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三洲：法拉奇，一个女人的神话

    　　2006年的最后两天，全世界都陷入了对萨达姆被绞死的热议之中，好像偏偏遗忘了一个不久前去世的另外一个“世界闻人”。她是一个真正的新闻界的“无冕之王”，自“9·11”之后，她的言行，她的思想，曾给美国新保守主义提供过理论基础，可能是导致伊拉克战争的一种催化剂。她就是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


　　当年也曾是风云人物

 　　彷佛有一种行将就木、但要叶落归根的预感似的，十多年来，一直饱受癌症困扰法拉奇几天前刚从美国回到她的意大利家乡佛罗伦萨，便于2006年9月14日深夜在一家私人医院溘然长逝了。

 　　我们从《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可以找到法拉奇这个名字，因为她有过不寻常的三次中国之行，1980年改革开放之初，她就对邓小平进行过两次4小时坦率的采访，当邓小平屡屡伸出四个指头说到“四人帮”时，法拉奇却伸出自己的手掌说：“你们说四人帮，我们认为是五个指头！”意思是还应包括毛泽东。事后，她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说，对邓小平的采访是她“一次独一无二、不会再有的经历。在我的‘历史采访者’中，我很少发现如此智慧、如此坦率和如此文雅的，邓小平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中国的领导人中有位邓小平是非常幸福的。”法拉奇对中国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在一篇文章里，她曾对自己身后的墓志铭这样写过：“这里埋葬着奥琳埃娜·法拉奇，因为她的一番话，让中国的天安门广场撤掉了马恩列斯的画像！”

 　　法拉奇先后采访过200多个世界政要，她的采访生涯除去充满了冒险冲突的历史风云，还极具单刀直入和不留情面的个人风格。在以色列，她访问过当时的总理梅厄夫人和国防部长沙龙，并被视为是“不好对付，极难对付”的记者；在越南，她经历过长达8年的战地记者的冒险生涯，采访过北越的武元甲和南越的阮文绍，并将后者逼问的号啕大哭；她曾不顾伊斯兰法对女性的的禁令，当着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的面揭开蒙在头上的面罩；又曾因等候时间过长，生气地将手中的书砸向卡扎菲的外事秘书；基辛格曾因与她访谈时不慎失言而深深懊悔，说过他“一生中做得最蠢的事”，就是接受了法拉奇采访；在与波兰的瓦文萨会晤后，她才发现这个工运领袖竟是那么傲慢无知和狂妄专横。她的一部《风云人物采访记》（新华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节选本），可以说是上一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政治关系风云录，是一本上世纪的冷战史，被人誉为是“当代最伟大的政治采访文集。”现在已成为很多西方院校新闻系学生的必读书，在中国也拥有广大的读者。《花花公子》杂志对这本书评介是：“如果你不明白这世界为什么这么乱，法拉奇的采访中有答案，因为那些自吹自擂的家伙们在左右着世界。”

 　　遥想当年，这位1930年出生、来自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法拉奇也曾是激进的左派分子，她反对越战，同情越共，强调人权平等和女权主义等。从性格来看，法拉奇也是一个另类的女人，她爱吸烟，爱穿长裤与男装，她的头脑也是男性的，思辨力与分析力都是一流的。有报道说，写作时，为了使自己处于亢奋中，法拉奇一天要抽60支烟！1975年，她与希腊的反政府左派领袖、著名诗人帕纳古里斯一见钟情，并共同生活，并以男方短暂的生命历程写出了《男子汉》一书，这本书以十多种语言的译本在全世界发行过数千万册。但在过去近二十年里，法拉奇住在纽约，一直保持沉默，不再发表任何文章。有人认为这是因为这位已经七十多岁的女记者在十多年前查出患了癌症后，开始消沉了；也有人认为法拉奇之所以沉默，这是因为她的思想发生巨大变化的缘故，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球遭遇挫折，她的左派意识幻想破灭，思想也开始向右转了；她是因为反思自己的左派经历而痛苦、而沉默的。


