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士多磨难 淡泊在人间——董学平同志的革命生涯

志士多磨难 淡泊在人间——董学平同志的革命生涯

    离休前任南京教育学院教授的董学平先生，是安徽省定远县西乡老鹰董村人。1930年，他九岁在芝麻店私塾发蒙，1936年从定远县西卅店小学毕业，尔后考取安徽省立凤阳中学。1938年初，日军侵占凤阳，他失学回到家乡。

    家乡前辈臧德新同志（建国后任上海水产学院院长），是革命老区定远县第一位共产党员——1928年入党，他以看风水说事为名进行党的发展建设活动，组织民众对敌革命斗争。因同臧德新是亲戚关系，董学平少年时期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教育。上高小时，他就组织同学李教清、袁光亚、姬克东、沈鹏飞、王树茂等人（建国后均为我党中高级干部）来家中聆听臧德新的教诲。在凤阳中学读书时，他又接交了革命青年，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模拟了青年领袖的演讲，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得到了新的提高。他立下志愿：为世界劳苦大众求解放而奋斗终身。

    自凤阳失学回家，董学平就在以崇尚礼义而名扬定远西乡的祖父董怀友的支持下，四处联络有识之士，积极组织抗日救亡，走出去，拿起枪。其中，有高小时同学袁光亚（曾任国防部五院三分院宣传处长、党委书记）、李教清（曾任南京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农历一九三八年正月十六日（1938年2月15日），董学平组织的抗日救亡队一行从老鹰董村启程，奔赴当时安徽的抗日中心立煌县（今金寨县）。在立煌县的麻埠镇，董学平等人持着臧德新递给的联络信，找到了国民政府第五战区参议员、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委员、定远人胡锡畴。胡锡畴就把他们介绍给了安徽省动委会组织部副部长周新民。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安徽省分会，于1938年2月23日上午9时，在六安的省党部举行成立大会。推选皖籍桂系将领、代理省政府主席张义纯兼任省动委会主任委员，周新民、狄超白、童汉璋、朱子帆、石德纯、余亚农、翟宗文等进步人士为委员。中共秘密组织和进步人士推荐的张劲夫、汪胜文、徐智雨、周侗、杨思九、朱凡、许晴、陈良、史迁、孙以瑾、詹运生、胡竺冰、顾训芳、何兆玲、史维岫等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以抗日积极分子的身份担任各部主任干事、干事。　　机构人员确定后，省动委会于1938年3月5日正式办公，启用关防，成为动员全省民众参加抗战的领导机构。周新民（1897—1979），原名周骏，别名振飞，安徽省庐江县大化乡陡岗村人。30年代中期，周新民在上海协助沈钧儒等筹建上海各界救国会，是救国会的发起人之一，以后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派，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在河北训政学院、上海法政学院、复旦大学、云南大学、香港达德学院任教。民国27年（1938）遵照董必武的指示，周回到安徽，在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会工作，并任安徽省总动员会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兼总干事。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署秘书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沈阳市副市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他也是立煌县中共方面领导人之一。周部长把年龄稍长又精通花鼓灯锣鼓表演技艺的李教清安排到省动委会临时工作团工作，后由张劲夫夫人胡晓凤同志发展他为中共党员，之后参加第二期干训班学习，受张劲夫派遣回家乡定远开展抗日宣传工作。董学平、袁光亚等人被安排在省动委会举办的第一期干部培训班学习。培训班设在麻埠彭家湾，詹运生同志任班主任（后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他戴着高度近视的眼镜，经常找学生谈话，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动委会组织部主任干事、动委会地下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张劲夫同志为干训班讲授《抗战文艺》，共产党员狄超白（经济学家，江苏溧阳人，１９３１年入中央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安徽省抗战动员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香港达德学院教师。建国后，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统计处处长、国有统计局综合处处长、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代理所长、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著有《通俗经济学讲话》、《经济学讲话》、《论城乡关系》等。）、民主进步人士翟宗文（ 巢县柘皋人， “五•四”时期在芜湖萃文中学就读 ，翟和刘希平、蒋光慈等站在运动前列。从萃文毕业后，翟留学日本，回国后从事教学和律师工作，抗战期间参加安徽抗日动委会，一度出任庐江县县长；解放后任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民政厅副厅长。）都亲自给他们授课。

