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媚俗

“旗帜鲜明”地反对低俗和“万众一心”地被“感动中国”的英雄所感动，很有可能是同一回事；它是同一种的情绪导向。
                                                                   ——梁文道
　　阅读一个地方的报刊，我很喜欢留意常用的形容词与副词，尤其是那些和情绪相关的字眼。它们就像电邮和手机短信里的表情符号，是一套数量限定的格式，用来表达这个地方最常见或者最受欢迎的情绪倾向。凭我多年翻阅大陆报刊的经验，我发现“激动”和“动情”是出现频率相当高的词，一般用来形容某些被访者说话时的语气，或者被用来形容受访者的心情。比如说：“看到解放军战士进灾区的雄姿，我非常激动”；“听见领导这番话，我很激动”。又或者，“老人动情地表示，社会对他的关心，他永远难忘”；“大桥落成那天，他动情地说，这辈子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　　我还发现，凡是“激动”和“动情”派得上用场的地方，必定是些很“正面”很“激动人心”的场合。它也许是天灾过后一位领导不辞劳苦地跑来现场亲切地慰问灾民，也许是一位劳动模范坚守岗位矢志不渝地服务人民。总之它不会是负面的，不会是一个考试考坏了的学生很“动情”地表示，自己的一生完蛋了；更不会是一个盗匪被捕时说，“被警员踩在地上的那一刻，我觉得非常激动”；尽管他们在那一刹那还真的十分激动。假如你听说今天的中国人变得很无情很冷漠很犬儒，不愿相信任何崇高的理念与价值，那么你就真该多看点报纸多读点新闻了。这些文字里的中国人，是一群天真纯良的好人，并且十分浪漫，总是会为一些正面的消息而激动，总是会为一些好人好事而动情。　　最近流行“反三俗”，可是我连那“三俗”里的“庸俗”“媚俗”“低俗”都分得不大清楚。所以我拿起了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因为正是这部经典小说，把源自德文Kitsch的“媚俗”变成了文化界的关键词。在解释什么叫做“媚俗”的时候，昆德拉举出了当年捷克共产党政府庆祝“五一”劳动节的例子：“那个时代，人们表现都还积极或尽可能有积极的表现。……游行队伍走近主席台的那一刻，即使是最愁苦的人都马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好像要证明那是他们应有的喜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要表达他们应有的赞同。……五一节汲取的是对生命的绝对认同这一深深的源泉，游行队伍中人们发出的心照不宣的口号，并不是‘共产党万岁’，而是‘生命万岁’。……恰恰是这愚蠢的同义反复（‘生命万岁’）驱动了游行队伍中对共产主义思想仍旧完全无动于衷的人们。”　　公平地讲，昆德拉写出来的“媚俗”典范并不只是“冷战”时代的捷克政府，还包括了一些自以为是的人权斗士。在他看来，“媚俗”无非就是一种情绪的专制。这种专制的重点不在于控制人民的行为，也不在于控制每个人的思想，而在于控制他们的情绪。以正义和正确之名，它要求大家必须在恰当的场合表达出恰当的情绪，哪怕那些表达有点违心或矫揉造作。就像捷克“五一”节的游行和人权斗士抗议赤东的进军一样，一定是和某些光明伟大的价值相关。面对着那么了不起的东西（例如“生命的伟大”），你不“讴歌”不“动情”不“激动”，难道要冷笑要恶心不成？　　有意思的是，昆德拉也提到了那种很低贱很下流的庸俗，只不过他把它当成“媚俗”必须拒绝的东西。他认为西方人很难想象亚当和夏娃会在伊甸园做爱，更难想象他们会拉屎，因为这都是些下贱的脏东西，很不符合大家关于乐园的审美理想。他说：“对生命的绝对认同把粪便被否定、每个人都视粪便为不存在的世界称为美学的理想，这一美学理想被称之为Kitsch。就其根本而言，媚俗是对粪便的绝对否定：无论是从字面意义还是引申意义讲，媚俗是把人类生存中根本不予接受的一切都排除在视野之外。”　　那么我们今天“反三俗”，反的究竟是那些和粪便相关，阴阳怪气而且取媚大众的“低俗”？还是排拒低俗永远向上的“媚俗”呢？我不晓得，可是我隐隐觉得，“旗帜鲜明”地反对低俗和“万众一心”地被“感动中国”的英雄所感动，很有可能是同一回事；它是同一种的情绪导向。梁文道：评论家，凤凰卫视主持人本文来源于《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34期 出版日期2010年08月23日 财新传媒杂志