　　“9·11”事件改变了她？

 　　“9·11事件”发生后，家乡意大利的一家报纸请求法拉奇“打破沉默，至少写几个字”，当时，住在纽约曼哈顿并亲眼目睹双子星座世贸大厦倒塌的法拉奇，在极端愤怒和充满激情状态下，一口气写出了8万字的题为《愤怒和自豪》的长文。9月29日，意大利的一家报纸破天荒地用了四个整版另加四分之一版，在删除掉了激烈批评伊斯兰教的部份文词后，摘发了法拉奇的这篇文章。

 　　美国媒体评论说，法拉奇“复出”后首次发表的这篇文章，“已成为欧洲新闻历史上最具震憾性的事件之一”，因为发表这篇文章的报纸，在四小时之内就卖出了一百万份，打破了新闻史上的最高历史纪录。2002年4月28日，《华尔街日报》就此发表了题为“意大利的拉什迪”的社论，把法拉奇列为遭霍梅尼下令追杀的英国小说家拉什迪之后，第二个因文章观点而生命受到威胁的西方作家；并对这种勇敢地站出来谴责自杀炸弹和恐怖主义的行为赞誉说，“欧洲的良知有了自己名字：法拉奇”。

 　　随后，意大利一家出版社把没有删节的法拉奇的长文编辑出书，7个月内在意大利卖出了100多万册。法拉奇自己又把书翻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才几个星期，就销出14万册，荣登法国全国新闻杂志《快讯》“非虚构类作品畅销榜”第一名。德文版在慕尼黑出版后，到第二年8月底仍居德国《明镜周刊》畅销书榜的榜首，并以20多种文字在30多个国家出版由法拉奇自己翻译的该书英文版，2002年10月也在美国坊间上市。全球最大的网络书店杂志《亚马逊》的编辑评论说，“法拉奇把它说成是一本‘小书’，但其实正相反，它是一本伟大的著作，是一本宝贵的书，它震撼我们的良知。它是法拉奇个人灵魂的素描，也像一只戳入我们思想和心灵的牛角，和我们连在了一起。”

 　　与此同时，法拉奇却受到今天被称为“旧欧洲”的左派知识分子几乎一致的批评，更是受到来自欧洲穆斯林群体和阿拉伯世界媒体的谴责。一些宗教领袖在法国左派大报《世界报》上刊登文章，谴责法拉奇散布“种族歧视”；英国左派报纸《卫报》专栏作家卡巴尼在该报撰文，指责法拉奇“激烈地从左派向右派转舵”；另一家左派杂志《国际政策》，则发表贝尔波利蒂的文章，指责法拉奇的论调和想法是“民族主义，排外主义，沙文主义”，并说法拉奇具有的“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有相当的民意和历史基础；法国著名的研究伊斯兰教专家凯佩尔，还把法拉奇的这本书的称之为“出版丑闻”，“是令人厌恶的垃圾”；巴黎主要清真寺的教区长鲍巴克尔则把法拉奇的书称为“挑衅”；法国左派主要的旗帜报纸《解放报》，则发表一篇属于自由派评论家塞蒙的文章，说法拉奇的书是“病态的”······


　　《愤怒与自豪》究竟说了什么？

 　　法拉奇在《愤怒与自豪》这本书里究竟说了什么，引起了欧洲两极的如此反应？因为在西方，9·11事件发生之后，为探究这事件是不是两个文明之间的冲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书籍成为紧俏货。但从政界到学界，绝大多数人都强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不代表伊斯兰教，更不可能体现《可兰经》的真谛，穆斯林是爱好和平的，和原教旨主义完全是两回事。

