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萨：坏女孩的恶作剧（节选）

坏女孩的恶作剧（节选）作者: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尹承东、杜雪峰/译 2010-10-28 09:48:33 来源:南方周末
《坏女孩的恶作剧》写的是一个自幼把金钱看成是唯一幸福的女孩莉莉，与一个胸无大志的翻译家里卡多苦恋一生的故事，时间跨度整整四十年。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坦言：“这个历程的确是我自传的一部分。我通过回忆来讲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利马、六十年代的巴黎、七十年代的伦敦和八十年代的马德里。自传成分出现在故事发展的所有舞台、环境和框架之中。” 当1965年3月我快满30岁到达秘鲁的时候，路易斯·德拉普恩特、吉列尔莫·洛瓦顿、胖子保尔和左派革命运动其他领导人的照片都登在了所有的报纸上，也出现在了电视上——当时秘鲁已有电视了，所有的人都在谈论他们。左派革命运动造反的形式是再浪漫不过了。那些领导人的照片是由这个运动中自己的成员寄去给媒体的，他们通过媒体宣布，鉴于农民和工人受到残酷的压榨剥削，费尔南多·贝朗德·特尔里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左派革命运动决定采取行动。这个运动的领导人经常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他们蓄着长发，留着大胡子，手持长枪，上身是高领黑色毛衣野战装，下身是草绿色长裤，脚穿皮靴。我看到让·保尔还是像从前那么胖。在《邮报》第一版刊登的照片上，他周围还有四个人，而他是惟一面带笑容的。“这些疯子连一个月都折腾不了。”我去看他的那天上午，阿陶尔福·拉米耶尔博士在他那博萨大街利马中心的工作室里预言道。“哼，要把秘鲁变成第二个古巴！要是让你的阿尔韦塔姑妈看到这些游击队员流亡者的面孔，她会昏厥过去的。”
我叔叔对左派革命运动宣布采取武装行动看得并不那么严重，而且他的这种想法很普遍。人们认为这是不理智的举动，很快就会土崩瓦解。我在秘鲁度过的几个星期一直感到很压抑，在自己的国家里，却感到自己仿佛是个孤儿，所以意志消沉至极。我住在我姑妈阿尔韦塔在米拉弗洛雷斯哥伦布大街的房子里，房间里仍旧是姑妈在世时的摆设，所以一切都让我想起她，也让我回忆起我的大学时代和失去父母的童年。我在姑妈的床头柜里发现我从巴黎写给她的全部信件她都按时间顺序码得整整齐齐，这让我十分感动。我见到了我在阿莱格雷区米拉弗洛雷斯的老朋友，在一个周六，我跟他们中间的六个人到靠近艾克斯普雷萨大道的国华中餐馆去吃饭叙叙旧。除了对往事的回忆外，我们已经没有多少共同的东西，因为他们的职业青年和商人（有两个人在父亲的企业里工作）的生活，跟我在巴黎干的事没有任何关系。三个人已经结了婚，其中一个人已经有了孩子，其他三个人已经有了恋人，而且这些恋人很快就要变成他们的未婚妻了。在交谈的空间，我们就开一些玩笑，大家都装出很羡慕我住在那个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城市，跟那些床上功夫不亚于野兽的法国女郎厮混。如果我告诉他们在巴黎的那些年代里，惟一跟我上过床的女孩是一个秘鲁人，而且恰恰就是我们童年时代那个假智利女孩莉莉的话，他们一定会感到惊愕。他们对报纸上宣布的那些游击队怎么看？他们跟我的叔叔阿陶尔福·拉米耶尔同样漠不关心。他们认为古巴派来的那些卡斯特罗主义者是不会长久的。谁会相信在秘鲁共产主义革命会胜利？如果贝朗德政府拿他们没办法，军人会再次出来维持秩序，这也不会让他们感到多舒服。这也正是阿陶尔福·拉米耶尔博士所担心的——
