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奇对美国911事件评论《愤怒与自豪》

作者：[意]法拉奇
译者：[中]毛喻原

这次，你要我说。你请求我至少这一次打破我选择的沉默。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在迫使自己，避免与那些喋喋不休的蚁虫们搅和在一起。但这一次，我想说。因为我听说在意大利有许多狂欢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像我另一天晚上在电视上看到的加沙地区巴勒斯坦人的表现一模一样。许多男人、妇女、儿童在大街上狂呼着“胜利！胜利！”你可以设想把那些这样做的人视为一个男人、女人、儿童的情景，我听说一些富人、政治家，或所谓的政治家，知识分子，或所谓的知识分子，更不用提其它那些不配拥有公民资格的人了，他们也丝毫不差地在做同样的事情。他们说：“好，这是美国的罪有应得。”我感到非常非常地愤怒。

由于某种愤怒而生气是冷静、清醒和理性的。这是一种排除了超脱姿态和纵容成分的愤怒，是迫使我做出响应，并且首先让我对他们抱以唾弃的愤怒，我鄙视他们。当我愤怒之时，那位美籍的非洲诗人马亚·安杰洛（Maya Angelou）有一天这样大声说道：“愤怒吧，做一个愤怒的人是一件美好的事情，那是健康的标志。”对于我来说，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健康。但我知道对他们来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不健康的，我的意思是那些赞美奥斯玛·本·拉登的人，那些对他表示理解、同情和支持的人是不健康的。你的请求已经引爆了一根雷管，这根雷管一直都在久久地等待，以期引起一场巨大的爆发。你能理解。

此外，你要求我谈谈我是怎样看待这次大灾难的。换句话说，要我对这次灾难提出我的看法。好吧，我就从这件事开始。

当时，我在我位于曼哈顿中心的家中。九点正，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是一种也许不会伤及我、但却肯定与我有关的危险的感觉。是一种你能在战争中，或一次战斗中体会到的感觉，当它临近之时，你皮肤的每一个毛孔都能感觉到飞梭的子弹与弥漫的硝烟，你会竖起耳朵，并且对旁边的人大声吼道：“趴下！趴下！”我想排除这种预感，因为这毕竟不像我在越南的情景。也不像我置身在许多次战争中的某一场战争中的情景。自二战以来，这些该死的战争已经给我的生活构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由于上帝的缘故，在2001年某个令人惊奇的早晨，我就呆在纽约。但那种预感仍是莫名其妙地攫住了我。所以，那天早晨我做了一些我从不会去做的事情，把电视打开。电视有画面，但没有声音。我们这儿几乎能收到100个频道，在每一个频道上，你都能看到世贸大厦的一座塔楼像一个巨大的火柴盒燃烧的画面。难道是电视信号短路？一架小飞机偏离了航向？抑或一次计划周密的恐怖主义行动？我看着塔楼，全身僵硬得几乎不能动弹。就在我一面凝视着它，一面在心中提出这三个问题时，另一架飞机出现在屏幕上。这是一架巨大的、银白色的飞机。它飞得非常低。在低空飞行时，它像一枚瞄准目标的炸弹转向了第二座塔楼，随即撞了进去。此刻，我明白了，同时也理解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与此同时电视机的音频信号恢复了，并且在播放采自现场的那些嚎叫、嘈杂的声音。现场的叫声不断地重复着：“上帝！啊，上帝！啊，上帝，上帝，上帝！上上 上 上帝！”那架飞机像一把刀子戳进一块黄油一般冲进了第二座塔楼。

从那时开始算起，一刻钟过去了。请不要问我，在这15分钟的时间里我感受到了什么。我不知道，也不记得。当时，我成了一片冰块，甚至我的头脑就是一块冻冰。我甚至不能记起从第一幢塔楼到第二幢塔楼被撞之间我看见的那些事情是否是真实的。比如，那些为了从大火里逃生从80或90层的高楼往下跳的人们。他们打碎窗户的玻璃，爬上窗台，像那些身背降落伞的人从飞机上跳出来一般往外跳。他们慢慢地往下掉，游移在空中，挥动着他们的手臂与双腿。真是那样，他们仿佛在空中游动，但绝没有成功的希望。在大约掉到13层的地方，掉落的速度突然加快，我能想象，他们开始做出痛苦、绝望的动作，仿佛他们都发出了求救的呼喊。也许，他们确实做出了这样的举动。但最终他们还是像石头一样掉下来，撞在地面上发出了啪嗒啪嗒的响声。你知道，我自认自己在战争中已看见了一切。我认为自己已对战争产生了免疫力，不再惧怕战争，实质上我也是如此。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使我惊奇。即使在我愤怒之时，在我愤慨之时也不会了。但是在战争中，我总是看见人们死于他人之手。我从没有看见人们自己杀死自己，在没有降落伞的情况下从80、90或100层的高楼上自己往下跳。在战争中，我经常看见爆炸的场面。那炸裂的碎片朝四面八方飞散开去。通常，我总能听到一声爆裂的巨响，但这两座塔楼，并没有发生爆炸。第一座塔楼是内向爆裂，自我坍塌的。第二座熔解，化为灰烬。那情景恰如一块黄油被放在火上烘烤一般。这就是在死亡一样的沉默中所发生的一切，或者对我来说，这一切就是如此发生的。那可能吗？那种沉默难道是真的？抑或它就潜伏在我的心中？

    此外，我不得不说，在战争中，我通常看到的总是一种有限人员的伤亡。每一次战斗，死上两三百人，至多死去四百人。就像在越南的达喀图（Dak To）所发生的战斗一样，当战斗结束后，美国人往往会把尸体集中起来，并且清点他们的数量。我无法相信我的眼睛。在墨西哥城的那次大屠杀中，我被好几颗子弹射中，他们至少搜集了800具尸体。当时，他们以为我死了，把我放进了陈尸所，我不久就发现我的四周到处都是尸体，在我看来，那仿佛就是一场巨大的血腥的风暴。天啊，几乎有5千人工作在那两座塔楼里。但只有很少的人有机会得以逃生。电梯再也不能发挥作用，显然，从最高的楼层徒步走下来，那将花去一个永恒的时间。到处是熊熊燃烧的火焰，火花在四处乱窜。我们根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在这次灾难中丧生（四千？或者五千？）。为了不致突出这次灾难的严重性，美国人绝不会说出死亡的具体人数。这样，也不会给奥斯玛·本·拉登以心理上的满足，不会促使其它灾难再次发生。不管怎么说，那两座吞噬了一万生灵的深渊真是太深太深了。工人们充其量不过只能找到那些失散者的尸骨碎片。这儿一个鼻子，那儿一只耳朵。或者在别的什么地方发现一种看起来像咖啡渣一样的浆糊状的东西，但其实那是人体器官组织的一部分。尸体的残存物在火光中化为灰烬。昨天，市长朱利安尼送来了一万个装尸体的袋子。只是它们大多都没有派上用场。

    我对那些与他们一道死去的敢死队队员持什么看法呢？没有敬意，没有同情。不，甚至没有怜悯。对他们，我始终拒绝给予同情。我一直蔑视那些敢死队队员，他们是那些实施自杀以便杀死别人的人。这种自杀性的攻击是从二战时期日本那些“神风敢死队”的所作所为开始的。我绝不会把他们看作是彼得罗·麦卡斯（Pietro Miccas），他点燃炸药，炸毁碉堡，以便阻止在托里诺（Torino）1敌军的进攻。我绝不会把他们看作是战士。甚至不可能把他们看成是1972年给我留下印像的如阿拉法特先生那样的抱怨嚎叫、口吐飞沫的殉难者或英雄。（当我在阿曼采访他的时候，他的指挥官们正在那儿训练那些拜德-迈恩霍夫式（Badder-Meinhof）的恐怖主义者。）我只会把他们看作是愚蠢的人。愚蠢的人不是通过电影、政治，或体育来获取人生的荣耀，而是以自身的死与他人的死来得到它。一个拥有奥斯卡金奖，或部长级职位，或体育金牌的死者也许会赢得他们的赞美。但对那些祷告安拉的人而言，真正的荣耀之地是在天国。这天国是《古兰经》所说的英雄们可以与天国美女性交的地方。我敢打赌，即使就肉体方面，他们也是愚蠢的。在我的面前是一幅我在我的小说《印沙安拉》中谈到过的两个自杀性攻击者的照片。这本小说是以在贝鲁特的美国军营和法国军营被摧毁（当时美国军营死了400多人，法国军营死了350多人）的情节开始的。他们在赴死之前留下了这张照片。从照片上看，显然他们临死之前去过理发店，找理发师专门为他们理过发。看，多么可爱的头式，多么油亮的八字胡，那络腮胡梳理得多么整洁，连鬓胡也显得多么诱人啊！

    我可以想象得到，要是阿拉法特先生听见我说这番话，他准会气得暴跳如雷。你知道，我们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绝不会原谅我，这倒不是因为在我们会见期间我们各自拥有的观点的明显不同，也不是因为我在《风云人物采访记》那本书中对他所作的那些评论。至于我，我也决不会原谅他。原因之一是一个曾经不慎把他称为“我的朋友”的意大利记者却在他的心中发现了一把始终瞄准着你的左轮手枪。所以，我们自然就再也没有见过面。那真是太糟糕了。要是我会再见到他，或更有甚者，要是我乐意把他看作是一名听众，我就会冲着他那张殉难者与英雄的脸狂笑不已。我会放声大笑：”了不起的阿拉法特先生，殉难者是那四架飞机上的乘客，这些飞机被劫持，并且变成了人体炸弹。在他们当中就有一位在第二座塔楼中被炸成碎片的四岁小姑娘。了不起的阿拉法特，那些工作在两座塔楼和五角大楼的雇员才是真正的殉难者。了不起的阿拉法特先生，殉难者是那些试图去拯救他们的消防队员。你真的知道谁是英雄吗？那架原本要撞向白宫的飞机上的乘客，正是由于他们的反抗才使得飞机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树林里！了不起的阿拉法特先生，对他们来说，那儿才是一个真正的天堂。真正的问题是你现在是一个始终在位的国家首领。你扮演的是一个君王的角色。你拜访罗马天主教皇，声称反对恐怖主义，并且向布什发去慰问的吊唁。”即使他反复无常的性格与他自身很不协调，但他还是有能力来告诉我我是正确的。我们最好还是改变话题吧，就像你知道的，我非常恶心，谈到像阿拉法特这样的人真让我浑身不舒服。

