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界关于民生若干问题的研究

        民生问题历来是关乎民众幸福、社会发展与和谐的重大问题，也是学术界始终高度关注和苦苦探寻的问题。本文拟从当前研究的主要问题及其主要观点，以及进一步推进该问题研究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等视角，对现阶段民生若干问题的研究进行大致梳理和评述。

　　一、现阶段研究的主要问题及相关观点

　　(一)关于对民生概念的阐释

　　对民生概念的清晰理解和准确表述，是研究民生问题的基本前提。目前学界主要有七种阐释：一是均利说。陈媚林认为，民生问题往往就是一个国家中利益均衡的问题，也就是利益和谐的问题。二是状态说。吴忠民认为，所谓民生，主要是指民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以及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保护的状况，等等。三是需求说。王国发从经济学角度给出了民生概念的内涵，那就是老百姓的主观需求。四是权益说。何玉春认为，民生就是人民的生存和发展，它关系到人们在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现实权益和未来权益。五是法权说。邓慧强认为，民生权利是民生的法治表达。六是整体样态说。黄克亮认为，民生之本，也由原来的满足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层面的东西，上升为政治形态及民众精神文化等非物质需求层面的整体样态。七是根本利益说。民生问题即有关国民生计与生活、生存和发展等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问题。

　　(二)关于民生的内涵界定和构成方式

　　1.层面说。即按民生的内在质量分类分层。这种方式比较普遍，但对层次的构成及其内在要素，研究者们却各有主张。例如，黎映桃认为，当代的民生问题，实质上包括了两个基本层次：一是经济发展的范畴，即日益增长的物质财富用以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二是政府制度的范畴，即享有生存条件的社会成员能否获得安全、自由、正义等利益的进一步发展。吴忠民认为，民生问题包括由低到高、呈现为递进状态的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侧重民众基本的“生存状态”问题;第二个层面侧重民众基本的“生计来源”问题;第三个层面主要侧重民众基本的“生活质量”问题。王涛认为，民生问题包括三个基本层面，即民生的标准、民生的基础、民生的法定内容。“标准”是保障民众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基础”是保障民众的生存权;“法定内容”是保障民众的发展权。

　　2.多元说。即把某几种元素按平行并列的方式来组成民生的主要内容。(1)“三元说”。龙佳解认为，民生包括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的状况。(2)“四元说”。窦孟朔认为，民生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规定：满足人民的生命、生存、生产、生活及其生态环境的需求是基本前提;全面提升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是重要内容;实现人民基本的民主权益是主要标志;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人的全面发展是最高目标。(3)“六元说”。王国发认为，教育、就业、分配、保障、健康、稳定这六个方面构成了民生最基本的内容。

　　3.系统说。认为民生是由多种要素按一定的法则构成的一个复杂体系。吴宁认为，民生就是人民群众的生活，是一个由多要素构成的系统，在其逻辑展开中必然呈现为：在政治生活中，人民群众正当的政治权利得以保障;在经济生活中，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得以实现;在文化生活中，人民群众合法的文化权益得以落实;在社会生活中，人民群众享受一系列公共服务等。

　　4.整体说。甄永亮认为，民生确切地讲应该是包含了生命生存、生产生活、自由幸福、全面发展等方面的相互联系的整体。生命生存是民生的第一要义;生产生活是民生的基本要求;自由幸福是民生的更高需求;全面发展是民生的终极目标。

　　(三)关于民生的理论渊源

　　相对而言，民生理论探源问题目前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制约民生问题研究深度推进的一个瓶颈。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是当代中国民生理论的基本源头，但在枝节问题上却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说法。

　　1.马克思主义民生观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以及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合理化是共产党民生观的直接来源。而龙佳解等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论依据是人本思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是社会主义民生观的哲学基础。

