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界医生讲述救治生活：酬劳是病人康复

中国无国界医生讲述救治生活：酬劳是病人康复
发布者siyu 在 08-02-23 0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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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罗雪挥 实习记者/李楠
亲身奔赴全球的灾区、战区、疫区，向在最恶劣环境下挣扎的人伸出援手，完全独立于任何政治、经济和宗教势力——这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无国界医生”组织的金牌令。屠铮是惟一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医疗志愿人员
“到医院后的第一个震惊”，这是2007年4月19日，来自中国北京的“无国界医生”屠铮，写下电子日志的标题。
屠铮去之前已对利比里亚的性暴力泛滥有所耳闻。2007年头4个月，“无国界医生”在首都蒙罗维亚，平均每个月接诊135个受害人。其中1/3的性暴力幸存者不到12岁。
屠铮首次在“无国界医生”工作的Benson医院执行任务，依然震惊、愤怒、难过。当天接受检查的三个性暴力受害人，分别是13岁、5岁和4岁。
作为该院惟一的妇产科医生，屠铮将在未来半年内，负责接生及妇科手术，参与治疗性暴力受害者的救援项目。
成为“无国界医生”
1999年，“无国界医生”组织获诺贝尔和平奖，获奖理由是“他们专业地、有效率地帮助那些遭受苦难的人。代表那伸出来的援助的手，进入一切冲突和混乱之中。”
从北京出发，志愿跋涉到与伦敦一样位于“零时区”的利比里亚，参与当地的战后重建，对屠铮而言，这无异于人生的一次长征。
1971年，屠铮出生在桂林。父母均是医生，参加过抗美援越的医疗志愿工作。14岁那年，母亲去世，弥留之际，还拉着女儿的手，教她如何做手术。
同是1971年，一群法国医生在巴黎创立“无国界医生”。这群医生于1968年至1970年间，参加法国红十字会在非洲比夫拉(Biafra)的救援工 作。当时的红十字会必须获得当地政府许可，才可以在某个地方工作，同时必须保持缄默。尼日利亚战争于1970年结束，共有100万人死亡。
红十字会要求成员对这些可怕的真相保持沉默，年轻的法国医生们拒绝了。他们决定成立一个新的、不理会政治或信仰，而以受害者利益为优先的救助组织。
另外一批于1970年在孟加拉援助水灾的医生，发现当地天灾救援工作的不足。这两批医生共同促成了“无国界医生”的成立。
1990年，屠铮在北京四中被保送进北京医科大学，之后硕博连读。2001年9月，再赴香港科技大学生化系攻读理学博士。在这里，屠铮听到了“无国界医生”的名字。
屠铮的表弟潘渊已经在“无国界医生”服务多年，是内地最早从事海外志愿救援工作的后勤人员。他途经香港，热情地鼓励屠铮：你是学医的，你要是来“无国界 医生”，会帮助到更多人。屠铮不置可否，此时她首要的任务是完成学业。毕业后，她来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任职妇科主治医师。
潘渊没有 放弃。2006年秋天，他到北京办理签证，问屠铮：“你准备好了吗？”屠铮决定试一试。她认为这起码是一段人生经历，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人。此时她也处于 人生的一段低谷，希望自己振作起来。屠铮向“无国界医生”投了简历，2006年11月接到电话测试，考察她对“无国界医生”的认识以及医学专业水准。 2006年12月底，赴香港面试。
“星期几”孩子
“热爱自由使我们来到这里”，这是利比里亚国徽上的一句话。