    我宁愿谈谈大多数存在于欧洲，起源于美国的关于无懈可击的说法。无懈可击？何为无懈可击？一个社会愈是开放民主，它就愈容易受到恐怖主义的伤害。一个国家愈是自由，愈不被警察制度所控制，它就愈是要冒被劫持、被毁灭的危险，就像多年来在意大利、德国和欧洲其它地区所发生的那些事情一样。现在，它们正日益严重地发生在美国。以下的现象绝不是偶然，那些非民主的国家，那些由警察制度控制的国家，它们一直都在给恐怖主义以金融方面的援助和其它方面的支持。比如，苏联、苏联的卫星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卡扎菲的利比亚、伊拉克、伊朗、叙利亚、阿拉法特的黎巴嫩、埃及。此外还有奥斯玛·本·拉登是其公民的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阿富汗。当然，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非洲地区也属此列。在这些国家的机场或飞机上，我总会有一种安全感，宁静如一个熟睡中的婴儿。我唯一担心的是被他们抓起来，因为我经常写文章来抨击那些恐怖分子。另一方面，在欧洲的机场和飞机上，我总感到紧张。在美国的机场和飞机上，我实际上有一种神经质的感觉。在纽约我就发生过两次这种神经质的过敏反应。（尽管不是在华盛顿特区，但出现在五角大楼的那架飞机，还是令我非常吃惊。）在我看来，恐怖事件的发生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如果”的问题，而是“何时”的问题。对星期二早晨出现在我下意识里的那种焦虑，那种危险将至的感觉，你作何解释？你怎么理解我一反常态去打开电视机？为什么当第一座塔楼在熊熊燃烧、电视画面没有声音的情况下，我在心中自问的三个问题之一是，难道这是一次恐怖袭击？你怎么理解为什么当第二架飞机出现时，我立刻就明白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最有实力、最现代的国家，几乎每个人都掉进了这个陷阱。与此同时，连美国人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美国的易被攻击性恰好来自它的强大、它的财富、它的力量和它的现代化。这是一个老掉牙的关于狗逐自己尾巴的故事。

    这种易受攻击的危险来自美国多种族的存在，来自它的自由，以及对它的公民与客人的尊重。比如，在美国大约有两千四百万美国公民属于穆斯林的阿拉伯人。当一个人说他是来自阿富汗的穆斯林或穆罕默德信徒到美国来看他的叔叔时，没有人会对他说，他不能参加飞行员训练学校学习如何驾驶一架波音757飞机。没有人能阻挠他进入某所大学学习化学和生物。这两门学科是开展细菌战所必需的。没有人能。即使政府担心这位真主的儿子可能会劫持波音757，或担心他会把装满细菌的瓶子扔进蓄水池，引发祸患，它也不能阻止。（我说“即使”是因为这次政府完全处于无知状态，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蒙辱得离谱。要是我是美国总统，我就会由于他们的愚蠢表现通过解职让他们收拾行装走人。）因为我们已经谈到过那个话题，还是让我们回到原先的想法上来吧。美国人强大、富有、力量和现代化的像征是什么？当然不是爵士乐和摇摆舞。不是口糖或拳击，也不是百老汇或好莱坞。而是他们的摩天大楼，他们的科学，他们的技术。这些摩天大楼是如此高拨，如此美丽，以致当你抬头仰望它们时，你几乎会忘掉那些金字塔，忘掉我们过去时代的那些神圣的建筑物。由于在美国几乎每一样东西都靠飞机来运输，他们现在使用的那些特大的巨型飞机就相当于他们曾经使用过的油轮或火车。每一样东西：邮件、鲜鱼和我们自己都是靠飞机来运送。（不要忘了，正是他们发明了空战。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是把空战发展到荒谬顶点的那么一群人。）阴森的五角大楼那座堡垒式的建筑，要是你突然看到它，它定会让你惊恐万分。这是完全现代、无所不能的科学的力量。正是那种冷冰冰的技术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改变了我们传统的交往、饮食和生存方式，请问那位尊敬的奥斯玛·本·拉登是在什么地方袭击了他们？在摩天大楼和五角大楼。是怎样袭击的？用的是飞机、科学和技术。顺便问一句，你知道是什么东西使我对这位卑鄙的百万富翁，这位爱开小差的花花公子最感兴趣吗？此人在夜总会里举止野蛮，从不向那些白肤金发碧眼的公主们献殷勤（就像他20岁时在贝鲁特经常的所作所为），他通过以穆罕默德与真主的名义杀人来寻开心。实际上，他源源不断的财富来自他专门经营爆破器材的公司的赢利，他本人就是一个精通爆破的专家。而爆破是美国的一项专长。

当我们见面时，我发现你几乎对美国人那种英雄般的效率和值得赞美的团结表现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惊异，正是通过它们，美国人才度过了这次灾难。确实是这样。尽管有所有的毛病，这些毛病总是写在他们的脸上——我自己的毛病也总是写在他们的脸上（虽然一般说来，欧洲人和意大利人的那些毛病甚至显得更为严重）——但美国仍是一个教会了我们许多重要事情的国家。既然谈到了英雄般的效率，那就让我们为纽约市的市长唱一首赞歌吧。

对鲁道夫·朱利安尼（Rudolph Giuani）我们意大利人应该屈膝跪拜，心存感激。因为他名字中的最后一个姓是意大利语，他有意大利人的血统。是他让我们在世人的面前脸上有光。鲁道夫·朱利安尼（Rudolph Giuani）是一个伟大的市长，是最伟大的市长中的一员。假如这一切是出自某一个对任何事和任何人都不会感到满意的人，我会感到非常惊奇。他是一个有资格与另一位具有最后一个意大利姓的伟大市长菲奥雷洛·瓜迪亚（Fiorello La Guardia）享有同等荣耀的市长。我们的许多市长理应拜在他门下虚心求教。他们应该低头走向他，最好一脸土灰，向他请教：“朱利安尼先生，请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这一切。”

他不会把他的责任推诿给其它人，绝不会。他不会为那些废话和贪婪的想法浪费他的时间。他没有把一个市长和一个部长或副部长的职责截然分开。（我弄不清楚是否大家都在那不勒斯、佛罗伦萨和罗马这三座城市收听广播。）事情刚一发生，他立刻就跑到那里，迅速进入到第二座塔楼，冒着被烧伤的危险，浑身灰土，与所有的其它人呆在一起。他只能在千钧一发之际做出决定，并且只能当机立断。仅用了四天的时间，就让他的城市重新站了起来。应该提醒你，这是一座拥有950万人口的城市，并且仅仅穆斯林教徒就几乎有200万之多。他是怎样做到的，我不知道。像我一样，他也是一个病重可怜的人。癌症的病痛一直都在反反复复地折磨着他。像我一样，他假装自己是一个健康的人：总是拼命工作。但天啊，我是在桌子前工作，并且坐着。而他却像一个亲临战场的将军。像一个端着刺刀向前冲锋的士兵：“人们，赶快！快！让我们卷起袖子，赶快行动！”

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那些人曾经和现在做的也如他一样。我的父亲曾经说过，那些没有矫情，没有做作，没有倦怠的人肯定是雷厉风行，行动果断的。至于那种值得赞美的近乎军事性质的团结品质，美国人正是用它来对灾难和敌人做出响应，毫无疑问，我不得不承认，在很久以前我就感到非常吃惊。是的，我知道早在珀尔·哈伯时代这种品质就表现了出来。其时，美国人民在罗斯福的领导下，开始了反对希特勒德国、墨索里尼意大利和裕仁天皇日本的战争。在肯尼迪总统遇刺之后，我就感受到了它的气息。但之后发生了越南战争，美国人那种感情的不和与断裂就是由这一场战争引起的，在某种意义上，它使我想起了150年前他们的南北战争。所以，当我看见白人和黑人相互搀扶而泣时——我的意思是他们伸出了各自的手臂——当我看见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手挽着手高唱“上帝保佑美国”时，当我看见他们放弃各自的偏见时，我震惊得目瞪口呆。就像我当时听到比尔·克林顿（这是一个我从来就没有抱有过什么好感的人）说那句话的感受一样。他说：“我们一定站在布什一边，我必须信任我们的总统。”当他的妻子希拉里，现在是纽约的州议员用剀切的语气说这句话时，我也有同感。这些话也被前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利伯曼（Lieberman）不断重复。（仅仅由于在大选中被击败，戈尔才可怜地保持了沉默。）当国会一致通过接受战争并惩罚那些负有责任的恐怖分子的议案时，我也感受到了同样的东西。

唉，仅仅这个方面就该让意大利好好学习！意大利是一个充满分裂的国家。由于种族的偏见，它是如此党派林立，如此败坏！在意大利即使在他们自己的党派内他们也彼此充满了怨恨。天呀，甚至当他们拥有相同的旗帜、相同的标志时，他们也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战斗。嫉妒、暴躁、自负，他们想到的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利益。想到的仅仅是他们自己的职业、他们可怜的体面，以及他们小城镇的居民们。为了他们个人的利益，他们彼此怀恨，彼此背叛，相互谴责，相互告密我绝对相信要是奥斯玛·本·拉登去炸毁乔托尖塔，或比塞塔，那些反对派们肯定会去羞辱自己的政府。政府也会去羞辱那些反对派。政府首脑和反对派头目也同样会去羞辱他们各自的党员、同志。既然谈到这一点，那就让我解释一下，那种能代表美国人性格特征的团结品质，它究竟来自何处呢？