　　2.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生思想(民生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的理论来源。这一观点存在较大争议。有学者指出传统民本观与现代民生观是有重大区别的。因为即使是民生问题，传统民本观并未从生存的基本权利的角度去思考，而只是视之为人的自然欲求和本性，或者只是被视为实现社会稳定及统治秩序的前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的中国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的直接理论来源。持该观点的人还认为，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生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概念的形成和提出提供了重要文化教育资源。

　　4.西方人文关怀对中国当代民生观的形成有着影响和借鉴意义。西方古代对民生的关怀是人本主义思想的高扬，中世纪是神学取代人本主义来普渡众人，到资本主义阶段盛行的则是普世性人权。

　　(四)关于民生问题的本质

　　研究视角的差异导致人们对民生问题的实质与本质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民主说。王国发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生的本质在于人民所享有的各种权利及人民在该社会中的主人翁地位，也就是民主。二是制度说。黎映桃认为，无论是生存领域的民生问题，还是发展领域的民生问题，其本质都是当代政府背景下的具体制度问题。三是执政价值取向说。费凡认为，民生问题的本质远远超出了民众一般的衣食住行问题。究其本质，包含了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宗旨、执政方式、执政手段以及处理现实问题的途径和今后发展的愿景等。四是人权说。刘亚丛认为，民生问题的实质就是保障与实现人权的问题。五是价值说。刘卫琴认为，民生本质上体现的是社会价值，如权利平等、社会公平等。六是社会权说。王太高认为，民生问题的本质是社会权，即生存权、发展权和平等权。七是民心说。刘国军认为，民生问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政治问题的本质是人心问题，民生决定民心。

　　上述众多观点的形成原因在于研究者看待民生问题的具体视角不同。不难看出，多数观点着眼于党与政府的角度，认为党与政府是民生建设的主导者与责任主体。其次便是从社会的角度出发，主张注重社会价值与社会权利的实现。这些观点都起了一个引导作用，引导着我们对民生问题进行由上而下的思考。而民主说则从利益主体出发，采取自下而上的思考方式，引导着我们去思考民众自身的需求与地位。

　　(五)关于民生问题的形成原因

　　关于民生问题为何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的原因，一直是社会热议的问题，也是研究者关注度相当高的问题。目前主要有以下观点：

　　其一，经济的政治化所致。郭剑鸣认为，“经济” 的政治色彩过于浓厚，过多强调以经济成长为核心来配置公共资源、制定公共政策、考核公共部门。在“片面发展”的鼓动下，地方上将官本与民本、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换了个位置。

　　其二，政府职能不到位。黎映桃认为，民生问题化的根源在于政府：一是政府思维的格式化。这些格式化思维形成了习惯的定式和固有的取向，在政府的发展观和具体政策上影响了关乎民生的诸多重大领域。二是政府制度的残缺。在现代政府框架中，对民生问题解决最为灵验的绩效制度、问责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都残缺不全。三是政府反应的被动化。民生问题凸显时，政府反应经验不足，没有科学的应对机制，反应能力亟待提升。

　　其三，法治状况的滞后。何士青认为，一个国家的民生状况与其法治状况密切相关，法治缺失或不健全是阻滞民生改善的制度根源。而邓慧强认为，权力腐败是民生权利的公敌，是民生权利无法实现的最大威胁。只有痛击腐败才能为民生腾出更多发展空间。

　　其四，经济功能的夸张化。吴宁认为，经济社会越是发展，民生问题的内涵和外延就越会扩展。发展经济有助于解决民生问题，但不能自然而然、全面彻底地解决民生问题，相反甚至会产生新的民生问题。

　　其五，尊重劳动与劳动者不到位。李高君认为，民生问题导致幸福感缺失，原因在于劳资之间的矛盾和对GDP的过度崇拜。

　　其六，发展结构失衡。刘卫琴认为，民生问题凸显与发展结构失衡密切相关。经济发展最快，社会发展相对缓慢，政治发展明显滞后。腐败和由此形成的“权力资本”对社会利益不合理的瓜分有关。