“这些白痴惟一要干的事就是玩游击战游戏，而这将把搞政变的借口拱手送到军人手中，结果是我们又要遭受八年或十年的军事独裁。再说，对于要对一个民选的民主政府实行革命的人，整个寡头集团，从《新闻报》和《商报》开始，都在指责他是要进行土地改革的共产主义者。秘鲁是一塌糊涂，大侄子，你到充满笛卡尔主义光明的国度里去生活是对的。”
叔叔阿陶尔福是个40岁开外的人，身材瘦高，蓄着浓密的小胡子，总是穿个西服马甲，打着小领带。我的婶婶多洛雷斯是一位仁慈的夫人，面色苍白，已经残废近十年，叔叔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她。他们住在一座温馨的小房子里，室内有很多书籍和唱片。这座房子在奥里瓦尔·德圣伊西德罗大街，他们请我去家里吃中饭和晚饭。婶婶多洛雷斯虽然残疾但并无痛苦，她以弹钢琴和看电视为消遣。当我们回忆起阿尔韦塔姑妈的时候，她哭了起来。叔婶没有子女，叔叔除了他的律师事务所之外，还在天主教大学教商务法课。他有很多藏书，对地方政治很感兴趣，毫不掩饰他对民主改良主义的赞同。在他看来，这种改良主义的代表就是贝朗德·特尔里。他对我非常好，加速为我办理一切有关继承的手续，而且拒绝为他的服务收任何费用。他说：“什么都甭说啦，我非常爱阿尔韦塔和你的父母，大侄子。”那是一些沉重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日子，要反反复复卑微地去见公证员和法官，不断地往司法大楼的迷宫里送去一些文件又拿回一些文件。晚上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越来越急不可待地要回到巴黎去。在空隙的时间里，就重读福楼拜的《情感教育》，因为现在小说中的阿努克斯夫人对我来说不仅是个名字，而且也有坏女孩的面孔。推算出应缴的继承税和阿尔韦塔姑妈遗留下来的应缴的费用后，阿陶尔福叔叔告诉我，卖掉房子和处理完家具，我将可以拿到差不多7000美元，或许还会多一点。这么一大笔钱我从来没想到会拥有过。多亏阿尔韦塔姑妈，我可以在巴黎买座小房子了。
一回到法国，进了我在参议院旅馆的阁楼顾不上打开行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罗伯特·阿努克斯夫人打电话。
她约我第二天见面，并且对我说，如果我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共进午餐。我在拉斯帕叶街法语同盟的大厅门口接她，她还继续在那儿上法文速成班。我们去蒙帕那斯大街圆顶咖啡馆吃咖喱羊肉。她穿得很简朴，长裤、凉鞋和一件薄夹克衫。戴着彩色的耳坠，跟她的项链和手镯正好搭配。肩上挎着一个包。每当头动的时候，头发便随之优雅地起伏飘动。我吻了她的面颊和手，她跟我打招呼的话是：“我以为你会被利马夏天的太阳晒黑了呢，小里卡多。”她真的是变成了一个非常高雅的女人：色彩和优美的情调搭配浓淡相宜，化妆也颇讲究。看到她的变化我依然感到惊诧。“我不想让你告诉我关于秘鲁的任何事情。”她提醒我说，口气是如此的斩钉截铁，以致我没敢问她为什么。我干脆给她讲了我继承遗产的事，并且问她是否可以帮我找处房子让我搬家。
她兴奋地鼓起掌来。“这主意我觉得太棒了，好男孩。我帮你安排家具和装修，这我有实际经验，我的房子就是我折腾的。很漂亮，你会看到的。”