    1938年9月，董学平等人从干训班毕业，分配到省动委会少年宣传团工作。当时，大多数指导员都是经中共组织研究，由张劲夫、周新民等人提出名单，再报省动委会经常务委员朱蕴山等协商通过，签请省政府主席审核、任命的。少年宣传团团长杨罕人，扬州人，盐铺伙计出身，红军队伍中来，是资格较老的共产党员。在少宣团工作期间，杨罕人团长发展董学平同志为中共党员。两个月之后，杨罕人就把董学平推荐给新四军第四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兼任战地服务团团长裴斐同志。（裴斐即裴济华，名文英，别号华夏，长丰县下塘镇人，任新四军八团政治处主任。抗战胜利后，历任中共开封市委书记，豫南特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华中分局调查研究室主任等职。解放后，调任东北区关东法院首席检察官，旅大市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

    董学平带着杨罕人的亲笔信，来到新四军四支队司令部驻地——安徽省舒城县东港冲（1939年4月底在此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找到裴斐主任。他被编入司令部直属的战地服务团工作。当时四支队由红二十八军改编不久，武器装备和人数都是新四军四个支队中最精良和最多的。司令员高敬亭身材高大魁梧，生得面白英俊，像是一位诗人、学者。他待人热情，平易近人，经常深入服务团指导工作。有一次，高敬亭带着一个外国军事顾问来东港冲，他喊住董学平：“小董你过来看看这是什么人？”董一看高司令旁站着一个大个子，红头发，碧眼珠，蓝眼圈，吓得调头就跑。高司令哈哈大笑：“这个小董！这个小董！真胆小！”裴斐主任直接领导工作团的工作，董当时也只有17岁，主要任务是抗日宣传，进行演讲、画画、写标语、搞演出。由于他的工作出色，经常受到高司令的表扬，高也更加喜爱小董，小董也把高司令看作自己的精神偶像。董学平在《投笔从戎》诗中记道：“结伴西行去立煌，投身抗日为救亡。只缘年龄拘少小，暂以笔舌斗豺狼。”

    1938年秋，巢县人民抗日自卫军在县长兼司令马忍言率领下，派骨干来新四军四支队司令部干训班培训。巢县是抗日前线，在抗日自卫军干训班结束前，四支队司令部动员机关干部、战士到抗日前线打游击。董学平抗日报国心切，立即写了请求报告，高敬亭司令很快批准了他的请求。仅几天，司令部就组建了上百人的巢县抗日游击队增补队，是新四军四支队派到马忍言部队的骨干，其任务是增强抗日自卫军的战斗力，开辟新四军新游击区。

    四支队增补队星夜兼程，直奔巢县抗日前线，曾任省动委会干训班教员的民主人士翟宗文携日本妻子乘坐滑竿与增补队同行。在过舒（城）桐（城）公路时（也是必经之路），日军发现情况异常，立即开亮碉堡上的探照灯，队员们伏在水稻田里一动也不动。探照灯照了很少时间，终于没有发现队员。他们快速越过封锁线。在必经的巢（湖）芜（湖）铁路上，有日军的铁甲车昼夜巡逻，夜晚还不断地用机枪向路旁扫射，封锁极严。队员们利用敌人调铁甲车头10分钟的时间，飞跨铁路线。这天增补队员在庐江县城西六里店茶馆内外休息，突然有四五十个不明身份的人包围了他们。这些人都是彪形大汉，青一色的光头，光上身，穿着黑短裤，手拿二十响盒子枪，全副武装。要求增补队交出所有武器装备。增补队领队的光头连头说：“大家不要慌，这是误会，这是误会，都把枪都缴了！”在杂乱的缴枪中，一位小战士的枪突然“啪”的一声走了火，不明身份的一伙人上来就拉他，要枪毙掉。光头连长打了他几耳光，痛骂了几句，又让小战士跪下求饶，他们才肯放过。这伙人缴了增补队80多杆“湖北条”枪，6挺“广东造”机枪，一部电台，扬长而去。后来到了马忍言部队才增补上武器。不久，四支队参谋长林维先率七团、手枪团特务营攻下庐江、无为二县，护送翟宗文、胡竺冰（省动委委员）分别任二县县长。这批不明身份的人至今还是个谜。董学平有《行军纪事》诗写道：“随军离开东港冲，日夜兼程赴巢县。途中险路曾三越，我军过后尽开颜。”