　　其七，民权与民生脱节。钟宜认为，对民生的民权化与民权的民生化问题的认识不到位，操作机制欠缺，相关制度滞后是导致民生与民权问题彰显的原因。

　　(六)关于改善民生的对策

　　研究与关注民生问题，在于更好地解决和改善民生。因此，对策问题就成了研究民生问题的逻辑起点和价值所在。民生问题形成原因的复杂，决定了这一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思考。

　　邓平提出，应通过建立中国的民生指数及相关监测与落实机制来促进民生问题的解决和改善。这些指标分别为：社会净财富、收入分配与公平、环境生态及安全水平、社会保障水平、人的全面发展与民主诉求的满足、公共服务水平等。

　　王太高提出，要利用司法来改善民生。对政府不履行或不能及时履行相关义务，要借助司法权进行监督和控制。何士青提出，保障民生需要发挥法治的功能，法治通过保障民权为民生保驾护航，保障民权是保障民生的根本。

　　刘国军提出，解决民生问题必须加快体制改革和创新，构建完善有效的社会管理和制度保障。一是强化“民生为本”的思想共识;二是健全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和公共财政体制;三是明确责任主体，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四是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五是把民生问题纳入政策框架和制度体系;六是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

　　陈颐提出，应当遵循积极性、针对性和导向性的原则，规划建立由老年福利、残疾人福利、教育福利、医疗福利、计划生育家庭福利和住房福利组成的社会福利体系。赵东波等人则进一步提出，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扩大公共产品的覆盖面、保证公共产品使用上的公平性、提高民生福利要量力而行，不能走“福利主义”路线，要推动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

　　黄宗良提出，民生的改善必须以扩大人民民主作为政治保证，扩大人民民主的关键是加强党的建设。曹文宏提出，要把民生问题提到政治高度，构建一种民生政治模式。用民众生活质量指数和满意指数来取代简单的经济增长指数，把民众生活质量和满意度的提高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支撑来源。

　　黎映桃提出，从政府管理学角度来思考，一要转变政府发展观念，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均衡协调发展;二要革新政府具体制度，即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政府绩效制度;三要构建主动应对民生危机的机制，即民生调研机制、民生预测机制、民生预警机制。

　　罗建文等提出，构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民生伦理文化体系对切实解决民生问题和伦理学学科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科价值。

　　王国发提出，中国真正改善民生的基本途径在于深化改革，教育、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等都要建立起与现实相适应的制度。

　　二、民生问题研究需要进一步突破的几个问题

　　1.关于民生概念的阐释与内涵的界定

　　民生概念的不同释义在于研究者的视角不同，有的着眼点是民生的内涵，有的注重民生的状态，有的着眼于民生的本质，从方法论角度讲有的注重理论演绎，有的是突出实践考察，都有其可取之处。从可以检索到的文献来看，民生概念的权益说与根本利益说更多地被接受和引用，原因在于：一是指明了民生问题的根本。民生并不仅仅局限于民众的衣食住行等生存基本需求的满足，更包含了民众社会地位的落实以及未来发展的实现。二是囊括了民生丰富的内涵。民生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民众生存、生活与发展等方方面面的利益，因此对民生的关注也应该是多方面、全方位的。三是指明了民生的主体。民生的主体是广大民众，并不是特殊层次的群体。关于内涵界定和组成方式问题，多层递进说较多地被认同。首先，它更加注重民生问题的实践性。民生内涵是具有递进性的，这为民生建设中如何把握规律、遵循规律提供了学理依据。其次，民生问题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始终处在发展变化之中，需要我们根据不断变化的新情况、新要求、新特点去把握、驾驭和推进。

　　笔者认为，和谐社会语境下的民生应该包含三个基本层面的含义：其一，民生是一个涉及社会和谐与发展的问题，因此，民生的内容应包含民生供给的产出与社会财富的分配两个层面，应强调社会制度建设，尤其是社会分配制度、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内容;其二，民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民生的内涵和改善民生的方式方法是不尽相同的;其三，当前我们强调的民生是立足于总体小康基础之上的。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相对应的更高水平的民生，其内涵的丰富性、立足点的高起点性、着眼点的前瞻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民生不再局限于物质层面，而是上升为以物质层面为基础、以精神层面为支撑、以制度层面为保障的系统工程。立足于这一认识，对民生的概念解释与内涵界定就会更趋合理和恰当。