忙碌了整整一个星期。每天下午她上完法文课之后，我们就在拉丁区、蒙帕那斯街和第十四区跑公众服务机构和找房子，最后终于在约瑟夫·加尼埃街找到了一套两个房间带浴室和厨房的房子。这套房子在一座1930年代装饰派艺术的大楼里，大楼的正面有几何图形绘画：菱形、三角形和圆形。它与第七区的军事学院毗邻，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很近。我看上的房子状况很好，尽管朝向内院和现在还要爬四层楼——电梯正在建，但采光很好，因为除了两个大窗户之外，还有一个凹陷的大天窗展示着巴黎的天空。
卖价是7000美元，但这对我没有困难，因为在兴业银行我开了账户，我缺的钱它可以贷款给我。那些个星期，找到房子之后，我一方面把它收拾得可以进住，清扫呀，刷漆呀，在萨马里亚女人百货公司和跳蚤市场上买些坛坛罐罐和杂七杂八的东西配备齐家具呀，一方面从周一到周五天天和罗伯特·阿努克斯夫人见面——周六和周日她跟丈夫去乡下。我们见面的时间是从她下课之后到下午的四点或五点。她一边帮助我干活一边跟房产经纪人和女门房练习讲法语，感到十分高兴，情绪很好。我对她说，好像我们正在进行外部装修的房子是我们两个人共享的。“这正是你所盼望的，不是吗，好男孩？”
当时我们正在荣军院附近的图维尔街的一家小吃店里。我吻她的手和寻找她的嘴唇，对她爱得发疯，欲望强烈。对她说的这句话我几次表示同意。“等你搬家那天，我们就进行首演。”她向我许诺说。
她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这是我们第二次做爱。这次做爱是在大白天，明亮的阳光从宽大的天窗射进来，一些鸽子透过天窗观察我们赤身裸体地在床垫上抱在一起。那床垫是萨马里亚女人百货公司的卡车送来的，刚刚撕去塑料包装。室内的墙壁还散发着新鲜的油漆味。她的身体还是我记忆中的那么瘦窄，四肢那么匀称，腰肢很细，好像我的两手就能掐得过来。她的阴毛稀疏，比她光滑的腹部或者大腿还白。大腿的皮肤有点发黑，而且带点浅绿色的光泽。她全身都散发出清淡而柔和的香气，在拔除毛的腋窝部、耳后、小而潮湿的阴部更是如此。在她弓形的小腹部，皮肤上隐约透露出一些细细的蓝色静脉血管，想到血在那些静脉中缓缓地流淌，我不免对她起了恻隐之心。像上次一样，她完全被动地任我抚摸，默无一言地听着，装出一副十分专注的样子，或者说仿佛没有听到任何东西，而是想着另外的事情。我一边努力地去拨开她的嘴唇，一边在她的耳边或者嘴边语无伦次地说着一些动情的话。“你要先让我到高潮。”她低声对我说，语调里隐含着命令。
她说话时那样冷冰冰的，似乎不是一个女孩在做爱，而是一个医生在进行技术指导和开药方，跟愉悦没有任何关系。这对我没有关系，反正我感到很幸福，我好久都没有感到这样幸福过了，也许从来就没有这样幸福过……“你射得太快了。”阿努克斯夫人责怪我说，一边揪着我的头发。“如果你想把我弄舒服，那就必须学会延长时间。”“我将学会你希望的一切，女游击队员，但是现在别说话，吻我。”
就在这天我们告别的时候，她邀请我去吃晚饭，目的是把她的丈夫介绍给我。我们先在他们帕西街区的漂亮的家中喝了一杯。那房子装潢得十分资产阶级化：厚重的天鹅绒大窗帘，柔软的地毯，时兴的家具，小桌子上摆放着瓷质饰物，墙上挂着场面火辣的加瓦尼和杜米埃的雕刻画。后来我们去了附近的一家风味小吃店，据那位外交官说，那儿的特色菜是葡萄酒炖鸡，而饭后点心他建议吃水果馅饼。
