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评级巨头说"不" 中国版国家信用评级问世——中新网

　　2010年7月11日，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全球50个典型国家的主权信用等级被重新改写；而改写者不是一向独霸国际信用评级市场的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穆迪、标普和惠誉，而是来自中国的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民营企业——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下称“大公国际”)。

　　这一天，大公国际在北京高调发布了2010年国家信用风险报告和首批50个典型国家的信用等级。这份象征着向三大国际巨头“挑战”的报告一经亮相，便引发了国际信用评级界的关注和热议。它的出现，对国际信用评级界而言无异于一场地震。

　　“外界的各种反应，我们早有预料；我们也知道这个报告一旦公布就一定会引发国际性争论，但我们别无选择。”大公国际董事长关建中对外界的反应冷静淡定，他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坦言：“谁会想到一个中国的评级机构能够发布全球的国家信用风险信息？！但我们不怕质疑，至于西方发达国家认不认可，我们不管，但这个事总得有人来做。”

　　“中国版”国家信用评级问世

　　大公国际和关建中的这次“出手”，其速度之快和发力之猛，着实令一些国家和机构措手不及，而且也超出了记者的意料。因为就在6月27日，即大公国际的信用等级报告发布前十多天，在信用评级业的一个重要活动中，关建中曾告诉记者“大公国际将在近期向全球发布国家信用风险信息”。而对于记者“会给美国评什么级别”的好奇提问，关建中当时神秘回答“现在还不能说，到时候你看吧，可以预料将会引起很大的反响。”

　　中国信用评级首次高于美国

　　2010年7月11日，注定会成为国际信用评级业一个里程碑式的日子；而同时被载入国际信用评级业史册的，还有这家中国民营企业——大公国际。因为在此之前，国家主权信用的评级权一直被西方机构、特别是美国的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所垄断，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的评级机构或公司一直未能介入，而中国等国家也只能被动接受由西方评级巨头给出的信用等级。

　　中国独立评级机构大公国际的一份报告将这一历史改写甚至颠覆。

　　7月11日，大公国际在北京高调发布了《2010年国家信用风险报告》和首批50个典型国家的信用等级。也许对于外行人而言，这一评级结果的简单化、通俗化的解读就是“中国主权国家信用等级首次高于美国”；但对于业内人士来说，这一报告的内容显然要复杂得多，其标志意义更是历史性的。

　　大公国际国家风险部总经理林文杰对报告介绍说，这50个国家分布于全球各洲：欧洲20国、亚洲17国、北美2国、南美6国、非洲3国和大洋洲2国；这50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合计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90%。

　　他认为，从整体信用水平看，本币投资级以上级别(BBB-及以上)的国家占72%，投机级(BB+及以下)国家占28%；外币投资级以上级别国家占74%，投机级占26%。从本外币级别一致性看，本外币信用级别相同的国家有38个；本币级别低于外币级别的国家有3个；本币级别高于外币级别的国家有9个，基本反映了世界主要区域信用风险的典型特征，以及国家信用风险在世界范围的布局及变化情况。

　　透过报告中的这些枯燥又专业的术语和数字，业内人士发现了大公国际报告中的本质性亮点——大公国际给予包括中国在内的9个新兴市场国家的评级,明显高于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的评级结果，但对欧美18个国家的评级则一致低于后三者。50个国家中存在明显级别差异的国家占到了总数的54%。(详见附表1)

　　另外，大公国际的这份报告中，对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希腊、冰岛等18个国家的评级，均低于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信用等级。因为 “这些国家的财政风险已经成为该国国内最大的系统性风险来源，也是世界范围内有可能引起经济二次探底的主要风险源。”报告解释说。

　　与此相反，对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等9个国家的信用评级，大公国际给予了高于三大国际评级巨头所给出的评级。理由是“这些国家经济的增长潜力长期稳定，财政稳健性、抗击外部冲击的能力也日益增强。”

　　大公国际的评级结果为何与三大巨头有如此大差异？

　　“产生上述差别的具体原因在评级理念和方法上，根本原因则在于它反映了大公国际不以意识形态划界，平等维护国家信用关系各方利益的根本立场。”大公国际董事长关建中回应说。

　　他认为，在信用全球化背景下，现行国际评级体系已难以承担起向世界提供债务国信用风险信息的公共责任。而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和希腊危机的本质原因，就是现行国际评级体系不能正确揭示债务国的偿还能力，向世界提供了错误的信用评级信息。

