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史记》句句是真理吗？——《真李斯》后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6 17:02:19
(2010-10-23 10:4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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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杂谈
分类： 历史探秘
《真秦始皇•智取六国》和《真秦始皇•仁定四海》两本书出版以后，获得了广大读者和许多专家的肯定，但也引来不少人的愤怒。有人说：你是谁呀？你凭什么对司马迁说三道四？《史记》的文字你说不可信就不可信啦？连《史记》这样伟大的著作你都怀疑，你是不是想否定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化？
我在博客中陆续发表一些讨论《史记》的文字，有些明显是司马迁错了，可是也还有很多网友想方设法要证明：程步错，司马迁对。
为什么会这样？这里有一个读史原则问题，也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个人崇拜问题。
我们的民族是喜欢个人崇拜的。当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司马迁和《史记》在很多人心目中也是如此。当年我也是这样。后来我们知道了毛主席也会犯错误，由于崇拜司马迁和《史记》，导致我一遍又一遍地通读《史记》，便也发现原来司马迁也有错，原来司马迁也会移花接木。当然，有很多人致死也不承认毛主席也会有错误。有些人对司马迁也是这样。
我曾有幸参加了央视百家讲坛的一次访谈，与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一起探讨秦始皇。主持人石琼璘出了个选择题，读史书是全信、全不信、不全信、多个心眼。王立群教授选择的是“不全信”，我选择是“多个心眼”。“多个心眼”和“不全信”其实意思差不多，都是不能全信史书的文字，这当然包括司马迁的《史记》。
为什么要“不全信”？我“全信”行不行？不行。有人抬杠说，我就“全信”，我就认为《史记》句句是真理，你能把我怎么着？
我不能把你怎么着，但是你不可能“全信”。因为《史记》本身就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
比如《史记》关于秦王子婴的身份就有三种说法：秦始皇的弟弟，秦始皇的儿子，秦始皇的孙子。你信了秦子婴是秦始皇的弟弟，就否定了他是秦始皇儿子和孙子。三者必居其一。在这个问题上，《史记》最多只有33.5%的可信度。
有的时候，你对史书的否定可能是完全下意识的，不自知。比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李斯建议秦始皇先消灭韩国以威胁其他诸侯，秦始皇同意了，让李斯去拿下韩国（李斯因说秦王，请先取韩以恐他国，於是使斯下韩）。可是，同样是《史记•秦始皇本纪》，关于战事的记载却表明，在秦始皇让李斯拿下韩国之后，秦国却从来没有发动过针对韩国的军事行动。如果你信了“秦始皇让李斯拿下韩国”的记载，无形中也就否定了“战事”的记载。如果你相信“战事”的记载，也就不得不否定“秦始皇让李斯拿下韩国”的记载。二者必居其一。也就是说，读史书，不管你自觉还是不自觉，都不可能全信，都是有选择的采信。
但是，要想否定《史书》中的文字，却不能一句“荒唐”就下结论，要有足够证据。什么叫足够的证据，就是不能仅靠推测、不合情理等等轻率地下结论。必须有直接证据，或者几个间接证据相互印证，只有这样，我们才敢得出推翻《史记》某些文字的论断。为此，我甚至牺牲了《真秦始皇》的可读性。
《史记》并非句句是真理！
历史研究研究什么？不是把史书翻成白话，和着野史杂记，再加点个人感想的佐料来个串烧。历史研究，首先就是要辨析真伪。
我曾经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过数年。最高法院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审判监督。下级法院两审终审生效的判决，当事人不服，就会申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检查下级法院的判决是否正确，主要的手段是调卷。就是把下级法院两审的案卷调上来，读。这个过程有点像我现在读史书。读，不是读故事瞧热闹，而是看看里面有没有自相矛盾和解释不清的地方。如果案卷中有自相矛盾、解释不清、不合常理的地方，这个案子必然有问题。如果多处出现破绽，一定是冤假错案。
最高法院的法官在读案卷的时候，就有一个职业习惯，或者叫原则，这就是我在《真秦始皇》中写的“程步读史原则”。
案卷中会有当事人充满感情色彩的描述，那很容易打动人。比如对方当事人怎么坏，怎么不是东西，自己多么可怜等等，但是最高法院的法官不会被其所动；案卷中也会有当事人的很多推测和谎言，最高法院的法官会参考对方当事人的陈述将其识破和剔除；案卷中还会有很多证人证言，这也要经过甄别，有的采信，有的不予采信。一套厚厚的案卷，真正被法官采信的是时间、地点、动机、过程、结果，以及证明它们的证据。
