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知识分子的良知【余杰】

在近年来中国的社会转型中，知识分子究竟充当了何种角色？是正面作用居多还是负面价值为主？在诸多需要知识分子挺身而出、言说真理的关节点上，他们都跑到哪里去了？那些必须收取红包才给病人动手术的医生是不是知识分子？那些向报考的学生提出性要求的博士生导师是不是知识分子？那为些面对死难矿工轻蔑地说“谁让你们生在中国”的院士是不是知识分子？那位建议政府重新恢复收容遣送制度以保障“城市治安”的院士是不是知识分子？
曾经有人颇为偏激地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当今中国最坏的一群人。”由于我相当警惕中国传统文化中“反智主义”的倾向，对这样的说法一直抱有保留态度。然而，近年来通过诸多观察，我逐渐发现这句话至少道出了部分的真相——知识分子阶层堕落的速度，远远快于普通中国人堕落的速度；知识分子的道德水准，远远低于普通中国人的道德水准。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缺位的时代。
中国缺少知识分子，并不是始于今日。自古以来，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始终缺乏对于超越性价值的坚守。对家庭，他们遵循“孝”的原则；对朝廷，他们遵循“忠”的原则。在“忠”和“孝”之上，真理处于悬空的状态。当然，“忠”和“孝”这两种原则都与实际的仕途直接相关。违背了“忠”和“孝”的原则的读书人，根本不可能在仕途中青云直上。中国的学术亦未能获得一种“自足性”，僵硬的科举制度导致了历代士大夫的人生取向均为“学而优则仕”。当然，这种“优”是片面的——要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需要的是对儒家经典和八股文写作模式的熟悉。这些技巧并非与文人的智力和人格的高低直接对应。中国的士大夫生活在自欺欺人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生”的幻觉之中，或如司马光那样战战兢兢地为帝王写“资治通鉴”，或如唐伯虎那样虚妄骄狂地吟诗作画。
科举制度取消之后百年来，中国知识阶层的文化创造和知识生产并未因此而获得自由与生机。诸种炫目的“主义”相继在中国的大地上肆虐，再次使得知识分子成为意识形态的附庸与奴仆。对意识形态的忠诚度，成为衡量知识分子是否可以担任官职的惟一标准。当意识形态破产之后，“说谎的能力”则又成为知识分子的生存能力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学而优则仕”，古今皆然。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结构中，由于缺乏民主选举和科学的考试、评估制度，庞大的官僚体系难以吸纳一流知识分子的加入。通常，对官职的任命都是上级下达的，幕后便充斥着厚颜无耻地“跑官”和“买官”的黑幕，由此便出现了“学而劣则仕”的结果。这种几乎可以成为是“逆向淘汰”的惯性力量，使得这一领域内的知识分子的人格日渐萎缩。
在政坛上颇有影响力的“秘书党”，其主要成员大都是些善于舞文弄墨的知识分子。河北大贪官李真便是其中的一位“大秘”。二零零三年，河北省前国税局局长、党组书记李真被判处死刑。李真的案件引发了河北省政坛的一场地震，河北省前省委书记程维高被取消待遇，近百名县处级以上的官员纷纷落马。李真在临死前写出了数万言的“忏悔书”，企图保留一条小命。他给法官提出了异想天开的建议：如果能够枪下留人，他便以罪人之身赴全国各地面对各级官员作巡回演讲，以身作则地向其他腐败分子和企图腐败的官员们“示警”。李真的这一想法可谓是“石破天惊”，其创意颇有些“点子大王”的气息。可惜未能获得法官的“同情的理解”。
李真从某师范学校毕业，曾经当过几年的中学教师。后来，他通过父亲战友的关系，得以跳出这一清贫的职业，出任了当时任河北省省委书记的程维高的秘书。由此，他开始了飞黄腾达的仕途，三十多岁便成为河北省最年轻的厅级干部。李真外表文质彬彬，像一个读书人，在一次访谈中他对记者说：“我工作以外的兴趣就是读书了，看的书很杂，最喜欢历史著作和名人传记。《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林肯传》、《周恩来传》……”在普遍不读书或读书的高级官员中，李真大概也算是一名“知识分子”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前程无量的官员，在短短的任期内却贪污了一千多万元巨款。历史和现实都证明着：如果本人没有强大的价值皈依、外部又没有严格的监察机制，那些企图运用权力来改造社会的知识分子，最后往往被权力所改造。
