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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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来看世界经济尽管已经止跌回稳，但基础并不牢固，复苏将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但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也不大。
文·邱晓华
一、基本判断
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最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了，总体上中国已经处在新一轮增长期，但增长水平很可能要低于上一个周期，周期长度也可能短于上一个周期。因为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还很突出，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基础还不稳固。近期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偏紧的货币政策、房地产调控新政、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等，使拉动经济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都出现了放缓的迹象，给经济运行带来新的变数。如果这些矛盾解决的好，周期可能拉长，处理不好，经济下行风险就会增加，就容易出现经济波动的反复。所以，还不能高枕无忧，还需要多一点忧患意识。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在一个温和复苏阶段，低速增长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低幅度振荡的威胁也没有完全消除。这是由于整个世界经济经历这场危机之后，仍然处在重组当中，失衡有一个再平衡过程，新的增长点还处在培育过程，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还在协调，再加上为应对这场危机各国在财政上都实行了比较宽松的扩张政策，因而财政风险今后可能会不断暴露出来。因此，总体上来看世界经济尽管已经止跌回稳，但基础并不牢固，复苏将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但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也不大。
宏观调控的重点在“调结构”的同时，应当加大改革的分量。一是加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收入政策、就业政策等宏观政策的协调配合，促进就业，提高劳动者收入，拉动消费，真正实现由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转变。二是由过度依靠资源消耗向依靠技术、管理、创新方面转变，在促进“绿色发展”上发挥领导作用。历史证明，新一轮、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必然伴随新兴产业的崛起。以应对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为契机，各国都在大力推动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和低碳经济，因此要把着力点转移到经济结构转型、技术创新和微观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等方面，抢占未来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三是宏观调控政策继续保持“有保有压”，防止多重因素叠加对经济速度产生过大冲击。在做好房地产调控的同时要为保障性住房和普通商品住房的建设提供土地；控制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的同时，加快出台和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限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同时合理分配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财权。与此同时，下阶段经济工作的重点需要加大改革的分量，切实在政府职能、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国有经济体制、收入分配制、资源要素价格体制等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真正做到在改革中实现结构的优化，在优化结构中保持稳定增长，在稳定增长中增加民众的福祉。经济的基本面尚未发生根本变化，但下行趋势已见端倪。
今年以来，在经历国际金融危机的洗礼后，我国经济增长已由回升转向回稳的新阶段。判断一个国家经济是不是恢复正常，国际上通常是看这个国家经济连续两个季度以上的运行情况。如果两个季度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就说明经济已经趋稳，反之，如果两个季度经济连续下降就表示经济有可能出现箫条。而观察判断这一状态又往往是用现实的增长率与潜在的增长率两个指标之间的对比情况，如果现实增长水平进入潜在增长区间，说明经济已经基本恢复，若是低于潜在增长区间则说明经济还没有恢复。
