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垦荒塔里木：多年后意识到破坏生态

          [导读]“中华儿女，志在四方。上海几万青年高唱战歌到塔里木去，到人烟稀少的亘古荒原去!”塔里木河沿岸，千年的胡杨倒下了，根深的红柳被挖出来，年轻人在这里没白没黑地战天斗地。

◎挥起坎土曼，向原始胡杨林要粮食

在上海青年的记忆中，到团场以后最初的磨炼是刻骨铭心的。印象最深的，好像都是那些最简单最基本的东西，比如清早的敲钟，比如原始的工具。当没有别的路可以逃避的时候，无论你是多么的脆弱，无论劳动强度和生活条件有多么难以承受，都必须靠自己去面对。这就是从上海学生到兵团农工，必须经历的过程。

用那时候老职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说，任何人来到这里，都得过三关：思想关、劳动关、生活关。

　　采访旁白：

　　刚到团场不久的时候，王祖炯和伙伴们兴致都特别高，好奇心也强，几个年轻人说去场部逛逛，看看场部是个什么样子，肯定有街道、商店之类的吧。

　　王祖炯（1963年进疆，农二师34团）：我们几个走过去一看，这就是场部吗？就是些平顶的土房子，大土坯垒起来的，上面的顶是树棍压的泥巴。也算是形成了一条很短的小“街道”，宽就是七八米，连上海的一条里弄都不如。

　　小街道一下子就走到头了，看看有商店、邮电所、小食堂。我们这么逛着，就有几个女的站在那儿喊，欢迎欢迎。那就是团部的供应社，小商店，进了里头黑咕隆咚，因为就有一个门的亮光进去，摆了点商品，蒙了一些土，在塔里木有土是很正常的。

　　她们看我们的眼光很好奇，因为在这之前，就听说从大上海来人了。她们简直就像现在想象天外来人是个什么样子，也像改革开放初期，来个老外，都围在旁边看，大概就这么一种感觉。她们躲在那儿，也不接近你，就在那儿上下打量。

　　她们是这里的售货员，也都是团场的家属，听说大街上来了上海的知识分子，所以她们跑出来，看到我们就叫我们进来了。

　　其中一个售货员比较大方的样子，拿出香烟来，说抽一支，抽一支。这是待客的表示，而我们都不会抽烟，也没见过这种场面。我们说不会，人家又说，抽一支吧，以后干活干累了，抽一支很解乏的。

　　好像是我带的头，伸手拿过一支抽了，平生第一次抽烟，呛得够呛。那烟绝不是什么好的，好像是 “棉花牌”，一毛钱一包。这也算是农场给我们的一个见面礼吧。

　　安康（1963年进疆，农一师5团）：我们一安顿下来，就到处跑。结果看到那些老职工家住的是什么样呢，有的是炕，土堆做的炕，这是好的。有的是把树桩打到地里，横个棍子，上面铺两块板，再铺点草。窗子没有玻璃，都是纸糊的。没有一家有床，没有一家有柜子，没有一家有桌子，所谓桌子也是树桩打到地上，棍子一横，上面架个板。

　　杨清良（1963年进疆，农一师14团）：我们一个排130人，一个班三四十个，一个大地窝子大概30米长，大通铺，两边都是通铺，中间一条走道。两个门，往下斜坡的门，从外面跑进去。

　　何立云（农一师14团老职工子弟）：刚开始，他们上海青年走路的话担心弄脏裤脚管。因为我们塔里木是大沙漠地带，脚踩下去都是很深的土，他们上海青年怪怪的，提着裤子这样走，一步一步的，爱干净。

　　毛国胜（1963年进疆，农三师43团）：那个土地也不愿意坐，到地里面的时候，开始谁都不愿坐在地上，就站着。到后来干活累了，实在不行就哪都坐了。

　　王祖炯：我们刚去的时候，农场的人都在吃高粱，吃玉米，没有白面，因为麦子产量低。为了给我们第一批上海青年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师里头从别的种麦子的团场给我们拉来白面，做成白面馒头。当然现在的人感觉不到什么，但是农场职工看到这可都是过年才吃的啊。而我们并不知道，吃不了的，就扔了。草丛里、房顶上，到处扔。

　　毛国胜：都往外面扔。记得我们连长捡了一背篓的干馒头。

　　采访旁白：

　　在阿拉尔市，原师部礼堂改成的纪念馆里，那些原始的农具已经成为展品。馆长介绍说：这个是维族的坎土曼，坎土曼在这里用了上千年，维族人民总结出来的这种坎土曼，比较适合新疆的这种土质。在白振杰、韩培芬夫妇家的小院里，他们还展示了使用和保存了几十年的坎土曼。

