏的生活，解放区内县长、市长、师长的克己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中共重视文化古物的情形，均很亲切真实。”[48]当时，浦江清并不知翦伯赞的中共地下党员身份，这要等到很多年后才公开。

　　　　在生活如此困难、经济如此拮据的情况下，2月4日，浦江清还是自费订阅了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每月要人民券六十元，“多长篇文献，副刊则有民众文艺。其他消息缺乏。”因为过去的民间报纸如成舍我创办的《世界日报》，陈铭德等创办、张恨水等主编的《新民报》等虽照旧在刊行，不过只保存了一些市井新闻、商业广告，连国内消息也很少。[49 ]

　　　　在大变动之际，浦江清的日记写到2月9日就终止了。“西山爽气朝来异”，无论如何山河已经改色，一个陌生的新时代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