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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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活得最阔绰的一天是每月的10号,发工资的日子。这一天,自动提款机与特色餐厅里都会排起长队,以至于提款机也会时常被提空。工资由当地最低底薪900元加上每月不定的加班费组成。

每个员工都会签一份自愿加班切结书,随后你的加班时间便不再受法律规定的每月上限36小时的约束。但这并不是什么坏事,相反,在许多打工仔看来,加班多的厂才是好厂,因为不加班,根本挣不到钱。对急欲赚钱的打工者们,加班更像是会呼吸的痛:如果不加,没有钱的日子让他们窒息”;如果加班,日夜劳累的工作只会让身体加倍疼痛,迅速老去。更多时候他们坚定地选择后者,甚至这种选择的权利,也不是轻易可以获得的。只有老大信任,关系好,或是身处关键岗位,才常加得到班。

所以,五一假期对一些人来说成了忧虑,因为花钱不挣钱的日子很难熬。这一天,打工仔们顾不上是什么节,更重要的是加班费;实在不行,睡个懒觉更实在。

在与他们聊天的很多时候,我无言以对,我觉得自己幸福得太过分。他们居然羡慕那些受工伤可以休假的人,一面聊着笑话一面说自己的工作岗位如何有毒。他们讨论自己的同事们跳楼自杀时,往往有着出人意料的淡定或者不屑,甚至语出戏谑,似乎每个人都是局外人。

我愿意把他们看成一群乐观与坚忍的人,也希望他们真的是与此无关。不过这愿望怎样想来,都免不了是一种心酸。我甚至想象自己有改变这一切的力量,可是就像王克柱在上夜班的时候说真希望有人可以踹他一脚来交换5分钟的休息时间一样,很天真,更没可能。

【二】

你要问打工仔们的梦想是什么,答案如出一辙,做生意,赚钱、发财,其他一切在这之后都会到来。在工厂的仓库里,他们幽默地把拉货的油压车称作宝马。他们倒是想拥有真正的宝马,或者至少是宝马式的财富。

他们时而幻想,又不断地亲自撕裂自己的幻想,像一个痛苦的画者,无奈地不断撕毁自己难以成形的手稿,这样干下去,一辈子也别想。他们生产着世界上最顶尖的电子产品,却以最慢的速度进行着自己的财富积累。办公系统的公用账户密码被设成以“888”结尾,像很多生意人一样,他们喜欢这个数字,甚至笃信这个谐音。但是他们中或许鲜有人知道,是自己的双手保住了国家的“8”,而他们每天去加班,去买彩票,甚至去买马,却难以找到属于自己的“8”

工作最卖命的王克柱总抱怨工资太低,想去外面报名学点东西却又听都听不懂,还是放弃了。他说知识太少,就只能干最初等的活,这是注定的。他有时候说头很痛,有时候又瞬间精神焕发。拉货的时候他总向前飞跑,仿佛那两板24箱货物根本没有多重。每天他都会爬上两三米高的货箱去盘点账目,也会钻到夹缝里去检查标识单。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卖命,他并不回答,直到某一天上午我看到他停在柱子面前,突然喊出一声:救命!”他大约也不知道刚才自己说了什么,我却听到一群真实的灵魂。他们习惯了用最大努力去改变,直到努力演变为挣扎,也没有把握自己是否有那力量破开生活的大茧。

【三】

这个工厂的工人们用双手支配着世界上最尖端的电子产品的组装生产,不断刷新着令人激动的贸易纪录,连续7年内地出口额排名第一。但是似乎在他们操纵机器的同时,机器也操纵了他们:零部件在流水线上的一个个环节中流过,加工成型;他们单一而纯粹的青春,也在机器的特有节奏中消磨。

凌晨四点,我上完厕所侧耳贴在车间走廊的墙壁上,听到机器的隆隆声从四面传来,频率稳定不息,那是这个工厂的心跳。工人们每天就在这种固有频率的支配下工作、走路、吃饭,我此刻明白了为什么我在没有人催促的情况下会在工厂的路上走得那么快,会在食堂里吃得那么急,虽然并不舒服。你就像每个零部件一样,进入了这条流水线,顺从于那节奏,隶属于那凌晨四点的心跳,无法逃逸。

当深圳,这个曾经的边陲小镇一跃而成为珠三角东岸最繁华的都市之一,在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背后,我遇到的却是一群迷惘焦虑的年轻人。《时代》杂志在2009年把中国工人作为了年度封面人物,这本杂志说,中国工人以坚毅的目光,照亮了人类的未来,然而所谓坚毅,却是忍耐机器异化、资本侵蚀所必需的品质。这样的坚毅,还是他们可承受之重吗?当电脑、手机、汽车,每一样商品都成了资本的产物,汗水、青春,乃至生命,每一样代价也被资本消耗殆尽。

这实非一个工厂的内幕,这是一代工人的命运。

谢素军摘自《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