罗伯特·阿努克斯先生是个小个子，秃顶，唇下留着小胡子，说话的时候就会摇动；他戴着厚镜片眼镜，年龄应该是比他的妻子大一倍。他对妻子非常客气，为她把椅子放好或者挪开，帮她放好衣服，整个晚上都细心地照料着她，没有酒了给她倒酒，没有面包了就把面包筐递给她。人不是很热情，倒是有点自傲和冷漠。不过，似乎的确很有学识，谈起古巴和拉丁美洲，语气很有把握。他讲的西班牙语无可挑剔，只是带点儿地方音，表明他曾在加勒比地区服务多年。实际上，他并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办事处工作，而是奎台奥赛伊让出位子，给他做了总干事勒内·马厄助理班子的顾问和主任，后者是让·保尔·萨特和雷蒙·阿龙在高等师范学校的同学，人称谨慎机敏的天才。此人我曾见到过几次，每次都是由那个阿努克斯夫人丈夫的斜眼秃头跟随着。当我告诉他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西班牙文部做临时翻译时，他答应向查尔内斯推荐我，说我是杰出的人才。他问我对发生在秘鲁的事情的看法，我告诉他很久我就没有来自利马的消息了。“噢，那些山里的游击队，”他说，耸了耸肩膀，好像对那些事并不看重。“抢劫庄园，袭击警察，太荒唐了！恰恰是在秘鲁，那是拉丁美洲一个少有的正在力图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之一。”
这就是说，左派革命运动已经开始了他们的游击活动。“你应该尽快离开这位先生跟我结婚。”下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对智利小女孩说。“你知道你要让我相信的是什么吗？是你爱上了一个老头子，他除了像你爷爷之外，还是个丑八怪。”“你又在污蔑我的丈夫，我们以后再也甭见面了。”她威胁我说，但是刹那间又变了一张笑脸，这是她的特长。“他跟我比起来就真的显得那么老吗？”
我跟阿努克斯夫人的第二个蜜月在那次晚餐后不久就结束了，因为我刚刚搬到军事学院区，查尔内斯先生就跟我重新签订了合同。结果由于我的工作时间表，我只能偶尔短时间地跟她见见面。就是某个中午从一点到两点半的自由时间，我不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餐厅吃饭，而是跟她一起找家风味小吃店吃个三明治；或者某个下午不知她找什么借口离开了阿努克斯先生，跟我一起去看场电影。我们手拉手看电影，我在黑暗中不断地吻她。“你真烦人。”她练习说法语。“我想看电影，大傻瓜。”她的蒙田语言已经有了飞速的进步；她讲得很大胆，毫不害羞，句法和发音的错误都十分的好玩，比她的人品更有趣。直到许多星期之后我们才又有机会做爱。那是她去瑞士旅行一个人回来。她回到巴黎比预料的时间提前了几个小时，为的是到我约瑟夫·加尼埃街的家中跟我呆一会儿。
阿努克斯夫人生活中的一切依旧是相当神秘的，就跟她在秘鲁时智利小姑娘莉莉的生活和女游击队员阿莱特同志的生活一样。如果她给我讲的都是真话的话，如今她的社交活动很多，马不停蹄地出席招待会、晚宴和鸡尾酒会，在那儿跟巴黎上流社会交往。举例说，昨天她就认识了戴高乐将军的外交部长莫里斯·古伏·德穆维尔；上周她看到了让·科克多出现在私人放映的影片《在马德里死去》的活动上。那是弗雷德里克·罗斯的一部纪录片，挎着他情人的胳膊的是演员让·马莱，顺便说一句，这个演员非常漂亮。明天她将去参加她的女友们为伊朗国王的妻子法拉·迪巴来巴黎的私人访问举行的茶会。这会不会是纯粹的梦呓，把自己说得如此高大和冒充高雅？抑或是她丈夫真的把她引进了那个让她眼花缭乱的灯红酒绿、浅薄轻浮的世界？此外，她还正在经常，或者是她对我说她正在经常去瑞士，去德国，去比利时，几乎两三天就由于永远说不清的理由旅行一次：出席展览会、盛装聚会、节日庆典、音乐会，等等。由于她的解释在我听来显然是充满了虚荣和吹嘘，所以对她旅行的情况我就一概不再问什么，只是装着对她讲给我听的有关那些“光芒四射的远征”的话字字句句都信以为真。