这也是我研究《史记》，分析历史事件的原则。在真实性这个问题上，没有伟大作品和一般作品的区别。
我们为什么要读史，不仅仅是看故事好玩消磨时间，而应该从中吸取人生借鉴，学会辨别真伪。如果我们连作者的那点小把戏都不能洞悉，如何洞悉千奇百怪的现实世界。有人曾经问赵本山，“你的小品《卖拐》有什么教育意义？”赵本山回答，“有啊。我们太容易被别人忽悠了。”
前几天去南京找老同学周同科，为我的新书《真商鞅》向他求字。周同科是书法家，古文字专家，南京大学教授，博导。我们30年前同学，20年没见。上大学时我们是上下铺，不是酒肉朋友却很铁。大学毕业他留在南京我去了北京，他留校教书，我去了最高人民法院，人生的道路从此分岔。偶尔见过一两面，留下记忆的仅仅是支零破碎一些片段。这次见面一聊，人生竟然绕了一个大圈又碰到了一起。他钻研古文字，对秦汉简帛文字犹有见地，我写《真秦始皇》多以秦代简文为证据。他的研究成果，有力地支持了我对秦始皇暴君暴政的否定，这真是缘分。不过他的研究深入且精专，我则浮皮潦草。他对历史研究有一句名言，给我很大的启发：“不要结论，只要材料；给我材料，自有结论。”
说得太好了。司马迁你说秦始皇有遗诏，要扶苏“与丧会咸阳而葬”，你的证据材料是什么？见到遗诏啦？听人说的？谁说的？
周同科教授的这16个字，不仅可以用在读史书上，我们平时读报纸，看网络，接受所有的外来资讯，不是都可以如此吗？你不要给我下结论，我自己有脑子会分析。你只要把实实在在的材料报道给我，相信我们自会得结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被别人忽悠。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质疑《史记》的真实性，就否定它的价值。错不在司马迁。他在写《史记》的时候，并没有界定这是一部史书还是一部报告文学，甚至一部历史小说。是我们后人把它神话了，是我们后人错把它当历史著作了。
司马迁是伟大的。他的伟大不是来源于忠实地记录了历史，而是来源于他在《史记》中表现的非凡的文学才能和超越于时代的强烈爱憎。所以毛泽东说：“中国古代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
《史记》是伟大的。它的伟大也不是来源于它详实地记录下三千年的史料，而在于它使历史走出了史官和学者的书斋，变成了广大百姓的趣味读物。枯燥的历史记载，不再是堆放在皇家档案管理的故纸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发霉变质，虫吃鼠咬。历史经过司马迁的文学搅拌，第一次走出了深宫高墙，教化民众，滋养人心。今天的小说、历史小说、报告文学，都能从《史记》中找到榜样。
我们质疑《史记》某些内容的真实性，并不妨碍我们向它汲取文学、历史、思想、人文的养分，并不能动摇《史记》作为一部历史文学作品的伟大和不朽。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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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秦始皇•智取六国》和《真秦始皇•仁定四海》两本书出版以后，获得了广大读者和许多专家的肯定，但也引来不少人的愤怒。有人说：你是谁呀？你凭什么对司马迁说三道四？《史记》的文字你说不可信就不可信啦？连《史记》这样伟大的著作你都怀疑，你是不是想否定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化？
我在博客中陆续发表一些讨论《史记》的文字，有些明显是司马迁错了，可是也还有很多网友想方设法要证明：程步错，司马迁对。
为什么会这样？这里有一个读史原则问题，也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个人崇拜问题。
我们的民族是喜欢个人崇拜的。当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司马迁和《史记》在很多人心目中也是如此。当年我也是这样。后来我们知道了毛主席也会犯错误，由于崇拜司马迁和《史记》，导致我一遍又一遍地通读《史记》，便也发现原来司马迁也有错，原来司马迁也会移花接木。当然，有很多人致死也不承认毛主席也会有错误。有些人对司马迁也是这样。
我曾有幸参加了央视百家讲坛的一次访谈，与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一起探讨秦始皇。主持人石琼璘出了个选择题，读史书是全信、全不信、不全信、多个心眼。王立群教授选择的是“不全信”，我选择是“多个心眼”。“多个心眼”和“不全信”其实意思差不多，都是不能全信史书的文字，这当然包括司马迁的《史记》。
为什么要“不全信”？我“全信”行不行？不行。有人抬杠说，我就“全信”，我就认为《史记》句句是真理，你能把我怎么着？
我不能把你怎么着，但是你不可能“全信”。因为《史记》本身就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
比如《史记》关于秦王子婴的身份就有三种说法：秦始皇的弟弟，秦始皇的儿子，秦始皇的孙子。你信了秦子婴是秦始皇的弟弟，就否定了他是秦始皇儿子和孙子。三者必居其一。在这个问题上，《史记》最多只有33.5%的可信度。