近年来曝光的若干级别较高的贪官之中，不少出身于北大、清华等著名学府。他们堪称“精英中的精英”，在刚刚踏入官场的时候，无不充满“为民作主”的理想。北大、清华的专业教育在中国是一流的，但其教育范畴中却没有关于人何以为人的、基本道德伦理的教育。其毕业生经常是精神方面的“残疾人”。智商、文化、知识和学问均改变不了人的品行。文化素质和教育水平，从来就没有成为阻止官员们迅速走向腐败的“障碍”。在缺乏透明度和外在监督的官场，一旦从政，即意味着放弃对知识分子基本品格的持守；一旦从政，即意味着“与狼共舞”和“同流合污”。
在当代中国社会，“泛政治化”依然是显著的“中国特色”。不管你喜不喜欢，政治都无所不至地辐射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知识分子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之中，他们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也得面对功名利禄的考验。即便没有入仕当官的知识分子，也不能保证其研究项目不受权力的侵蚀。比如，越是离功名利禄近的“热门”学科，便越是缺乏独立性。作为两个“专门学科”的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整体性的堕落，即是“政治吞噬学术”的典型个案。由于这两个学科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最为紧密，许多该领域内享有盛名的学者，均已堕落成为鲁迅所说的权势阶层的“帮凶”、“帮忙”和“帮闲”。
当代中国的经济学家中，当然也有少数我所敬重的学者，比如杨小凯、茅于轼、何清涟等人。但是，对大部分的经济学家的观点和人格，我均不敢恭维。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们（包括名声显赫的“京城四少”们），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却干着破坏“自由主义”本质的事（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必须警惕所谓的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包括某些欧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弟子”——他们把老师的“经”唱歪了。他们所捍卫的“自由”，乃是官员们贪污腐败的自由，从而极大地败坏了真正的自由主义的声誉）。每当官方出台一个新的经济政策的时候，这些喝了不少洋墨水的学者们，不是考虑这一政策是否符合多数民众的利益，也不考虑它是否真的适合中国的现实；他们只是考虑如何遵从领导的意志，用学术语言来对其进行阐释，赋予其华美的学术包装。
这些光环四射的经济学家反复强调说，经济学是不必讲道德的，那是妇人之仁。他们拼命替越来越严重的权力腐败现象辩护，认为腐败是社会进步所必须的、代价最小的“润滑剂”；北京堵车的现象已经严重到了影响市民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的地步，他们宣称这正是北京经济繁荣的标志，因为“西方的城市都冷冷清清的”；明明中国的股票证券市场已经危机四伏，他们仍然口口声声地描述形势大好，欺骗老百姓将辛辛苦苦积攒的钱投入此“无底洞”之中；北京、上海等地的房价节节攀升，工薪阶层一辈子的收入也买不起一套普通住房，他们为畸形的房地产市场辩解说，房子本来就是为有钱人盖的，这是市场规律，不必大惊小怪。这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一门像数学一样“纯粹”的高级科学，它是一般人无法理解的；经济学也是为统治者和强势阶层服务的，穷人不必知晓经济学。
于是，当代中国的经济学中出现了一种人人趋之若骛的“环中南海现象”——某些经济学家的学术活动和公共活动，其目的都十分明确：就是为了接近和进入权力的中心。他们中的许多人通过种种的努力，果然成为了高级官员的幕僚和顾问。有了权力的支持，他们很快就在政协、人大等荣誉机构和各类学术机构中享有了尊崇位置，并在诸多大型企业和公司中担任“战略策划”、“独立董事”之类的职务，他们为具有某种“通天”的线索和“敛财”的本事得意洋洋。这些声名显赫的经济学家，从京城到地方的时候，一般都由当地党政要员陪同，警车开道、威风八面。我就遇到过他们“出巡”的车队。他们一场报告会开价数十万之巨，其听众多是政府官员和富豪老板。他们“不经意”之间可能会透露某些股市内幕，足以成为庄家操纵股市的线索。二零零二年，吴敬琏毅然站出来揭露股市黑幕，却遭到一大批主流经济学家的攻击。这场争论并非学术观点的争论，而是人格和学术品格的对照。
