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强势’不等于政治自信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03 15:59:06
谈古论今
出席东京电影展的中国代表团团长，要求在台湾前加上中国两字被拒，而“个人退出”的消息传来，使我想起，我们三名浙江学者，因受邀参加台湾大学日文系举办的朱舜水与东亚文明发展国际研讨会（11月5-6日），至今没有接到北京（外交部）允行批复之事。这是中日关系紧张的连锁反应，多年来我一直提倡东亚和解，而面对最近在东亚周边朝鲜、越南以及日本举行的盛大阅兵式，令人感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冷战初发时的时代气氛，人们常说，历史是重复出现的，在重复出现的历史事件中，有没有不同于以往的内涵呢？
中国人自秦汉以后，看似缔造了一个大帝国，却总是在担惊受怕中生活，三百年治乱循环，历史又回到专制皇权的原点，明末的思想自由却招徕了清朝三百年的极权统治，让世人对汉人的政治能力产生了怀疑。我最近读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试图寻绎从清末变法到当今中国的政治变迁线索。
在光绪二十三（1897）年十二月初八日的日记中，孙写道：“三代以降，政法日驰，风俗日坏，盗贼之心，人多有之。是以不独其君皆盗，其民亦变盗，盖运化使然，无可如何也。有大盗以镇其上，而小盗乃不敢逞。故吾谓秦、汉以后，有一统天下者如猛虎在山，百兽喘伏，即此意也。及民智开，其下之小盗渐复人心，盗心日微，于是乃可共驱除大盗，亦非其时不可也。”这里已经出现了改换中国政治逻辑的变法主张，但为什么这一主张没有实现呢？我的看法是，中国政治的逻辑，在近代中国又以“民族主义”的形式重新复活了。对此，宋恕（编按：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是心有警觉的，孙在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六日的日记中记道：“燕公（宋恕）论中国大势，穷尽无复生机，不更政尚可延年；若骤图自强，欧洲人必速分其地，盖惧黄种复有强大之国也。”但宋恕的警觉被民族主义掩盖了。
孙在同年三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还记录了一段宋恕说的话：“燕生（宋恕）论：居乱之世，治天下不惟宜与民休息，且宜与官休息。何谓与官休息？盖今之谈经世者，如整顿厘金与钱漕，必曰杜中饱，整顿营伍，必曰裁虚额。此两事名甚正，然行之则民愈不胜苦。何也？凡天下文武职员正惟廉俸不足以赡家，不得已而有中饱，有虚额。今一概禁之，彼岂甘饿死，将更百计以扰民耳。近闻征厘收漕者征敛辄倍，而各处防营每每诬良为盗，以肆勒索，皆不得已为之，强半杜中饱、裁虚额之所致也。故知与官休息，而后可与语治据乱之天下。”从如何才能“与官休息”的课题，又引出了变法的课题。
孙在同年四月初二日的日记中写道：“君主一统之世，民固无权，其君亦未尝有权。（中略）或曰：然则权何在？曰：权在为恶之人。盖欲为恶，则无论君民皆有权；欲为善，则无论君民皆无权，法使之然也。”这里的“法”是指恶法，即制度的问题，也是变法所要解决的问题。
整部官僚机器都在为“有大盗以镇其上，而小盗乃不敢逞”的政治逻辑服务，权力是用不到为善之上的。这样一种权力的行使原则看似“强势”，实是虚张声势，看不出从容的政治自信。在完成了经济高速成长的今天，中国人是否可以再从容一些，去面对国人，去面对东亚，去面对历史。如果说，历史是重复的，中国的政治行为有可能预设类似于冷战的东亚国际环境。如果说，21世纪初头的中国在全球有新的政治作为，那么就有必要去寻求东亚和解之道。
作者是杭州师范大学的国际关系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