　　姜步宏（1966年进疆，农二师21团）：我们7月23日分到团场连队，休整教育了一个星期，7月30日宣布要举行发枪仪式。我们一听说发枪仪式，高兴得不行，就是说要穿上军装，拿到枪了！

　　等排队都昂首挺胸走到发枪仪式的麦场上一看，没枪啊，只有很多像锄头一样的东西摆在那里，后来知道那家伙叫“坎土曼”。还有铁锹、独轮车、挑土的筐子，这些东西。原来这就是发给我们的“枪”！

　　程均友（农二师34团老连长）：动员的干部对他们说，我们搞生产，手里的工具就是我们的武器！

　　采访旁白：

　　在当时的纪录片《军垦战歌》里，也正是这样表达的：“拿住，年轻人，这是改造大自然的武器，当然也就是革命的武器。”

　　程均友：你想想，从学校放下笔杆子，到这儿发个坎土曼，这个转变，一般人不容易，不是劳动人民，一般不容易接受。

　　赵国胜（原农一师副师长）：当时的生产工具主要就是坎土曼，生产力就是马和人。

　　采访旁白：

　　这些来自黄浦江边上的年轻人，从没见过那么广大的荒地和田野，他们手握坎土曼，眼前望不到头的土地实在是让人发愁。

　　毛国胜：当时我们一个连队大约有五千亩地。

　　王祖炯：长方形的地叫条田，一块都有五百亩到七八百亩那么大。

　　安康：它按部队的编制，也一样是团、营、连、排、班。可是干活呢，都是干的农活，就是打粮食，产棉花，然后都上交国家。

　　何百成（1963年进疆，农一师13团）：等到你手上打起老茧了，这个功夫就练出来了。

　　王祖炯：还要自己开荒，一年发一套军装，发的军装没有领子，在地里开荒的时候，军装脱了，光着身子在那儿干，因为怕把衣服弄破。

　　采访旁白：

　　新疆和内地有两小时时差，那里夏天日照时间更长，而团场是按照北京时间安排一天的作息。

　　安康：天刚亮，听钟声，一打钟就起床，洗把脸，干活去了。

　　王祖炯：新疆是早穿皮袄午披纱，守着火炉吃西瓜。我们在塔里木就是这样的生活。早晨天不亮吹哨子上班，或者是敲钟，钟就是个废弃的拖拉机的钢箍，挂起来，“当当当”地敲，周围老远都能听到。这时候正在梦乡，醒来看到外头还漆黑一片，要起来了。怎么穿着？头戴草帽，脖子上扎块纱布，身穿黄棉衣，单军裤，扛上坎土曼，腰里系根麻绳，麻绳里插把镰刀。

　　到地里干活，等太阳出来了，棉衣开始脱掉。蚊子起来了，用纱布把脸蒙上。干活快到中午了，全脱掉，就剩汗衫或背心了。到晚上收工又黑了，棉衣什么的再穿起来，就这样。

　　杨清良：月亮没下山我们上班了，吹哨子，四五点钟。到傍晚月亮升起来了，我们还没下班，所以叫两个月亮一个太阳。

　　毛国胜：我们连队发生过有人想逃走，逃出去就盲目地跑。连长指导员一发现马上报告团部，团部就派人追。因为他不敢走大路，离开道路就是戈壁滩，一会儿就迷路了，迷路要死掉的。最后这些人进去以后非常不容易，他们回来讲，晚上走不出来，听见骑马的人经过，打枪，以为是土匪，实际上是团部派出去找他们的人。

　　最后把他们找到了，痛哭流涕，再也不敢跑了。开始发生的时候不处分，考虑到刚刚来嘛。

　　采访旁白：

　　对这些初来乍到的城市学生，许多老职工当成宝贝一样看待，为了对他们“传、帮、带”，为了照管好他们，费了不少心思。

　　程均友：管起来费劲儿，有的他给你捣蛋。说我受不了，你像他就坐那儿说我不走了，都是小孩，你想想中学毕业会有多大，最大的18岁。你见天就不停地看着他们，不到夜里12点以后、1点钟，你睡不成觉。

