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良知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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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被看作是人类的灵魂。他们是良知、道德、伦理、人格的高贵代表，有着一颗敏感而甘愿为人类幸福事业受罚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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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年12月27日，沙皇当局在搜查莫斯科大学学士诺沃谢洛夫的住所的时候，搜出了他翻印托尔斯泰的“违禁”文章《尼古拉.帕尔金》。文章揭露了沙皇的祖父尼古拉一世的专横残暴。在当时环境下，写这样的文章如不被判死刑，至少也得去服苦役。沙皇当局因此逮捕了翻印者诺沃谢洛夫。托尔斯泰知道这个消息后，便去找莫斯科的宪兵头目，向他宣称：如果进行刑事追究，那么首先应该由他本人负责。那个宪兵将军听完后说道：“伯爵，您的名声是那样之大，我们的所有监狱也容纳不下啊。”

后来有一个叫做苏沃林的反动文人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我们有两个皇帝，一个是尼古拉，一个是列夫.托尔斯泰。他们两个中间谁更有力呢？尼古拉二世也拿托尔斯泰毫无办法，不能动摇他的宝座一下，而托尔斯泰，毫无疑问，却一直在动摇尼古拉的宝座和他的皇朝。”

在一个专制社会里，是容纳不下一个具有高度生命意识的知识分子的，因为这是一个政治家完全掌权的社会。

真正懂人类的不是政治家，而是知识分子；真正能给予人类关怀的不是政治的承诺，而是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

知识分子，是人类的灵魂；他比政治家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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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大作家托尔斯泰在目睹统治者的冷漠、专横、残暴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收敛，他从心底里发出凄惨的祈祷声：“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每个人都应当尽一切力量按上帝的旨意去安排生活，并恳求那些杀人犯和强盗也按上帝的旨意去生活。他们要杀人、抢劫，而我将按照他们的命令举起双手，恳求他们放弃这种丑恶的生活。”

    多年后，在印度大地上出现了一个托翁的后人——甘地。他同样有着托翁的胸怀，在为世间不幸的生命祈祷着，在悲悯与拯救着不幸的生命。

    在甘地眼中，任何的生物都有它们自己的生命，它们与人类一样珍贵。任何对生物的摧残就是对生命的不尊重，任何对生物的屠杀就是对人类自身的屠杀。有一次，甘地去孟加拉的一个神庙考察。一路上，他看见成群的羊正被赶去屠宰祭迦里神，心痛不已。那天晚上，甘地应邀出席朋友的聚餐会，对一个朋友谈起这种残暴的拜神形式，气愤地说：“我认为一只羔羊的生命，其宝贵并不下于人命。为了人身而去牺牲一只羔羊的生命，这是我所不忍为的。我认为越是弱小的生物，越是有权受到人类的保护，使其不受人类残暴行为的迫害。”在德里，甘地在给总督的信中写道：“如果我能够推行这种精神的力量——其实这就是爱的力量的别名——以爱代替暴力，我知道我可以为您呈献一个能遏制全世界的作恶行为的印度。”

    在印度大地上，有甘地这样高贵的灵魂，是印度人的福气。在法律与道德面前，他选择了生命，选择了道德；在暴力与非暴力面前，他选择了生命，选择了非暴力。这种一切以生命为终极关怀的思想，正好体现了他大慈大悲的宽广胸怀，正好体现了他内心世界的光明与丰富。为了生命，甘地祈祷于世：“我一直祈祷上苍，降生伟人（不论男女）于人间，内心燃烧着神灵的慈悲，把我们从这种深重的罪恶之中拯救出来，拯救那些无辜的生物的生命……”

为了生命，我们祈求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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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作家赫尔岑说：“不要一举拯救全人类，要从救一个人开始，这要难多了……”

诺贝尔和平得主特蕾莎修女深有体会的说：“在我看来，个人才是最重要的。假如我们一定要凑足一定认输才开始工作，我们就会在数目中迷失，无法全面照顾和尊重个人。每一次只从一个人开始，一个一个地开始。我只会看到个别的人，我只能在同一时间内将圣餐分给一个人。我扶起一个人——假若我不扶起这个人，我就不会帮助过四二千个人。也许整个工作只是汪洋中的一滴水，但若我不把这滴水放进海里，这还有将会缺少一滴水。”

拯救一个人就应当将他的生命放入你的生命里，就应当给予他生命中所必需的东西，就应当给予他一个灵魂生长的空间。

那些宣称要拯救全人类的言论往往忽视的是一个个体的人，往往在群体的幌子下忽视个体的生存空间，一个个体人的灵魂往往被挤压被黑暗吞噬掉。

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中八个美国士兵为拯救一个大兵换来的是什么？拯救一个人比拯救全人类要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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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苏联歌唱家、歌剧演员夏利亚宾离开苏联定居法国。苏联官方一方面称他是人民的公敌，戴上资产阶级的罪名；另一方面又积极邀请他回国，并答应归还他的被国有化了的房屋和别墅。斯大林还特意让给他带去口信：“让他来嘛！我们给他房子，给他别墅，给他原来的好十倍！”夏利亚宾听完后十分气愤地说：“谁会把死人从坟墓里抬出来？你们要归还房子吗？你们要归还别墅吗？……可是，灵魂呢？灵魂你们能交回来吗？”

灵魂是个体的，灵魂的生长是一个精神挣扎的过程。斯大林能给夏利亚宾提供最好的物质生活，但斯大林能给他一个自由思想的空间吗？斯大林能给他一个精神世界来安放他的灵魂吗？斯大林能给他一片个体的土地来培育他的灵魂吗？高尔基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说：“有时候我感到非常遗憾，在消灭文化人的事情上，我是不赞同他们的，而是永远也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表示赞同。”

专制是自由的死敌，也是灵魂生长的死敌。一个专制的大地，不会诞生一个高贵的灵魂；灵魂，在专制的大地上受难。

一个艺术家的创作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灵魂问题，一个艺术家的创作是一个灵魂挣扎的过程。夏利亚宾可以说是灵魂的歌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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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在担任苏共最高官职时就相继问世了中篇小说《小地》、《星荒地》、《复兴》，并被作协提名为苏联文学最高奖“列宁奖”的候选人。

但是，苏联著名学者阿尔巴托夫在《耽误了的痊愈——当代人的见证》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大概所有人包括最笨的最不懂事的人在内，无不例外地都说这几部‘文艺杰作’中没有一页是勃列日涅夫亲手动笔的。”这几部书不过是一些有才华的笔杆子根据他口述的故事编写而成，以此来提高他的声望而已。

对于他的小说，阿尔巴托夫毫不客气地评论道：“声名狼藉！”阿尔巴托夫像《皇帝新装》中的那个小孩，一语道破：“全民演了一出荒诞可耻的戏，不论是演员还是观众都并信以为真。这大大地加深了人们对政权的不信任感，加强了不关心政治和玩世不恭的消极风气，腐蚀了人们的思想和灵魂。”

在苏联集权统治时期，谁的官越大，谁就越具有才能。斯大林时代，斯大林就称为“人类最伟大的天才”、“随后各个时期的哲学泰斗”；赫鲁晓夫时代，他因发明“两全论”而被推崇为“杰出的思想家、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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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知识分子？这就是知识分子。世界正因为有了这些知识分子，才真正捍卫了人类的文化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