来自他们的爱国主义。我不知道在意大利，你能否看到并理解在纽约发生的一切：当时布什去感谢现场的营救人员（包括妇女），这些营救人员正在两座塔楼的废墟里进行挖掘，试图救出部分幸存者的生命，但他们找到的仅仅是残缺不全的一个鼻子或一根手指。尽管如此，他们也没有失去信心。他们没有自我放弃。要是你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他们多半会说：“我能允许自己心力交瘁，但不能允许自己被击败。”我看见所有的人，年轻人、青少年、老人、中年人、白人、黑人、黄种人、棕色皮肤的人、紫红色肤色的人你看他们，你看见他们了吗？当布什感谢他们的时候，他们全都晃动着手中的小国旗，举起他们紧握的拳头高呼：“美国！美国！”

我一直在想，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只有通过当局绝对的权力才可能看到组织得如此好的场面。但在美国却不是这样。在美国，你不可能组织这样的场面。你不可能去安排他们，命令他们。尤其是在像纽约这样一个非常务实的大都市，拥有像纽约工人一样的劳动大军。纽约工人是真正的计件工。比风自由。他们甚至不服从他们的团体。但只要你一提到他们的国旗，他们的Patria 那又是另一回事。英语中不存在“Patria”这个词。如果你要说“Patria”就必须把另外两个词放在一起。把它说成“父亲的土地”（Father Land）、“母亲的土地”（Mother Land）、“出生地的土地”（Native Land），或者干脆说成“我的国家”。但他们有“爱国主义”（Patriotism）这个名词。有“爱国的”（Patriotic）这个形容词。除了法国，我想象不出还有哪一个国家比美国更富有爱国性。上帝啊，看见那些紧握拳头、挥舞旗子、高呼“美国美国 美国”的工人，我是如此的感动，因为并没有任何人要求他们这么做。

与此同时，我也感到了一种羞辱。因为我无法想象在相同的情况下，意大利的工人会挥舞三色旗，高呼“意大利！意大利！”唉，我看到他们在游行和集会中挥舞着无数多的红旗。一片红旗的湖泊，一条红旗的河流。只是他们绝不会挥舞许多的三色旗。实际上，完全没有人会。由于被一个忠诚于苏联的傲慢左派所专制与暴政，他们总是把三角旗留给了他们的对手。我说过，即使是那些对手，也没有非常好地使用它们。感谢上帝，至少他们还没有糟蹋它们。那些深入到群众中的人，其做法也和他们差不了多少。至于那位穿绿衬衫、打领带的雅虎成员，他甚至不知道三色旗是由什么颜色构成的。他只知道喊：“我是伦巴第人，是伦巴族人的后裔。”这小子想把我们带回到佛罗伦萨与锡耶纳2间征战的岁月。所以，结果就是今天看到的，意大利的国旗仅仅会出现在奥运会上，如果碰巧你们赢得了一块奖牌的话，更糟的是，只能在体育馆里看到它，条件是有一场国际足球比赛。顺便说一句，即使在这唯一的场合，你也绝不会听到一声“意大利！意大利！”式的呼喊。

    好了，让我来告诉你。在一个其国旗只在体育场由小流氓来挥舞的国家和其国旗被全体人民挥舞的国家之间，它们的差别是非常巨大的。比如，由不屈不挠的工人们来挥舞，他们在废墟中挖掘想找到被那些真主的儿子所杀的死难者的一个鼻子，或一只耳朵。或者去收拾那些撒在地上的“咖啡渣”。

    我的朋友，真实的情况是，美国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我们知道，一个嫉恨，并且充满嫉妒的国家，它是不可能富有的。说美国特殊，因为它诞生于一种灵魂的需要，那种想拥有一个祖国的需要，它诞生于那种人类一直都坚信的最崇高的理想：这是一种有关自由的理想，或更进一步说，是一种想让自由与平等的观念结缡的理想。它是特殊的，因为这种自由的理想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一种时髦的说辞。平等的观念也复如此。除了几位所谓的启蒙运动的哲学家，没人在谈这些观念。除非在一些连载发行的被称为百科全书的大部头著作中，你不会在其它地方找到这些观念。除了那些作家或其它知识分子，除了那些有钱购买那本大书或购买那些被收进那本大书各部分的君主和贵族，请问，谁知道什么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不是你可以吃下去的某种东西。即使那些法国大革命的革命者也不曾谈到过它，怎么看，法国大革命都不是在1776年美国革命13年之后的1789年开始的。（这是另一个被那些认为美国罪有应得的学术界反美人士们所忽视和有意忘却的细节！一帮伪君子！）

    美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当然，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一个更易遭嫉妒的国家，因为它的那种理想连通常不识字、确实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农场工人都能理解。也包括美国殖民地的那些农场工人。它是由一小群非常杰出的人创建的。这些人品质高尚、文化深厚。是美国的开国之父。你肯定听说过他们是谁，难道不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托马斯·潘恩、约翰·亚当斯和乔治·华盛顿等这些人吗？这些人不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那帮无足轻重的小律师（阿尔菲耶里3准确地把他们叫做“avvocaticchi”）!他们不是那些嗜血成性、歇斯底里的实行恐怖主义政策的刽子手，比如那些马拉派、丹东分子、圣o尤斯图斯信徒和罗伯斯庇尔的追随者。他们是人，这些开国之父们如同我们意大利的希腊语和拉丁语教师（假设那儿还有一小部分这样的教师）一样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可他们并不知道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们。他们用希腊文读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用拉丁文读塞内加4西塞罗，他们探讨的是希腊民主的精髓原则，而不像我同时代的那些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的是剩余价值学说（设想他们的确对它作过研究）。杰斐逊甚至还懂意大利语。（他称意大利语是“Toscano”。）他能非常流利地用意大利文来交谈与阅读。实际上，1774年连同那些在弗吉尼亚很稀有的两千棵葡萄树、一千棵橄榄树和空白五线谱纸，佛罗伦萨的马泽伊5一家还给他带来了一部多卷本的一个名叫贝卡里亚6的人写的《犯罪与刑罚》。至于自学成才的富兰克林，他是一个天才，同时又是科学家、印刷工、编辑、作家、记者、政治家、发明家。1752年，他发现了光电效应，并且发明了避雷针。难道这一切对你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正是由于美国拥有这些杰出的领导人，这些品质高尚的人，才使得那些目不识丁、根本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农场工人能够起来反抗英国。他们进行了独立战争，爆发了美国革命。

    的确，尽管使用了老式步枪，尽管伤亡人数是每一次战争必须付出的代价，但他们并没有做任何后来的法国革命者所做的事，让生命涂炭，血流成河。他们没有以发生在旺代地区的断头台和大屠杀的方式来进行这场革命。他们从事这场革命是出于一种灵魂的需要，出于一种想拥有祖国的需要，用的是一分意在实现崇高的自由理想——或者说自由与平等联姻之理想的文件。这就是《独立宣言》。它写道：“我们坚信那些不证自明的真理：所有的人生而平等。他们被上帝赋予了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利，这就是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护这些权利，政府应产生于人民之中”这份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我们一直都在或好或坏地模仿，并从它获得灵感的文件，现在仍然是美国社会的基石。是这个国家最具生命活力的元素。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把贱民变成了人民，因为它鼓励他们，甚至要求他们去管理自己，表达自己的个性，追求自己的幸福。它和共产主义的那些做法完全相反，后者禁止人们去反抗，禁止他们去管理自己，表达自己，不准他们变得富有，并企图通过缔造一个神圣的尘世之国以取代传统的国王。我父亲常常说，“共产主义是一种君主制统治，是一种守旧派的君主制度。因为它抹去了人身上那种分明的轮廓。当你抹去一个人的轮廓时，它就再也不是一个人了。”他还经常说，共产主义没有让庶民们自由，相反，它让每一个人都变成贱民。它使每一个人都由于饥饿而死亡。

    不错，依我看，是美国让庶民百姓获得了自由。在那儿，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白人、黑人、黄种人、棕色皮肤的人、紫红色肤色人、愚蠢的人、聪明的人、穷人、富人。实际上，富人在所有人当中是最具平民色彩的。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看起来更像乡巴老！原始，举止粗鲁。你可能立刻就会说，他们肯定从来没有读过加拉蒂（Jalateo），他们肯定与精致的事物、美味和世故很深的人无关。比如，尽管他们不惜在穿著上浪费很多的钱，但当他们想把英国女王的画像弄得相对更好看一点时，又是显得那么粗俗。但老天作证，他们是自由的。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比自由的人民更强大，更有力量的东西了。一旦你打算去反对自由的人民，你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所有那些人都会被美国碰得头破血流。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墨西哥人、苏联人、纳粹、法西斯、共产党人。即使是越南人，最后也被碰得头破血流，当时，他们胜利之后不得不达成协议，以致现在当美国的一位前总统去那儿访问时，他们就像置身在极乐之地。一股劲儿高喊：”热烈欢迎总统先生，热烈欢迎！”关键的问题是越南人并不祈祷真主。与真主的儿子们打交道愈来愈变得困难了。愈是渴望，愈是艰难。除非西方世界的死亡平息了他们满腔的怒火。所以，我们开始时应该理智一点，然后才向他们伸出一只手来。