1989年，利比里亚爆发内战。这个面积略大于中国江苏省、一度富庶的国家遭遇了惨绝人寰的人道危机。利比里亚共有300万人口，长达14年的战乱导致20多万人丧生，上百万人流离失所。8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在激战正酣、利比里亚民众与外界完全隔绝之际，“无国界医生”的救援队伍首先进驻，坚持为战争受害者提供紧急医疗救援。14年后，战争停止，当全球传媒 和国际焦点已经转移视线，“无国界医生”们仍然留下来，为当地人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培训医护人员，重建医院诊所，为灾难幸存者作心理辅导。屠铮便是其 中的一分子。
2007年3月，屠铮正式接到“无国界医生”通知，赴利比里亚执行为期半年的任务。她向单位提出申请，表示完成任务后一定会回来。院方同意在执行任务期间保留其职位。屠铮的家人也积极鼓励。哥哥说，只要你想好了，也没有什么可嘱咐的；好好地去，好好地回，注意安全。
初来乍到，她曾经去逛过那些建在高处、可俯瞰整个市容的酒店。有的在战争中遭受过重创，却还在见证往昔的灯红酒绿。“我觉得还不如咱们的一个县城，很多公共设施都没有恢复，都是百废待兴。”这是屠铮的第一印象。
她清晰地记得自己抵达和离开的日子，都是14日，即“4月14日”和“10月14日”。这半年里，朋友们的祝福和担忧参半。有人发来邮件，“在那个神奇的土地上做个狮子王。”每当这时候，屠铮都会心地一笑。
她所到达的“神奇之地”几乎是一片焦土，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根据中国外交部驻利比里亚使馆网站公布的最新信息，截至2007年8月， 该国注册医生仅为121人，婴儿死亡率为15.7%，幼儿死亡率为23.5%，孕产妇死亡率为0.79%，均为世界最高。这意味着当地3万人才有一个医 生，而10个孩子中大约有3个会夭亡。
屠铮注意到，这里的孩子通常是按出生日取名的，从星期一到星期日；一个星期后孩子还活着，才会取一个正式的名字，而幸运存活下来的孩子，“星期几”则成为他们的昵称。
神奇的“B超”
利比里亚属于热带气候，年降水量超过5000毫米，素有“非洲雨都”之称，不仅衣服晾不干，连手术服的扣子都会锈住。屠铮和她的“无国界医生”同事，不得不在后背上贴块胶布，顶替扣子。
这里年平均气温为25摄氏度，旱季有时会达到40摄氏度。除了必须保证手术室和药房的清凉，医院没有能力再安装空调。到处苍蝇飞舞，挤满毫无保健常识的孕产妇，以及被烧伤或者烫伤的孩子。
屠铮有一次和同事聊天，她觉得利比里亚的孩子太倒霉了。当地孕妇根本做不到定期产检，将近一半的人在家中按照民间传统方式接生。好不容易闯过鬼门关，忙着糊口的父母又疏于照料，孩子常常会被热油烫伤，甚至会掉进开水锅里。
有一次，一位当地妇女来到屠铮所在的Benson医院分娩，正常生了一个小男孩，发现肚子里还有胎儿，医护人员便采取剖腹产，结果接引出来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从未做过产检的妈妈，根本不晓得自己怀了三胞胎。
“无国界医生”开办的医院都是全免费的。在太多人需要救助的情况下，“无国界医生”只能够提供最基础的医疗服务。在屠铮眼里，按中国的标准， Benson医院充其量是个二级医院。这里无法化验肝肾功能，只能够做血常规检验，甚至没有一台X光机。惟一的B超机则是大宝贝，屠铮从进入医院开始，就 不断被警告，“无国界医生”有B超机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如果这台B超机坏了，就再也没有补充了。
B超机开始被当地人神化。早在屠铮赴 任以前，“无国界医生”在蒙罗维亚的救赎医院(Redemption Hospital)就发生这样一件事：当地妇女交头接耳，说那台神奇的机器上有一个小小的荧幕，只要肤色白白的医生把像果冻一样的黏胶涂在妇女肚子上，直 接穿过皮肤渗透到肚子里，就可以治疗不孕症。许多妇女蜂拥而来，做完B超，通常感觉都好多了。
利比里亚的“中国白人”
“充分利用资源，无论是物力还是人力。”这是屠铮在“无国界医生”医院里工作最大的感受。屠铮曾经去参观利比里亚一个较大的国立医院，那里有七八张产床，一个月顶多接生200个孩子。Benson医院，只有3张产床，一个月差不多要接生400个孩子。
屠铮的营地离医院有半小时车程。一般是早上七点半出发，到医院进行早交班，而后查房，处理当天医疗事务：哪些患者需要动手术，哪些仅需要专业的咨询服务。中午休息一小时，志愿人员通常是坐在一起，边吃边聊。下午5点可以离开。