1965年年中的一个下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我办公室的一位同事是西班牙老共和派，多年来他在写“最后一部关于内战的纠正海明威的不确之处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的名字将是《丧钟不为谁而鸣》。他递给我一张他在浏览的《世界报》，上面刊登的消息说洛瓦顿领导的活动在胡宁州康塞普西翁省和萨蒂波省的左派革命运动的图帕克·阿马鲁纵队劫掠了一座煤矿的火药库，炸掉了莫拉尼约克河上的一座桥梁，占领了路那图略庄园，把粮食分给了农民。两个星期之后，在亚华利纳山谷又伏击了一个武装警察支队。在战斗中，9名警察，其中包括巡逻队队长被打死。在利马，格里永饭店和国家俱乐部发生了用炸弹谋杀事件。贝朗德政府在整个中部山区发布了戒严令。读到这些消息，我的心都紧张得抽缩起来。那一天和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始终惶惶不安，胖子保尔的面孔不时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叔叔阿陶尔福不时地给我写信来，作为在秘鲁惟一给我通信的人，他代替了阿尔韦塔姑妈。在信中他大谈当前的政治形势，通过他，我知道了尽管游击队在利马的行动还是零零星星的，但在安第斯山中部和南部的军事行动却震撼了全国。《商报》、《新闻报》、阿普拉党分子和奥德里亚派如今已经联合起来反对政府，他们指责贝朗德·特尔里面对卡斯特罗起义者表现软弱，甚至说他跟起义有秘密勾结。政府已经委托军队对起义者进行镇压。叔叔感慨道：“这可是太糟糕了，我担心说不定哪会儿就会发生政变。已经闻到磨刀霍霍的气息。在我们的秘鲁，何时圣诞节就不在12月了！”在那些充满亲情的信中，多洛雷斯婶婶总是要亲笔写上思念我的话。
完全出乎预料，我跟罗伯托·阿努克斯先生竟是相处得很和睦。一天，他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西班牙语办公室，建议我们在吃午饭的时候一块到咖啡店里吃点小吃。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一起聊聊天，吸一只过滤嘴吉普赛人牌香烟，那是我们两个人都吸的牌子。从那时起，每当他的事情能脱开身的时候，他就来找我，我们一起去喝咖啡和吃小吃，同时交谈法国和拉美的当前政治形势和巴黎的文化生活，他对此十分熟悉。此人阅历广泛，很有思想，他抱怨尽管跟勒内·马厄一起工作很有意思，但是他只有在周末才有时间看书，很少去剧院和听音乐会。
由于他，我不得不平生第一次，毫无疑问也是最后一次租了一件男礼服，按礼仪着装出席在巴黎的歌剧院，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芭蕾舞义演，而且芭蕾舞演出结束后还有晚餐和舞会。我从未进过如此宏伟的场所，建筑的穹顶上装饰着由犹太画家夏加尔绘的油画。一切都让我感到美丽而高雅。但是让我感到更美丽而高雅的还是前智利小姑娘和前女游击队员。她穿着一件白色薄纱印花透明的衣服，裸露着肩膀，梳着高高的发型，颈项、耳朵和手上戴满了珠宝首饰，直把我惊讶得张口结舌。整个晚上那些与阿努克斯先生相识的老头儿们都走近她身边吻她的手，眼睛里放射出贪婪的光芒。“真是异国美人！”我听到一个激动难抑、纠缠不休的老东西这样说。我终于能邀请她跳舞了。我紧紧地搂着她，在耳边对她说，我从来连想都没想到过有一天能看到她像这会儿那样如此的娇艳。一想到舞会之后，在她帕西街区的家中是她的丈夫，而不是我脱光她的衣服跟她做爱，我就感到撕心裂肺的痛苦。异国美人面带一丝宽厚的微笑接受我对她的宠爱，但最后却放出了一句冷酷无情的话：“你给我说的话真是俗不可耐，小里卡多。”我吸闻着从她全身发散出来的芳香，感到是那般地渴望拥有她，以致几乎都难以呼吸了……