　　2.关于民生问题研究视野的局限性

　　一直以来众多专家学者对民生问题给予了莫大的关注，也投入极大热情和精力开展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工作，成绩有目共睹。笔者所言的研究视野局限性问题，主要是指当前的研究仍然更多地表现为眼睛“朝内”和“朝上”。

　　“朝内”，是指当前的研究更多地局限于对中国社会的一些面上问题、具体问题、细节问题，如衣食住行、入学就业、就医社保等的描述和推论上，而且纸上谈兵的学院式研究仍占主流，成果的转化问题没有落实，或者原本就缺乏可操作性的从深层次解决民生问题的成果。同时，当前的研究缺乏世界眼光，对国外民生问题研究的现状，如国外当前民生问题研究的主要领域、主要问题以及研究的方法与成果关注不足，对国外在各个发展时期解决民生问题的具体实践，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后工业化阶段解决民生问题的做法缺乏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和把握。这个问题不解决，势必会出现低水平劳动和重复性劳动的问题。

　　“朝上”，是指学者在民生问题的思考方式上，多是自上而下，从执政者层面与宏观制度上来思考，很少自下而上，以民众为起点来思考。这样的思考方式多少会受研究者自身的“体制外”身份的局限而得不到突破。所以，在这种形势下，政府制度的责任负担过重。其实，作为利益主体的人民群众是有能力承担民生建设责任的。他们既是民生建设的主体，也是直接受益者。从这一出发点考虑，民生问题的研究思路就会拓宽很多。基于这一点，我们要明确的问题，一是作为利益主体的民众是有不同阶层区分的，弱势群体是民生问题要解决的重点，但他们不是民生的唯一主体;二是培养民众的民生意识以及辨别力，即努力发展文化民生;三是相应合理的制度设定，也会为民众参与民生建设创造机会，同时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四是文化民生的发展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理念时，要谨防文化殖民，量力而行。

　　3.关于民生问题研究的方法论

　　民生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因此，对该问题的研究势必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首要的是要强化实证研究法，科学选定有代表性的地区为“点”，对这些点的民生现状、发展趋势，特别是存在的问题和困境进行诊断和评估，在此基础上，根据国家民生建设的总体要求，结合各地的具体实际，制定出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点”的民生指数以及跟踪检查民生指数落实机制，这样的研究才能达到理论为实践服务的效果。其次，要实现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的深度结合，还原民生问题不仅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的本真，落实在实践中研究、在研究中实践的效果。其三，研究成果的社会化问题。体现研究的现实意义，就要建立一个顺畅的联系渠道，使研究的成果能及时反馈给政府相关部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对民生建设的实践产生积极影响。

　　关于多学科方法进行研究的问题，就是要实现政治学研究方法与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结合。民生问题的研究是一个综合性问题，仅靠某一个或某一些学科参与是远远不够的，相关学科的研究者的共同参与是推进民生问题研究的内在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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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黎映桃《民生的问题化与政府创新》，载于《学术探索》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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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邓慧强《民生权利：民生的法治表达》，载于《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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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邓平《关于建立中国民生指数的探讨》，参见《第十四次全国统计科学讨论会文集》第546页。

　　[27] 陈颐《改善民生和社会福利》，载于《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10期。

　　[28] 赵东波、郭殿生《经济发展与民生福利的改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载于《经济纵横》2008年第12期。

　　[29] 黄宗良《改善民生扩大人民民主与加强党的建设》，载于《新视野》2008年第1期。

　　[30] 曹文宏《民生问题的政治学解读：一种民生政治观》，载于《探索》2007年第6期。

　　[31] 罗建文、王霞《中国特色民生伦理论纲》，载于《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