    很显然，对那些可笑的乐意看到恐怖画面并窃笑美国人罪有应得的残酷的人，我不想说什么。我想对那些尽管不愚蠢也不邪恶、但却过分谨慎和怀疑的人说：“醒来吧，人们，是该清醒的时候了！”当你由于害怕与那些流行的观念相抵触，即看起来好象一个种族主义者（当我们谈论的不是种族，而是宗教时，这是一个极不准确的词），而内心充满恐惧时，你肯定不会理解，或者也不想去理解，一种反对宗教的战争实际是一种进步。当你习惯了欺骗，由于缺乏远见而被迷惑，你也不会理解，或不想去理解，一场针对宗教的战争实际上它是一种进步的表现。然而，一种宗教的哗众取宠所激起和宣告的，仅仅不过是一场宗教的战争。他们把这种战争称为“Jihad”，也叫做圣战。这是一场其用意不一定在征服我们的恐惧，但肯定想征服我们灵魂的战争。它企图让我们的自由、我们的文明消亡。企图摧毁我们生存与死亡、祈祷或不祈祷的方式，摧毁我们吃喝、穿著、娱乐和让我们自己充满活力的方式。如果我们不反对他们，如果我们不保护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不去斗争，你就不会理解，或不想去理解，这场圣战将会赢得胜利。它会摧毁这个世界，而这是一个我们或好或坏总是在想方设法去建设，去改变，去改进，去赋予它更多理智，即是说更少偏执，甚至完全没有偏执的世界。如果这样，它将毁灭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科学、我们的道德、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欢乐天啊，难道你不认为仅仅由于你喝红酒或啤酒，仅仅由于你没有蓄长须或披披风，仅仅由于你听音乐或唱流行歌曲，仅仅由于你在迪斯科舞厅或家中跳舞，仅仅由于你看电视，穿超短裙或穿得太少，仅仅由于你在海滩或游泳池裸露，仅仅由于你想在何时、在哪里，你想和谁做爱，这就是奥斯玛·本·拉登想杀死你和你孩子的理由吗？难道你从没有考虑过这些，你是不是太愚蠢了？感谢上帝，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我并不想由于这个理由而被人杀死。

20年来，我一直都在这么说，整整20年。

20年前，带着某种温和，而不是这种激情，我就这一主题为《邮报》写过一篇社论。那是一篇由一个习惯与所有种族、所有信仰相处的人，一个经常与各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和不宽容作斗争的公民，一个没有清规戒律的凡夫俗子写的文章。但它同时也是一篇由一个对那些人表示义愤的人写的文章。这些人不能嗅出一场正在来临的圣战的恶臭，他们的纵容让那些真主的儿子们走得愈来愈远。20年前，我提出了一个多少与下面的看法相同的观点：“如果我们尊敬的那些人，他们并不尊敬我们，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当他们蔑视我们的文化，而我们却在保护或尽量理解他们的文化时，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想保护我们的文化，并正告你们我宁愿要但丁而不要奥玛尔·喀哈亚（Omar Khayan）。”此言一出，仿佛天马上就塌了下来。他们想把我钉在十字架上，冲着我喊：”种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甚至那些所谓的进步人士（他们自称为共产主义者）其所作所为也一模一样，也想把我置于死地。当苏联人入侵阿富汗时，我也遭到了相同的恶骂。

你还记得那些披长袍、戴头巾、蓄长须的男人吗？他们在点燃他们的迫击炮之前，甚至在每一次扣动扳机之前都会祈求神的帮助。高呼“真主保佑！真主保佑！”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他们。因为我经常在战栗中反复听到总是与迫击炮的发射联系在一起的“神”这个词。我想我好象回到了中世纪，我说过：“苏联人仍然是苏联人。”但由于那场没完没了的战争，我们不得不承认，实际上他们同时也保护了我们自己。为了这一点，我要感谢他们。天又一次塌了下来。他们冲着我喊“种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由于他们的昏庸。他们甚至不想让我谈论那些可怕的事情，真主的儿子们正在他们的战俘营干着罪恶的勾当（记得吗？他们可能会砍掉那些战俘的双腿和手臂。在黎巴嫩一个最大的淫秽场所，他们已经在用那些基督教、犹太教囚徒来寻欢作乐）。他们不愿我说到它，一点也不愿意。仅仅为了成为进步人士，他们就为那些武装英勇的阿富汗人民的美国人喝彩，以为这样会卸去他们心中那块对苏联人感到恐惧的石头。他们训练那些蓄长须的人，在他们当中，就有胡须蓄得最长的奥斯玛·本·拉登。

    但在阿富汗的苏联人离开了！

   苏联人肯定要从阿富汗撤军！不错，苏联人的确离开了阿富汗。幸运吗？从阿富汗出发，那位胡须留得最长的奥斯玛?本?拉登的那些蓄须的人与那些没有蓄须的叙利亚人、伊拉克人、黎巴嫩人、巴基斯坦人和沙特人一起到达了纽约，并组织了一个已被证明由19人参加的神风敢死队。幸运吗？太糟了：现在，这儿人们谈论的是将对我们造成伤害的下一轮化学武器、生物武器、放射性武器，或核武器的恐怖袭击。人们正在议论，接下来的一次灾难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伊拉克向他们提供了发动这些袭击的关键性材料。人们谈得最多的是疫苗、防毒面罩和瘟疫。人们担心的是，这种袭击将在何时发生。难道这是幸事？

    有些人既非幸福，也非不幸福。他们极少关心这方面的事。不管怎么说，美国是太远了，在美国与欧洲之间横亘着一个大洋啊，不，我亲爱的朋友。那仅仅是一水之隔。因为当西方的命运，我们幸存的文明危若累卵之时，实际上，我们就是纽约，我们就是美国。我们就是意大利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澳大利亚人、匈牙利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斯堪的纳维亚人、比利时人、西班牙人、希腊人、葡萄牙人。如果美国被摧毁，欧洲也会被毁灭，我们也将被毁灭。我所说的毁灭并不是仅仅发生在财政金融的层面，这似乎是让你们最关心的事情。（我曾经非常年轻，非常天真，我对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这样说过："美国人用金钱来衡量一切，他们只想金钱。"可阿瑟?米勒反问我："难道你不想吗？"）我的朋友，我们的毁灭是全方位的。如果那样，我们得到的就只能是穆斯林祷告的嗡嗡声，而不是教堂的钟声，是长袍，而不是超短裙；是骆驼的奶汁，而不是陈的法国白兰地。你真的不理解吗？难道你甚至想拒绝去理解？！？布莱尔能理解。他来到这儿，带来了英国人民的团结，更准确地说，是他让这种团结的精神得以复活。一种坚定的团结，它不可能用唠唠叨叨、牢骚满腹的方式来表达。这种团结建立在一种追捕恐怖主义者和强大的军事联盟的基础之上。从另一方面说，希拉克却不理解。如你所知，上个星期，他才在这儿作过一次国事访问。

    这次访问很久以前就作出了安排，并非由偶发事件促成。他参观了两座塔楼的废墟，了解到这次死亡的人数非常巨大，并且根本说不清楚究竟死了多少人，但他确实没有使自己承担什么义务。在访问CNN期间，我的朋友克里斯蒂娜o阿尔曼玻（Crstiana Amanpour）先后四次问他，他打算以何种方式、何种规模，采取坚定的行动来反对这场圣战。四次他都避而不答。他像一条鳗鱼一样溜之大吉。有一个人想当面刺激他："总统先生，你还记得诺曼底登陆吗？你知道为了把纳粹赶出法国在诺曼底有多少美国人伤亡吗？"除了布莱尔，在其它一些欧洲人中，我再也没有看到有任何类似英王理查一世的人物。在意大利，确实没有，那儿的政府到现在仍然在寻找某一位没有被逮起来的单身的帮凶，或者被怀疑是奥斯玛?本?拉登的一个同谋。看在上帝的份上，劳动骑士团的先生们，看在上帝的份上。尽管他们也害怕战争，但欧洲的每一个国家都已经找到并逮捕了奥斯玛?本?拉登的一些同谋。比如，法国、德国、西班牙。可是在意大利，在米兰、都灵和罗马的那些清真寺（这些地方，充满了为奥斯玛?本?拉登唱赞美诗的坏蛋和正伺机想摧毁圣?彼得教堂圆顶的恐怖主义者）却连一个都没有抓。零，无，一个也没有。骑士先生，请解释一下：难道你们的那些警察和卡宾枪手全是饭桶？你们的秘密机构人员全是白痴？你们的公务员全是笨蛋？难道我们款待的那些真主的儿子全都是圣徒，对那些已经发生了的和将要发生的一切你们真的毫无知觉？要是你们做出认真的调查，要是你们找出并逮捕那些你们至今为止仍没有找出和逮捕的人，你们是不是害怕被别人贴上传统的种族主义者的标签？正如你能想到的，我并不这么认为。

    老天作证！我不会去否定人们恐惧的权利。因为不对战争产生恐惧感的人肯定是傻瓜。就像以前我无数次写到过的，那些在战争中也不会表现出恐惧的人既是白痴，又是说谎者。但是在生活和历史中，总有那么一些不允许一个人去恐惧的时刻，这就是我们担心道德会消失、文明会沉沦的时候。那些出于软弱逃避这场悲剧的人，那些由于缺乏勇气或习惯于坐在墙头观望的人，在我看来，他们就像十足的受虐狂。

    受虐狂，不错，就是受虐狂。为什么不是这样呢？你想谈谈被你称为两种文化之冲突的话题吗？假设你肯定已经知道，即使是谈论两种文化：试图把它们放在同一个水平上，就仿佛它们具有半斤八两的对等关系、具有相同的分量和维度似的，这种做法我非常厌烦。谢天谢地，因为在我们文明的背后，我们有荷马、苏格拉底、柏拉图，有亚里斯多德、有斐德斯（Phydias）。我们有建造了帕台农神庙、创建了民主政治的古希腊。我们有创造了它辉煌、法律和法制观念的古罗马。还有它的雕刻、文学、建筑艺术、房屋、露天剧场、广场、道路与桥梁。我们有一位革命家耶稣基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他教给了我们（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点，那真是太糟糕了）爱与公正的观念。当然，我知道，我们同时也有一个对我进行宗教审判的教会。这个教会在危机的时刻，无数次地折磨我，伤害我。数个世纪以来，它都处于我的对立面。数个世纪以来，它总是迫使我只能雕刻耶稣基督，只能描绘圣母马利亚。正是它几乎差一点就杀死了伽利略。羞辱他，囚禁他。但它同时又对人类的思想史作出过伟大的贡献。难道不是这样？此外，在我们文明的背后，我们还有文艺复兴运动。我们有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的绘画，有巴哈、莫扎特、贝多芬的音乐。还有一长串像罗西尼7、多尼采蒂8、威尔第等这样的人物。离开了这些音乐，我们无法生活，可在他们的文化或他们所认定的文化中，这些音乐是被禁止的。他们的神禁止你吹奏某首曲子，不准你哼唱纳布柯（Nabucco）的合唱曲。谢天谢地，最后，我们还有科学。这种科学已经对许多疾病作出了诊断，并且能根治它们。比如现在，我仍然活着，这应归于科学的功劳。可穆罕默德的世界却不是这样。这种科学已经创造了许多神奇的机器。比如，火车、汽车、飞机、宇宙飞船。我们已经用宇宙飞船抵达了月球，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将到达人们都想知道的火星。科学通过电力、无线电、电话、电视彻底改变了我们这颗星球的面貌。顺便说一句，那些左派的领袖们并不想去谈论我刚才谈到的一切。上帝，这是多么愚蠢啊！他们绝不想改变自己。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想弄清楚，在另一种文化的背后，它究竟隐藏着什么？

