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公屋保障三成市民住房

　　“低收入者有其屋”，香港公营房屋（简称“公屋”）制度，解决了30%以上、约200万人口的居住问题，被世界公认为有效保障居住的典范。

　　可以印证的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并没有造成贫困者无家可归的社会问题。

　　这一有着50年历史的制度，包含如下要素：政府的绝对主导、相关法律和部门的完整配套、成功的运营策略等。

　　内地廉租房制度刚刚起步的今日，不少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向了香港的经验。

　　为200万人提供公屋

　　在香港，只要家庭月收入低于12737港元、资产净值低于30.5万港元，就可申请公屋，每平方米租价仅为47港元。

　　与此相关，香港商品房价每平方米约4万港元，大量市民无力承受，即使是租房，每平方米的价格也需192港元，相当于公屋房租的4倍。

　　正是公屋的低价，保证了低收入阶层有其居所。

　　这一现象背后，是香港政府数十年来在住房问题上最重要的政策目标———为没有能力购买私人楼宇的低收入者提供廉租房的公屋制度。

　　在这一模式中，政府占据绝对主导地位。3月2日下午，香港房屋委员会委员、公屋联会主席王坤在电话中向记者介绍，这一政策始于1953年，当时因几场大火烧毁大量木屋，10万灾民无家可归，当时的港英政府用联合国“救灾款”搭建临时房屋，由此政府开始承担贫困者住房责任。

　　目前，香港已为约200万人口提供了公屋。

　　公益性质的开发商

　　居民受益的另一个政策背景是，香港有专事公屋事业的庞大体系。

　　作为公屋的决策机构，香港的房委会（房屋委员会）作用举足轻重，房委会由民间代表和其他各界与政治团体代表组成。政策的执行则是由政府下属的房屋署操作。

　　王坤说，这个以房委会为核心的运营机构规模庞大，负责从公屋建造、维护、资格审查、物业管理等各方面，运筹资金以十亿乃至百亿计。

　　其性质是自负盈亏的财政独立机构，有媒体将之比喻为“公益性质的超级开发商”。

　　政府每年会免费批出土地给房委会兴建公屋，建设、管理费用由房委会自己解决，其来源是公屋租金等。

　　目前，香港政府也已提供数千亿港币作为支持。

　　“公屋”和“私屋”的矛盾

　　在公营房发展的同时，香港政府也不愿看到公屋建设影响“私屋”房地产的发展。

　　“平衡二者关系很难，这是困扰公屋事业发展的很头疼的问题。”王坤说，尤其随着政府低价出售公屋的推行，引起一些地产商的不满，他们认为政府侵蚀了他们的利益，政府同私人市场争利的问题浮出水面。

　　于是政府实施“私人参建计划”来平衡这个利益。这一计划的主旨是，政府低价批出土地，让私人地产商去兴建一些出售的居屋单位提供给低收入者，私人地产商有利润，政府相应得到地产商的积极支持。

　　但近几年来，“公屋”与“私屋”争利矛盾突出，至今问题并未完全解决，2003年有人提出无限期停售停建公屋，来保护“私屋”的利益。

　　但王坤并不这么看，他表示，房地产市场不会因为政府停售和停建公屋，就会良性发展，也许是政府将私人化步骤推行得太急，比如出售公屋太多就引起很多副作用，“还是应由政府来控制土地的供应，达到调控房屋市场的目的。”而类似出售公屋的办法，在实行公有制的内地，被专家认为政府大量建设廉租房正好可以起到抑制房价的作用。

　　探索办法使覆盖面扩大

　　问题是，居者有其屋，在内地看来，还是一个本应实现、但还挺遥远的理想。

　　2月24日，建设部通报廉租房建设存在的问题，指出我国还存在一些地区没有建立廉租房制度等5大问题。

　　对比两地，在政府投入方面，香港政府的财政支出中，大约6%—7%是用于公屋的建设、维护与运转，内地的投入则相当可怜。

　　在资格审查方面，北京的经济适用房社区住着富人，而在香港，如果居民虚报财产，需要罚款五万元或入狱半年。

　　在关系协调方面，内地的政府部门、房产商和公众难有民主沟通，而香港的房委会内部，需各方公开透明充分发言后，再行推出各种制度。

　　当然，香港公屋也有未曾解决的问题———还不能覆盖全港有需要的人。香港房屋局高级政务主任胡伟文向本报记者介绍：“香港还有10万个家庭排队等候政府的公屋救济，全部覆盖的目标没有实现。”胡伟文介绍，目前，港府希望通过公营房的自我流动，让经济好转的家庭搬离这些公屋，没能力的家庭可以搬进来，增加公屋覆盖面。

　　原则上说，公屋居民搬进公屋十年之内要进行资产审查，如果超出政府规定，他就要搬离公屋单位，腾出给其他有需要的人。

　　王坤，为求继续居住公房，一些公屋家庭会将自己的有经济能力的子女取消户籍，使收入账面下降，甚至造成家庭收入为零，以此成为社会福利的救济对象。

　　如何解决上述问题，王坤说，还需要政府等各方继续研究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