 　　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法拉奇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着一种天然的抗拒力，它有一句名言，说：“所谓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就是那些穿着长跑，留着大胡子，声称依照他们的法律可以娶四个妻子的家伙！”所以，她在书中毫不含糊地指出，伊斯兰恐怖分子是现代的纳粹和法西斯，是新的盖世太保和褐衫党，他们是正在进行“历史倒转”的十字军，在用“西征”来进攻西方世界，如果不对此高度警惕，就会导致西方“自杀”。法拉奇在书中激烈抨击了西方左派媒体的“偏见、天真和愚不可及”；并把西方左派称为“伪知识分子的恐怖主义”，“红色法西斯分子”。她说，纽约世贸大厦被恐怖袭击，世界上绝大多数穆斯林都感到高兴，其中包括移民到欧洲的那些穆斯林。如果西方“纵容、容忍或对这些穆斯林抱有希望，就是自杀。”她警告说，我们常被告知，穆斯林恐怖分子只是伊斯兰教这种伟大信仰中失望、绝望、邪恶的一小块边缘部分；但事实上，它是伊斯兰教本身的一个组成部份，“伊斯兰教和伊斯兰主义之间没有重要的区别。”她认为伊斯兰教本身有严重问题，“伊斯兰教这座大山，在过去一千四百年来都没有移动过，从来没有从它蒙昧的深渊中挣扎出来，没有向文明世界打开它的大门；它迄今都没有意愿和自由、法制、民主和进步发生任何关系。”

 　　眼下的国际现实是，伊斯兰激进主义已成为一种政治信仰和一场遍布全球的恐怖活动，是无法凭借现代化的战争手段集中在几处予以消灭的。目前强硬的布什政府陷在伊拉克泥沼中，旷日持久的巴以冲突以及全球化带来的贫富差距加大，都成为吸引和激励“穆斯林国际”的磁石和温床。从阿富汗、车臣、巴基斯坦、黑非洲直到印尼和泰国南部，穆斯林激进分子的活动都有星火燎原之势，而欧洲穆斯林人口的暴增和激进分子的渗透，更是“穆斯林国际”的主要活动地盘和组织基地。由伊拉克战区指挥官而升任辖区跨越亚非27个国家的美国中部军区司令的约翰·阿比扎伊德上将，是美国军方高层唯一的（基督徒）阿拉伯裔，能说流利阿拉伯语。他向《华盛顿邮报》披露：“激进伊斯兰主义”目前大致相当于十九世纪末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法西斯主义，如果美国不能在此关头予以制止，将会蔓延而不可收拾。”


　　一波未平，又起一波的《理性的力量》

 　　2005年夏天，年老病久的法拉奇忽然一个人从她居住的纽约悄然回到意大利故乡，甚至连她的故乡家人都蒙在鼓里，这与一向大大咧咧、喜欢制造点惊天新闻的她的性格太不相符了。到罗马后，她独自一人驾车来到罗马郊外的冈道富城堡去会见一个神秘的客人，然后又悄无声息地回到美国。不过，没多长时间，这次神秘之行就曝了光，原来新任的罗马教宗本笃·十六世接见了她，后来，梵蒂冈的发言人也只好有点尴尬地承认有过这样一次会见。有人认为，法拉奇与罗马教皇的会面有些出人意外，因为法拉奇本人是个无神论者，而本笃·十六世自即位以来，又很少与外界接触，这两个按理说是对头的人怎么会暗中会谈呢？这要从法拉奇准备出版的一本新书《理性的力量》来说，如果说四年前那本《喧嚣与愤怒》一书以情感与气势见长的话，那么这本《理性的力量》主要反映出作者的冷静深入的反思。这种冷静的思考让法拉奇得到了自己最终思考结果，就是坚定公开而彻底的反伊斯兰的立场。在这本书里，作者毫不掩饰自己对现代伊斯兰教的厌恶，认为现代伊斯兰教正在进行着一场征服并摧毁现代文明的战争，但是短视的西方政要们对此却毫无察觉或是不以为然，他们在恐怖主义面前丧失警惕，步步退让，任由国内伊斯兰势力坐大，懦弱的基督教会也没有勇气正视面临的挑战，只会讲些“对话”、“宽容”之类的空话。法拉奇在书中呼吁西方公众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文明传统。