    要是我知道，真该被诅咒。我研究、探讨，最终只发现了穆罕默德的《古兰经》和阿维罗伊9的学术成就（比如，注释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此外，阿拉法特还发现了数字与数学。他不止一次冲我喊叫，不止一次口沫四溅，1972年他对我说，他所属的文化比我所属的文化优越，而且高出许多许多，因为他的祖先发明了数字和数学。但阿拉法特只有一种狭隘的记忆。这就是为什么他每五分钟就要改变主意并且自相矛盾的原因。他的祖先并没有发明数字和数学。他们发现的不过是我们这些不信教者也在使用的数字的阿拉伯符号。数学实际上几乎是被所有的古代文明同时孕育出来的。在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印度、中国、埃及，其中还有马亚人我伟大的阿拉法特先生，你的祖先，除了几个漂亮的假面具和一本他们一直都在摧毁我鲜明个性的书，他们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但在过去一千四百年的岁月中，与《圣经》同在的基督徒和与《法律书》联系在一起的犹太教徒，他们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现在，让我们看一看，究竟什么东西构成了使这本《古兰经》得以凸现出来的那些正面特征？所谓正面的特征，究竟是什么呢？自从真主的儿子们重创了纽约以来，伊斯兰教的学者们除了唱穆罕默德的赞美歌，去解释《古兰经》是如何倡导和平、兄弟情义和公正外，他们什么也没有做。（甚至布什，可怜的布什也被卷入其中。很明显，布什必须和美国二千五百万穆斯林保持良好的关系，劝说他们说出他们那些可能效忠于奥斯玛o本o拉登的亲戚、朋友和熟人们的情况。）那么，我们对这整个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事件又能做什么呢？我们对长袍、对面纱能做什么？这些面纱蒙住穆斯林妇女的脸，以致为了看一眼她们身旁的一个人，这些非常不幸的人就不得不通过与她们的眼睛处于同一水平的狭窄网孔看出去。我们对一夫多妻制，对那种宣称妇女的价值还不如骆驼的教义能做什么？这种教义规定，女人不能上学，不能去医院看病，不能拍照，还有许多其它的不能。我们对那种对酒精的禁忌，对那种对饮酒者施行的死刑能做什么？这禁忌就写在《古兰经》中。所以，《古兰经》并不像人们看上去的那样，全然是公正，全然是和平。

    所以，这就是我对你有关两种文化冲突问题的回答：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应有一个属于他（她）的空间。在你自己的家中，你可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如果在某些国家，女人们是如此地愚蠢以致要去接受长袍，甚至接受必须通过与眼睛处于同一水平的紧密网孔看出去的面纱，那是她们的问题。要是她们是如此地木讷，要去接受不得上学、不得看病、不得拍照的事实，那是她们的问题。要是她们如此地痴呆，要与某个想娶四个妻子的家伙结婚，那是她们的问题。要是她们的男人是那样愚蠢，以致不喝红酒和啤酒，同样，那也是他们的问题。我绝不会采取他们的生活方式。我是由自由的观念哺育长大的。我伴随着自由而成长，我母亲常常说："差异是使世界美丽的东西。"但如果他们在我家中把那些相同的东西强加于我他们的确在这么做。奥斯玛o本o拉登说，整个地球上的人类必须变成穆斯林。如果这样，那我们就必须改信伊斯兰教，他将用花言巧语的手段和卑鄙的方式来改变我们的信仰。而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屠杀我们，并且将继续这么干的原因。这当然是我们无法接受的。这不得不使我们扭转局势，转败为胜，并置他于死地。只是这件事并没有结束，因为关于奥斯玛o本o拉登的死还在争议之中。因为到目前为止，仍有数万名拉登分子存在，他们不仅在阿富汗活动，同时也在其它阿拉伯国家制造事端。他们无处不在，并且最强硬的那一部分无疑就在西方世界，在我们的城市，我们的道路，我们的大学，我们的技术要害部门。这种技术任何一个傻瓜都能掌握。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这场宗教战争一直都在升级。像一只瑞士手表一样在精确地运行，并通过一种信仰和仇恨来得以维持。这种信仰和仇恨完全可以和以前那位任总裁判官时的托尔克马达10的那种信仰和仇恨相媲美。事实上，与他们打交道是不可能的。和他们讲道理，更是不可思议。用纵容、宽恕或幻想的方式对待他们，无异于自杀。无论是谁，只要你以不同的方式来思考，他们都会认为你是在欺骗。

    在伊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沙特阿拉伯，在科威特、利比亚、约旦、黎巴嫩。在家里，即在意大利，这样的例子也许会通过某一位对这种狂热有相当了解的人说出来。只有对它有所了解，你才会通过一系列琐碎的事情，甚至荒诞的插曲来客观地证明它的顽固和强硬。我绝不会忘记在罗马的伊朗大使馆所发生的一切。当时，我去申请一个到德黑兰采访霍梅尼的入境签证，我露出了涂得很光亮的红指甲。对他们来说，这是不道德的像征。他们把我当成一个应该被烧死在火刑柱上的妓女。要求我立刻擦掉。要是我没有对他们进行争辩，甚至对他们尖叫，我真的感觉他们会把它们擦掉，甚至会砍掉我的手指我也不会忘记发生在库姆（霍梅尼的重城）的那件事。在那儿，我作为一个女人，被所有的旅馆拒绝。为了采访霍梅尼，我不得不披上长袍。为了穿上长袍，我必须脱掉我的牛仔裤。为了脱掉牛仔裤，我又不得不去找一个隐蔽的地方。很自然，我本应该在汽车里完成那些工作，从德黑兰开始，我就是在里面把它们做完的。但那位翻译阻止了我。他说："你疯了，要知道在库姆做这样的事，是要挨枪子的。"他更愿意把我带到以前的皇宫，那儿，一个看守人领我们进去，并且让我们使用以前的一个觐见室。我真的感觉到我仿佛就是那位处女马利亚，她不得不把约瑟夫隐藏在谷仓里，用那头驴和公牛来升高谷仓的温度，以便生下圣婴耶稣。但《古兰经》却禁止一个男人和没有结婚的女人单独呆在一个房间里，哎呀，根本冷不防，那房门就被突然撞开了。那位负责道德管制的穆斯林毛拉冲进来直冲着我们喊：羞耻，羞耻，罪孽，罪孽。看来，只有一个避免被杀的方法，那就是结婚。那位毛拉一直在劝说我们，要我们签署那份临时结婚（大约四个月）证书，问题是这位翻译有一个西班牙妻子，她是一个带有卡索罗姓的女人，而这个卡索罗根本就不接受一夫多妻制，并且我也不想和任何人结婚。当然，同时，我也不想吃枪子，即失去我这次对霍梅尼的采访。当我在这种进退两难之中考虑该怎么办时我相信你在笑。这些对你来说似乎是一个玩笑。在那种情况下，我不想告诉你这一插曲中其它的内容。为了让你哭泣，我要向你讲述那场孟加拉内战结束时，我在达卡亲自目睹的12个不良少年被处死的情景。他们用刺刀捅他们的躯干和腹部，在达卡体育场的运动场地上处死了他们。在场的有两万名以神的名义狂呼的信徒，"真主保佑，真主保佑"，那声音如雷鸣般从露天体育场的座位上传出来。是的，我知道：古代的罗马人（那些使我的文化如此辉煌的古罗马人）也曾经在罗马圆形剧场以观看基督徒被狮子吃掉的情景来取乐。我知道，我知道：在欧洲的每一个国家，那些基督徒们（尽管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还是能认识到，这些基督徒对思想史做出过巨大贡献）也曾经用观看异教徒被烧死的场面来愉悦自己。但自那以后，一个漫长的岁月过去了，现在我们已经变得相当文明，即使是真主的儿子，现在也应该明白，有些事情绝对不能去做。在杀死了那12个不良少年之后，他们又杀死了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冲进刑场想去救他已经被判处死刑的兄弟。他们用自己的军用靴敲破他的头。要是你不相信，你可再读一遍我写的纪实报道和那些法国、德国记者写的现场报道。当时，他们也正好也在那儿，与我一样，感到惊恐万分。当然，最好去看看他们当中的一位拍摄的那些照片。不管怎么说，这些都不是我想去强调的。我想强调的是，在杀戮结束后，两万信徒（其中许多是妇女）离开了座位，走到场地上，他们绝不像一伙缺乏组织的暴民，一点不像。再次以神的名义欢呼，以轻蔑的目光看着那些尸体。在整个过程中，雷鸣般"真主保佑，真主保佑"的呼声响彻在体育场上方。就像在纽约双子塔楼发生的屠杀一样，他们杀死了他们。他们把他们挤压成一条夹带碎骨的流血的地毯。