比经济学更加堕落的一个学科是国际关系学。某些所谓的国际关系学家，既缺乏基本的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立场，也没有人类共同的伦理和道德底线。在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不少国际关系专家（包括某些号称新闻传媒方面的专家）在各种媒体上粉墨登场，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和“战略家”的招牌，发表了许多幸灾乐祸的言语和事后诸葛亮的论断。他们还故意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思潮，歌颂毛泽东“对抗美帝国主义”的勇气，企图将中国再次拉回那个血雨腥风的时代。
这些人当中，既有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阎学通、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李希光、国防大学教授张召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也有凤凰卫视的“资深时事评论员”曹景行、阮次山等人。这些“著名学者”和“观察家”们滔滔不绝地分析恐怖分子产生的根源，竭力论证其恐怖主义具有某种“合理性”，并以“全世界受压迫者”的代表自居。他们认为“使用暴力是弱者对抗强者的天赋的权利”，却无视本•拉登是亿万富翁的事实；他们口若悬河地讨论国家力量的消长，却对那些在恐怖事件中被残害的普通民众的生命熟视无睹（死难者中显然还有他们的同胞——我想反问的是：一个不同情自己同胞的悲剧的人，怎么可能真正热爱自己的祖国呢？）。
最为自相矛盾的是，这些打着反对西方霸权主义旗号的学者，却全盘接受西方学术的“新思维”。在这些专家学者的言谈中，不时使用从西方泊来的、最时髦的学术用语，在论文中也经常夹杂一些最复杂的英文单词。他们想当然地以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显示出很有“学问”，只有这样的“学问”才能将外行人吓住。他们却拒绝接受“人权高于一切”等普世价值，而只是“假洋鬼子”而已，最终目标还是向权力者暗送秋波。他们假装说最牵挂“国家利益”，是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代言人（所以他们对制造或者购买航空母舰这样的话题津津乐道，并要求十几亿人民每人为此节约一双袜子）。但是，在他们的言语和文章中，何尝涉及贫困地区农民和城市失业工人这些弱势群体的利益？
我想追问的是：这些国际关系学家们真的不知道“人权高于主权”这一现代社会基本的价值观念吗？他们真的不知道国家的利益只有与公民的利益契合的时候才是正义的？他们真的不知道一个国家长远的强盛只有依赖于内在的民主制度的建立？他们在为暴力和恐怖主义叫好的同时，也就跨越了作为“人”的底线伦理。
在我看来，这些聪明人是在假装糊涂。说到底，他们真正关心的还是个人的利益以及自己在权力体系中的地位。表面上看，“国际关系”似乎是最“现代”的一门学科，但这些学者的骨子里还是战国时期苏秦、张仪的那套纵横术、阴谋术和厚黑学——他们的观点不一定是自己内心的观点，之所以要这样表达，是因为可以给本人带来若干好处。这些四处放毒的学者们乃是知识分子中的“败类”。由于戴着学术面具、拥有话语霸权，频频在电视和报纸上露面，对大众有着相当的蛊惑力，其危害也远远大过某一贪官污吏。
很多依附于权力的知识分子都是革命和暴力的赞美者，他们向那些“有力量”的领袖献上顶礼膜拜。美国学者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中认为，对暴力的态度是判断一个知识分子人格的重要标尺。像萨特这样声称反对暴力的哲学家，却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大肆歌颂毛泽东；像罗曼•罗兰这样满口正义、博爱等“大词”的作家，斯大林政权在集中营中大规模杀人的时候，居然一句话也不讲；像乔姆斯基这样声称自己关心弱者的大学教授，在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屠杀数百万民众时，居然说那是美国情报局在造谣。他们的理论与实践是何等的不一致！中国那些所谓的“国际关系专家”们，不也都是如此吗？清华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希光，一方面在学生中灌输非理性的反美思想、树立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又把美国媒体引用自己的言论作为自己是“国际级学者”的证据。自卑与自傲怪异地集中于一身，堪称“投机主义”、“有奶便是娘”思路的代表。难怪心理学家荣格说：“在我的经验里面，最忘恩负义、最难应付的病人就是知识分子了。”