 　　与《喧嚣与文明》出版后遭遇的命运一样，欧洲左翼对这本书又是一片哗然，对法拉奇口诛笔伐，群起声讨，而伊斯兰教徒更是怒不可遏，意大利伊斯兰联盟主席史密斯就以”亵渎宗教“的罪名起诉了作者。直到今天，没有人知道教皇与法拉奇之间到底说了些什么？但一般的意大利民众对这本《理性的力量》却颇感兴趣，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就卖出百万本，而法拉奇自己翻译的英文版也已于今年3月在美国上市，目前的销售的势头正旺。

 　　可以说，在纪念”9·11“事件五周年之际，小布什所提出的把反恐战争视同于反对”伊斯兰法西斯主义“一词，正与法拉奇书中的观点不谋而合，法拉奇的思想成为美国新保守主义的的理论库。


　　一个女人的神话

 　　多年以来，在采访世界风云人物的过程中，法拉奇本人逐渐成为一个神话般的人物，也成了被新闻界追逐的世界级的风云人物。在公众的眼中，法拉奇一直是自由斗士的化身，是一个敢于向任何庞大风车挑战的堂·吉诃德。因为她的个人经历近乎神话，而她所创作的每一部作品都在不断重塑和强化着这个神话。她在写作时让聚光灯始终照着自己，总是将自己的形象融入作品，并通过生动有力的叙述将自己的形象凸现在读者面前，似乎文章的主要角色不是报道对象，而是她本人。所以有人认为，从某种程度来说，法拉奇所创立的文学新闻学也在不断改变和歪曲这真实的世界，使这个世界呈现出法拉奇式的形态和清晰度。所以，在采访风云人物的过程中，她本人也渐渐成为新闻界追逐的风云人物。不过，十多年前，倒有一本《女人与神话》的传记，开始来揭法拉奇的老底了。

 　　这本书作者圣·阿里科，是一个教法语和意大利语的美国教授，他曾被法拉奇的作品深深吸引，试图用传记体裁来刻画传主一生的职业特点和心路历程。然而，当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电话交谈和几次会晤后，作者却改变了对她的印象。因为她会为采访设定界限，会对书中的每一个部分进行修改，再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个人的公开形象；她会解释自己的作品，断言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她会列举她所选择的事实，并将自己捏造的材料公诸于世。一句话，作者的任务只能是为她希望呈现在公众面前的形象进行修补和润色。她给作者画圈圈，定框框，甚至专横地命令作者将第二稿的部分书稿烧掉。

 　　“烧掉它！”这正是法拉奇在采访时惯用的咄咄逼人的行为方式，现在，她正用这样的态度强迫别人来打造她自己的美丽光环。为此，圣·阿里科激愤地提出抗议：“您命令我烧掉书稿。二战前，纳粹分子也焚过书。您在使用他们的语言－一种听起来十分奇怪的语言，发自一个所谓的自由与民主的斗士和独裁者的敌人之口－之时，也把自己置于他们的地位。”后来，作者依照自己的直观，讲述了一位来自佛罗伦萨的妇女是如何创造了自己的神话的故事，而这种事情却发生在法拉奇这位著名记者和作家身上，则显得意味深长。

 　　现在，法拉奇终于闭上了自己的双眼，该听由别人来评介她了。对于始终保留着意大利国籍的法拉奇，意大利总统纳波利塔诺对她的去世给予了积极评价，称之为“我们失去了一个世界著名的记者，一个成就卓越的作家，一个充满热情的文化先锋。”

 　　不过，这只是来自故国本土的一家之言。对于这个曾经纵横捭阖、睥睨一切的世界来说，法拉奇身后与她生前一样，肯定会继续成为一个颇受争议的时代人物的。（原载《领导者》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