    唉，这样的故事，我能无穷无尽地讲下去。但我要对你讲一些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的事情，这些事情肯定会使你头发竖立，毛骨悚然。比如，关于那位老年昏聩的霍梅尼。他在我们的采访结束后，在库姆主持了一个大型集会。在集会上，他声称我由于他砍掉女人的乳房指控了他。通过这次集会，他制作了一个电视录像，并且在德黑兰的电视台连续播放了数个月之久，以便当我下一年返回德黑兰，一下飞机时，就把我逮起来。你知道，这对我来说，绝不是什么好事，情况非常糟糕。此时正值美国人质危机时期我想告诉你关于穆吉伯?拉哈曼的事，在达卡，他再次命令他的游击战士把我作为一个危险的欧洲人给干掉。这次我非常幸运，一个英国军官冒着生命危险救了我。还有那个叫哈伯斯的巴勒斯坦人，在20分钟的时间里，他一直用一挺机关枪对着我的头，对我进行威胁。我的上帝，这是什么人啊！在那些不多的与我有良好关系的人中，我仍记得那位可怜的巴基斯坦第一任最优秀的部长阿里?哈布托，仅仅因为他对西方太友善就被人活活吊死。另外，还有最优秀的约旦国王：侯赛因国王。但就像我是天主教徒一样，这两个人都是穆斯林教徒。不管怎么说，我都想提出我的观点。这是一个不会让大多数满意的观点。在意大利，只要你提出保护自己文化的主张，就会被认为是一种道德上的犯罪。一旦提出，立即就会被人贴上"种族主义者"的标签，就会被像兔子一样关起来。

    在麦加，我没有去过那些搭帐篷的地方。没有在穆罕默德的陵墓前吟唱我们的天父和圣母玛利亚。我没有在他们清真寺的大理石上撒过尿，没有在他们的光塔脚下拉过屎。当我进入他们的国家（有些事情，你从中绝对得不到快乐），我肯定不会忘记我是一位客人，一个外国人。我会在穿著、手势、举止方面十分小心（尽管有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是极其正常的），尽量不去冒犯他们，但对他们来说，有很多事情还是不被允许。我用一种应有的尊敬、恭顺的礼貌来对待他们，当由于一个错误，或出于无知我冒犯了他们的某些戒律和迷信时，我会请求原谅。在我写下这种痛苦和愤怒嚎叫的同时，我眼前已经呈现出来的那个景像也就不再全然充满世界末日的意味了，这种感觉，我开始时确实有过。但有时，我又会看到另一种景像，这是一幅具有像征意味的画面（因此令人气愤）：去年夏天，在佛罗伦萨，我出生的城市，那些索马里的穆斯林教徒在整整三个月的时间中，用他们巨大的帐篷把市中心大教堂前的广场弄得满地狼藉，肮脏不堪，臭气冲天。

    这个帐篷的搭建是为了乞求、谴责、侮辱意大利政府，因为政府作为主人虽然款待了他们，但没有发给他们可以让其在欧洲自由逗留的必需签证，并且不让他们把他们那帮亲戚带到意大利。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叔叔、婶婶、表兄、表妹。要是他们有自己的路子，同时也会弄来他们亲戚的亲戚。帐篷安置在美丽的大主教教堂广场的旁边，但同样是这帮人，要是在他们的国家，他们就会把他们的布鞋或拖鞋整整齐齐地放在清真寺外面的人行道上。和布鞋和拖鞋放在一起的，还有他们在祈祷之前用来洗脚的水已用完的空瓶子。帐篷搭在装饰有布鲁内莱斯基11设计的穹顶小阁的大教堂前方，在配有吉贝尔蒂12雕刻的金色门扉的洗礼堂旁边。这个帐篷后来摆满了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像个破败邋遢的小公寓：椅子、桌子、轻便躺椅、用于睡觉和做爱的床垫、用于烹调的炉子。这些东西使广场成了一个乌烟瘴气、藏污纳垢的地方。应该感谢ENEL那种历来就有的不负责，它关心的是我们的艺术品，其关心的程度恰如关心我们那些配有灯光效果的场地。感谢磁带录放机，因为它放大了那个穆安津13意在强化其信仰，不让异教者说话的粗鲁的尖啸，并使这种放大的噪音吞没了教堂的钟声。除了这一切，还有一条黄色的尿碱斑痕在玷污着洗礼堂的大理石。（我那些真主的儿子们确实拥有一个广阔的活动空间！设想一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拥有一条离他们的破设备只有两米远的掩护线路，难道他们在袭击他们的目标时还会犹豫吗？）除了那条黄色的尿斑，还有那堆堵塞在圣索维托礼拜堂大门口的粪便所散发出来的恶臭。这是座具有千年历史的耸立在大主教教堂附近的建造精致的罗马式教堂，可那些真主的儿子们已把它变成了大粪坑。这件事，你应该非常清楚。另外，就这件事，我还对那位市长发出了请求。我承认，他很有礼貌地到我家来了一趟。听我说，并且同意我的看法："你是对的，非常正确。"但他并没有把帐篷搬走。他忘记了，或者，是一个无能的人。同时，我还给外交部长打了电话，他是佛罗伦萨人，说话时的确带有一种非常明显的佛罗伦萨口音，他没有提到要卷入到这件事情中。我承认，他也在听我说，也同意我的观点："啊，是的，你是正确的，确实是这样。"但他仍然没有伸出一根指头来动一下那个帐篷。对于真主那些在洗礼堂撒尿、完全毁坏了圣索维托教堂的儿子，他反倒迅速跑去安抚他们。（我明白了，那些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叔叔、婶婶、表兄、表妹们现在想去的地方是哪里。是佛罗伦萨和欧洲的其它城市。）所以，我改变了策略。给一个负责安全部门的正派警察官去了电话："我亲爱的警官，我不是一名警察。但当我说我打算去做某件事时，我肯定会做它。此外，我对战争有一定的了解，并且具有某些与之相关的技能。如果在明天之内，你不把那该死的帐篷从这里搬走，我会把它烧掉。我以我的名誉发誓，我会烧掉它，即使是一群卡宾枪手也不能阻止我，我愿意为此被抓起来，戴着手铐进监狱。我告诉你，这就是我成为所有报纸头版头条的方式。"这下好了，他显得比其它人聪明，几个小时之内，他就把帐篷给弄走了。在原来帐棚的地方只留下了一大堆污秽不堪的垃圾。当然，这只是一个皮洛士（Pyrrnic）14似的胜利。因为它并没有对其它充满暴行的城市产生什么影响。多年以来，这些城市都在遭到伤害，蒙受耻辱，并且就发生在它们的艺术、文化和美的中心。它并没有挫败这个城市其它那些傲慢客人的斗志：那些阿拉伯人、苏丹人、孟加拉人、突尼斯人、阿尔及利亚人、巴基斯坦人、尼日利亚人。这些人热衷于毒品走私和色情交易。看来，这些东西，《古兰经》是没有去禁止的。啊，不错，在我那位警察清除帐篷之前，他们在所在的那些地方完全拥有一切权利。在大楼的院子里，在乔托尖塔的塔脚下，在奥卡格拉的前方，在伯斯里诺拉的四周，在国家图书馆的正对面，在博物馆的入口处。在庞德维齐诺，他们经常用刀子或左轮手枪相互残杀，可以说是茶水饮料，家常便饭。在那位阿诺（Arno）开办的银行，他们申请并得到国内的资金。（不错，女士们，先生们，是国内的资金。）他们在圣劳伦佐教堂墓地喝红酒、啤酒和饮料。一帮伪君子，并且在那儿冲着妇女们说淫秽下流的话。（去年夏天，在那个墓地，他们甚至企图强暴我这个老太婆。不用说，他们有生之年应该去忏悔。啊，必须去忏悔！就是直到现在，他们中仍有一个人在那儿为他的生殖器抽泣悲嗥。）在那些历史悠久的大街上，他们以推销商品为借口聚集在一起，安营扎寨。所谓商品，我指的是那些粗制滥造、假冒伪劣的手提袋、小钱包、照片、壁饰、铅笔，还有那些愚昧的旅游者以为是贝尔尼尼15作品的非洲小雕像，以及用于鼻吸的海洛因。（在庞德维齐诺，他们中的一个人用嘘声对我说："我知道我的权利。"而这个人，我看见他正在出售海洛因。）神不允许一个公民抗议，神不允许某人告诉他，你可以拥有你的这些权利，但你只能在你的家中行使它们。"种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神不允许一个过路的人在他试图穿过那条被这些商品堵塞的街道时去整理一下那些假冒的贝尔尼尼作品。"种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神不允许一个近在咫尺的警察走过去，并勇敢地对他说："真主之子先生，你是好样的，你能不能挪开一点空间让人们走过呢？"要是这样，他们会活活把他吃掉。他们会用刀子去追他。最起码，他们会口吐秽语侮辱他的母亲和子女。"种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凡是这么做了的人，都会被贴上这样的标签。他们不会有任何反应，即使你用法西斯时期我们老一辈人经常爱说的那些话去冲着他们喊："难道你一点也不关心人的尊严？难道你真的没有一点点自豪，你只大绵羊？"

    我知道，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其它城市。比如都灵。尽管都灵创造了意大利，但现在它看上去已不像一座意大利城市。看上去更像达卡、内罗毕、大马士革、贝鲁特。比如威尼斯。在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广场上的那些鸽子一直由于摆满"商品"的小地摊而被迫迁移，我想即使是奥赛罗也会轻易感觉到一种病态的气息。比如热那亚。这座具有鲁本斯曾经热情赞美过的神奇大教堂的城市，一直被他们占领。如今，它看上去恰如一个已被强奸的美妇人日益使人厌烦。比如罗马。这是一座每一个充满了谎言、伪装的犬儒主义政治派别经常都在为它们赢得未来的选票而算计的城市，是那位教皇为他们提供其庇护的城市。（教皇大人，为什么即使以那位上帝的名义，你仍然不会把他们带进梵蒂冈？显然，要是那样，他们就必须应该做到不要在西斯廷教堂和拉斐尔的油画上撒尿。）这儿的有些事情，我真的不理解。在意大利，他们不称他们是真主的儿子，而称他们是"外国劳工"。或者称其为"从事某种职业的手工劳动者"。我并不怀疑他们中的某部分人在从事工作。一些意大利人确实已经通过这样的方式变成了小财主。他们在舌尔群岛休假，去纽约的繁华商业区买床单。他们羞于成为体力劳工和农场工人，决不把自己与无产阶级联系在一起。但对于那些我谈到过的人，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人呢？他们究竟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呢？如果意大利的彻底无产者不再愿意提供手工劳动，那他们又以何种方式来谋生呢？在城市以兜售商品为借口安营扎寨？游荡？并破坏我们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一天祷告五次？然而，有些东西，我还是不理解。如果他们真的很穷，那么是谁给他们提供钱让他们乘船航行或划小舢板来意大利的呢？是谁给他们一千万里拉（因为买这样的护照至少要一千万里拉）让他们购买假护照的呢？看来，奥斯玛?本?拉登确实不仅在用灵魂，而且也用不动产在实施一种征服。