    巢县到处是日军，游击战打得很残酷。董学平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游击队的宣传，直接受县长马忍言的领导。马忍言是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的侄子，坚决抗日。（建国后曾任合肥市政协副主席）。冯玉祥要求曾在自己部队里的侄子冯宏谦改名换姓，把冯字旁的两点去掉，改姓马，在部队当兵要多干事少说话，不许多嘴多舌，要“忍言”，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董学平同他合作得很默契。1938年底，董学平带了6名战士在巢县拓皋镇开展抗日宣传，离日军炮楼不足2里。他们贴标语，作演讲，干了几个小时。有汉奸向鬼子告密，只几分钟鬼子就到了。他们隐蔽在当地维持会长家的仓库里，蹲在麻袋上，听着鬼子小跑的脚步声。他们勇敢地打开后门，翻过一丈多高的院墙，火速撤离，鬼子扑了一空。

    董学平在巢县打游击时，同战友何叶青一家感情最深。叶青的妈妈是能使长短枪的妇女队长，弟弟妹妹都是能歌善舞的宣传队员，董生病时多亏他们精心护理。在立煌时，他就患有一种类似伤寒的疾病，一发作，人就休克。为了抗日，他顾不得治疗，不少战友救护过他。1939年暮春，马忍言从董学平的健康与安全考虑，命令他回老家治病，并派一名精干人员护送他到家。临行前，马忍言送给董学平6块银元，握住他的手久久不松，一再嘱咐：“病愈后再归队！”董学平写了《打游击》诗纪事道：“脱去便装换戎装，放下笔杆拿机枪。深入敌后打游击，不让日冠逞凶狂。”

    1939年6月21日至23日，新四军四支队在合肥青龙厂开反高大会，把“反党、反中央”、“反革命”、“张国焘的高足”等不实之词强加在高敬亭司令员的头上。1939年6月20日，项英以反党、反中央和可能率部投敌的罪名，同时分别向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军事当局发出了“拟枪决高敬亭”的电报。蒋介石立即回电：“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项英等领导人，在未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意的情况下，执行了这一电令，从而出现了中共党史上绝无仅有的、借国民党刀杀自己高级将领的怪事。年仅32岁的高敬亭在刑场上大义凛然地说：“死对共产党人无所畏惧，我的做法是正确的，我是共产党员，我要死在红地毯上。请代转史玉清同志（高敬亭爱人），孩子送给人民抚养。我是忠于工农革命的军人！”随后含冤就义。6月24日高敬亭被错误地杀害，年仅32岁！噩耗传来，在家乡定远治病的董学平同志感到这是晴天一声霹雳！他怎么也不敢想那样一位胸中藏有百万兵，运筹帷幄，打开皖东抗日新局面，战功赫赫的将军会被自己的军队杀害！

    高敬亭罹难了，董学平崇拜的英雄偶像消失了。这对当时就有一定认识水平和思辨能力的董学平，是一次多么沉重的打击！

    1939年9月，董学平病愈后，改变了投奔马忍言抗日游击队的主意——其实在1939年春，董离队后，马忍言就被反共的安徽省政府调走，巢县政权随后走向了反动，县抗日游击队巢北部队由参谋长冯文华率领加入新四军老八团。董学平带着高小时的同学沈鹏飞、姬守仙及家乡二三十个投身抗日的爱国青年，去皖西找省动委少年宣传团杨罕人团长和袁光亚同学，继续从事抗日宣传斗争。到达皖西才知道少宣团已转移北上豫鲁皖。董学平只好安排同来的青年就地加入我党的抗日武装，其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中高级干部。董与沈、姬考入设在霍山的省立第一临时中学，后来转入设在校内的霍山师范初师班学习。董学平在学校积极组织同学们研究时事政治，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影响了一大批进步青年。