“无国界医生”给大家配备手机，有急症打电话呼叫，百分之七八十的晚上会有事情。屠铮觉得前半夜被叫醒是幸福的，如果是后半夜叫醒，只能在医院里熬通 宵。她最长的一次曾连续工作36个小时。由于搭班的外科医生结束任务撤离，她在离开利比里亚之前，独自顶了一个月，一人做了60多例剖腹产，有时一天要做 七八个手术。
屠铮不怕劳累，怕的是无能为力。她有一次在手术室当场痛哭。一位利比里亚产妇大出血，造成凝血障碍，在有限的医疗条件下，屠铮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情，还是止不住血。“在中国还能做个栓塞，在那边不可能。当时觉得挺无助的，只能撒手让她走。”
此时屠铮到利比里亚还不到一周。她哭的时候觉得很难为情，但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同事纷纷过来安慰屠铮，他们告诉屠铮，有些事情你能做，就尽力去做；有些事情做不了，就要承认做不了，尽力就很好了。
那位大出血的产妇最后缓了过来。
在维生器械匮乏的状况下，与死神拔河的挑战接连不断。6个月中，屠铮眼睁睁送走6个孕妇，还有数量更多的孩子——比她过去从医10年见证的死亡还要多。
每当这时，屠铮就会不开心，最激烈的反应就是不说话，于是整个手术室都不说话。同事们都明白这种沮丧，通常会陪着屠铮聊会儿天，让她慢慢地缓过来。
在一个阴郁的下午，屠铮和来自菲律宾的外科医生合作，预备一个子宫切除手术。病人由另一个省远道而来，两年前曾进行过子宫肌瘤的切除手术，现在复发并且 有严重的痛经症状。在手术探察的过程中，屠铮发现病人的子宫增大，并且与膀胱、肠管粘在一起。如果继续进行切除手术，可能会对其他器官造成损害，而在这个 简陋的手术环境中，假如手术后出现并发症，将是致命的伤害。
外科医生建议屠铮放弃。屠铮认为，粘连的区域并不大，如果能从粘连处的子 宫浆膜或者子宫肌层下切开，就有望安全地完成手术。屠铮希望试一试。手术室里，当地的护士和麻醉师都沉默不语，静静地听他们讨论，但屠铮看到了他们期待的 眼神。她说服了外科医生，手术成功了。两个星期后，病人逐渐康复，没有留下后遗症。
在屠铮心目中，最大的酬劳莫过于病人的康复和同事的认可。屠铮觉得那是她生命里最亮的阶段，因为知道自己每天在做什么，每天都有意义。
除了12个到14个国际志愿人员，Benson医院还有近300名利比里亚当地员工。他们一致认为“这个中国女人挺能干的”，常常叫她“White Woman”。这里人只分黑人和白人。
除了尽力做好诊治工作，屠铮开始训练利比里亚员工，比如教手术室的器械护士做流产手术。“那里的医护人员特别愿意跟你学点什么。”利比里亚的妇女通常是怀孕四五个月才来做流产，时常出现严重的并发症。
屠铮的步骤是先挑出最灵光的、一点就通的护士，教会了最聪明的，再由她们去转教别人。屠铮先是自己在一边看着，做好准备有事就上；随着护士们的水准提 高，屠铮渐渐放手，开始不戴手套看着，再后来甚至去隔壁查房。护士们逐渐可以独立操作了。这是屠铮在利比里亚感到最得意的事情。
前不久与香港“无国界医生”联络，她听说那里一直还没有找到妇科医生来顶她的班，屠铮暗自庆幸自己教了一批徒弟，“想必那些器械护士们正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全球一家亲
“有很多事情你不做，你就永远不会知道你会从中受益到什么程度。”屠铮第一次出国行医，第一次踏上神秘的非洲，也第一次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同事一同工作。 大家来自五湖四海，比如美国、阿根廷、德国、俄罗斯、希腊、西班牙、菲律宾、新西兰等。一部分人把志愿工作看成一生中必须拥有的经历，一部分人则是因为家 庭变故，希望生活有所改变。
屠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参与动机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无分别。无论初衷如何，工作时，大家都不怕苦、不怕累、很投入，也觉得很有成就感。比如队里一些来自美国和德国的志愿人员，“什么都不缺，什么都不愁，就是设法抽一段时间，想就自己的所长帮助别人。”