有的时候，你对史书的否定可能是完全下意识的，不自知。比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李斯建议秦始皇先消灭韩国以威胁其他诸侯，秦始皇同意了，让李斯去拿下韩国（李斯因说秦王，请先取韩以恐他国，於是使斯下韩）。可是，同样是《史记•秦始皇本纪》，关于战事的记载却表明，在秦始皇让李斯拿下韩国之后，秦国却从来没有发动过针对韩国的军事行动。如果你信了“秦始皇让李斯拿下韩国”的记载，无形中也就否定了“战事”的记载。如果你相信“战事”的记载，也就不得不否定“秦始皇让李斯拿下韩国”的记载。二者必居其一。也就是说，读史书，不管你自觉还是不自觉，都不可能全信，都是有选择的采信。
但是，要想否定《史书》中的文字，却不能一句“荒唐”就下结论，要有足够证据。什么叫足够的证据，就是不能仅靠推测、不合情理等等轻率地下结论。必须有直接证据，或者几个间接证据相互印证，只有这样，我们才敢得出推翻《史记》某些文字的论断。为此，我甚至牺牲了《真秦始皇》的可读性。
《史记》并非句句是真理！
历史研究研究什么？不是把史书翻成白话，和着野史杂记，再加点个人感想的佐料来个串烧。历史研究，首先就是要辨析真伪。
我曾经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过数年。最高法院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审判监督。下级法院两审终审生效的判决，当事人不服，就会申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检查下级法院的判决是否正确，主要的手段是调卷。就是把下级法院两审的案卷调上来，读。这个过程有点像我现在读史书。读，不是读故事瞧热闹，而是看看里面有没有自相矛盾和解释不清的地方。如果案卷中有自相矛盾、解释不清、不合常理的地方，这个案子必然有问题。如果多处出现破绽，一定是冤假错案。
最高法院的法官在读案卷的时候，就有一个职业习惯，或者叫原则，这就是我在《真秦始皇》中写的“程步读史原则”。
案卷中会有当事人充满感情色彩的描述，那很容易打动人。比如对方当事人怎么坏，怎么不是东西，自己多么可怜等等，但是最高法院的法官不会被其所动；案卷中也会有当事人的很多推测和谎言，最高法院的法官会参考对方当事人的陈述将其识破和剔除；案卷中还会有很多证人证言，这也要经过甄别，有的采信，有的不予采信。一套厚厚的案卷，真正被法官采信的是时间、地点、动机、过程、结果，以及证明它们的证据。
这也是我研究《史记》，分析历史事件的原则。在真实性这个问题上，没有伟大作品和一般作品的区别。
我们为什么要读史，不仅仅是看故事好玩消磨时间，而应该从中吸取人生借鉴，学会辨别真伪。如果我们连作者的那点小把戏都不能洞悉，如何洞悉千奇百怪的现实世界。有人曾经问赵本山，“你的小品《卖拐》有什么教育意义？”赵本山回答，“有啊。我们太容易被别人忽悠了。”
前几天去南京找老同学周同科，为我的新书《真商鞅》向他求字。周同科是书法家，古文字专家，南京大学教授，博导。我们30年前同学，20年没见。上大学时我们是上下铺，不是酒肉朋友却很铁。大学毕业他留在南京我去了北京，他留校教书，我去了最高人民法院，人生的道路从此分岔。偶尔见过一两面，留下记忆的仅仅是支零破碎一些片段。这次见面一聊，人生竟然绕了一个大圈又碰到了一起。他钻研古文字，对秦汉简帛文字犹有见地，我写《真秦始皇》多以秦代简文为证据。他的研究成果，有力地支持了我对秦始皇暴君暴政的否定，这真是缘分。不过他的研究深入且精专，我则浮皮潦草。他对历史研究有一句名言，给我很大的启发：“不要结论，只要材料；给我材料，自有结论。”
说得太好了。司马迁你说秦始皇有遗诏，要扶苏“与丧会咸阳而葬”，你的证据材料是什么？见到遗诏啦？听人说的？谁说的？
周同科教授的这16个字，不仅可以用在读史书上，我们平时读报纸，看网络，接受所有的外来资讯，不是都可以如此吗？你不要给我下结论，我自己有脑子会分析。你只要把实实在在的材料报道给我，相信我们自会得结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被别人忽悠。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质疑《史记》的真实性，就否定它的价值。错不在司马迁。他在写《史记》的时候，并没有界定这是一部史书还是一部报告文学，甚至一部历史小说。是我们后人把它神话了，是我们后人错把它当历史著作了。
司马迁是伟大的。他的伟大不是来源于忠实地记录了历史，而是来源于他在《史记》中表现的非凡的文学才能和超越于时代的强烈爱憎。所以毛泽东说：“中国古代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
《史记》是伟大的。它的伟大也不是来源于它详实地记录下三千年的史料，而在于它使历史走出了史官和学者的书斋，变成了广大百姓的趣味读物。枯燥的历史记载，不再是堆放在皇家档案管理的故纸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发霉变质，虫吃鼠咬。历史经过司马迁的文学搅拌，第一次走出了深宫高墙，教化民众，滋养人心。今天的小说、历史小说、报告文学，都能从《史记》中找到榜样。
我们质疑《史记》某些内容的真实性，并不妨碍我们向它汲取文学、历史、思想、人文的养分，并不能动摇《史记》作为一部历史文学作品的伟大和不朽。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