潜在增长是一个国家在一定的生产要素、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需求条件下可能达到的最大增长水平。衡量潜在增长通常有几种方法，第一种是采用生产函数法，即看看经济运行中除了科技、管理之外的需求和要素能够支撑多高的增长水平。第二种方法就是把一个经济体过去5年到10年的平均增长水平作为一个潜在增长的观察值，看看增长趋势线。目前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共识是中国潜在增长区间在9%-1 0 %之间。经济在这个区间内增长是可持续的，宏观环境不会那么紧张，通胀也可控制。如果现实增长与潜在增长出现了背离，一定会出现一个供需缺口，这个缺口最后一定会被物价波动调整过来：现实增长高于潜在增长，表明市场求大于供，物价一定会出现上涨，即所谓的通货膨胀；反之，现实增长低于潜在增长，说明市场供大于求，一定会出现物价走低，即所谓的通货紧缩。从实际情况看，去年四季度到今年上半年三个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都已经在潜在增长率之上，意味着在这之前由金融危机所造成的求小于供的相对不景气状态，在国家刺激政策作用下情况逐步改善，市场供求缺口逐步缩小，经济出现从下行转为上行的趋势性变化。现在来看，由于国家对经济采取了一些修正性、预防性调控，货币政策由宽松转向适度偏紧，房地产政策由刺激转为控制，出口政策由提升退税率转为下调退税率，使得经济运行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今年一季度GDP增长11.9%可能是这一轮增长恢复的最高点，二季度增长 10.3%，增幅已经开始回落，估计下半年还要继续回落，全年经济很可能从回升走高转为回稳，并在回稳中增幅呈现略有下行，而且下行的力量还在积累。
目前我国经济基本面还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增长动力主要还是政策性拉动，表现在经济增长依然主要靠政策性投资、靠政策性消费和靠政策性出口，真正来自市场性自主增长的力量还不强劲也不稳固，特别是由于国际国内一些因素的变化，造成投资、消费、出口需求增势均存在减弱的风险，上半年实际投资、消费的增速已出现逐季回落，未来出口的后劲也将减弱。与此同时，农业生产面临的自然灾害压力很大，工业生产面临的市场压力也很大，二季度工业生产速度明显低于一季度，增速回落3.7个百分点，生产环节也存在增速下降的压力，因而未来经济运行确实还存在变数。目前看，受国内紧缩政策和国际经济复苏缓慢的影响，加上去年的基数影响，下半年经济出现一定的下行是难以避免的。
需要指出的是，年初决策部门和一些专家学者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特别是对第一季度经济数据的解读存在一些偏差，对经济增长11.9%估计过高。其实，一季度经济增长的动力还是去年刺激政策的延续，并不是市场内生性力量主导；高增长是建立在去年同期低基数基础上的恢复性增长，平均速度只有9%左右，并不高；动态看，一季度速度只比去年四季度高1.2个百分点，低于去年各季的回升幅度，表明回升态势并没有特别加强，相反还有所减弱。这说明，我们看形势，一定要综合、动态、全面、深入、客观地看，绝不能片面地看。
虽然经济的基本面有一些变化，但即使如此，依据目前的国内政策环境和国际经济基本态势，谨慎乐观地估计，今年经济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性还不大，即经济增长出现低于8%的可能性还比较小，全年经济增幅很可能在10%左右，各季度大致的走向是：一季度增长11.9%，二季度增长10.3%，三季度在9%到10%之间，四季度在8%到9%之间。可以这么说，只要目前的政策保持相对稳定并落实好，而不是继续采取一些新的更大力度的紧缩性调控政策，经济就不会出现大的波动；反之，如果宏观调控政策力度进一步收紧，经济下行的趋势就可能更加明显，下半年经济波动幅度扩大的可能性就将进一步加大，这是需要防止的。
三、通货膨胀是个问题，但还不是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
从物价走势看，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6%，下半年价格涨幅可能要高于上半年，估计在3-4%之间，全年CPI可能会略超过3%，但决不会出现严重通货膨胀的局面。
不可否认，天量的货币投放、巨额的财政赤字、无效的投资和紧缺的资源等因素都是诱发通胀的因素，中国经济运行中确实存在通胀的预期和压力，但从动态角度看问题，有些因素正在发生方向性变化。
首先是货币因素，这是影响物价的最基本因素。尽管去年信贷规模达到9.59万亿元，货币供应量M1增长32.4%，但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国家的货币政策其实已经开始发生变化。9.56万亿信贷中，上半年就投放7.37万亿，而下半年才投放2.2万多亿，是一个明显的收缩。今年以来人民银行连续三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金融监管部门加强了商业银行贷款的“窗口指导”，实行贷款投放进度的“3、3、2、2”比例控制，上半年银行贷款新增加4.62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2.75万亿元；货币供应量M1增幅回落到24.6%，M2增幅回落到18.5%。因此，动态看，货币因素对涨价的压力不是在继续强化，而是已经开始减弱。总体上目前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量都是相对平稳地增长。
其次是经济增长因素，也就是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这是影响物价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连续三个季度在潜在增长水平以上的区间运行，供求关系出现了由去年上半年供大于求格局向今年上半年求大于供格局的转变。从经验和理论角度看，这种格局若是持续下去，经济很有可能由偏热转向过热，物价也一定会上涨。但是，由于国家采取了一些控制措施，加上外部环境的变化，目前这种趋势正在发生变化。动态看，如前所述，在国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今年我国经济增长将会出现增幅逐季回落的态势，到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现实增长率可能要向低于潜在增长率回归，估计增长率可能在8.5%左右，若是这样，市场供求关系将随之发生逆转，即由求大于供转变为供大于求，因而来自于经济增长对涨价的压力同样是在减弱而不是在增强。