屠铮的好友、一位来自新西兰的优秀护士，曾经得过新西兰国家奖，在“无国界医生”服务很多年了，在组织中“如鱼得水”。她的职责是管理护士，同时负责阻 断HIV母婴传播项目。她对医师管得很严，比如谈话必须签字，必须保护病患隐私，虽然有当地员工不以为然，但她坚持要做到规范。Benson医院的队长则 是一位30多岁的美国女孩，来非洲7年了，她曾经参加过“绿色和平”，后转入“无国界医生”做行政管理，非医学科班出身的她，如今对医疗救助已经颇有心 得。
在周末，志愿人员的住地就成了各国的美食荟萃。“老外”们用烤箱，每次至少要两三个小时。轮到屠铮，她买两只鸡，做红烧鸡块，用的是明火，很快就上桌，味道还不错。虽然利比里亚民生艰困，但是只要有钱，什么都买得到，比如中国酱油，甚至还有花椒、大料。
也有不少中国人在利比里亚经商务工。屠铮有一次去市集买鱼，意外碰到一个东北老板，大家聊得很高兴，鱼也免费了。屠铮还经常带同事去中国餐馆，那里有上 海馆子，也有东北菜。她用中国话点菜，比如“地三鲜”。同事们对中国不是一般地好奇。屠铮也会在吃饭时趁机培养“中国通”，比如告诉大家，中国人吃饭时很 讲究坐的方位，哪个是领导的位置，哪个是埋单的位置，喝酒干杯时杯子要放低一点。
身在利比里亚，屠铮自己也飞快地入乡随俗，逐步了解且尊重当地的文化。比如利比里亚人在握手之后，会弹一下手指，不然就表示你这个人不可信赖。屠铮弹习惯了，后来和欧洲人握手也弹一下手指。
谁是下一个志愿人员？
“有人自愿跋涉六千公里，去替人包扎绷带，这点很重要。它表达出对生命的重视。起初你或许只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逐渐你会体察他人。”一位法国医生在“无国界医生”香港办事处制作的宣传短片中表示。
“无国界医生只是生活里的一部分。”2007年10月，屠铮返回北京，守诺回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岗位上。在妇科病房的屠铮，长发用银色的发卡精心盘起，身穿白大褂，挂着听诊器，看上去既专业又利落，与以前的她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
她怀念做“无国界医生”时所收获的无与伦比的信任，包括病人家属在内，“我付出了，他们真心实意感谢我，我觉得这付出挺值的。”而在中国看门诊，假设一 天看40个病人，有两个人表现出质疑，比如有病人质问她，你给我开的药对吗？你这个能行吗？屠铮就会很难受。“我觉得医生至少是个普通人，普通人里好人还 是多数的，医护人员也是这样的。”
将来是否还会去从事“无国界医生”的任务，屠铮说要看机会。毕竟“无国界医生”需要付出至少半年的时间，她很珍惜目前的岗位，这是她喜欢的一份工作。
屠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不认为自己是很有奉献精神的人或者是为此放弃了很多。她的初衷更多的是为了自救，而6个月的任务结束后，屠铮觉得自己复原了。
令屠铮意外的收获是，她救自己的时候也救了别人。她只是撑船过去，结果有一批人搭着她的船上了岸。屠铮从此不再觉得一切都来得理所当然。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对“无国界医生”感兴趣。百度网专门成立了一个“无国界医生吧”，热心网友精心贴上了“无国界医生”的介绍，甚至包括“无国界医 生”各种在大陆的相关消息。“无国界医生”广州代表处则如全球各地的办事处，有很多义工前来协助行政、研究和联系等工作。也有大学生趁着暑假每天来当义 工。
“志愿精神是一种全球性的东西。”北京大学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丁元竹评价，随着中国越来越开放，社会越来越全球化， 中国公民参与全球志愿服务的机会也将越来越多。从长远来看，志愿者们不仅提供了服务，而且撒下了希望的种子，以后还有很多这样的力量生长出来。
□ 《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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