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更需要启蒙

这个时代，同样可用《双城记》刚刚开始的几句话来描述：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最聪明的时代，这是最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时代，这是欺骗的时代……
道德危机和信仰危机，正伴随着经济发展一起成长。社会浮躁人欲横流，基本道德与人生信仰的缺失，成为当今中国最大的伤痛。失去了敬畏的人心，如同脱缰的野马，四处狂奔、猛突和践踏。
中国的思想启蒙之路充满了坎坷崎岖，无论是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启蒙运动，不仅都是“未完成品”，而且因为与欧洲启蒙的理论一模一样，被引向了“更大的弯路”。
对于中国人需要再次启蒙这种观点，许多人都认为应该不是一个问题了，分歧的关键在于我们需要一场什么样的启蒙，也就是用什么来启蒙？
有人说：这还用问吗？当然是用先进的理论、普世的价值，强化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些耳熟能详的概念；有人说：说理论、讲道理固然不能少，但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国际的大环境，中国的启蒙应该是以事实和实践为主，讲真相说真话，也就是每个人都听得懂的大白话；当然，也有不少人说：相信科学，科学会解决一切的问题！如果要启蒙，也首先是尊重科学！
那么，欧洲两百年前的启蒙运动，是不是真的就成功了呢？
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的最终幸福感源于精神的认可，而不仅在于物质的满足。而源于启蒙运动、以物欲为主旨的“现代化”运动，却是把人降低到了动物的层次，即以获得最大程度的物质满足为幸福，所以结果适得其反，正如列奥·施特劳斯所说：“人生是不快乐地寻求快乐。”因为，让我们无比自豪的“现代化”，其实是怀着一种欲望的冲动到处去寻找面包，这种形而下的单层面追求，犹如海市蜃楼一样缺乏根基。当金钱和权力成了人类精神世界的主宰，我们无论在物质追求方面还是在精神生活方面，都无法获得和体验哲学家所说的“终极性安慰”和生命的“本真性存在”。于是，拼命追求现代化的的现代人，不可避免地“无家可归”，更无幸福可言。《第五项修炼》的作者彼得·圣吉说：“在西方世界，我们的社会组织已被分割得四分五裂。我们把生理的健康与心理的和精神的健康分割开来探讨，以至于人们虽然生活得久些，但整体身心健康状况却每况愈下，所支付的社会成本愈来愈高。”
战争、瘟疫、掠夺……人类不仅仅在自己的世界如此，更以“偏激”的方式对待地球。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一方面给了人类空前的便利和享受，同时又造成地球世界空前的紧张、污染和损耗。全世界每天有75个物种灭绝，每一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很多物种还没来得及被科学家描述和命名，就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而人类自己呢，官员、专家、学者、学生、富豪……无论“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因心理疾病自残、自杀的人数与日俱增。
人类的智者终于认识到：无论生态环境还是人文环境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文化伦理的问题。
除了携手共同迎接这个无常的变局之外，人类再没有其它筹码可掷了。今天，我们已走到一个不得不反思传统与寻找新的未来的关键时刻。
黎巴嫩诗人纪伯伦早已发出如此的感叹：“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我们为什么要出发。”
所以，不仅仅是中国人，整个人类都需要再来一场启蒙运动！
人类最大的悲哀在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同步。社会的发展，毫无疑问包含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而文化从根本上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中国的《周易》对文化有个界定：“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这里，文化是一个动词而不是一个名词，文的作用就是化成天下。
20世纪初，韦伯曾经用基督教文化里的价值观来解释为什么许多基督教国家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以韦伯的理论为基础，哈瑞森、福山、亨廷顿、普特南、英格哈特等等研究现代化的学者，都不断提出并且论证，认为文化在形塑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行为方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元素。
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龙应台认为：品位、道德、智能，是文化积累的总和。文化是生活，文化是力量的源泉。当政治协商触礁、军事行动不可的时候，文化是消弭敌意惟一的方法。尤其对于弱势国家，文化可以是以柔克刚的军队、温柔渗透的武器。文化更是一个国家的心灵和大脑，它的思想有多么深厚，它的想像力有多么活泼，创意有多么灿烂奔放，它自我挑战、自我超越的企图心有多么旺盛，彻底决定一个国家的真实国力和它的未来。
东西方文明在几千年前惊人相似地同时崛起，又将在几千年之后的今天同时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会师。会师在哪里？会师在生态文明的平台上，会师在自然大道上。道，就是中西文明真正的深层的交汇点，就是人类共同的终极的信仰对象！
所以，再次启蒙中国人和整个人类的，只能是文化，只能是那种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人与社会之间和谐，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文化！
而这样的文化和经典的智慧，早已存在于人类世界，更存在于古老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