------------------------------------------------- 谁让郭德纲闭嘴？ 
 
一个活跃的相声演员、影视剧笑星沉默不语了，因为被封杀，他不仅清空了自己的博客，他的“家族企业”德云社的4个小剧场还同时被停业整顿，估计每天因此损失20万的票房。这是上周中国最热门的娱乐新闻，演变的过程非常富有中国特色：当传出郭德纲的别墅占用公共绿地的消息以后，电视台的新闻记者前去偷拍，在别墅门廊发生口角，郭的弟子用手推打记者——这本是治安和法律的问题，但是因为郭德纲后来在剧场演出中骂“记者是妓者”，很快遭到全国多家媒体的批评。 发展到这份上似乎就像通常的明星和媒体的骂战，通常的状况是郭应该澄清他并不针对所有记者并道歉就可以告一段落，糟糕的是郭德纲一根筋，他还在不停辩解，没注意到中国的领导人正提倡 “反对低俗、庸俗、媚俗”，很快他就遭到中央电视台的不点名批评，然后几乎所有媒体都开始攻击他的不当言行。最微妙的一段是，郭以口头刁钻好斗著称，他在民间复兴了那种带有草根气息的搞笑、讽刺性的相声，他们直接针对一般观众的喜好，而过去五十年里最出名的相声演员走的是另外的道路——“歌德”，主要歌颂好人好事之类，个别的批评一下已有定论的社会不良现象。这条“光辉道路”并非相声界的自主选择，而是因为1949年以后众多的勾栏瓦舍都遭到取缔，在国有院团编制里生活的演员们不得不主动、被动的调整言语、风格。 二十年前电视媒体兴起的时候，相声界出现了电视化的表演，段子变短，言辞的限制也更大——电视台是大众媒体，更需谨慎。当电视上的“相声名家”成为晚会演员，偶然随着国有院团演出的时候，郭和一些人尝试着在小剧场里进行演出，这接近传统的勾栏瓦舍，他们唯一需要讨好的是买票进场的观众而不是电视台和国有院团的评比机制。 剧场演出给演员的空间更大，这里没有电视节目和影视剧的严格审查，而且传播范围小，这给了郭德纲发挥伶牙俐齿的机会。可2006年当越来越多粉丝追捧他的时候，那些看不惯的风格，也嫉妒他的商业成功的相声名家们以北京市曲艺家协会的名义在2月份倡议“反三俗”，郭并没有在乎，还对此加以讽刺。可他没想到的是，四年后的这次“新闻事件”正好碰上级别已经升高的“反三俗”倡议，也就是说，他正好“撞到枪口上”了。一个牵涉到治安事件、牵涉到名人言论是否合适、媒体报道权的边界何在的争论就此变成了一边倒的惩罚，郭和他的剧团被强制沉默。言辞尖刻的郭德纲第一次如此沉默。这也再次说明中国的娱乐业和企业界有着类似的游戏规则：你可以不在乎竞争对手甚至媒体报道，可一旦权力之手介入，舆论和法律都可能变得无足轻重。 在一个法律规则不够明细的环境下，郭德纲应该如何生存？当他还未成明星的时候没人注意还好，当名气大的时候他没有像很多人那样主动靠拢行业协会——曲艺家协会，也没有加入国有剧院戴个“红帽子”——过去有私人企业因此得到好处但也惹来麻烦，而且，他似乎也没有刻意广结善缘多说好话——比如以不上“春晚”自夸等都容易让人找到言辞上的把柄。 另一位笑星赵本山和郭的经历类似，东北的二人转和京津兴起的相声一样本来是民间的俗艺术，直接针对观众喜乐的，两人做的剧场都回归民间并获得商业成功，可现在荣辱有别，一大因素是对中国商业政治环境有不同的适应方式。从赵本山的各种职务荣誉——铁岭市民间艺术团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曲艺协会会员、辽宁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全国青联委员、辽宁省政协委员、铁岭市形象大使——或许就可以发现他们现在遭遇不同的秘密。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周文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