    很好，即使他不是那个给他们钱的人，这种形势也仍使我烦恼。即使我们的客人是绝对清白的，即使他们中没有一个想去摧毁比塞塔和乔托尖塔，想让我穿上长袍，想让我在一个新的宗教审判的火刑柱上被烧死，他们的存在还是会让我感到惊恐。它使我不舒服。无论是谁轻松或乐观地接受这种形势都是一个错误。如果有人将冲击意大利和欧洲的移民浪潮比做发生在19世纪后半叶，或更有甚者，比作发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涌入美国的移民潮，那将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错误。现在，我来告诉你为什么。

    不久前，我才突然明白了那无数个优秀部长们（这些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意大利一直享有极高的声誉）中的某一个所说出的那句话。"是的，我叔叔也是一个移民！我仍能记得他当时拎着他的小纸板箱去美国的情景。"或其它一些与此思路相近和相同的话。不对，我的朋友。不，这完全是两回事。基于两个十分明显的理由，这种说法并不成立。首先，发生在19世纪后半叶的美国移民潮不是在暗中进行的，也不是靠由那帮能够对它施加影响的人所表现出的威胁手段来实现的。是美国人自己需要它，通过一项特殊的国会议案来推进了它。"来吧，来，我们需要你。如果你来，我们将给你一片美好的土地。"美国人甚至还拍了一部关于它的电影。这部电影由汤姆?克鲁斯、尼科尔?基德曼担纲，最使我震撼的是影片的结尾。有这样一个镜头：两个贫穷的主人公进行比赛，看谁先跑到那一片他们都想宣称为属于自己的土地，在上面插上一只小白旗。自然，只有最年轻、最强壮的人才能得到它。有人被作弊的马鞍缠住，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这个过程中丧了命。就我所知，意大利绝不可能通过任何国会法案来邀请，甚至推动我们现在的客人离开他们的国家。绝不会说什么"来吧，来，我们真的需要你。如果你来，我们将在切安提（Chianti）送你一个小农场"。他们到我们这里来，完全出于主动，靠的是可怜的橡皮筏和对那些想把他们遣送回去的海口官员的百般抵赖。在我看来，已经发生的一切不像是在移民，更像是一种由神秘的力量导演的入侵。这种神秘的力量令人担忧，因为它除了傲慢，既不温柔也不忧伤，并且还受到玩世不恭的政治家们的保护。这些政治家睁只眼，闭只眼，也许闭上了两只眼。我绝不会忘记去年那些偷渡者聚集在意大利大教堂为签证而滋事的情景。不会忘记那些被扭曲的野蛮的面孔，那些高举的拳头，那些恐吓与威胁。不会忘记那些邪恶的尖啸，这些尖啸又一次把我带回到霍梅尼的德黑兰。我绝不会忘记，因为我即使在我的家中也能感觉到被他们的野蛮所冒犯，因为我感觉到已被那些部长们戏弄，他们对我说："我们也想驱逐他们，只是我们不知道他们隐藏在什么地方。"坏种！他们就在大教堂、中心广场，并且成千上万，他们的确是坏蛋，但不是东躲西藏的坏蛋。要驱逐他们，他们必须要做的是，让他们排成队，"先生，请走右边这条道"，然后把他们护送到港口或机场。

    第二个理由，我亲爱的那位拎着小纸箱的叔叔的侄儿，即使是一个学龄儿童，我想都会明白。这儿有两个因素需要说明。第一个因素，美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在19世纪后半叶，当美国国会对移民大开绿灯时，这片大陆实际上人口严重不足。人口的大多数集中在东部的州。换句话说，这些州更靠近太平洋，中西部居住的人很少。加利福尼亚实际上没有人居住。显然，意大利不是一个这样的大陆性国家。它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根本不存在人口匮乏的问题。第二个因素，美国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如果你没有忘记独立战争发生在18世纪末，你就能推算出，它仅仅不过才200年的历史，你也能理解为什么它的文化特性仍然不能被很好地定义。另一方面，意大利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家。它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3000年以前。它的文化特征非常明显，我们就直说吧，这种特征主要与一种被称为基督教的宗教和一个被称为天主教会的教会联系在一起。平时，像我这样的人都爱说一句口头禅：天主教会与我无关。但儿时所发生的一切肯定与我有关。不管我喜欢不喜欢，它肯定和我的生活有一种密切的联系。怎么会不是这样呢？我出生在一个充满了教堂、女修道院、基督、圣母、圣人的环境里。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听到的第一首音乐是教堂的钟声，就是帐篷事件期间被那位穆安津尖历的叫声所吞没的佛罗伦萨大教堂的钟声。我是在这种音乐、这种环境中长大的。通过这种音乐和环境，我知道了什么是建筑，什么是雕刻，什么是绘画，什么是艺术。通过教会（后来，我脱离了它），我开始拷问自己，何为善，何为邪恶，并且根据上帝你看出来了？在此，我又写道"根据上帝"。尽管我完全是一个世俗主义者，一个无神论者，但我还是被天主教文化所浸染，它仍然是我用来表达我自己的某种方式。啊！上帝，我的上帝，感谢上帝，听从上帝，可爱的耶稣，善良的上帝，圣母马利亚，这儿一个基督，那儿一个基督。对我来说，这些词出现得如此自然，几乎出自一种本能，以至我并不认为我是在说它们和写它们。你真想让我把它们搁置一旁？尽管我绝不会原谅天主教，数个世纪以来，它的那些丑闻令我痛心，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曾经把我祖母（我可怜的祖母）烧死的宗教审判。我从来不曾和牧师们融洽相处过，也不喜欢他们的祈祷，但我真的喜欢教堂的钟声。这钟声抚慰我的心灵。此外，我还喜欢那些有关基督、圣母、圣徒的雕刻和绘画。事实上，我有一个收集圣像的嗜好。我还喜欢修道院和女修道院。它们给我一种宁静的感觉，有时候我甚至会嫉妒住在里面的人。那么，还是让我们承认吧：我们的大教堂比清真寺和犹太教堂更美丽。你同意吗？它们同时也比耶稣教堂更漂亮。请注意，我家族的墓地是新教样式的。它接受所有宗教的死者，但它是一个新教墓地。我的一位曾祖母是威尔斯圣公会教徒。我的一位姨婆是福音传教士。我对我那位圣公会教徒的曾祖母一无所知。但我却知道我那位福音传教士的姨婆。当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她常带我到佛罗伦萨的瓦本齐（Via deBenci），她所属教会的集会上去，并且啊，上帝，对此，我是感到多么厌烦啊！和这些信徒在一起，我感到非常孤单，他们除了唱赞美诗什么也不做。牧师看起来也不像是牧师，除了读《圣经》，再也没见过做别的。那教堂看上去也不像座教堂，除了一个空空荡荡的布教坛、一个巨大的十字架，什么也没有。没有天使，没有圣母，没有火。我甚至没有闻到火的气息，但这气息却弥漫在我们经常去的附近的十字架教堂（Basilica di Santa Croce），那儿拥有这些东西。我非常熟悉这些东西。我愿意再告诉你一些事情：在托斯卡纳我意大利的家中，现在都还留有一个很小很小的祈祷室。祈祷室的门总是关着。自从我母亲去世后，就再也没人进去过。只是我偶尔去一趟，去打扫灰尘，去看看老鼠是否在那儿做了窝。尽管我有一种非宗教的教养，但我在那儿仍然能感受到一种心灵的安适。尽管我有一种仇视教士的倾向，但我仍是会被那儿的一种漫不经心的悠闲自在所感动。我相信，绝大多数意大利人都应该为这同一件事情忏悔。（即使意大利共产党的头目贝林格也应该像我一样地忏悔。）

    善良的上帝！（这儿，我们又提到它。）我想告诉你，我们意大利人的情况与美国人不同。在美国：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相嵌交错，近百种文化融合在一起，曾经对每一个进入者开放，但同时又有能力来阻止这种进入。我想告诉你，基于非常明显的原因，我们的文化特征是如此确定，并且又通过好几百年的时间来塑造成型，它无法承受由那些想以各种途径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人构成的移民浪潮。这些人试图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念。我想告诉你，我们没有空间来容纳那些穆安津、伊斯兰寺院的尖塔、虚伪的绝对戒酒主义者，没有空间来容纳他们该死的中世纪、该死的长袍。即使我们有空间，我也不愿意给他们。因为这就相当于抛弃但丁、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抛弃文艺复兴、复兴运动，抛弃那种无论好坏我们都曾经为之奋斗并且已经赢得了的自由，抛弃我们出生的土地。那将意味着把意大利给他们。我不想给他们意大利。