　　而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的标准则是政治、经济、财政、货币政策及外汇资产。对于国际评级机构将“政治”因素放在首位的作法，关建中未予置评。

　　关建中强调，大公国家信用评级标准体现的核心思想是：支撑国家举债能力和偿还债务来源的根本是该国的财富创造能力。大公依据债权债务关系形成的一般原理，考察相关要素的内在联系，结合各国具体情况，经过复杂的分析过程，最终评估出每个国家的信用等级。

　　至于此次降低美国信用评级，关建中说是因为美国从账面看已资不抵债，处在破产状态，只能靠美元贬值，对外输出美元债务生存，“这是对全世界债权人的侵略”。

　　国家外管局原副局长魏本华表示：“从大公国际的国家信用级别与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的比较分析来看，明显地反映出在不同评级理念指导下对具体国家偿债能力在判断上的差异。”

　　关建中回应：这不是自娱自乐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不久前的多伦多第四次G20峰会上特别强调：“要制定客观、公正、合理、统一的主权信用评级方法和标准，使有关评级结果准确反映一国经济状况和信用级别。”

　　因此，有分析人士认为，大公国际按照自己独创的、不同于现行国际信用评级体系标准而发布的国家信用风险报告和50国信用等级，预示着中国为参与制定国际评级新规则而迈出的关键一步，是中国争夺国际评级话语权的重要信号。

　　外媒更是第一时间对大公国际的此举给予了关注和报道，除了意料中的一些质疑外，大多外媒还是对此“叫好”。

　　例如，美国广播公司的文章分析说：中国这一评级报告发出正是西方信用评级机构饱受非议之时，中国这一信用评级报告的发表是向西方信用评级机构的一个挑战，也是中国增加其在全球市场上影响力的表现。

　　法国“财经”网认为，主权债务信用评级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穆迪、惠誉、标准普尔，这些基本上就是耳熟能详名字的全部，一个中国信用评级的出台，更多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即这个封闭世界需要一种不同的声音。

　　澳大利亚新闻网站“商业观察家”指出，大公国际进军主权信用评级，不仅折射出中国对西方评级机构的不满，而且反映了中国致力于培养独立判断主权债务质量的能力。

　　美联社的报道称，有专业人士提醒说，尽管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巨头经济增长强劲，但西方评级公司给他们的评级却低于债务问题缠身的西班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往往得不到充分的肯定，评级基本上是落后的。文章认为，大公国际对新兴经济体的评级更高，符合市场对中国、印度等国家的情绪。

　　相比于国际媒体的热议，国内的反应却稍嫌冷淡。国内媒体报道只是对报告内容进行了简单公布，只有少数学者和专家给予了关注和分析，甚至还有知名学者泼冷水，“大公国际的举动没有太大的意义，有些自娱自乐的成分。”

　　“自娱自乐？这种看法可笑、无知。”关建中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回应说，有这种想法的人一定是对评级行业一无所知的人，一定是对本次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不了解的人，“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一夜间，大公国际成了西方巨头独霸的国际信用评级市场的“入侵者”，成为人人皆知的“挑战者”。但在国内，即使是与信用评级业有密切合作的投行界，大公国际也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究其原因，还是国际巨头对中国信用评级市场的垄断。

　　“美国正在大规模收购中国的信用评级机构，目前已经控制了中国信用评级市场2/3的份额，严重威胁我国的金融安全。” 6月27日，即在大公国际发布报告的十几天前，在由新华社等机构主办的“中国信用评级高峰论坛”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巡视员、《信用评级与国家金融安全》课题组组长吴红警告说，目前中国亟待建立独立自主的信用评级体系，掌握资本市场的话语权。

　　论坛上发布的《信用评级与国家金融安全》报告显示，中国国内共有5家权威信用评级机构，分别为中诚信国际、联合资信、大公国际、上海远东资信、上海新世纪评级。其中，穆迪于2006年收购中诚信49%的股权并接管经营权，并约定7年之后持股51%；同年，美国控制的香港新华财经收购上海远东62%的股权；2007年，惠誉收购联合资信49%的股权；目前，美国标准普尔与上海新世纪已经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正在洽谈收购事宜。