第三是国际因素，也就是所谓的输入型通胀因素，这是影响我国通胀的一个新的因素，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对国际市场资源的依赖程度的提升，今后这方面的压力将有增无减。现在世界经济正在缓慢复苏，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也在恢复，因而存在大宗商品涨价的压力。但是由于整个世界经济还处在温和复苏阶段，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趋势相对较平缓，不会像2008年那样一度出现急剧上涨的态势。因此，国际大宗商品涨价对中国的影响在近期还不会十分突出，这从工业品出厂价格环比变化趋势中可见一斑。换句话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长期看涨，但涨幅在今年不会出现失控，由此，输入型通胀的压力不会像2008年那么严重。
第四是自然因素，也就是天灾或公共安全问题等对物价的影响，这个因素应该引起重视，因为自然因素很可能导致农产品供给发生问题。尽管现在中国农产品供给相对充裕，但是农产品消费弹性小，因此一旦气候变化或自然灾害影响农产品供给，其对物价的直接影响可能远比其他因素要大。但是，这方面的冲击只是阶段性的，不会是长期性的。只要应对得当，也是可以把其影响降到最小的。今年我国通胀问题很可能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出现阶段性的变化，需要有相应的应对措施，但决不能把这种性质的通胀等同于经济严重失衡带来的通胀，在治理上只是单纯地紧缩货币、控制需求，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
第五是改革因素，即对价格体系进行改革，主要是改变扭曲的资源价格和公共产品价格，使价值规律能够发挥作用。这类改革，既可能带来新的涨价因素，也可能带来降价因素，但在中国实践中，其往往是涨价因素多于降价因素，“改革即涨价”正是百姓对价格改革的印象。虽然如此，这来涨价因素还是可控的，因为它是政府主导的，调价力度、调价时机的主动权掌握在政府手上，可以根据形势变化作出灵活调整，往往不容易失控。
历史上出现严重通胀的教训就是粮食欠产、投资失控、信贷失控这三个因素同时碰头。现在看来，第一个因素还存在，第二个因素正在减弱，第三个因素也在修正。因此，2010年通胀形势还是温和可控，不会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最终即使全年物价上涨4%左右，也还是属于温和上涨。总之，对通胀问题需要重视，但不至于惊慌失措，更不必“谈虎色变”，而应谨慎理性对待，依据不同性质的通胀，采取不同的治理措施。对中国来说，失业问题远比通胀问题重要，绝对不要因为目前出现温和通胀就下猛药来治理它，导致失业矛盾进一步加剧，结果被迫付出更大的经济社会成本。
三、房地产调控新政初见成效，但可能治标不治本
毫无疑问，面对房价涨幅过大、过快，百姓对住房问题不满情绪上升，政府采取必要的调控措施是正确的，也是应当的。这不仅是因为居住关乎百姓切身利益，影响社会安定，更因为房地产是否健康发展关乎经济稳定，影响金融安全。但是，政府的调控应当适时适度，找准问题所在，增强针对性，着力解决政府自身的问题，而不是代替市场的自我调节、自我修复。现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最大误区，就是不给市场创造这个机会，总是偏好政府的所谓宏观调控，市场出现一些问题，解决措施就是宏观调控，看不到运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看不到完善市场机制的改革办法。长此下去，一定会受到市场的报复。
政府关心房价是否下降固然重要，但现在我们更应当关心的是房地产调控新政究竟会对整体经济造成什么影响？从表面来看，房地产对整个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率只有15%到20%，如果经济增长10%，房地产的贡献可能有2个百分点，增长8%，可能有1.5个百分点。这只是直接影响，除此之外，房地产还有很大的其他间接的影响力，如对金融、居民消费心态、市场行为等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从现在的情况来看，4月17日新政出台之后，市场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一是交易量明显下降。二是价格由疯涨转为基本稳定。二手房已出现降价，全国70个城市二手房价格6月下降0.3%，一手房还没有太大的松动，70个城市的房价6月份同比还上涨11.4%，但环比下降0.1%，也显示价格出现一些回调。三是对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影响开始显现。冶金行业、建材行业、家电行业、装修业等与房地产相关行业的增长明显减缓。另外，与房地产息息相关的其他中介服务领域也出现变化，不景气氛围开始蔓延。这些相关行业开始感觉到房地产调控新政的负面影响。四是土地交易由热转冷，流拍率上升。五是整个消费行为和消费心理预期发生变化，观望的氛围明显强化。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新政的出台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可能只是伤及皮肉，还不会伤筋动骨。也就是说，如果不再出台新的政策，它所带来的影响肯定会伤到皮肉，出一点血，但不会伤筋动骨。现在的问题是，大家对政策没有底，还有一些新的政策正在酝酿之中，如房产税政策、利率政策等，它们对房地产的影响很大。但是，基于操作的复杂性和通胀水平及国际环境的压力，这两个手段还没有使用。如果这两个手段短期内不使用，特别是税收类手段不使用的话，新政还不至于对房地产产生伤筋动骨的破坏性影响。上半年全国房地产投资增长38.1%，继续处于一个高位。从在建的商品性房地产项目和国家安排的保障性建房投资来算，全年房地产投资还可以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问题是，如果决策者对这一政策期望很大，希望很快看到一些显著的成效，继续出台新的政策，那么给实体经济所带来的影响就会更大。
