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民心者失天下：国民党思想阵地的失败

第一、以传统思想文化对抗现代共产思潮 —— 思想阵地先败
倘使要追究国民党和蒋介石在内战中失败的自身原因，首当其冲者，便是国民党和蒋介石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首先失败。
一、历史的事实是，几乎在中华民国政府军于江西剿共取得成功的同时，中华民国却在思想文化战线上被共产党所战败。特别是在上海等一些大都市，在一大批失意和失路的小知识分子心灵深处，在那些“左翼作家和左翼文化人所驰骋的文化战场上”。究其根本原因，一是中国国民党只意在剿除拿枪的中共党人，却为了在一个非常时期内能够坚持自身的民主理念，竟给了那些叛乱者以“新闻、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结盟的充分自由”。著名的“左联”，这个以收买鲁迅为旗号，为中共配备有党组书记的纯共产党组织，在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的时代条件下，不仅曾横行沪上，嚣张于整个中国文坛，并且“拿起笔、作刀枪”，肉麻地歌颂新沙皇斯大林，无情地指骂正在艰难推行着民主进程的中华民国政府，疯狂地号召中国的第四阶级起来“革命”，从而成为中共在南方落后农村进行大规模叛乱、叛国的“文化支队”。有必要指出的是，所谓左联五烈士，他们之被处决，并非因为他们是诗人和作家 —— 实际上他们也只是几个文学青年而已，而是因为，他们是在国难当头时为中共武装叛乱、叛国而效命的“中共地下工作者”，是打着文学旗号，或曰在文学的掩护下以实行叛乱和叛国者。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那些天天都在写诗作文骂着国民党和蒋介石，天天都在作文写诗歌颂着新沙皇斯大林的“无产阶级”的诗人和作家们，为何均未遭遇被处决，甚至都未遭遇过仅仅是被批判、被斗争的厄运呢？更何况，作为文学青年，他们那些一再号召发动共产革命的所谓“文学作品”，在当时就能出版和传播的事实，恰恰证明他们已在思想文化上享有着充分的创作自由和充分的反政府自由。因此，我们只能怜惜他们作为文学青年的死，却无论如何不能怜惜他们作为叛乱和叛国者的被处决，更不能因为他们的被处决，而指骂那个已经给了他们创作自由的时代（虽然处决本身非为必须）。因为，如果他们在革命名义下的叛乱和叛国一旦成功，则任何创作的自由都将会被他们绞杀得干干净净；因为，无数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被处决和被迫害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鲜血，于今早已将他们这些“前驱”推到了历史罪人的地位之上（作者按：鲁迅曾着文称他们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前驱）。
二、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面对着共产主义思潮，面对着来自苏俄的共产文化入侵，不仅没有予以坚决地批判和取缔，竟只想简单地依靠传统儒家思想文化，来对抗这个为“科学”所包装的、东西方传统大同思想的“变种”。从而不仅中断了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甚至不是肯定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成就，辨析它后期的错误支流，引导它走向对于传统文化中专制思想文化体系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建设和发展民主主义的新思想和新文化，却一味地和简单地用被新文化运动所批判过的传统文化和固有道德，来抵抗这个“被现代化了的传统大同思潮”，更要以“礼仪廉耻忠孝节义”为基本口号和基本精神，来公然地提倡旧道德和旧文化，以抵御、抵抗和批判那个被旧帽翻新了的“共产牌思想文化”。这在一些共产派知识分子和一大批失意和失路的小知识分子心里，无异是复古、复旧和倒退，是与“袁世凯及他的北洋军阀们同唱了一台老戏”。而由戴季陶先生等所提出的，“要以伦理的固有美德，来感化人心，增长人性”，亦同样只能为那些已经“经历过二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知识青年们嗤之以鼻”。因为他们宁肯相信甚至追求被十九世纪西方人文科学所包装过的西方传统大同思潮，也决不愿意相信和重奉“东方的固有文化和美德”，甚至只会走向它的反面。实际上，也恰恰是那个被现代科学包装的西方大同思想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结合，才使得一大批“失意和失路的小知识分子”与之一拍即合。犹如一位文艺史家所论，共产主义思潮“对当时的那些由于时代的动荡不安才失学、失恋和失业的青年来说，则尤足以迎合他们的反常心理，和挑拨他们的偏激情绪，而为他们所欣然听从和乐于接受。于是他们受其蛊惑和煽动，就好象飞蛾扑火似的纷纷投向了赤色的魔阵里去，甚至为之卖命效死而心甘情愿”。 10 其实，只要稍稍考察一下一九二七年之后，中共领袖集团成员和一大批共产革命狂热参加者的“出身和成份”，便不难明白这个立论的正确了（参见下卷第二章）。
三、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之所以会在思想文化战线持软弱态度，取错误做法，其根本原因，一方面是他们自身受到了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和自由民主理念的制约，一方面则是他们尚缺少对于民主主义思想文化的深刻认知，从而才会在思想理论上显得贫弱无力，缺少建树，缺乏批判的精神和力量。一九三九年五月七日，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上发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现程序”的演讲时，就曾说出了“共产主义只重经济、近于民生主义，却不重视民族与民权主义；共产党人倡导民主、亦只重视一个阶级的利益，而不兼顾全民的利益；法西斯主义注重民族主义、却不重视民权与民生主义”这样一些对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均有着明显错误认识的话。至于他一生都将“礼仪廉耻忠孝节义”作为做人准则和教导原则的做法，就更是凸显了儒家传统思想文化对他的影响之深。如前所说，蒋介石不愧为一位卓越的民主革命家，一位有着坚定民主理念的民主战士，但是，正是在民主革命思想与民主革命理论的建树上，他才与他最为敬佩的孙中山先生，具有着相当的差异。在他坚定地保卫和推进中国国民革命的艰难历程中，凭心而论，亦有相当的力量，不是来自于他对现代民主自由思想的深刻认识，而是来自于他对孙中山先生本人，和对于孙中山先生所交付的国民革命事业的一片赤胆与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