　　姜步宏：因为新疆冬天寒冷，需要烧火墙，那么老同志给我们把柴火劈好，下面垫软柴，上面垫硬柴，再上面放煤，完了以后教我们。如果是烟道不通了，他们帮我们掏。

　　赵国胜：我的连长、指导员，我要求得非常严格，就是上海青年要做的事，我们干部首先要能够做到。

　　韩培芬（女，1964年进疆，农二师21团）：那真是的，当连长、副连长的都是白天黑夜的干，从早到晚的干。那时候当官的哪像现在当官那么舒服，工资也不高，都是真真实实的，哪听说有腐败的。

　　采访旁白：

　　让上海青年思想观念发生潜移默化改变的，也许是当年那种集体主义大家庭式的温暖。

　　王祖炯：我的脚要穿44码的鞋，而供给制发的解放胶鞋呢，最大42码，发的鞋我穿不了，只能从上海让我母亲买了鞋寄来。

　　那天下雨，我们希望回去，棉衣都淋湿了，这时候就想回去。但是我们这个胡珊妮班长她不叫回去，她是一个兵团劳模，对任何困难她都不在话下，是这么一个女同志啊。我们在那儿干活，身上都湿透了，雨越下越大，她才叫吹哨子回去。

　　程均友：王祖炯呢，在地里跑两天，一双鞋就没有了。他的老班长是个劳动模范。

　　王祖炯：那天我只剩下一双懒汉鞋，后跟的鞋帮和鞋底已经脱开了，走在路上会粘鞋底，我顺脚就踢到路边不要了，光脚算了。但是塔里木还真不能光脚，有骆驼刺、铃铛刺、沙枣树，一脚踩上，就会发炎化脓。那天晚上，我们准备睡觉了，宿舍里进来一个人，就是我们班长胡珊妮。我本来正记恨她，说你那天要是早叫下班，我那鞋没准还能保住。

　　程均友：她说王祖炯，那时候把他当小孩，说给给给，给你一双鞋。

　　王祖炯：我一看这鞋，马上就认出，是我的鞋。我踢到路边不要了，她在后边捡回去，晚上她洗干净，把那个帮子又上好，扎扎实实地缝了一个鞋面。我一看，心里头十分感动。这只是一件小事情，但可以说记一辈子。

　　毛国胜：老职工对我们一般都很好，比如有时候觉得你们很苦，叫你去家里，像那些老班长，请你到他家里面去吃碗面，有时候吃点他们泡的酸菜。

　　安康：我们吃饭，是一个班一个班去领的，一个班一盆菜、一桶饭或是苞谷馍，你班长要分，拿个勺子18个人你去分。我当班长尽量平均分给他们。

　　有一次我给他们分饭，分到后来饭没有了，我自己没有了，一口都没了。我怎么受得了呢，本来干活就饿坏了，一个下午怎么办？可是我也没办法，也不能再向别人要，那时候谁哪怕少一口饭菜都不得了。我回到宿舍越想越难受，就哭了。这时候十一班有个大姐，其实就比我大两岁，叫何永华。她就把她自己的那份饭菜拿来，她跟我说，你是男子汉，不要掉眼泪。我说我饿，她说拿去，我这个饭你吃。

　　采访旁白：

　　讲到这里，60多岁的安康又哭了，一时说不下去。等着他平静了一下，才听他接着讲。

　　安康：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太饿了，就把她的饭都吃了。这件事在我心里面一直是个结。除了感谢她，心里最受不了的就是我不懂事，她没有吃的了，她是一个女孩，她也要同样的劳动。这一碗饭的分量在我心里面几十年了。

          奖她一副匾担，上面写“挑肥女将”

　　采访旁白：

　　上海青年开始在广阔天地磨炼自己，改造地球，人人力争上游。在阿拉尔的纪念馆里，老知青何百成一边讲解那些他们用过的展品，一边还做起了示范。

　　何百成：你看，我挑着土跑过来，一只脚一蹬，两筐土就倒掉了。那得天天练呢。拿这样的筐子挑土大概一方土要挑96担，如果在一百米的距离上，往返就是二百米，我们的任务是一天挑六方，来回要走36公里路。还要超额完成任务，如果完成150%的话，那就是一天挑九方土，再加18公里，相当于挑两筐土走54公里吧。

　　徐佩君（女，1963年进疆，农二师21团）：两个筐一百多公斤啊，地头上架起一个三脚架，上面挂一个大秤，到了地点，专门给你过秤。我们那边路远得很，都有好几公里，从挑肥的地方到那里起码两三公里。这一筐倒了，马上又返回来再装，装了再挑走。