沿着相同的思路，台湾学者卜大中对岛内的知识分子也有若干尖锐的批评，他说：“有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批评台湾时都是自由主义者，站在法治经济人权各方面，批评台湾不遗余力。但是一面对中国大陆的某某行为，例如某某门事件时，就摇身成了民族主义者，说这是应该的。这是非常严重的自我背叛，令人十分不齿。”这一点在台湾作家李敖的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近期李敖在凤凰卫视上和在大陆访问时的表演，已然丧失了正常的判断能力。他居然为毛时代的大饥荒辩护，为文化大革命叫好，其流氓本色暴露无遗。
在所谓的“神州文化之旅”中，李敖如同跳梁小丑般掠过大陆三所名校的讲台，除了一些笑声和掌声之外，什么都没有带来。李敖在不经意之间透露出，自己早已放弃了自由主义的思想。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分析，李敖一直没有结束自己的“口腔期”，一直没有真正长大成人。他是一个没有是非、没有善恶标准的顽童，不知道尊重别人，也不知道尊重自己。李敖自始至终都未能克服自身强烈的权力欲望和表演欲望，在台湾的民主化到来之后，离民主越来越远。
还有一种知识分子，喜欢把简单的道理复杂化之后，将错误的结论塞给读者。以新左派自诩的汪晖及其弟子们便是如此。他们的文章自己也读不懂，因为他们这样写作本来就不是让人读得懂的，而是用来吓人的。而很多人居然也确实被吓坏了，继而对他们五体投地。他们用种种诞生于西方的时髦理论，来论证应当反对西方的道理，自己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有多么可笑。他们生活在一个抽象的世界的，或者故意不与鲜活的生活发生关系。
英国思想家波普尔曾经痛斥这类家伙说：“每一次，都是我们知识分子心生胆怯，骄傲自大，犯下严重的罪行。套用法国思想家朱利安•邦达的话，我们对未受教育的民众有特殊的责任，但是，我们却背叛了我们的心灵。我们发明、散布了民族主义，我们跟着最笨的流行走。我们爱炫耀自己，使用晦涩难懂的语言，目的无非是让人刮目相看——这种自恃博学、矫揉造作的语言，是我们从黑格尔的信徒哪里承袭来的，而这种虚矫的身段，也把所有的黑格尔主义者拉拢在一起。这是一种语言的堕落、德语的堕落，但我们却夹在其间，相互攻击。这种堕落害得知识分子很难进行理性的对话，总是说些笨话，总是在浑水摸鱼。”是的，他们在浑水摸鱼，在指责全球化有多么坏的同时，他们本人却一天也离不开互联网。
如果没有彼岸价值作为依托，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次知识分子受到乌托邦思想的诱惑成为暴政工具的先例。在纳粹时代的德国，许多知名的物理学家全身心地去证明“只有德国的物理学才是真正的物理学”这样的伪命题，哲学大师海德格尔声称希特勒才是德意志民族的救星。在理论、原则、理念的大旗下，他们参与了杀人事件。在强大的国家力量和民众的爱国热情面前，在接受信息的渠道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孤立的知识分子要作出独立思考和判断相当的艰难。爱因斯坦说过：“任何政府，只要它自身携有蜕化为专制暴政的趋势，它本身就是罪恶。显然，当一个国家里，政府不仅对军事力量拥有权威，而且对教育与信息渠道及每一个公民的经济存在拥有权威时，这种蜕化就更加严重。”知识分子是教育和信息传播的管道，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对于天平向哪一个方面倾斜具有关键的作用。
那么，知识分子与权力之间应当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知识分子如何才能避免沉沦为御用工具的悲剧呢？作为知识分子，必须时刻对权力持怀疑、警惕和批判的态度；作为知识分子，必须在自我之外建立一种超越性的价值归宿，对自我保持一种谦卑的、不断反省的态度，时刻警惕“自我神化”、“自我感动”和“自我英雄主义”。保持对类似于“政府”、“国家”、“民族”、“大众”这样的“利维坦”的“不信任”，其实才是真正的信任；同时，保持对“我”的“不信任”，方能克服最可怕的虚荣心。如圣经中所说的那样，“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求神的喜悦，而不求人的喜悦”，将自己的生命与天上的星空联系起来。
今天，中国大部分“知识精英”已经投靠权力阶层，竭尽所能巩固着这一阶层的特权、地位和财富。他们的言行加剧了社会资源和信息分配的“不对称”情况（信息的不对称乃是专制和腐败滋生的温床）。他们参与了对底层民众的精神凌辱和经济剥夺，在他们眼里现在又是一个“太平盛世”，用李敖的话来说，是汉唐以后一千多年来没有过的“盛世”。对于这些选择与权力者（而且是没有得到多数公民授权的权力者）“共舞”的知识分子，我想对他们说的，也就是歌德在《浮士德》中说过的一句话：“你把灵魂卖给了魔鬼，你自己以为卖得了一个好价钱。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将来你用什么把你的灵魂赎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