目前对于房地产的看法，尽管大家认识有所不同，但有一点不会怀疑，那就是它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中还是一个影响面比较广，影响力也比较大的重要产业。它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整体经济的景气变化，会影响整体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变化。如果这一新政不至于伤筋动骨，那么它一定会被严格地执行下去，但如果出现了影响实体经济的情况，那这一政策可能会发生动摇，它的前景会被实体经济的整体变化所左右。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实体经济很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因此，这一政策也很可能出现一些动摇。
但是，这一政策还是治标不治本的政策，因为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众的住房问题。虽然政府掌握着土地资源和金融资源，完全可以将房价控制在适当的水平，问题是中国的住房问题并不只是价格问题，还有一个供应和保障问题，需要从供需环节采取措施，也需要从制度方面采取措施。特别是要对我们的住房制度和住房体系进行进一步地完善与改革。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将旧的以计划为主，政府全包，单位全包的一轨制住房制度改为市场为主的新体制，促进了房地产业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居民的住房条件。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生活在低收入状态的民众，遇到了房价与收入不相适应的矛盾，买不起房，解决不了基本居住问题。实践证明，无论是旧体制下的一轨制还是新体制下的一轨制都解决不了中国的住房问题，必须在政府和市场双轨制下才能解决问题。政府轨就是社会保障性廉租房建设与供应体系，我们完全可以在租房制度上做进一步完善，租金和租房年限及相应的服务保障等要符合社会保障的要求，在遵循市场经济基本规则的基础上，更多地考虑社会保障功能，满足民众的基本居住需求。市场轨就是市场性商品房建设与供应体系，市场轨建设应该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放开管制，但政府要管好市场秩序，将商品房市场纳入法制化轨道，满足民众改善性居住需求和投资性需求。一句话，就是要保证穷人能租上房，富人能买上房。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的房地产新政还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如果只是控制需求，而不是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只能是将需求延缓，并不能消灭需求。住房需求无非是三大类，第一是基本需求，第二是改善需求，第三是投资和投机的需求。目前受影响最大的是第三类，投资和投机的需求，现在已经有很多资金游离房地产市场，开始在外围观望，而基本住房需求和改善需求只是由于政策的不明朗，市场的不见底，正处于观望之中。我们知道，这两类需求的忍耐期限非常有限，它不会随着时间无限期的延长而延长，到一定阶段它还会返回市场，到那时，整个市场的情况势必回到原有格局，就是住房供不应求，价格继续上涨，民众再次失望与不满，调控无功而返。
此外，这一轮房地产调控新政，地方政府受伤最重，土地财政大幅度缩水。如果土地财政没有别的财源可接替，地方政府大量的民生工程与所谓的政绩工程将受到很大影响，因为这些工程都有赖于土地财政。目前许多地方的基本财政只够吃饭，要做事都得靠土地财政，如果地方政府因房地产新政造成无法做事，这就有可能动摇地方政府贯彻中央政府政策的意志，进而通过各式各样的变通手段来改变政策，造成政策名存实亡，结果是失信于民。
四、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有影响，但不会很大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确实需要引起重视，但也不要惊慌失措。目前看，由于欧洲国家相对比较明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社会也相对比较配合，出台的7500亿欧元的救助方案对缓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是，目前的方案只能够解决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这些小经济体的问题，还无法解决西班牙、意大利等大经济体的问题，而恰恰是西班牙等大的经济体的债务负担数据比目前出现问题的经济体还要严重，只是因为这些大的经济体的经济承受能力和整体实力比希腊等小经济体要强，所以还没有加入到危机行列，至今还只是潜在危机。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问题会对世界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延缓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复苏，但还不会引发第二次探底，因为美国经济整体上开始复苏，新兴经济体发展强劲，能够抵消欧洲发展慢的影响。只要欧洲那些大经济体不出现问题，世界经济复苏就不会逆转。这也是国际组织之所以调高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缘由。
