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聚焦首页推荐】患不在于“贫富悬殊”，患在于不公平地

『天际归舟』 【天涯聚焦首页推荐】患不在于“贫富悬殊”，患在于不公平地
作者：何小原 提交日期：2008-1-24 00: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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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人们在讨论中国存在的重大社会问题时，往往谈到的就是“贫富悬殊”，不久前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节目演讲中国目前取得辉煌的经济成就的原因和存在的社会问题时，也是这样阐述的，似乎这已经成了中国公众不言而喻的社会思想理论和舆论上的共识。笔者以为，这里隐藏着一个重大的社会思想理论上的误区，笔者以为，患不在于“贫富悬殊”，患在于不公平地造成“贫富悬殊”，这其间的重大歧别，是我们需要仔细而清晰地加以辨析的。
如果我们服膺市场经济和建立在之上的法制社会是一个更有效率和更为合理的社会，我们就要承认，由于人们在体力、智力、勤俭程度、勇气或者纯粹是运气方面存在的差异，在竞争的累积中，最终一定会造成贫富悬殊的巨大差別，除非人们以牺牲效率为代价，限制自由竞争和探索(这必然会导致市场经济的破坏和扭曲，最终也会导致社会进步机制的破坏和丧失)，否则贫富悬殊的结果应该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恐怕要接受这么一个结果。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论证了在市场经济竞争中产生贫富阶级分化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且他还论证了这种差异是促使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富裕阶层率先享受到的福祉，最终会转移给贫困阶层；如果不让富裕阶层去享受这些福祉，贫困阶层自己最终也会受到损害。哈耶克的这些思想，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背景、对中国的公众，都是很陌生的，但正因为如此，也是很值得中国的公众加以思考的。建立在公平的自由竞争基础上的贫富悬殊，其结果未必都是负面的。如果要举一个社会现实的例子，我们可以举美国。美国也是一个贫富悬殊的国家，但美国大多数的公众都承认和相信这种差別基本上是来源于公平的自由竞争，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秩序总体而言是有效率的，美国的政治制度和司法体制总体而言做到了公开、公平、公正，美国的民主宪政体制得到社会上大多数公众和主流意识的信仰和遵从，这样，美国就仍然是一个繁荣稳定的社会，正在高速向前发展的社会，富有新科技、新文明探索力、创造力的社会。我们甚至有证据可以进一步说，同样作为工业化强国俱乐部里面的成员，美国强烈竞争的体制有可能比欧洲的那些比较均富的福利国家更为成功。欧洲的那些福利国家由于缺乏社会进步的动力陷入衰退，政府财政由于庞大的福利支出濒于崩溃，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都不得不纷纷进行改革，他们的改革不可避免地也不得不以美国模式为选项，法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就是一个例子。法国由一流强国沦为三流国家的历史值得深思，法国在欧美国家里，国情也最与中国接近。
中国在不长的时间里标示贫富悬殊程度的基尼系数竟然不仅达到而且突破了联合国有关组织通常界定的红色警戒线，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忧虑痛苦的事实，但令我们忧虑痛苦的並不仅仅是贫富悬殊的事实，更令我们痛苦忧虑的是这种贫富悬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不公平地造成的，就是说，不是基于公开公正公平的自由市场竞争制度造成的。它不仅来源于属于严重违法犯罪的官员贪污受贿，还来源于不属犯罪的严重的体制内腐败(例如说有材料显示，公务员宴请、公务用车、公费出国三项开支竟然占到了整个国家财政支出的17％左右，数据来源于南方周末登载的全国政协委员写的呼吁政府节约的提案。还有一个更大的数据是19％，来源是南方周末记者的报道。对比一下对作为科教兴国战略措施的教育事业的同期投资，这真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数据。这意味着每年都有一大笔公共资产流失到了某个特定群体的口袋)，它还来源于体制造成的特定倾斜，例如某些垄断国企高管拿的高薪和某些特定行业人员拿的高薪，还来源于目前很难断定属犯罪还是不属犯罪的一些灰色地带，例如官商勾结的一些权力寻租，钱权交易，获取超市场利润的行为和有权力的官员批条子安排亲属子女情人进入公务员和待遇优厚的单位的行为等等。但一句话，都来源于特权，与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基源于人们的体力、智力、勤俭程度、勇气、运气方面的差异无关。这种不公平的基于特权的财富“分配”，数据究竟有多大呢？这可能很难给出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严谨准确的数据，但如果根据当前社会公众中广泛流传的民谣民谚段子，说公众凭感觉给出了很高的数率，恐怕不会有太大的争议。但这正是我们应当痛苦忧虙的。这个数率不管是不是客观真实的，但它却极度客观真实地存在于社会公众心里。这就必然给社会的和谐和平稳定发展埋下重大隐患，这就是社会上日益强烈的“仇富心理”的“合理依据”。如果社会上很大一部份财富的正义性受到质疑，如果社会上有一个数目广大的，对用勤勉奋发和诚实的劳动来改变自己的贫困处境日益不抱公正希望的阶层，我们就无法对社会的和谐和平稳定发展寄予希望。“积薪之上，岂可安睡？”
有效率的自由市场经济和良好的法制体制本身就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是同一个硬币的两个面。从欧美这些在工业文明成功先行一步的国家发展的普遍的历史来看，工业文明的自由市场经济本身有能力发展出一个以富裕的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中国目前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大转型，正从一个宗法的农业文明社会转化为公民的工业文明的社会（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变革的大历史眼光看），从中国积淀深厚的历史所造就的人民所具有的罕见的勤俭、普遍地重视教育、浓厚的现世精神、强烈的平等意识等文化基因和本世纪纷纷涌现的各种新科技给人类提供的新机遇来看（新科技使创富过程中知识因素的重要性增加了，资本因素的重要性降低了），只要能实现自由市场经济和良好的法制体制，在不长的时间里，中国就可以发展出一个以富裕的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问题，並不来源于建立了自由市场经济，並不是什么自由市场经济的“原罪”，相反，它来源于没有充分建立自由市场经济，特別是来源于沒有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及时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建立权力制衡的体制和机制，致使特权泛滥失控。因此，要解决我们在前面分析的不公平地造成“贫富悬殊”的问题，立即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程序，循序渐进地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实在是刻不容缓。但是，在现在社会各方面对政治体制改革充满了强烈企盼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大量的存在于我们社会之中的基于特权之上的社会财富“分配”现实，本身就会造成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阻力。这些势力必然努力阻止或者改变改革的方向。如果我们不能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建立起良好的政治体治和法制体制，我们就有可能像拉美国家那样，演化出一种“权贵市场经济”，演化出一个金字塔型的社会，就是亨廷顿所描述的“普力夺”型的社会，社会陷于长期的动荡和纷争，各个阶级、集团轮流上台，却无一例外地都施以暴政，社会无法达到正义与公平，虽然有十分富裕的资源，却仍在贫困的泥淖里举步维艰。我们必须十分小心，我们必须警惕这种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