    1940年暑假，董学平与沈鹏飞在家乡组织发起了“定远县暑期学生抗日宣传队”，董被推选为队长，与受老师张劲夫派遣的李教清率领的省动委第六工作团合作共同宣传抗日。在定远县地方党组织负责人臧德新、赵世荣（后被日军杀害）等人的精心安排下，抗日联合宣传团在定远西部的芝麻店、永康镇、西卅店、青龙涧、靠山集、朱家湾等众多乡镇演出抗日剧目。剧本都是董学平根据自己在新四军中的宣传内容编写的，逢集时观看演出的人达数千。联合宣传团的人马都驻扎在董学平家，他们以老鹰董村为根据地，向周边集镇发展，影响空前。两个月后，董学平接到第一临中发来的回校紧急通知，学校训导主任余树生训斥董道：“从你们行为和言论来看，你受奸党（指共产党）影响很深，或许你就是奸党分子，但你年纪轻，要多做学习，不要参与主义和革命！”董答道：“我没有党派，没有奸党思想，我是爱国，宣传抗日，救国救亡，不谈主义！”余树生见其柔中带刚，就恼火地责令退学，否则就以思想危险分子之名将其拘捕。董学平退学回到家乡，经人介绍，进入设在定远吴家圩的省立第十一临中读书。当校长孙炳南看到第一临中给董的鉴定材料后，又把他驱逐出校园。失学在家，董学平用绘画来宣传抗日，有我党交通员高小同学刘秀清同志带到定远县城办画展，不少画还传递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定远的大桥、藕塘一带。

    1941年1月，董学平又考入霍山中等师范读书，1944年毕业时，考入设在立煌的安徽大学哲学系，后迁校到芜湖，一直读书至1948年大学毕业。自高敬亭被害事件后，董学平就逐渐地改变了从军报国救国的思想，萌发了从事文化教育报国救国的意识。虽然从组织形式上脱离了中国共党，但他依然如故地为党默默地工作着。1947年国民党在凤阳山一带搞百日“清剿”，沈鹏飞任中共定远县永康区长，被敌人逮捕后，越狱逃脱到安徽大学，董学平把他隐藏在宿舍中养伤。敌人紧追到芜湖，董又把他转移到安全地方。校方早就对董的身份怀疑，曾多次派特务偷光他的用品，企图搜查到证据。在一次突击搜查中，特务们查获了董研读的共产党书刊，幸好校方训导员（学校党务长官）是他同学的表兄，送些钱，又请他从中说好，才把事情捂下去，免遭敌人的迫害。

    董学平踏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是定远县地方党组织负责人臧德新。由于这种关系，他得以受到1940年3月成立的定远县抗日人民政府县长魏文伯、书记陈伯儒（即陈少景）的教诲。我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不久，日顽疯狂反扑，迫于形势，县政府转移到定远西部凤阳山一带打游击。民国30年（1941年），津浦路西联防办事处成立参议会，魏文伯任参议长。臧德新就把魏文伯、陈伯儒引见给地方开明绅士董怀友，几人交情很深。董学平的二叔董开良直接受命于书记、县长，从事党的交通情报和购置新四军军需品工作，多次历险，死里逃生，在当时以“良子商队”著称于明光、凤阳、定远一带。1954年，魏文伯担任华东局书记，还多次来信邀请董开良赴上海供职。1955年，董学平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同时任上海水产学院院长的臧德新同志经常去拜见魏文伯，深得革命家的教诲和点拔。

    1943年冬，时任为定凤怀县县委书记的陈伯儒同志亲自来做董学平的思想工作。董从霍山师范刚回到家，来了两个全副武装的新四军战士，不容分说，就把董学平同志五花大绑带进凤阳山中。陈伯儒、赵履清、臧德新等县领导早就等候在那里了，担任新四军指导员的舅父黄志刚向董解释说：“陈县长（当时人们习惯称县级干部为县长）考虑到你的安全，用‘抓’的方式请你来的！外甥你要理解！”陈伯儒找董谈话，要他留在地方工作，做县委秘书长（相当于县委副书记）。董学平同志向陈书记汇报了自己参加新四军和读书求学为党工作的详细情况。陈书记赞扬他的革命追求和不怕牺牲、不断进取的精神，支持他继续读书深造，相信他将来为我国我党的革命事业会有更大的作为。陈伯儒书记还赠给董学平同志三本书：《游击战争问题》、《抗日战争的统战工作》、《评〈中国之命运〉》（陈伯达著），书的白皮封面上都签有：“赠学平同志纪念。 兄陈伯儒。”建国后，陈伯儒任大连市常务副市长，董学平与他多有书信往来，汇报自己及家乡定远老区的发展情况。