　　韩培芬：冬天积肥嘛，全是担子挑，人家挑150公斤，我也要赶上人家，挑160公斤，挑挑停停，挑挑停停，就要这样，争上游，肩磨得都是血印子了。

　　徐佩君：你以为女的挑不动？咋挑不动。我们连有一个，叫她大王，现在回上海去了，硬是奖了她一副匾担，上面就写着“挑肥女将”。

　　王祖炯：我的班长，我还想说一说这个人，很朴实的一个人。她是河南的支边青年，她14岁小姑娘的时候就跟着来了。干活不要命，结果是什么呢？两个结果，第一，得了严重的妇科病，失去了生育能力；第二，她成了兵团二级劳模，就是省级劳模。

　　白振杰（1966年进疆，农二师21团）：那时候干活，苦中作乐吧，都是搞竞赛，都是政治挂帅呀，没物质奖励。说你这个班完成任务了，或者超额完成了，连长指导员晚上点名的时候就表扬你，那就很光荣了。

　　杨清良：大家个个都想争标兵，想多干，实际上我们累到什么程度？眼睛都睁不开，在上班的路上闭着眼还在打瞌睡，晚上有的人连肚子饿也不知道了，累得实在不行，回到房里，也不洗，咣当就躺到铺上面。

　　祝匡依（1964年进疆，农八师）：（展示奖状）拼命干活，就为了争这么一张奖状。你看这是三秋劳动的时候，写的词也非常有意思：“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了无产阶级政治，发扬了苦干实干巧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余加安（1963年进疆，农二师34团）：年年嘉奖先进，后来还有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奖状那时候一大摞。

　　李小女（余加安妻子，1963年进疆，农二师34团）：家里也放着很多，那边团部往家里寄，每次在那里得先进了，就往家里寄，我爸爸的大橱里有一大摞。

　　安康：劳动强度都很大，那时候争胜好强，年轻嘛，都拼命干，获得各种各样的能手证、光荣证、五好工人证。有的我们都不知道，上级就把这种奖状都寄到上海的街道去了，街道广为宣传。这样以后，1964年又去了更多的人，比我们1963年去得还多。（笑）

　　王祖炯：后来我发现这里与内地有一个不同，就是不因出身问题而对人有什么不平等，所以我感到政治气氛特别好。我到新疆以后的头几年，没有人提你是反革命子女，只要你好好干，入团、入党、提干，或者安排去做一些什么工作，都有可能。你做得怎么样，都会有人看到，三等功，二等功，都可能给你，我还立过二等功。评先进也会有你，并不因为你的家庭问题，你的父亲是反革命就怎么样。

　　采访旁白：

　　采访旁白：

　　从来没有握过锄头把子的上海青年，手上逐渐生出了老茧，也把坎土曼使唤得得心应手了。

　　何百成：看到老职工有时候不带饭碗，就用坎土曼打饭，我们说这倒是挺方便的。

　　杨清良：中午开饭的时候，毛驴车赶来，大家就把刚才干活的坎土曼到水渠里洗一洗，就用它打菜去了。

　　王祖炯：出工的时候我们干脆也不带碗。坎土曼是这种形状的，带一个把，比如我这是一个把，然后这是一个铁头，因为它总在用，这个坎土曼是锃亮的。只要用衣袖用衣襟把它上面的土擦一擦，一勺干的菜就打在这个铁头上面，蹲在那儿，弄根树条，两截，当筷子夹着吃。一手拿着苞谷馍，一手这样夹菜。

　　采访旁白：

　　可以说他们是回到很原始的状态了。另一方面，劳动，逐渐让年轻人开始熟悉这片土地，亲近这片土地。

　　安康：因为我们那个连队，你出门，一年四季，即使在夏天很热的日子，地窝子的门一打开，往北一看，天山上的雪永远不化，终年积雪，天山，相当漂亮，相当好看。那个时候带着这种心情欣赏的人，可能不是很多。现在呢，过去很多年了都回到上海以后，反而都想回去看看，都觉得那儿太美了。回想起来，那个地方，我们一开门就几间土房子，就这些人，还有开阔的田地和高高的林带，实际上景色相当漂亮。那就是天山脚下我们的农场。