歌剧院那次舞会的几个星期后，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办公室里接到了坏女孩的一个电话。
“这个周末罗伯特要陪他的头头去华沙。”她通知我说，“你中彩了，好男孩！我可以把周六和周日都给你一个人，看看你给我安排什么节目吧。”
我用了几个小时来考虑怎样让她感到惊喜和玩得高兴，巴黎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她没有去过，研究那个星期六有什么演出，什么饭店、酒吧或风味小吃店由于其新颖和独有的、鲜为人知的特色能引起她的注意。最后，我把想到的无数方案全部放弃，选择了周六上午如果天气晴好的话，就去阿斯尼埃尔小镇狗公墓散步，它在河流中心一个树木葱茏的小岛上。晚饭安排在圣安德烈·台扎尔街的阿拉尔餐厅，就在一天晚上我看到巴勃罗·聂鲁达一手一个勺子用晚餐的同一张桌子上。为了让她明白这是个有名望的地方，我会告诉她那是诗人最喜欢的饭店，而且我还要点与惯常不同的菜。想到我要跟她过整个夜晚，跟她做爱，她喜欢我的双唇贴在她微微颤动的“夜间眉毛的阴部”，这是聂鲁达《婚礼上的用品》的一句诗，我们第一次在参议院旅馆我的阁楼里一起过夜时，我曾把这首诗在耳边读给她听，感到她睡在我的怀中，星期天清晨醒来蜷缩着温暖的身体贴着我，周六前的两三天我都全然处于幻想、愉快和担心有点什么事使计划落空之中，这几乎难以让我集中精力工作，我的译稿大概被审校者修改了两次。
那个星期六天气好极了。我开着一个月前新买的多菲娜牌轿车，半晌的时候带阿努克斯夫人去了她没有去过的阿斯尼埃尔小镇狗公墓。我们饶有兴味地在坟墓间逛了一个多小时——除了狗坟之外，那儿还有猫坟、兔坟和鹦鹉坟——，读坟前的墓志铭。那些主人送别他们心爱的宠物的词语，有的感情深切，有的富有诗意，有的轻快欢畅，有的荒唐可笑。阿努克斯夫人好像真的很开心，笑容满面，把手放在我的手里，春日的阳光照耀着她那双深蜜色的眼睛，她的头发随着河边的轻风而飘动。她穿着一件透明的薄衬衫，可以看清她乳房的边缘，一件宽松的外套随着她的活动而摆动，脚上是方格图案的短筒靴。她长时间地凝望着墓地进口那条不认识的狗的雕像，神情忧郁地感叹她的生活是“如此的复杂”，否则她就会养一条小狗了。我注意到这件事，心想：如果我能打听出她的生日的话，这将是我那天送给她的礼物。
我紧紧搂住她的腰，把她拉到我的怀中，对她说，如果她下决心离开阿努克斯先生跟我结婚，我保证让她过上正常生活，她喜欢养什么狗就养什么狗。她非但没有让我高兴，反而讥讽地问我：“想到要跟我一起过夜，你会觉得你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吗，米拉弗洛雷斯人？我这样问你，是为了让你对我说你那么喜欢对我说的那句俗不可耐的话。”
“没有比这使我更幸福的事了。”我对她说，嘴唇使劲地吻着她的嘴唇。“多年来我一直梦想着这件事，女游击队员。”“你要跟我做多少次爱？”她又说道，还是那种讥讽的语调。“能做多少次就做多少次，坏女孩。十次吧，如果我的身体允许。”“我只答应你两次。”她啃着我的耳朵提醒我说。“一次是在上床睡觉时，一次是在醒来时。”
她从未像那天上午那样顽皮过……
——选自《坏女孩的恶作剧》第二章：“游击队员”，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由于版面所限，编辑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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