　　也就是说，目前，中国唯一独立的权威评级机构就剩大公国际了。据说美国穆迪曾出高价购买大公国际控股权，遭到拒绝。

　　“我对这个事情很忧虑。”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在论坛上公开表示。

　　“国际评级机构在中国境内的所作所为已经直接涉及到我们国家的利益、甚至威胁到国家的经济安全。”《信用评级与国家金融安全》课题组副组长江涌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但在国际巨头不断入侵、垄断和控制中国国内信用评级市场的同时，中国本土信用评级机构进入美国市场的希望却几乎为零。例如，今年4月4日，大公国际历时近2年的赴美申请，就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下称“SEC”)以“无厘头”的方式予以回绝。

　　关建中介绍说，2008年7月，大公国际启动了美国“国家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申办工作。据了解，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获得美国“国家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资质即被公认为国际性的评级机构。截至目前，全球近200家评级机构中只有10家在美获得资质，其中7家美国本土公司、2家日本公司、1家加拿大公司；但后3家外国机构进入美国后从未开展业务。

　　据了解，大公国际用了1年零8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从公司管理体制、制度体系、技术体系等各方面适合不同监管制度的国际化改造，形成了包含由一个正本和13个附件组成的申报报告(英文版)，并于2009年12月正式提交美国证交会。

　　“当时正值美国对金融危机中严重失职的证交会和评级机构改革之际，大公国际的申请工作经历了美国《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修改过程中极为严苛的审查。”关建中说，“但大公国际完整、严谨的评级技术，运营和风险控制的体系，始终让审查无懈可击。”

　　但最终结果却是，SEC在先后两次“延期批准”之后，于今年4月14日做出决定，将大公国际的申请列入拒绝程序。

　　2010年2月，SEC曾致函中国证监会，提出对大公国际进行“跨境监管”的要求，也就是说SEC要求依据美国的法律对中国境内的机构进行现场执法检查；并表示如不允许，将会推迟甚至中断对大公国际申请的审批。

　　跨境监管涉及国家的监管主权，中国证监会拒绝了美国的无理要求，同时表达了两点声明：一是支持大公国际申请美国信用评级资质，监管问题不应该是大公国际申请的阻碍；二是采用监管互助形式完全能够解决美国提出的监管问题，包括允许经中国监管机构同意的评级材料亦可报备SEC。

　　“美国应该很清楚评级话语权对于保护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要性，知道中国不会在监管主权上做出让步，才以此为由拒绝大公国际的合法申请。这是在法律条文之外的无理要求。”江涌分析说，“美国这么做的目的，是要阻止中国的评级机构跻身国际评级市场。”

　　更令关建中郁闷的是，大公国际被美国拒绝后，国内监管部门竟然没有任何表示和行动，“到现在为止，有关监管部门都没有任何表态，我们作为企业也没有任何办法。”至于为何没有表态，关建中说他也百思不得其解。

　　美国一方面大规模收购中国本土的评级机构和大举进军中国国内信用评级市场，另一方面却将中国的评级机构拒之门外，“就是想遏制中国获取国际资本市场话语权。”江涌对《中国经济周刊》分析说，中国的企业近年来纷纷到海外融资，但往往被国际评级机构严重低估而增加了融资成本，有些企业还因此受到重创。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如果中国的评级机构能在海外给本国的企业进行公正的评级，就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个关建环节。”关建中解释说。

　　对于大公国际赴美遭拒，有业内人士“支招”说，中国正好可借此契机抑制国际评级巨头在中国过度扩张。“既然美国不让中国的评级机构进入，我们为什么不对美国公司在中国的业务进行限制？”此人士称，要知道，美国三大评级巨头在中国的评级业务对象包括了中国的能源、通讯、甚至军工等敏感行业在内的各主要行业及主要骨干企业；在金融债券市场，三大巨头的评级对象囊括了包括四大国有银行、众多股份制银行在内的主要金融机构。

　　该人士认为：“通过对金融机构的信用评级，外资可以全面掌握我国金融系统的运行数据和发展趋势。他们甚至还可通过公开发布信息干扰政府的宏观调控，危害金融系统的稳定运行。”

　　在外界看来，大公国际是现在唯一一个在和外资评级机构对抗的评级机构，“说不上对抗，我们只是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关建中说，同时他也承认“我很郁闷。”

　　“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外资机构想花高价参股大公国际，但我们不愿意。” 无奈中，关建中依然心怀希望，“故事远没有结束，我们会继续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