　　采访旁白：

　　新疆有16个浙江省那么大，由于地域广阔，分布在天山南北的知青们，生活环境和劳动内容多有不同。再艰苦，天性好动的年轻人，也总喜欢苦中找乐。

　　姜步宏：我们附近的博斯腾湖，我们把它叫海子。也结冰，结冰以后，我们就打芦苇。有时候拉着车子，如果是空车子冰面可以载，上面装满了芦苇，就可能掉进冰窟窿里。那就烤一烤火，接着干。夏天好了，水里有很多鱼，劳动休息了，跳到水里，鱼就往身上撞。嘴巴叼上一根柳条，游着泳就摸着鱼，摸到以后，柳条一穿，澡也洗好了，一串鱼也带上岸了。

　　安康：新疆种地靠什么？靠天山的雪水，雪水下来到我们修的渠，先是干渠，再到引渠，这样一点一点分到各连队，都是天山的雪水。

　　毛国胜：但是不能下雨，新疆下雨是灾难，土地要碱化。

　　采访旁白：

　　热火朝天地修水库、挖大渠、排盐碱，是每年冬天“农闲”季节最艰巨的任务。就像《军垦战歌》里也提到的：要在这样的地方种庄稼，谈何容易。在这里常常要做的不是开荒，更谈不上播种，而是先打好田埂，准备洗碱。直到把咸得发苦的土地洗淡，才能种上庄稼。

　　赵国胜：11月份，雪花飘着，上海青年穿件衬衣，挑泥，挖排渠，没有怨言，只要是分派的任务，坚决完成。

　　王祖炯：寒风凛凛，我们蓬头垢面，45天没洗脸，没刷牙，没洗脚，更没洗澡，没脱过裤子睡觉。我们喊什么，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就这么喊最高指示。

　　何立云：但是上海青年和我们原来的老职工有点不同，他们的那种意识比较强，他们反对做无效的劳动。那么如果领导方法好，各方面安排得合理些，上海人他就有积极性。干活的时候，那时总讲形式主义，无效的劳动太多，比如把这个土搬过来，又搬过去，上海青年就反对。

　　王祖炯：在那里最经受考验的，就是大会战，而且以上海知青为主，上海青年在新疆成了各项建设中最棒的劳动力。无论是国家的，还是地方的，那些重要的工程，上海青年都是其中的一个中坚力量。

        那个时候，我们天天砍树开荒

　　采访旁白：

　　曾经，他们在沙漠边缘砍伐千年胡杨，开荒造田，当时以为干了一项非常伟大的事业。那时，歌颂四起，还拍了电影什么的。纪录片《军垦战歌》里有这样激昂的女声解说：“中华儿女，志在四方。上海几万青年高唱战歌到塔里木去，到人烟稀少的亘古荒原去!”

　　塔里木河沿岸，千年的胡杨倒下了，根深的红柳被挖出来，年轻人在这里没白没黑地战天斗地。

　　何百成：我们就在塔里木河南岸，又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缘。那胡杨看上去千奇百态的。

　　杨清良：有的时候去拉柴火，进到那里面，跟大森林一样，全部是胡杨，古里古怪的。

　　安康：开荒造田就遇到胡杨，要把它挖掉。开来拖拉机把它连根拔掉，弄出去，然后当燃料。到最后土地荒漠化了，胡杨没有了。

　　杨清良：因为我们就在塔里木河边上，所以胡杨树相当多，原始的胡杨，没有开荒造田的时候，胡杨树密密麻麻，你跑都跑不尽的。

　　像我自己个人经历的，六个人抱不住的胡杨树，挖了十天才把它放倒，那个大坑直径要十几米，六七米深，把每一个树的那些根都要砍断，然后把主根砍断，这个树才会倒，用拖拉机把它拖出去。那个时候去了以后，我们天天就是开荒造田。

　　我们烧的燃料都是靠树木，现在已经没有了，那个树林全部烧完了，原始林带早就没有了。那个很好的胡杨树，凭良心讲，我们叫它金刚木，斧头砍下去，当当响。

　　听说现在又是退耕还林了，用飞机撒种子，沿着塔里木河，过去砍光了，现在全部要种上去，让它自己再长。

　　采访旁白：

　　那是毁林造田，以粮为纲的年代，十多年中，砍的是胡杨，烧的是胡杨，连结婚时打造的桌凳床柜也是胡杨木，可以说每天面对的都是胡杨，它是如此造福于人，吃、烧、用都靠它，但是人们反而对胡杨的感觉麻木了。

　　上海青年回忆说，他们当年在新疆刀耕火种，荒原上许多两个人合抱不过来的大树都是他们用斧子一点点挖出来的。他们把大片的原始森林开辟成田地，没想到却造成了原始植被的消失，改变了生态平衡。

　　当然，这些都是后来很多年以后才意识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