    1948年夏，董学平从安徽大学毕业，叔父董开良带来了豫苏皖边区办事处主任臧德新的信，要他到党内任职。董被江淮区党委秘密安排在凤阳县城的凤阳中学、凤阳县中学、求是中学等学校任教，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单线同臧德新联系。1949年1月凤阳解放，臧德新任凤阳县总工会主席，董学平被分配到华东大学江北分校研究班学习与工作。校址设在凤阳城的求是中学里，校长由江淮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甘仲儒同志兼任，学员有四十多人。三个月后，董学平又被选调到渡江作战队任中队长。当时对渡江作战队干部的政治、军事、文化素质要求相当高。在合肥集训期间，时任华东支前司令部政委的宋任穷同志给董学平等作战队干部作战前动员辅导讲话。在渡江战役打响前夕，董学平又被党组织调任到他曾打过游击的桐庐县（今枞阳县）搞地方接管工作。当时周暮桥同志任书记，马数民同志任县长，张百川同志任县大队长，董学平同志任民政科长兼管教育与司法。到1949年9月，董学平又被皖北区党委推荐到设在南京的军政大学当学员，当教员，直接在校长陈毅将军领导下进行学习与工作。不久，董就被调任军政大学政工组，在团长马云涛同志（曾任航天工业部政治部主任）领导下，负责给军政大学三总队编写马列主义哲学教材，兼任政治教官。1951年底，中央军委撤销军政大学，由刘伯承将军创办南京军事学院（今国防大学前身），董学平任政治教官兼研究员。

    由于工作出色，董学平同志于1952年春，被院长刘伯承将军推荐到中央军委在南开大学举办的留学预备班集训，学习俄语和自然科学，与李铁映同志同期受训。集训班负责人是南开大学人事处长许士杰同志（为海南省首任省委书记），他找董学平谈话，询问留苏学习6年有没有困难问题。董是孝子，父亲在他七岁时就过逝了，母亲应该享受晚年平安宁静的生活，妻子儿女也无人照料，特别是战争死亡使他心寒，锐气稍减，不愿出国深造。许处长找董谈了多次话，实在不行又叫他写了两份检讨书，方才同意他留在国内。既来集训，又不好让他就这样回去，于是许士杰又把董学平安排到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学系读书。1955年8月，董学平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当编辑，参与编辑了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和吴强的《红日》。董也编发过郭沫若、茅盾等名家作品。他的政治学习安排在市作协，与刘知侠、吴强同组。董学平同志性情耿直豪爽，敢于直言，屡次顶撞领导，指责政策的偏颇，反右时，多亏了老县长魏文伯的保护，才躲过一劫。迫于家庭生活的压力，董于1960年调回南京师专任教，后又分离出去创办南京教育学院，直到1983年从教离休。

    董学平同志著述甚丰，诗作、翻译、论文、杂文等散见于报刊杂志，另有部分书稿出版。1995年底，董学平向家乡定远县青山中学捐赠了1000多册图书。他在《咏虾》诗中抒怀道：“任在池沼或江湖，境况有异均自如。时浮时沉无所谓，能屈能伸不在乎。”他又在《随感》中言志道：“富贵浮云不屑求，自甘淡泊度春秋。从教探求园丁乐，躬行甘为孺子牛。不沾尘垢心坦坦，更弃俗念志悠悠。老骥伏枥抒壮士，高举马列到白头。”

    董学平同志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虽历尽艰难坎坷，仍矢志不渝，不为名不为利，淡泊自守，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后来人应该纪念和学习革命前辈的高尚精神和伟大人格，与时俱进，努力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把有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伟大事业发展好，建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