    我是意大利人。那些时下把自己当成美国人的傻子是错误的。我决不会申请成为美国公民。几年以前，一个美国大使根据名人惯例主动提出要我加入美国籍，在谢过他之后，我对他说："先生，我非常依恋美国。我总是和它争论，总是责备它，但我仍然深深地依恋着它。对我来说，美国就是一个情人，不，是丈夫。对他，我总是充满忠诚，即使他没有睡在我身边。我关心我的这个丈夫。我不会忘记，要是他当初没有麻烦自己卷入那场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战争，我想，我今天就得说德语。我不会忘记，如果他不曾对苏联保持警惕的眼睛，今天，我恐怕就得讲俄语。我关心他，并且喜欢他。比如，我喜欢当我返回纽约，把护照和绿卡递过去时，那些海关人员对我满脸笑意，并且说\'欢迎回家\'的情景。那态度看上去多么大方，多么充满感情。我还记得美国一直就是那些没有祖国的人们的庇护所、容身地。但我已经有一个祖国，先生，意大利是我的出生之地，意大利是我的母亲。我热爱意大利，先生，如果接受美国国籍，这无异于放弃我的母亲。"我还告诉他，我的母语是意大利语，我用意大利语来写作，鉴于此，我只是用英语来翻译我的作品。恰如我用法语来翻译一样，感觉它仍是一种外语。接下来，我告诉他，当我听见马梅利16写的《国歌》时，我的心情是多么难以平静。当我听到"啊，意大利，我的兄弟，醒来吧，醒来马梅利"时，我的喉咙会哽塞。我甚至不会注意到，当歌声走调时，它是多么难听。我只想；那是我出生地的国歌。当我看见白、红、绿三色旗飘扬时，我也会有一种心潮起伏、喉头哽咽的感觉。当然，不是体育馆--那些小流氓挥动的三角旗。我有一面用有100多年历史的白、红、绿三色旗。它布满了污班、血迹和老鼠啃出的孔洞。尽管它中间有一些萨伏依王朝17的盾形纹章（虽然没有加富尔18，没有维克多?伊曼纽尔二世19，没有效忠于盾形纹章的加里波第20，我们就不可能统一意大利），但我还是把它看作黄金，视为珍宝。天啊，我们为这面旗出生入死！被吊、被射、被斩、被那些奥地利人、那位教皇、摩德纳的那位君主、那位极端反动的保守派分子所杀。这面旗伴随着我们共同经历了复兴运动、意大利的统一、卡索的战争和抵抗运动。我外曾祖父的父亲乔巴托（Giobatta）就曾经在科特顿和蒙太罗为这面旗战斗过，并且被一颗奥地利人的子弹射穿了身体。我父亲的叔叔们在卡索的战壕里为这面旗承受了各种痛苦。为了这面旗，我父亲在特斯特镇被法西斯纳粹分子抓捕并折磨。在抵抗运动期间，我全家都在为这面旗战斗，我也如此。为了公正和自由，加入了名为艾米利亚的战斗，当时我14岁。第二年，当他们叫我离开自愿者意大利自由军团时，我感到非常自豪。耶稣、马利亚，我从来都是意大利的战士！当我发现由于这次离开可以得到14450里拉时，我不知道该不该接受它。就我对我祖国应尽的义务而言，接受它，似乎是不妥的。然而，我还是接受了它。因为在家中，我们谁都没有一双完好的鞋。我用这些钱为我和我的妹妹们各买了一双。

    很明显，我的祖国，我的意大利并不是今天的意大利。不是那些富于心计的、粗俗、肥胖、聋哑、得意忘形之人的意大利，这些在50岁时只关心他们的退休金，唯一的热情是国外度假和足球赛事。不是那些腐朽、愚蠢、懦弱、贪婪小人的意大利，这些人把他们的女儿送到贝鲁特的某个妓院为的是能够和好莱坞的某位明星和名歌手握握手，但如果奥斯玛?本?拉登的敢死队队员把几千名纽约人化作一座看上去像咖啡渣一样的灰山，他们又会窃笑不止地说：这是美国的罪有应得，活该。我的意大利不是那些肮脏、虚弱、缺乏灵魂、专横与无能之政党的意大利，这些政党只知道怎样让他们的候选人坐上议员、部长或市长的交椅，而不知道何为真正的得到和失去。不是那些黑色和赤色法西斯主义者的依然是墨索里尼风格的意大利，这些法西斯主义者总是让你想起伊诺o弗拉罗的那个恐怖的笑话："在意大利，有两种法西斯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和反法西斯的法西斯主义者。"不是那些地方行政官和政治家们的意大利，这些行政官和政治家由于对正确动词时态的无知经常在他们的任职期间在电视屏幕上犯些极其荒唐的句法错误。（比如，你不会说："If it was"，这样你真是头蠢驴，你会说"If it were。"）也不是那些年轻人的意大利，这些年轻人，由于受着相同的教育，沉浸在一种最可耻的无知和最令人痛心的浅薄之中，沉浸在虚无之中。所以，他们也会闹出许多拼写错误和句法错误，如果你问他们，谁是烧炭党人21？谁是佩利科22？谁是马志尼？谁是阿泽利奥23？谁是加富尔？谁是维克多?伊曼纽尔二世？他们会楞着眼睛，伸出舌头看着你。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或最多知道如何在一个和平和民主的时代去扮演一个令人惬意的有抱负的恐怖主义者的角色，知道如何把脸藏在滑雪面罩后面去挥舞黑旗，一群小傻瓜。低能的蠢货。我的意大利甚至不是那些夸夸其谈的蚁虫们的意大利，这些人在读到这些后，肯定会由于我写出了事实的真相而嫉恨我。在吃饱喝足之后，他们会诅咒我，并希望我被他们保护的人中的一个人，即奥斯玛?本?拉登杀死。不，不是这样：我的意大利是一个理想的意大利。它是我从少女时代就开始梦想的意大利，当时我被开除出意大利自愿者军团，心中充满幻想。它是理智、高贵、勇敢的意大利，所以，也是值得人去尊重的意大利。这是一个即使被沉默、被嘲弄、被侮辱，也会让每一个想冒犯它的人必遭大难的意大利。让那些从我这儿把它夺走的人，那些侵犯它的人见鬼去。因为这些侵犯者无论是拿破仑的法国人，还是弗朗西斯?约瑟夫的奥地利人，无论是希特勒的德国人，还是奥斯玛?本?拉登的同志们，对我来说全都一样。不管他们侵犯它，用的是大炮，还是橡皮筏，都一样。为此，我祝愿你有一个充满感情的告别，通过亲爱的佛雷科，我已经预先告诉过你：不要再问我什么。我最讨厌的就是被卷入到无用的争论和乏味的争吵之中，我已经说了我必须说出的一切。愤怒和自豪让我这样做。年龄和一种清醒的认识允许我这样做。但现在，我必须回去接着做我的工作了。我不想被打扰。叙述结束了。

注释：

 1.托里诺（Torino）：即都灵（Turin）,意大利一城市的名字。
2. 　　锡耶纳（Siena）：意大利在中世纪重要的商业城市，地处意大利中部。因位于南向通往罗马的路线上，所以，在伦巴第王统治时期曾出现繁荣。
3. 　　阿尔菲耶里（Vittorio Alfieri）：意大利悲剧诗人，生于1749年，死于1803年，他的作品大多是写自由战士与暴君之间的斗争。
4. 　　塞内加（Seneca）：古罗马雄辩家、悲剧作家、哲学家、政治家。公元1世纪中叶罗马学术界的泰斗人物。
5. 　　马泽伊（Philip Mazzei 1730-1816）：意大利医师、商人和作家，杰斐逊的朋友。美国独立战争的积极支持者。
6. 　　贝卡里亚（Cesare Beccaria 1738-1794）：意大利学者，因提倡刑法改革及经济分析而著名。-译注
7. 　　罗西尼（Rossini 1792-2868）：意大利作曲家，以其歌剧著称。主要作品有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威廉o退尔》等
8. 　　多尼采蒂（Denizetti 1797-1848）：意大利作曲家，一生创作歌剧60余部，较著名的有《拉美摩尔的露西亚》、《帕斯考莱先生》等。 ｝
9. 　　阿维罗伊（Averrees 1126-1198）：伊斯兰哲学家，将伊斯兰传统学说与希腊哲学融为一体的著名学者。
10. 　　托尔克马达（Torquemado 1420-1498）：西班牙第一任宗教总裁判官。在他任职期间受火刑而死的人达2000人之多。
11. 　　布鲁内莱斯基（Brunelleshi 1377-144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著名的建筑师。其最大的建筑成就表现在佛罗伦萨大教堂的穹窿顶上。
12. 　　吉贝尔蒂（Ghiberti 约1378-1455）：15世纪前期佛罗伦萨主要青铜雕刻家。作品独具特色，既优雅生动，又制工精细。-
13. 　　穆安津（Muezzin）：指在穆斯林清真寺尖塔上报祷告时间的僧人
14. 　　皮洛士（Pyrrnic）：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
15. 　　贝尔尼尼（Bernini 1598-1680）：意大利建筑家、雕塑家和画家，是17世纪意大利巴洛克艺术风格的代表人物。
16. 　　马梅利（Mameli 1827-1849）：意大利爱国志士、诗人、国歌作者。学生时代就开始写爱国诗歌。1847年写成《意大利兄弟们》（国歌）。
17. 　　萨伏依王朝（house of Savoy）：欧洲历史上著名的王朝，1862-1946年统治意大利的宗室。
18. 　　加富尔（Count Cavour 1810-1816）：皮埃蒙特政治家，使萨伏依王朝统一意大利的主要人物。
19. 　　维克多·伊曼纽尔二世（Victor Emmanuei Ⅱ.1820-1878）撒丁-皮埃蒙特国王，意大利统一后的第一个国王。
20. 　　加里波第（Garibaldi 1807-1882）：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著名领袖，杰出的游击战专家。
21. 　　烧炭党人（Carbonaro）：指19世纪初期意大利倡导自由、爱国思想的秘密团体烧炭党的成员。他们的活动为意大利统一（1861）的复兴运动铺平了道路。
22. 　　佩利科（Pellico 1789-1854）：意大利爱国者、戏剧家。他的戏剧、诗歌与散文，尤其是《我的狱中生活》一书，至今仍拥有众多的读者。
23. 　　阿泽利奥（Azeglio 1794-1866）：意大利贵族、画家、作家和政治家，民族复兴运动中的温和派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