作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欧洲经济出现问题一定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目前中国对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希腊五个国家的出口占3.47%，对德国、英国、法国三个国家的出口份额占8.55%，其他欧洲国家占7%左右，加在一起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9%左右。因此，如果欧洲出现全局性问题，就可能会对我们的外需带来影响。现在，由于欧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将近15%，已经给中国的出口企业带来了成本的压力。另一方面，在欧洲紧缩财政以及债务危机的影响下，其公共性需求也可能减弱，这对我们的出口也会产生影响。
但是，这种影响不可能像全球金融危机那样大，造成2009年中国出口下降16%。估计今年中国的出口仍可以增长15%以上，大致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总体而言，今年世界经济整体上可能有惊无险。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发达国家经济已经在缓慢恢复，即使有些国家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但也不会出现全球性大问题，人们已经从危机中间吸取了教训，找到了应对危机的办法。
目前，全球经济格局并没有完全改变。第一是以美国、英国为代表，主要靠进口来维持国家发展的国家，存在大量贸易逆差。第二是以德国、日本为代表，高端制造业出口的国家，存在大量贸易顺差。第三是中东、南美和俄罗斯这些以能源和原材料出口为主的国家，也存在大量贸易顺差。第四是以中国和东南亚这些国家为代表，低端制造业出口的国家，同样存在大量贸易顺差。所以整个世界发展不平衡，因为只有进口国家是逆差，高端出口、低端出口、资源出口的国家都是顺差，这种不平衡格局是世界经济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将来肯定要改变，在改变过程中贸易摩擦一定会加剧，中国需要做好长期的应对贸易摩擦的准备。
五、中国长期发展趋势看好，但需要有新思维
中国长期发展的制约条件是什么？资源缺乏、环境压力、核心技术不足这三大约束是长期发展中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会越来越突出。
中国有三个优势在形成，一个是国内市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消费的升级，国内市场购买力在迅速提高；一个是资本优势，整体上中国开始变得有钱，政府储蓄和民众储蓄很高，资本输出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新领域；第三个优势是制造业产能庞大，中国已经成为数二数三的制造大国，100多种产品的产能都在世界前列，中国具备产能输出的优势。随着时间的发展，中国这三个方面的优势将越来越明显。
中国进入人均收入3000美元的新的发展阶段，一些深层矛盾也逐渐凸显。第一对矛盾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失衡。现在社会公众对公共产品需求增加，而政府的公共产品供应明显不足。第二对矛盾是现代化与民主化进程不同步，现代化进程在大大加快，也许20年左右中国就能够基本实现现代化，与此同时，尽管人民的民主意识在不断增强，但民主化的进程还是落后于现代化的进程，由此产生的摩擦越来越凸显。第三是国内发展与国际环境的矛盾，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对资源的需求和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大，不可避免地与其他国家的发展产生了利益的冲撞。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三千到四千美元后，如果要进一步完成现代化，都会遇到资源问题、市场问题和劳动力就业问题。西方大国在它们发展进程中，都有一页不光彩的历史，这就是通过战争、侵略、殖民的手段解决了发展中遇到的这些矛盾，用战争扩张资源、输出商品和劳动力。中国目前发展阶段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但中国的文化、实力以及目前的国际环境决定了中国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使用战争方式，只能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其实是给中国找到一条解决问题的通道，可以借助国际贸易规则来解决问题。问题是中国在贸易规则的制订上还缺乏足够的话语权，在全球范围内还缺乏足够的伙伴支持，人民币还没有成为国际性货币，海上安全线还没完全建立，这些都成为中国的一个发展短板，成为与国际社会讨价还价的主要领域。
那么，怎么消除约束，怎么发挥优势，怎么化解失衡？解决路径首先是政府与民间双重力量兼顾。中国政府很强大，这是中国的特色，问题是在新形势、新阶段，政府的作用、政府利益的获取需要新思路、新方式，而不能够停留在原来那种传统思路。政府更多地要成为公共产品的生产者，由直接的利益分享者成为间接的利益获取者。过去通过直接投资、大量发展国有企业，通过政府大量掌握资源来获取利益可能行不通了，应当更多转到创造环境，生产公共品，维持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更多发挥民间作用。其次是改革与调整兼顾，把体制转轨与发展方式转变结合起来，通过改革增强经济活力和动力，通过调整实现产业的升级和优化，通过发展民主实现利益分配的协调和公正。再次是开放与和谐兼顾，在进一步开放中获得资源、人才、技术和市场，在建设和谐世界中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把民族利益和国际利益统筹好。
如果我们自己不折腾，可以忽悠但不能折腾，一直咬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咬定保障全中国人民利益最大化，让中国成为世界的一个受尊敬的强国，在这个前提下去考虑别的事情，别的东西都要服从这么一个大局，那么，未来10年中国还可以保持不低于8%的增长，再过10年还可以保持不低于6%的增长，那样，中国就能够真正进入一个体制相对健全、发展相对稳定、各方面相对和谐的一个新的阶段，到那时，可能就是每个中国人真正体面有尊严地生活和工作的时候了。
 
责任编辑：蒋伟